“社会主义”一词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已经归入尘封的历史档案，现在却再次成为当代政治争论的一个焦点，以至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试图为其政府的反动政策辩护时也经常鼓捣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妖魔”。然而，特朗普的做法无意中证明了如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兴趣正在大幅增长，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2019年初Axios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在18至24岁的美国公民中，有61%的人对社会主义持赞成态度。鉴于数十年冷战期间的美国政治文化中一直充斥着反社会主义言论，这种情绪非常引人注目。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不断加深的另一个迹象是美国民主社会党（DemocraticSocialistsofAmerica）的爆炸式发展，其成员从2016年的6000人到2020年初跃升了10倍以上。
在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与日俱增的现象背后，是数百万年轻人以及其他人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光明的未来。他们背负着学生债务，就业岗位有限，并且知道他们将面临着比父母们还要低的生活水平。年轻的工人们则面临着不断恶化的工作条件、不断降低的工资水平以及无处不在的失业威胁。人们每走一步都会对他们所面临的医疗、教育和不断下降的其他社会服务感到担忧。2020年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则将利润体系与人类需求的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
2020年，震惊美国和世界的警察种族主义杀人事件激起的暴乱，说明数以百万计的人在看到他们身边发生的令人恐怖的情景时是何等的反感，这些情景包括：永无休止的帝国主义战争；种族主义和警察暴行；对妇女权利不断升级的攻击；把移民当作替罪羊的言论和暴行；沙文主义的歇斯底里；极右翼势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非人化和商品化。除此之外，由于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人们看到人类正面临着一场迫在眉睫的灾难。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些罪恶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资本主义。
然而，尽管社会中充斥着上述情绪，但是目前在团结起来支持社会主义的人中，了解社会主义历史的人却寥寥无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社会主义遗产的核心是革命。因此，对通常被称为“社会党国际”（SocialistInternational）的第二国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那个时期作出正确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一个国际性的运动
170多年来，国际主义一直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原则。“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发出这一呼吁以来，它就成为社会主义的口号。按照这一思想，《国际歌》也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共同的战歌。
为了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践，马克思恩格斯于1864年协助成立并领导了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也就是更广为人知的“第一国际”（FirstInternational）。国际工人协会在巩固世界各地新兴的工人阶级运动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尤其以通过组织支持跨越国界的劳动人民罢工和其他斗争来促进国际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理念而闻名。正如马克思在1872年所说：“公民们，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由于早期工人阶级运动的条件不佳，第一国际的存在时间很短，它在1872年后急剧衰落，并于1876年正式解散。
在随后13年中，社会主义者们进行了各种尝试，希望能够重振旗鼓。然而，由于大多数国家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运动力量薄弱，所有这些尝试都没有成功。但是到1889年，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和日益壮大的工会运动开始出现。在这一背景下，后来被称为“第二国际”的世界性组织宣告成立。该组织在当时被称为“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cy），是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而恩格斯是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后公认的世界社会主义领袖。在接下来的25年中，第二国际的主要人物是一些著名的左翼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包括：爱琳娜·马克思、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保尔·拉法格、卡尔·考茨基、茹尔·盖得、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列宁。
恩格斯在第二国际早期的作用往往没有得到充分评价。这位马克思的终身合作者在1889年第二国际的成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就与成立大会的政治准备和组织机构有关的几乎所有问题向组织者提供了详细的建议，并为宣传这一重大事件提供了帮助。后来，恩格斯又在第二国际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顾问作用，直至1895年去世。二、一个成分复杂的运动
第二国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由各种不同的力量组成，它们持有不同的观点，怀有不同的期望。第二国际的运动由政党和工会组成，其中一小部分组织属于群众性政党，大部分组织则属于小型宣传团体。一些组织力量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但多数力量仍然带有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它们的许多观点相互冲突，如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第二国际中最强大的三支力量分别在德国、英国和法国：德国有一个群众性政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对其充满期待的大型工会；英国有一些相对非政治性的工会和各种各样的小型政治组织；而法国则拥有强大的革命传统，但其运动却分裂为对立的政治派别。
第二国际在不同地区的分支组织，其社会和经济状况各异。德国和英国等工业大国拥有充分发展的无产阶级。而其他国家主要是农业经济体，农民众多，工人阶级人数较少。一些社会主义者生活在统治阶级拥有殖民帝国的国家中，大多数人民则直接生活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这些国家对社会主义政党实行了从时断时续的骚扰到实施全面禁令的镇压。由于存在上述差异，第二国际运动中盛行的政治文化也形态各异。三、成就和力量
