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于西方史学界兴起的身体史和情感史等研究取向早已为国内学界所熟知。与这两个研究领域有紧密联系，并在相近时间兴起的还有感觉史（sensoryhistory或historyofthesenses），但感觉史的理论框架与史学实践似乎尚未见系统的归纳与评述。事实上，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以阿兰·科尔班（AlainCorbin）和康斯坦丝·克拉森（ConstanceClassen）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就已经在反思现代西方感觉观念的基础上，考察感觉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联。通常，感觉史容易被归为新文化史或者身体史的一部分，但人类学家如大卫·豪斯（DavidHowes）则与历史学家克拉森等人一道，尝试为感觉史提供一般性的理论框架，从而奠定感觉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地位。虽然他们是否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暂难定论，但应当承认，在上述学者的探索与推动下，感觉史研究成为最近几年西方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尤其以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的六卷本《感觉文化史》和伯格出版社的“感觉形成”（SensoryFormation）丛书最具代表性。有鉴于此，本文将综合归纳感觉史的一般理论，并结合笔者的研究领域，对感觉史的理论框架如何具体运用于西欧中世纪史研究作回顾、评价与展望。一、感觉史的理论基础
感觉史的理论沿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萌芽阶段，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关注到了感觉之于人类物质生活的基础性角色，并觉察到资本主义社会下无产阶级的感觉所遭受的异化。其次是草创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阿兰·科尔班吸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Febvre）的洞见，对嗅觉与气味进行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而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Serres）反思了以文本或视觉为中心的哲学传统，呼吁将其他被忽略的感觉带回哲学讨论。最后则是感觉史正式提出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协同努力，为感觉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使感觉史有了独特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最早为感觉史作了铺垫。与传统西方唯心主义哲学注重视觉（或者说视觉所代表的理解和理性能力）不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物质在历史发展中的第一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的前提即人的生命的维持，而维持生命最重要的莫过于“吃喝住穿”；“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正是在这一基本命题的基础上，马克思关注人的所有感觉，并阐明了感觉的社会性与历史性。“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且“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的发展，取决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因此，马克思指出：“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而从感觉的社会性出发，他也敏锐觉察出感觉与社会阶级的深刻联系。马克思这样描述无产阶级的感觉所遭受的异化：“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马克思因此关注到了与物质生活紧密联系的人的感觉世界，指出在一定的阶级社会下，必然也会有一定的感觉秩序，阶级统治也体现为一种感觉的统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经历了一系列政治与文化危机，引发西方学界对现代西方价值观的反思，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还是人类学领域都发生了若干“转向”。