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敏、陈加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探索——兼与几种流行的观点商榷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历史过程，其起点可以分解为逻辑起点、理论起点、实践起点、历史起点和理论创新起点等五个起点。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内涵的揭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思想，理论起点为五四运动时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言说”，随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是其实践起点，理论起点与实践起点相互交织、共同推动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中共二大第一次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堪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起点，属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起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历史起点；理论创新起点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探索，是其历史进程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不同程度地反映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认识。学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进行了探讨，初步形成了一些争议较大的观点。概括起来说，主要流行的观点有“思潮传入起点说”、“俄国十月革命说”、“1920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说”、“党的成立起点说”、“中共二大说”。笔者认为导致这么多观点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狭隘理解。本文通过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内涵，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历史过程，其起点可以分解为逻辑起点、理论起点、实践起点、历史起点和理论创新起点等五个起点，并对其进行了一一判定，进而在此基础上对学界现有的“历史起点”观点进行了简要评析。以期进一步推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内涵的深化
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带有总括性和根本原则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动态过程，其起点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对其起点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深刻、全面的理解基础之上。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的。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强烈呼吁，中国共产党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按照中国的特点来应用马克思主义，并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带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1〕很明显，“结合论”最接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这几乎成为理论界的一个基本共识。但作为一个结合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交织、相互推动、相互统一的历史进程。这又是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有待进一步挖掘的理论问题。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进行认知、理解、科学把握以及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一个过程，它包含一系列问题：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把握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怎样中国化等等。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可以分解为以下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这一实践过程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从逻辑上来看，两个层面是同一过程的两个阶段，前者是后者的逻辑前提，后者是前者的逻辑发展，前者为后者奠定基础。随着后一层面认识的深入，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本身的认识也随之逐步深入，因而后者又是两个过程的叠合。两个层面的相互交织、互相推进构成了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整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的理论根源性追寻，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理论自觉的开端，其理论起点又表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认识过程在具体历史运动中的初步理论表现。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实践问题，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实践过程。这一实践过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理论过程是不可分的，理论为实践提供指导，实践进一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它们是相互矫正、互相促进的关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不懈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神圣使命，在不断总结社会主义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今，中国共产党正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领人民满怀信心地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个实践过程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不断向前运动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反映的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尝试着应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时的初步实践活动。随着这一实践活动的深入，中国的实际问题也不断被认清、不断被解决。
概言之，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实践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互交织、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就应该由其理论起点和实践起点共同承载，其起点凸显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标志性成果。
最后，为了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还必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区分。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不断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过程。针对当时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没有跟上革命的丰富实践这一情况，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强调：“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2〕也就是说，善于把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其实，这一过程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它们属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二，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两种提法是有区别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经验不断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过程，是一个理论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经验不断马克思主义理论化”指的就是不断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的过程。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也可以表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理论成果。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些都可以称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质量互变规律来看，它们都属于阶段性质变。也就是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中的一个理论节点。一个个理论节点的相互衔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过程。同时，也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基本骨架。第三，相对于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又是建立在这一理论过程基础之上的一个理论创新过程，前者与后者有一个时间差。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过程在先，对这一理论过程的创新才开启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过程，进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叠合。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彻底。一定程度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破。所以，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起点在先，其理论创新起点在后，理论创新起点又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起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进程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第一个理论结晶，是其理论进程中的突破，堪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起点。
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判定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实质的深化和揭示，可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分解为逻辑起点、理论起点、实践起点、历史起点、理论创新起点等五个起点，并对其一一进行判定如下：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一个内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的思维反映，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范畴内的问题。具体来讲，它是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这一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中国化”思想的渊源性追寻，其理论源头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蕴含的民族化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民族化思想”都有过许多经典阐述。例如，马克思在1842年8月下旬致达哥倍尔特·奥本海默的信中强调，理论的正确性不仅在于“结合具体的情况”，并且要“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3〕。恩格斯曾经在致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也有类似的表述，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而“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之中才能够找出具体的、正确的革命策略。〔4〕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宣言》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5〕。这些经典论述都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后来，列宁根据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和俄国的基本情况，进一步重申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绝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是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人们应该深信：马克思的理论“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该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针对当时俄国社会党内可能出现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的倾向，列宁强调：“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是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6〕不难看出，列宁特别重视马克思民族化思想，并且坚持和发展了这种思想。列宁坚信，每个民族都必须走向社会主义，只是每个民族的走法并不一样。最能够集中概括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的恐怕还是恩格斯的下述名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这赋予了各个民族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起来的普遍性真理。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8〕