第二国际在其存在的1/4世纪中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而最大的成就或许就是将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它还推动了该运动的战略目标的传播和普及，即把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并以无产阶级的统治取而代之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第一步。
1889年，第二国际在成立大会上确定了这个新组织的革命目标：“劳动和人类的解放只有依靠作为阶级组织起来的和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以剥夺资本主义，并将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
第二国际在这些年通过的决议表明，该组织始终是革命的、与资本主义制度针锋相对的反对者。虽然它赞同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进行改良，包括八小时工作制的实施、国家对保险和养老金的支持、公共教育的普及、妇女投票权和寻求庇护权的推行，以及其他许多改良措施的落实，但它拒绝接受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是可以改良的这一观点。它呼吁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没收资本所有者的大工业。它坚持认为，工人阶级本身就是其自身解放的推动者。它捍卫了全世界所有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利益。
今天我们的日历上有两个日子要归功于第二国际：一个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另一个是三八国际妇女节。前者是在1889年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设立的，旨在展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团结；后者则确定于1910年，旨在成为劳动妇女争取充分的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全球行动日。
总之，第二国际展现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潜在力量。据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米耶·胡斯曼（CamilleHuysmans）估计，在1914年之前的几年里，第二国际各国支部拥有1000万至1200万成员以及5000万以上的同情者和选民。许多社会党的议员和代表进入了国家议会、地区和地方立法机构。对于许多工人来说，这些力量及其看似不间断的增长的迹象使他们相信，社会的革命性变革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是可能的。四、弱点和分歧
但是，在这种现实的和潜在的力量背后，第二国际也存在着各种弱点和分歧。
首先，第二国际只是各国政党和工会的松散联盟。它只拥有道义上的权威，并就广泛的政策和战略作出决定，由其附属组织付诸实施。这种结构有积极的一面，特别是在第二国际的早期，因为它有助于第二国际在政治上巩固自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结构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弱点。即使在1900年设立了作为其执行机构的社会党国际局之后，第二国际仍然缺乏一个贯彻其决定的机制，其决议往往无法付诸实施。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嘲讽之词来说，第二国际的作用基本上就像一个“信箱”（mailbox）。这种评价无疑是夸张的、不公正的，因为第二国际各党在这一时期经常开展重要的国际协调行动。然而，应当承认，这些行动的组织通常是在党对党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没有任何真正的中央来控制或协调，即使与几十年前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相比也是如此。
其次，第二国际的另一个弱点涉及其地理上的关注点。尽管其影响力已经扩展到许多国家，但它仍然是一个以欧洲和北美为主的运动。虽然它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支持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但大多数支部对这些斗争还是认识不足。总之，第二国际从未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运动。在1889年至1912年期间，除了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之外，仅有阿根廷、日本、南非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亚美尼亚参加过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
第三，国际的决议往往对工人阶级在其斗争中所需要的战略盟友缺乏足够的认识，后者包括从殖民地的劳苦大众到农场劳工和农民、小店主、民族压迫的受害者，等等。
第四，尽管第二国际呼吁用革命的手段取代资本主义，但整个第二国际对革命行动在这种变革中的作用缺乏清晰的认识。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争执和辩论的焦点，并在各国党内稳步形成了公开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派别。
最重要的是，第二国际表现出言行不一的特点，大多数党的日常实践越来越被改良主义和非革命的观点所主导。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种言行不一和日益扩大的分歧在1914年发展至分裂。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显然违背第二国际的所有决议，放弃它们过去的承诺，支持其政府的战争行动。在这些政党的支持下，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和其他人被派往前线送死。用罗莎·卢森堡的话来说，第二国际的主要代表们修改了《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将其改为：“全世界无产者，在和平时期联合起来，在战争时期互相厮杀！”五、充满矛盾的遗产
今天几乎所有自称社会主义的派别都承认第二国际是其遗产的一部分。然而，第二国际的决议仍然鲜为人知，大多数决议甚至难以找到，其前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也从未以英文完整地结集出版。
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1919年之后的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对这样做并不感兴趣。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及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在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芬兰、法国、德国、瑞典、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等许多国家中，社会民主党无论是作为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在捍卫资本主义统治，并且都作为心甘情愿的参与者或帮凶参加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