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和哲学家米歇尔·塞尔在各自领域举起了向感觉进军的大旗。一方面，阿兰·科尔班在1982年出版的《腐臭与黄水仙：18—19世纪的嗅觉与社会想象》不仅可以被视为新文化史的创举，也可以看作是感觉史研究的先驱。科尔班发现，从18世纪起，嗅觉在西方社会文化中不断受到蔑视。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了对于各种气味的“集体超敏感”。不同社会阶层对于臭味与香味抱有十分不同的态度。而他所要做的，便是去勾勒这种气味被觉知、被分析的方式在这期间如何发生了改变，以及消除臭味的运动背后“社会结构的冲突与变迁”。科尔班直言，他对于嗅觉的研究，灵感来自于费弗尔在《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中的启示。在那部年鉴派早期的代表作中，费弗尔从不同感觉于当时人的认知模式的重要性为切入点，试图刻画16世纪人的心态。另一方面，塞尔则不满西方哲学20世纪60年代以降的“语言转向”。他认为，这种将一切视为语言或文本的哲学体系，忽视了文本之外所存在的感觉世界。一反“语言转向”所意味着的文本中心和视觉中心，塞尔强调感觉先于语言，反思了视觉在哲学思考中的中心位置。他认为触觉对人的理解而言至关重要，也因此提倡一种“与两千年来的方法论决裂”的“非认识论的科学话语”。与哲学反思相伴随的，还有人类学的“感觉转向”。20世纪80年代的人类学家也同样意识到，西方文化传统中重视书面文化而轻视感觉文化的倾向应当受到纠正。感觉文化应当成为人类学家重点关注的对象。
不过，感觉史有了充分的理论基础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1988年，人类学家大卫·豪斯，历史学家克拉森和社会学家安托尼·西诺特（AnthonySynnott）共同组建了“康考迪亚大学感觉研究团队”，相继出版了《感觉经验的多样性》（1991年）、《感觉的世界：历史与跨文化感觉探究》（1993年）、《感觉的帝国：感觉文化读本》（2005年）等专著和论文集，奠定了感觉研究的理论基础。2006年，《感觉与社会》（TheSensesandSociety）杂志创刊；2010年，下设三个实验室的“感觉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为了系统阐明感觉史的理论框架，笔者认为有必要综合梳理和归纳上述学者在不同著作中所作的理论表述，从而概括出他们所搭建的感觉研究和感觉史的理论框架。
首要而言，感觉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并非自然科学视角的“感觉的自然史”。为了澄清感觉史的研究对象，马克·史密斯提出了“感觉的生产”与“感觉的消费”这对区分。感觉史应更多关注具有历史性的“感觉的消费”（即感觉生产的具体语境），而不是“生动还原”过去产生的感觉。也就是说，感觉史关注感觉的“社会和文化建构，及其为过去赋予纹理的角色”。因此，在感觉史的视域下，感觉除了与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相关外，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感觉不是简单的信息接收或采集的过程，而是如格尔茨所说的：“一些在许多一般心理学看来基本的概念和原理，应当受到重新考察，从而指出其形成所具有的社会建构、历史基础和文化多样性的性质。”感觉与特定时期的“文化脉络”相联系，并表达一定的文化价值观。不同的社会文化往往呈现不同的感觉模型（sensorium，即所有感觉所构成的整体结构，如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的“五感”）和感觉秩序（sensoryorder，即各个感觉所不同的优先级和表达方式）。而感觉秩序又与社会秩序有关。例如，在中世纪的共同体社会，触觉和味觉往往在拥挤的社交活动和聚餐中发挥重要功能，对于共同体的凝聚力起到关键作用。亲吻之类的肉体接触又可以是确定社会关系、作出相应承诺的主要形式。现代西方社会则是一个以视觉阅读文字为主导的个人主义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认知和感觉秩序的转变往往也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变迁。