(二)五四时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言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起点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何时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认知与科学的把握过程。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在中国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过程。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而言，在中国最先表现为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瞿秋白等人的“言说”，其中李大钊堪称典范。李大钊从1918年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再论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经典文章，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也初见端倪。如，主张从中国的“实境”出发，实际社会“根本解决”的思想；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9〕。这里的“共性与特性”初步显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哲学表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主张“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政治经济情形，……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下救济出来”〔10〕。从李大钊这些经典“言说”之中，既可以看到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阐发，也透视出对中国国情的深切关注，蕴涵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早期共产主义先进知识分子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自觉的表现，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起点。
(三)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
来源于实践的理论必须进一步用于指导社会实践，这才是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完整环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彼此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初步探索，社会主义革命的相关实践也逐步展开。组建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现实需要。在中国工人阶级壮大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先进知识分子等人开始酝酿中国共产党的建立。1920年8月，陈独秀最先在上海发起创立了第一个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北京、济南、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也相继组建了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探索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开展有了初步的组织载体。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了组织力量和干部来源。以共产主义小组为依托，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信仰者积极翻译马列文章、创办进步刊物、发表文章、成立进步书社等积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同时，他们积极投身工人学生运动，开展思想大论战等积极实践马克思主义，并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多种问题。基于以上论述，可以把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
(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五四时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言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起点，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一个理论起点，一个实践起点，共同承担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的结果，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党的成立拉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序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首先，就“化”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言，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发展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内外因”。与此同时，以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追求的马克思主义满足了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对自由与解放的迫切愿望。其次，从“化”的主体条件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信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的结果。党的成立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更加明确的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为此，毛泽东1945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11〕后来，这一论断成为全党的集体意识，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声明：“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2〕新世纪胡锦涛同志重申了这一重要论断，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的85年，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85年。显然，我们党一贯坚持认为，党的成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五)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进程中的一个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形成切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属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虽然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但直到井冈山道路的开辟才从总体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井冈山道路也堪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之作。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南昌起义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而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一系列理论创新的基础之上继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即井冈山道路理论，随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最终形成了系统阐述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的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萌芽、形成、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过程，也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其起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起点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起点是叠合的，都源于中共二大提出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最低纲领。中共二大会议强调，“为了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3〕，在这一联合战线中，“革命的基本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因受帝国主义和军阀封建势力的压迫，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14〕。同时，从三个方面规定了现阶段的任务：第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第二，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第三，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15〕中共二大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起点，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可以说，“中共二大第一次准确分析了中国的实际，将理论和中国实际结合，产生了第一个切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纲领，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起点”〔16〕。
三、对学界几种流行观点的评析
学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进行了探讨，初步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对以下几种观点进行了简要述评，以期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
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应该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算起。何一成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可以说从马克思传入中国时就开始了。〔17〕叶险明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18〕众所周知，承担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中国传播任务的人群主要来自三类。首先是西方传教士。很明显的就是，1899年2月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其次就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家。自1902年起，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了初步介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人物(主要是朱执信、马君武、孙中山、宋教仁、戴季陶等)对马克思的学说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介绍。对此，毛泽东曾经讲过：“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19〕“讲马克思主义”不等于“信仰马克思主义”，更不等于“用马克思主义来思考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基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很大程度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学术思想层面，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性质及其改造世界的巨大价值做深度的理论反思和系统研究，更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并与改造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因此，初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还不具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包含的理论与实践相交织的特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应该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邱建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开始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20〕不可否认，俄国十月革命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示范效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的确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入、传播与信仰最终确立的分水岭。这可以看作是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端。
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应该是1920年前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持这种观点的张远新、张正光从“化的主体”、“化的对象”、“化的目的”、“化的途径”、“化的社会历史条件”等要件来把1920年前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21〕张世飞也以“化”的“认识水平”和“实际贡献”为判定标准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起始于1920年前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22〕不可否认，1920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一个组织和干部上的条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生成做出了积极贡献。但这种观点把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相混淆。恩格斯强调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性并不是指逻辑与历史能够完全一致。恰好相反，由于历史发展具有跳跃性和曲折性，逻辑与历史只能够是大体统一，不可能绝对地完全统一。另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不是具体的某一个历史事件，它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化，需要对逻辑起点做动态分析。可以说，其逻辑起点是不断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在其主体思维中的理论自觉不断增强的一个过程。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马乙玉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是中共二大。〔23〕对此，贺朝霞、李亮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观点。〔24〕这种观点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破性。但却低估了前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准备、实践基础、主体形成等方面的贡献，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笔者认为，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上的理论成果，创造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应用，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起点，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起点。