而大多数左翼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对第二国际的遗产则持有矛盾的看法。1919年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成立后，许多左翼社会党人在究竟是寻求重建第二国际还是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运动的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针对这些摇摆不定者，共产国际的支持者一再强调第二国际的背叛以及与第二国际彻底决裂的必要性，认为必须完全抛弃那个已经破产的、阻碍劳动人民斗争的组织。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活动家认为研究第二国际的工作或遗产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虽然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其结论却是毫无道理的。贬低第二国际的遗产，意味着切断了与这一革命运动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联系并拒绝从中吸取教训，也意味着将这一遗产拱手让给在1914年之后玷污社会主义旗帜、现在仍在继续这样做的修正主义派别。这一遗产的最好部分理应属于胸怀革命理想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列宁和卢森堡等在1914年第二国际背叛后与之决裂的革命领袖，都不遗余力地给这些背叛者贴上各种标签。最形象的描绘是生动地将德国社会民主党比喻为“一具发臭的死尸”。这些革命者首先批评的是第二国际的言行不一，但在提出这些批评时，列宁和卢森堡从未忽视第二国际通过的决议。恰恰相反，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常常提到这些决议，特别是关于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决议，以说明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领导人在实践中如何违背了这些决议。除此之处，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还成为新兴的革命左派开始合作的场所，并为随后的国际努力奠定了基础。例如，在1907年的代表大会上，卢森堡与列宁就关于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决议进行了密切合作；在1910年的代表大会上，列宁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左派代表会议，讨论合作领域的问题。六、第二国际的辩论
1.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辩论。第一国际在早期的发展中发生了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激烈交锋，后者当时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主要派别。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注这一辩论，尤其是与无政府主义领导人米哈伊尔·巴枯宁的辩论。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核心原则是拒绝一切形式的政治行动，包括参加选举和争取政治改良和社会立法的斗争。作为代表参加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相对较少，但他们在会议上一再提出反对政治行动，并经常打断会议程序，以此来表明他们的存在。为了防止这种干扰，第二国际于1891年通过了一项关于参加代表大会的条件的决议，将赞成政治行动作为参加代表大会的先决条件，从而把无政府主义者排除在外。1893年和1896年又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明确将无政府主义者排除在国际代表之外。
2.关于总罢工的辩论。总罢工问题是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争论的一个焦点，通常由受工团主义影响的代表提出。工团主义是一种倾向于将工会视为革命性变革的基本工具的意识形态，许多工团主义者都将总罢工视为工人阶级最主要和最可靠的武器，尤其是在面临战争威胁时。然而，这种对总罢工潜力的高估也遭到了反对，反对总罢工的意见主要来自德国工会及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捍卫者，有的反对者甚至排除了罢工的可能性。他们的理由是，德国工会当时正在迅速发展，其内部的官僚机构也在不断扩大，考虑到当时德国工人阶级运动所面临的不稳定的法律状况（即使在1890年取消了禁止社会党人活动的法律，对政治和工会活动的限制也仍然存在），德国工会担心罢工会导致政府将其取缔。
3.关于五一节的辩论。对总罢工的过分谨慎的反对态度在五一节问题上也可以看出来。1888年12月，美国劳工联合会（AFL）投票决定，于1890年5月1日在全美各地组织争取8小时工作日活动，以纪念1886年在美国开始的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因当年在芝加哥发生的干草市场事件而闻名于世。1889年，第二国际在成立大会上宣布赞成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倡议，并投票决定将1890年5月1日定为全世界劳动人民举行示威和罢工的日子。从那时起，五一劳动节就成为一个展示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团结的日子。五一节随后成为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辩论的问题。德国和英国的工会和政党尤其反对在五一节这天举行罢工，而是更倾向于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举行庆祝游行和集会。后来，代表大会通过了妥协性决议，呼吁在可能的情况下于每年的5月1日举行罢工和示威，但该项行动的最终决定权还是交给了每个国家的工会和党组织。
4.关于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以及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关系的辩论。在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1900年）和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4年）上，辩论集中在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以及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关系的问题上。1899年，法国社会党人亚历山大·米勒兰接受了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职位。这一举动在世界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运动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因为社会党人一直拒绝接受此类职位。最终，第二国际通过决议，谴责所有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除此之外，国际中的左翼力量也将不支持资产阶级政党视为一个原则性问题。
5.关于移民的辩论。1904年和1907年代表大会因移民问题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一些社会主义者接受了反移民的观点，认为“落后”的非白人工人不可能被组织起来，而且他们夺走了当地工人的工作。这种种族主义观点受到了拥护传统社会主义的代表们的尖锐批评，传统社会主义者反对一切限制移民的措施，认为应当欢迎和支持移民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参加工人阶级的斗争。
6.关于殖民主义的辩论。在1904年和1907年代表大会上，现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新现象同样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派支持“社会主义的殖民主义”（socialistcolonialism）的观点，即一方面批评殖民主义的弊端，另一方面支持殖民主义负有“文明的使命”的观点，并且声称殖民统治和剥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支持殖民主义的立场最终被大会否决，但令人惊讶的是，赞成票与反对票十分接近。
7.关于工会的辩论。在历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还就工会是否应该在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问题上持中立立场展开了辩论。许多思想保守的工会官员认为，工会应该只关注工资和工作条件等狭隘的日常问题，而不是致力于关注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通过辩论，第二国际重申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中立”原则，并强调工会与社会党之间要保持长期和密切的联系。