既然感觉带有社会文化构造的方面，那么，特定感觉秩序中所体现的感觉等级制（hierarchyofsenses）往往也意味着特定的社会等级制。将感觉分出优劣等级即感觉的“差异化”（differentiation）的做法，通常与一个社会的性别、阶级和种族观念有关。如大卫·豪斯所说：“社会的统治群体会与受到尊重的感官和感觉相联系，而下属的群体则会与价值更低或受到蔑视的感觉相联系。”在西方文化史上，妇女、工人和非西方人往往与更为“低级”的嗅觉、味觉和触觉相联系。亦如科尔班的研究所示，令人不悦的感觉往往也会让人联想到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既然感觉秩序的确立、维持和重组是一个社会性问题，这也意味着，对感觉的控制“对于在一个社会中确立权力地位起到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历史上，感觉管制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禁奢，中国古代对商人服饰的管制，等等。这些措施不外乎是统治者对视觉（如禁止特定花纹或颜色的服饰）、触觉（如禁止用绸缎等“上等”布料）和味觉（如禁止食用某些“名贵”食材等）进行规制，从而实现维持社会等级秩序的作用。社会对于带有威胁性的感觉秩序差异又可以有三种控制方式——“围堵（containment）、消除（elimination）和同化（assimilation）”。
除了社会属性之外，感觉还具有文化相对性。虽然长期以来，视觉（有时候还有听觉）在西方文化中拥有更高的价值，但感觉史的研究帮助人们认识到现代西方的感觉文化和感觉秩序的相对性。如克拉森所说，感觉史的目的，即在视觉和听觉之外，“让嗅觉，味觉和触觉重新成为严肃的探究主题，去考察人们赋予这些感觉以怎样的意义，以及通过这些感觉人们又传达了怎样的意义”；而且，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感觉发展历程。这种认识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对于西方感觉文化的历史考察可以证明，即便是在西方，感觉的秩序也不是一贯以视觉为中心的；另一方面，人类学对于非西方人类社会的观察表明，以视觉为中心的西方感觉文化，是无法理解许多以触觉或者嗅觉为中心的社会的。例如，克拉森在《感觉的世界》中举了两个人类学的例子：安达曼群岛上的翁格人（Ongee）以嗅觉作为感觉之首，墨西哥的佐齐尔人（Tzotzil）则认为最高级的是触觉。而且，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感觉模型，因此，对感觉数量的认识也有不同。虽然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早早就确立了“五感”之说，但从世界范围看，佛教认为有六种感觉，尼日利亚的豪萨人（Hausa）则只区分两种感觉，即视觉和其他感觉。此外，在中世纪欧洲，“言语”（speech）也时常被认为是第六种感觉。这种反对“西方中心论”的文化相对论取向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感觉史研究的选题。感觉史更关注与现代西方不同的文化以及社会底层的感觉。例如，克拉森的《最深切的感觉：触觉文化史》就以现代西方社会所忽视的触觉为主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感觉的文化相对性并不是绝对的。例如，有些音符或旋律确实会引发人类普遍的反应。对于这种情况，感觉研究者则需关注反应的强烈程度，因为它会因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
感觉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往往不是单独发挥作用，而是交织在一起，展现所谓的“多感觉性”。多感觉性主要有两种表现，即“通感”（synesthesia）和“感觉间性”（intersensoriality）。通感是一个常见的文化现象，指的是如“听见颜色，看见声音，感受到味道”等感觉融汇的情形。而根据大卫·豪斯的定义，感觉间性指的是“感觉以及感觉意识形态的多方向互动”，它或是就社会而言，或是就个人或者一部作品而言。不同的感觉往往同时或者交替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不同的感觉经验模式。因此，感觉史的研究不仅仅要关注历史中某一个感觉相关的观念、评价与限制，也要关注多重感觉协同作用的方面。在特定的文化或社会行为中所体现的感觉之间的融汇抑或分离，以及特定的时序关系（同时的还是按照一定顺序的）都带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日本茶道仪式在这方面颇为典型。在茶道仪式中，不同感觉的时序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上可知，现有的系统化的感觉史理论框架与社会文化史、人类学和社会学都有密切的联系。这一框架的提出最为关键的意义也许在于，一方面，引发历史学家对其工作中的价值预设（如视觉或文本中心以及“西方中心论”）作深刻反思；另一方面，为历史学家理解特定文化提供了一条以往容易忽视的线索。