除上述流行观点之外，针对学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问题上存在的较大分歧，徐光寿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起点应该由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秋收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连同1928－1929年间以《反对本本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献的发表和重大理论的阐述相结合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序幕。〔25〕这种观点充分肯定了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以《反对本本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但把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也是值得商榷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步探索的基础上开创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实践成果。这种观点充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但没有看到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发展过程是需要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为铺垫，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毛泽东曾经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
〔26〕这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归结起来，该观点把“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相混淆，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和逻辑关系缺乏准确把握。
另外，刘吕红认为李大钊的言论第一次描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在实践上第一次体现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中共二大第一次将理论和中国实际结合，产生了第一个切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纲领，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起点。〔27〕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多维解读，扩充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内涵的理解，对其理论创新起点的看法是很有创建的，但认为其逻辑起点与理论起点的探讨有待深化，与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界定也有待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思想，五四运动时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言说”与随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互相交织，它们共同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起步，最终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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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客卿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历史起点；理论创新起点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探索，是其历史进程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不同程度地反映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认识。学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进行了探讨，初步形成了一些争议较大的观点。概括起来说，主要流行的观点有“思潮传入起点说”、“俄国十月革命说”、“1920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说”、“党的成立起点说”、“中共二大说”。笔者认为导致这么多观点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狭隘理解。本文通过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内涵，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历史过程，其起点可以分解为逻辑起点、理论起点、实践起点、历史起点和理论创新起点等五个起点，并对其进行了一一判定，进而在此基础上对学界现有的“历史起点”观点进行了简要评析。以期进一步推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内涵的深化
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带有总括性和根本原则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动态过程，其起点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对其起点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深刻、全面的理解基础之上。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的。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强烈呼吁，中国共产党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按照中国的特点来应用马克思主义，并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带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1〕很明显，“结合论”最接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这几乎成为理论界的一个基本共识。但作为一个结合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交织、相互推动、相互统一的历史进程。这又是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有待进一步挖掘的理论问题。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进行认知、理解、科学把握以及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一个过程，它包含一系列问题：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把握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怎样中国化等等。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可以分解为以下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这一实践过程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从逻辑上来看，两个层面是同一过程的两个阶段，前者是后者的逻辑前提，后者是前者的逻辑发展，前者为后者奠定基础。随着后一层面认识的深入，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本身的认识也随之逐步深入，因而后者又是两个过程的叠合。两个层面的相互交织、互相推进构成了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整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的理论根源性追寻，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理论自觉的开端，其理论起点又表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认识过程在具体历史运动中的初步理论表现。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实践问题，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实践过程。这一实践过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理论过程是不可分的，理论为实践提供指导，实践进一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它们是相互矫正、互相促进的关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不懈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神圣使命，在不断总结社会主义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今，中国共产党正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领人民满怀信心地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个实践过程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不断向前运动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反映的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尝试着应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时的初步实践活动。随着这一实践活动的深入，中国的实际问题也不断被认清、不断被解决。
概言之，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实践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互交织、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就应该由其理论起点和实践起点共同承载，其起点凸显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标志性成果。
最后，为了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还必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区分。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不断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过程。针对当时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没有跟上革命的丰富实践这一情况，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强调：“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2〕也就是说，善于把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其实，这一过程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它们属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二，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两种提法是有区别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经验不断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过程，是一个理论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经验不断马克思主义理论化”指的就是不断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的过程。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也可以表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理论成果。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些都可以称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质量互变规律来看，它们都属于阶段性质变。也就是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中的一个理论节点。一个个理论节点的相互衔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过程。同时，也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基本骨架。第三，相对于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又是建立在这一理论过程基础之上的一个理论创新过程，前者与后者有一个时间差。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过程在先，对这一理论过程的创新才开启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过程，进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叠合。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彻底。一定程度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破。所以，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起点在先，其理论创新起点在后，理论创新起点又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起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进程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第一个理论结晶，是其理论进程中的突破，堪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起点。
