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德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从中可以看出，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

  完善初次分配制度，提高分配效率。初次分配是生产要素根据其在生产中的贡献度取得报酬、参与分配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市场完成。生产要素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畅通无阻地流动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各项要素获得平均报酬率的最有效途径。例如，当劳动要素相对于资本要素丰裕时，短期内单位劳动获得的报酬低于单位资本获得的报酬，市场很快反映出资本的稀缺性，并通过市场机制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随着市场对劳动的需求增加从而推高劳动报酬，最终单位劳动和单位资本获得相同的报酬。反之亦然。因此，完善市场体系，提高初次分配的效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阻碍了初次分配效率的提升，包括：劳动力市场改革滞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引起与之关联的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的较大差异，导致劳动力纵向流动障碍、同工不同酬现象的出现；金融市场改革不到位，金融供给侧居民投资渠道少从而储蓄率高，导致长期存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金融需求侧不同规模市场主体获得资金的成本和难易程度差异较大，这些都加剧了金融收益的分化；城市建设用地在征收和出让环节市场化程度不同、城乡土地市场不统一等也导致居民财富差距拉大。

  加大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初次分配主要依靠市场调节的作用，解决的是分配的效率问题，但仅依赖市场调节仍难以实现共同富裕，有时甚至会加大贫富差距，因为市场并不总是有效，比如垄断就会造成收入差距扩大。虽然垄断在很多情况下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但垄断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损害市场效率并影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垄断者会凭借强大的市场占有率通过掠夺性定价、不正当竞争等排挤中小企业，导致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大企业集中；垄断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买方垄断，会压低劳动所得；垄断企业通过垄断势力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定价从消费者手中获得更多剩余，会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二次分配调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通过加强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社会性支出的均等性，不仅可以在短期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且从长期来看，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有助于减少人力资本积累和未来就业机会的不平等，从而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鼓励与扩充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主要是指企业和个人在自愿基础上以捐赠形式实现的收入转移。虽然第三次分配是自愿而非强制性的，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起到补充作用，但必须重视其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其中自我实现需求是人们达到富裕阶段以后的需求，包括道德、创造力等内容，捐赠等慈善公益行为正是人们在道德和公平方面的自我实现。发挥第三次分配在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一是培育乐善好施的社会风气，释放企业和中高收入人群参与慈善公益事业的需求，让慈善捐助成为个人自我价值实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推动第三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中的税收政策相互衔接与配合，通过制定合理累进的遗产税、房产税、所得税、利得税或者对捐赠财物给予税收减免，来提高企业和中高收入人群的捐赠意愿。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提出“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同时提出了“鼓励勤劳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护合法收入”的具体原则，其中的部分表述在党的许多重要文件和会议中曾分别出现。这些要求相互衔接，体现了市场与政府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应发挥的重要作用。

  勤劳致富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基础性原则。市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调节手段，这决定了勤劳致富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原则。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表明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仍需区分出收入差距，这种区分主要依靠市场来完成，因为各类劳动者在技能、学历、年龄、偏好等方面存在差异，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会识别和区分出这些差异。从微观主体看，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劳动者通过劳动在初次分配中获得报酬是共同富裕的基础，是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的正向激励，有效的市场通过报酬高低体现出劳动力的异质性，因此勤劳致富原则又是劳动力市场效率的表现，体现的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从宏观看，勤劳致富就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鼓励各类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使宏观经济长期处于充分就业和潜在经济增长水平。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光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