从这个意义上讲，感觉史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与身体史及情感史可谓同根同源。它们有着相同的出发点，即都关注在理性主导的西方传统历史书写中被忽视或抑制的维度，都强调特定的有关情感、身体、感觉的观念和心态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结构有关，强调情感、身体和感觉在生理性或心理性之外的历史性与社会性。相比关注个人的情感、身体和感觉，相关历史学家更多关心的是作为“社会事实”的情感、身体和感觉。他们都在赫伊津哈（JohanHuizinga），吕西安·费弗尔等人的作品中找到视角和方法论的铺垫，都受到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跨学科影响，都可以看作年鉴学派推崇的总体史的一部分；并往往会将结论映射到如社会史、政治史、性别史、艺术史、医学史等领域。感觉史与另外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关注的对象不同。但毫无疑问三者之间联系密切，往往无法割裂。情感往往依靠感觉所提供的信息得以形成，而感觉又必然受到作为身体一部分的感官所制约。同样地，感觉史的困难也往往在于历史学家必然依赖“书面的记录，视觉图像和物质遗存”，而难以获取一手经验。即便如此，它依然能够“为过去的感觉世界提供丰富的信息”。二、中世纪感觉史的实践
主编《中世纪感觉文化史》的纽豪泽尔认为：“感觉对理论与实践的介入在中世纪意识形态和文化实践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中心地位。但是，就目前的总体情况而论，中世纪感觉史研究因为史料限制，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广度上，都无法与近代早期以及现当代的感觉史研究相匹敌。但是，回顾已经初具规模的既有研究并结合感觉史的理论发展，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两种主要研究取径。
其中一种取径是传统中世纪宗教和文学史研究的延伸。已有大量研究以中世纪神学和文学文本为基础，重构了中世纪书面文化所认可的感觉模型，为宗教文化史和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维度。由于“五感”这一主题在中世纪文学和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者一直以来自然对其关注有加。1975年，路易丝·文奇撰写了一部篇幅不长的专著《五感：对一个文学传统的研究》，就亚里士多德的感觉理论以及中世纪文学中的感觉意象作了初步梳理。在这之后，学界已经基本概括出了中世纪感觉模型的基本特征和变化过程。一方面，他们发现中世纪思想文化对感觉抱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柏拉图式的、相对负面的态度，认为只有超越肉体感觉才能抵达理念的世界；另一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相对积极的态度，认为感觉先于理解和认知。13世纪后半叶，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兴起使得后一种态度日趋主流。另一方面，中世纪的感觉等级制也是既往学者关注的重点。视觉的优越地位是自古希腊以来一贯的传统。例如，明谷的伯纳德就从低到高对五感作了这样的排序：“触觉、味觉、嗅觉、听觉、视觉。”不过，在基督教传统中，听觉也可能成为感觉等级制之首。除了视觉和听觉的优越地位外，感觉令人愉悦与否也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例如圣徒性（sanctity）往往与香味相联系，异端或罪孽往往与臭味相联系。
基于宗教文本的感觉史研究有力地拓展了学界对中世纪宗教文化的认识。瑞士学者马丁·罗赫于2009年发表了对中世纪早期嗅觉史的研究。罗赫以圣徒传记为主要史料，发现圣徒往往和特别的香味联系在一起。通过细致的考证和材料比对，罗赫得以展现气味与嗅觉在中世纪早期宗教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埃里克·帕拉佐倡导通过关注感觉维度，来复原“活的”“真实的”仪式。他因此关注到了仪式文本（如祷告文、赞美诗和仪式礼文等）中感觉性的表达，以及仪式诠释学中神学家对于五感所作的神学解释。
文学史研究者则试图从文学文本出发，还原文本的感觉性。继阿兰·科尔班对19世纪“声音景观”（paysagesonore）和“感觉文化”的研究之后，中世纪文学史学者让-玛丽·弗里茨于2000年出版了《中世纪的声音景观：认识论的侧面》。不过，如这部著作的副标题“认识论的侧面”所示，这部著作集中关注的是哲学、神学文本中有关声音的理论。而2011年的续篇《钟声与里拉琴：论声音景观的中世纪诗学》以俗语文学为研究对象，试图唤起读者对文学文本的“声音波段”（bandesonore）的想象。在2015年出版的论文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声音景观》的结语部分，弗里茨再度阐发了他的声音景观研究的方法论认识，即声音景观只能是想象出来的，而文学是声音成为景观的部分手段。