通过围绕上述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进行辩论，第二国际在1914年之前的几年中形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派别：一是人数众多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派别；二是人数较少、但不断壮大的革命左派；三是试图在这两派之间骑墙观望、态度不明确的中间派。七、第二国际决议的不一致性
全面研究第二国际通过的决议和动议，可以发现它们具有不一致性。有些决议清晰而明确；有些决议则模棱两可、含糊不清或自相矛盾。有些决议早在大会召开之前就起草完毕并广泛散发，且得到了认真审议；有些决议则出自代表们在大会上提出的动议，几乎或根本没有经过讨论就获得了通过。总之，第二国际存在着一种以妥协的方式让决议获得通过的倾向，从而导致这些决议往往掩盖了代表们相互冲突的观点。
尽管存在这种不一致性，但除了少数重要决议之外，这些决议从整体上讲都是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为指导的。大多数决议针对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明确的社会主义观点，其中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尖锐。八、第二国际决议的当代意义
那么，对于今天正在迈向社会主义的新一代人来说，第二国际的决议又有什么价值呢？社会主义者目前面临的大多数重大问题都不是新问题。一些问题曾经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背景下出现过，但在今天的斗争中，许多问题还是与一个多世纪前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1.政权。贯穿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一条主线是：劳动人民面临的每一个重大问题都是与政权问题和用劳动人民的统治取代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的必要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本着这种精神，第二国际认为，工人必须拥有自己的独立政党，不能向资产阶级或其政党提供政治支持。第二国际的决议强调，尽管工人阶级积极争取改良措施，但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个整体是无法改良的，必须对整个社会秩序进行革命性的变革。
2.战争和军国主义。第二国际的决议坚称，工人必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战争，不应向与这些战争有关的活动提供任何支持。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在当时提出的对资产阶级战争机器“不给一分钱，不给一个人”的口号指导了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行动，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者可以期待的立场。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反对整个战争机器，是十分重要的任务，是整个工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3.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根据第二国际的决议，对第三世界的殖民征服和掠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延伸。因此，工人们必须积极支持和拥护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及其为种族主义的正当性和合理化所做的任何辩护。
4.国际团结。第二国际的大量决议都聚焦于国际团结。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团结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所必需的。扩大团结不是一种慈善行为，而是工人斗争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
5.移民。第二国际1907年的决议指出，必须反对对劳动者自由移民的所有限制，并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煽动行为。移民劳动者不应被视为无助的受害者，而应被视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受欢迎的盟友和援军。
6.民主权利。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强调政治和民主权利的核心地位，并将这些权利视为革命斗争的工具，认为工人阶级在争取这些权利的斗争中将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些决议涉及的具体问题包括：反对一切限制民主的做法，反对政治镇压，争取投票权，捍卫庇护权，废除死刑。
7.工会。一个多世纪以来，工会作为维护工人利益的基本组织的核心重要性从未改变。正如第二国际的众多决议所承认的，经济与政治是紧密相连的，这是工会在政治斗争中为何不能“中立”的原因。在工会这个“武器库”中，罢工、抵制以及其他斗争武器都必须得到保护，以防止任何限制使用工会权力的企图。
8.劳动立法。争取制定限制工作时间、规范工作条件、禁止童工、强制同工同酬和保障工人组织权的法律，对于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来说至关重要。所有这些问题对于今天的劳动人民仍然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9.公共教育和文化进步。正如社会党人在一个多世纪前所认识到的那样，公共教育作为一项权利是工人阶级在推动促进社会进步的斗争中取得的成果。必须坚决反对针对这一权利的所有攻击，人人都有权接受免费教育，包括高等教育。
10.妇女解放。在克拉拉·蔡特金等女性社会党人的推动下，第二国际通过的多项决议都涉及压迫妇女以及这种压迫是如何融入资本主义结构的问题。这些决议指出，反对这种压迫的斗争将在整个革命斗争中发挥核心作用。今天，围绕这一问题的斗争涉及许多决定性的问题，包括：争取安全的、合法的和无障碍的堕胎权，同工同酬，免费或低成本的儿童保育，平权行动，消除妨碍妇女在社会中发挥同等作用的所有法律和社会限制。
11.谁来实现变革？第二国际的决议认为，工人阶级理所当然地是其自身解放的力量。用马克思的一句被写入第一国际成立章程的话来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这也是《国际歌》第二段的核心思想：“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这场争取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斗争，其漫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48年欧洲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1959年古巴革命，以及世界各地的一切革命性变革，在这些变革中，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这些冲天的巴黎人”在巴黎公社期间试图改变历史。
总之，通过发掘和利用第二国际的传统和遗产，总结和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今天的社会主义者也可以成为这段令他们引以为傲的历史的一部分。
（作者：迈克·泰伯（MikeTaber），美国左翼活动家；编译者：张文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3期发布时间：2023-08-251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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