不过，随着国际学界对感觉的社会文化意涵的认识日益深入，中世纪感觉史的研究在近二十年出现了从传统的文学和神学相关研究向感觉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转变。这两种研究进路的差别在于，前者将感觉（往往是“五感”）作为某个中世纪书面文化范畴的附属，而后者则以感觉作为切入点和观察对象，进而探究与感觉密切相关的特定的社会文化结构。在这个方面，如果说勒高夫的弟子让-克劳德·施密特的中世纪视觉文化研究更多是在图像史和想象史层面展开，英国学者伍尔加则率先尝试脱离传统的对书面或精英文化的感觉史研究，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他认为，“如果没有首先理解感知是如何运作的，便无法理解过去的日常生活。”从12世纪以降，与感觉相关的文字记录便逐渐增多，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伍尔加广泛分析了诸如圣徒传记、告解手册、财务账簿、文学作品等文字史料，也同时关照到了考古遗迹。虽然伍尔加著作的前半部分（第1—8章）是中世纪有关各个感觉的理论，但伍尔加在后半部分转向了日常生活的空间，分别考察了主教家庭、王后家庭、贵族家庭各自不同的感觉布置及其社会功能。
对中世纪感觉史的实践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克拉森的《最深切的感觉：触觉文化史》以及纽豪泽尔主编的《中世纪感觉文化史：500—1450年》。克拉森的触觉史研究用将近一半的篇幅阐明中世纪社会中触觉的“社会性和宗教中心性”。克拉森采取的是文化史视野，她认为“触觉史的目的是要探寻任何特定时期的肉身实践如何与当时的文化脉络相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各种新因素影响下如何变化”。在中世纪，人所处的社会网络赋予多种触碰活动以重要性：如集体用餐、共用浴池、共同就寝、拥抱、握手、亲吻乃至国王具有治愈能力的触碰等。而现代触觉观念和相关规范形成的背后，有着“人的概念从以团体身份为基础转变为以个人身份为基础”的深层背景。
纽豪泽尔主编的《中世纪感觉文化史》收录的论文则突出了感觉的经济社会维度。在九篇论文中，有三篇关注的是经济与社会生活。这相比以往以关注哲学、宗教和医学理论为主的取向而言是一大突破。其中，伍尔加的论文试图将中世纪晚期的个人在家庭和公共生活中所经历的情感体验作全景式的描述。在中世纪，感觉或感知行为与道德规范有密切联系。厌女思想（misogyny）意味着在感觉上限制女性；中世纪的刑罚也体现了对感觉的剥夺。在中世纪晚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开启，城市的独特生活方式也创造了一种有别于农村的城市感觉象征。凯瑟琳·赖尔森通过对城市生活中的各种感觉的复原，提供了对城市生活的生动历史想象。商业活动中，商人需要大量使用感觉来获取商业信息、辨别商品的优劣等。商人作为典型的城市人口，不断游走于各个城镇，因此是“欧洲各地城市感觉的便利向导”。城市生活的体验由各种不同的感觉体验构成。城市生活的日与夜，拥挤的街巷带来的视角，钟声告知人们时间、工作节律和政治活动。言语是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还有夜间喧闹的酒馆和集市嘈杂的声音。正如她在结尾处所说：“随着城市不断扩张，人口不断增多，城市对所有感觉的影响也增强了。炫耀式的消费以及零售市场的出现重新配置了城市经济的感觉维度。”玛莎·卡林则在考察中世纪巴黎集市的发展的基础上，借助中世纪晚期一手感觉体验的记述——如加兰的约翰（JohnofGarland）的《词典》（Dictionarius），纪尧姆·德拉维勒讷夫（GuillaumedelaVilleneuve）的《巴黎的叫喊声》（CrieriesdeParis），让·德冉顿（JeandeJandun）的《巴黎颂》（TractatusdelaudibusParisius），无名氏的《巴黎家主》（LeMénagierdeParis）等——呈现了中世纪市场的感觉体验在黑死病之前和之后的转变。
综合而言，我们不难看出，时下中世纪感觉史研究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与趋势。第一，以宗教与文学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进路一度占据主流，但经济和社会文化角度的考察找到了多个突破口，为中世纪的感觉赋予了更为显著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第二，单个感觉的专门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与深度，多感觉性的研究正逐渐从对书面文化中的感觉理论的研究走向对社会生活中的感觉经验和感觉秩序的考察。第三，从社会生活视角切入的感觉史研究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复原感觉体验，而往往会尝试将其与经济、社会、文化的结构相关联。这些转变也许和感觉史的实践者有了越来越强烈的理论自觉有关。当然，前述两种取径可能并无优劣之分，它们都对人们全面理解中世纪的感觉模型和感觉秩序有重要的价值。三、中世纪感觉史的展望
通过对近几十年（尤其是近三十年）中世纪感觉史研究的梳理和回顾，笔者期望对该领域研究的积极贡献，以及目前显著存在的缺憾作一些评论。在此基础上，再结合笔者专业所长，就如何在未来的中世纪感觉史领域中尝试去弥补和调整这些突出问题作些许展望。
毋庸置疑，中世纪感觉史研究内部的两个动向值得肯定。一方面，如前所述，中世纪感觉史研究的重心，正逐渐从宗教文化和文学范畴转向社会文化。这个转向合乎克拉森等人的感觉史理论的初衷，即从社会和文化的层面考察感觉及其秩序在历史中的角色与变迁。另一方面，感觉史研究采用的史料已经极其丰富多元，对旧史料也作了感觉史视角的独特解读。无论是克拉森的触觉研究，还是伍尔加的日常生活感觉史研究，他们使用的史料都不仅限于哲学或医学的理论文本。也许正是因为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宽，所以，在最近十余年间，中世纪感觉史研究进入了一个较为繁荣的阶段。中世纪感觉史的相关论文集，在笔者熟悉的英语和法语文献中，就至少有七部。诚然，如纽豪泽尔所说：“事实上，我们可以主张，这场‘感觉转向’是21世纪以来中世纪研究正在进行当中的最为重要的课题。”
即便如此，当前的中世纪感觉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其一，感觉史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它与身体史、文化史的界限并不明晰。触觉史研究与身体史研究的重合显而易见。味觉史很大程度上又与饮食文化史共用同一套史料。不乏有研究仅仅是将其他史学研究方向的成果略作调整，凸显其中的感觉成分，便以感觉史自居。这个问题一方面对感觉史的理论和方法论自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求历史学家在从事感觉史研究的过程中反思应当采取怎样的、与其他研究视角不同的叙事和分析进路。其二，大部分感觉史研究依然以文字史料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就如大卫·豪斯等感觉研究的理论家所承认的，文字史料也就预设了视觉的中心性，在很多时候，文字记述也许是妨碍而非帮助。其三，既有的中世纪感觉史研究中，复原性质的工作较多（也就是更关注史密斯所说的“感觉的生产”问题），但无论深刻性还是社会分析的维度上，都还无法企及科尔班对19世纪法国史的贡献。这一方面也许是中世纪史料保存状况所限，另一方面也许和研究视角还不够丰富有关。纽豪泽尔主编的《中世纪文化史》中关注社会经济生活的三章一定程度上均仅限于复原情感体验，而且关注点多局限于城市与集市。其四，研究者着重关注的是感觉模型和感觉秩序在现代西方的转型。中世纪往往被简单化为前现代的模板，其内在似乎是缺乏层次性和变动的。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种对中世纪感觉史有意无意的“非历史性”构造是应当尽力回避的。
马克·史密斯在新近出版的《感觉史宣言》中对感觉史走向“苍白化”（etiolation）的趋势表示担忧，呼吁历史学家关照感觉的历史性，并在历史学家内部进行介入式的、持久的辩论。他对感觉史研究的总体判断同样适用于我们反思中世纪感觉史研究。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将就未来中世纪感觉史研究亟需展开的方向，以及可能的若干具体研究进路作些许展望。
首先，中世纪感觉史研究需进一步关注经济生活的变迁对于感觉体验和感觉秩序的影响。由于城市往往是知识精英活跃的场所，所以城市经济生产生活的样貌往往有较多的直接记录。但占到中世纪经济更大比重的农业生产，以及相对应的农村生活方式，也应该受到感觉史研究者的进一步关注。农业生产的物理空间，如农田、磨坊等，都是中世纪农民有直接体验的感觉景观。在这些方面，既往的中世纪农村史研究应该能提供大量的素材。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转变亦不容忽视。在正常的生产生活之外，也应该关注领主暴力及战争等超经济因素为农民带来的感觉体验。由于农民较少直接在文字记录中发声，历史学家除了细致的档案研究外，必须尽可能地寻找旁证。布道文和证道故事（exempla）的史料价值应当受到感觉史研究者的重视。俗语文学中讽刺农民的滑稽故事也许也能提供一定的线索。另外，对农民感觉世界的探究，也势必会与动物史、环境史以及考古学协同进行。
其次，有必要从感觉史角度重新审视中世纪政治文化史。在这个方面，马克·史密斯对19世纪美国的声音与政治史研究是可供借鉴的先行者。事实上，感觉史与中世纪政治文化史也多有重合之处。中世纪的政治集会中，无论是在“大会”（placitum）还是在教堂前宣读王室立法的场合，人们都会沉浸于丰富的感觉体验之中。而对于政治权威的态度和认知又往往受到这些感觉体验的影响乃至塑造。在中世纪政治文化中，声音是尤为重要的维度。有关中世纪“叫喊”和“叫喊者”的研究也许是“政治声音史”的铺垫。而E.P.汤普森和克劳德·戈瓦尔早已分别就中世纪晚期英国和法国的“夏里瓦里”（charivari）仪式作了研究，可以为探究中世纪社会中的“非正式政治”（lapolitiqueinformelle）的听觉文化提供启示。被中世纪理论家归为第六感的“言语”自然也不可忽视。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西方文化中，女性与“第六感”和“颠覆性言语”有很强的联系。但民众以及政治秩序的反叛者的“怨言”（murmuratio）也尤其值得注意。中世纪政治仪式的感觉维度也是一个重要议题。“第一位法国国王”克洛维的受洗可谓是日后法国国王的圣膏礼和加冕礼的原型。根据兰斯司铎弗罗多阿尔（Flodoard）于948年左右编写的《兰斯教会史》（HistoriaRemensisecclesiae）的记述，这场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仪式充满了各种强烈的感觉体验：教堂中的光芒，为克洛维主持这场仪式的圣雷米发出的异彩，香油和香料的芬芳，宗教歌曲的旋律，雪白的圣鸽，浸没于圣油中时的触感。而几个世纪后，法国国王加冕礼还会有投掷金银钱币的庆祝环节，以及国王触碰瘰疬病人的“神迹”。由于中世纪世俗王权的仪式往往取法于宗教，所以在这个方面，帕拉佐等人对中世纪宗教仪式中感觉激发和通感的认识也许可以作为借鉴，而感觉人类学的见地也不容忽视。另外，未来的中世纪感觉史研究也应当为历史学家理解和分析一些重要结构性变革作出独到的贡献。例如，从口头向书面统治的转变，在感觉史的视角下有怎样的具体体现？在布莱安·斯托克看来，这场发生在11、12世纪的变革改变了中世纪西欧人的理解与表达方式并促成了不同文化的统一。书面记录对于历史行动者的感觉、言语、姿态、情感的重构和改造作用（而非客观反映）也早已是中世纪史学者的共识。感觉史研究则不应该止步于此，也不应满足于笼统地将这个过程视为现代西方“视觉中心主义”形成确立的过程，而是应该从不同时段、不同地区的历史出发，考察这场变革改变中世纪西欧社会感觉秩序的具体手段与路径。这一大的历史进程在中世纪西欧各地必然有着多样的体现形式；这些具体而多样的形式又势必是窥探一时一地的权力结构的重要窗口。
最后，感觉史的视角也可以有力促进中世纪法律文化史的研究。伯纳德·希比茨在30年前便已指出，半文盲或文盲的“表演性文化”（performanceculture）如何通过各个感觉来表达法律与法律意义；让法律史研究突破文字的禁锢也不乏成功的案例。可以说，法律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是在特定法律空间内，还是在法律空间外，都蕴含着与法律有关的心态。法律统治对于社会和文化的控制与改造也在无时无刻地进行着。例如，在以法庭为主要代表的法律空间内部，感觉史研究也许可以关注中世纪法律空间所带来的感觉体验，以及其中的感觉间性。这种感觉体验来自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法律空间的物理特征。近三十年来，学界对于中世纪法律图像和法律艺术关注有加。这些研究无疑为法律空间的视觉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除此之外，还有法律空间的具体布置，法律空间的气味（如法庭和监狱的卫生问题）、声音与噪音、身体触碰、法律仪式等。这些都是历史行动者在空间中与感觉作的直接接触。另一方面是法律空间内部规则的演变对感觉的规范与改造。法庭纪律是对视觉、听觉、触觉和言语的规范。证据规则规定着感觉的不同地位。法庭的诉讼程序所体现的感觉间性也值得研究者注意。而在法律空间之外，法律文化与感觉也发生着深刻而多样的互动。例如，相比神裁而言更为理性的证据制度在12世纪以降席卷欧洲，也意味着法官在询问证人时，需要证人从自己的直接感觉出发陈述证言。考虑到作证的活动也许也是众多中世纪西欧人生活经历的重要部分，那么，这种司法活动，伴随着法律知识在法庭之外的传播，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人们对感觉的认识和表达方式？感觉表达的规范化和理性化，是否也可以视为西欧社会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一个关键特征？
（作者简介：董子云，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发布时间：2023-06-25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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