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判定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实质的深化和揭示，可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分解为逻辑起点、理论起点、实践起点、历史起点、理论创新起点等五个起点，并对其一一进行判定如下：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一个内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的思维反映，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范畴内的问题。具体来讲，它是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这一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中国化”思想的渊源性追寻，其理论源头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蕴含的民族化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民族化思想”都有过许多经典阐述。例如，马克思在1842年8月下旬致达哥倍尔特·奥本海默的信中强调，理论的正确性不仅在于“结合具体的情况”，并且要“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3〕。恩格斯曾经在致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也有类似的表述，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而“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之中才能够找出具体的、正确的革命策略。〔4〕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宣言》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5〕。这些经典论述都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后来，列宁根据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和俄国的基本情况，进一步重申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绝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是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人们应该深信：马克思的理论“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该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针对当时俄国社会党内可能出现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的倾向，列宁强调：“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是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6〕不难看出，列宁特别重视马克思民族化思想，并且坚持和发展了这种思想。列宁坚信，每个民族都必须走向社会主义，只是每个民族的走法并不一样。最能够集中概括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的恐怕还是恩格斯的下述名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这赋予了各个民族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起来的普遍性真理。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8〕
(二)五四时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言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起点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何时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认知与科学的把握过程。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在中国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过程。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而言，在中国最先表现为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瞿秋白等人的“言说”，其中李大钊堪称典范。李大钊从1918年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再论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经典文章，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也初见端倪。如，主张从中国的“实境”出发，实际社会“根本解决”的思想；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9〕。这里的“共性与特性”初步显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哲学表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主张“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政治经济情形，……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下救济出来”〔10〕。从李大钊这些经典“言说”之中，既可以看到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阐发，也透视出对中国国情的深切关注，蕴涵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早期共产主义先进知识分子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自觉的表现，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起点。
(三)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
来源于实践的理论必须进一步用于指导社会实践，这才是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完整环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彼此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初步探索，社会主义革命的相关实践也逐步展开。组建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现实需要。在中国工人阶级壮大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先进知识分子等人开始酝酿中国共产党的建立。1920年8月，陈独秀最先在上海发起创立了第一个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北京、济南、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也相继组建了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探索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开展有了初步的组织载体。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了组织力量和干部来源。以共产主义小组为依托，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信仰者积极翻译马列文章、创办进步刊物、发表文章、成立进步书社等积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同时，他们积极投身工人学生运动，开展思想大论战等积极实践马克思主义，并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多种问题。基于以上论述，可以把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
(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五四时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言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起点，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一个理论起点，一个实践起点，共同承担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的结果，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党的成立拉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序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首先，就“化”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言，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发展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内外因”。与此同时，以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追求的马克思主义满足了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对自由与解放的迫切愿望。其次，从“化”的主体条件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信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的结果。党的成立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更加明确的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为此，毛泽东1945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11〕后来，这一论断成为全党的集体意识，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声明：“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2〕新世纪胡锦涛同志重申了这一重要论断，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的85年，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85年。显然，我们党一贯坚持认为，党的成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五)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进程中的一个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形成切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属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虽然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但直到井冈山道路的开辟才从总体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井冈山道路也堪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之作。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南昌起义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而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一系列理论创新的基础之上继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即井冈山道路理论，随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最终形成了系统阐述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的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萌芽、形成、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过程，也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其起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起点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起点是叠合的，都源于中共二大提出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最低纲领。中共二大会议强调，“为了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3〕，在这一联合战线中，“革命的基本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因受帝国主义和军阀封建势力的压迫，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14〕。同时，从三个方面规定了现阶段的任务：第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第二，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第三，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15〕中共二大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起点，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可以说，“中共二大第一次准确分析了中国的实际，将理论和中国实际结合，产生了第一个切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纲领，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起点”〔16〕。
三、对学界几种流行观点的评析
学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进行了探讨，初步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对以下几种观点进行了简要述评，以期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
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应该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算起。何一成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可以说从马克思传入中国时就开始了。〔17〕叶险明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18〕众所周知，承担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中国传播任务的人群主要来自三类。首先是西方传教士。很明显的就是，1899年2月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其次就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家。自1902年起，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了初步介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人物(主要是朱执信、马君武、孙中山、宋教仁、戴季陶等)对马克思的学说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介绍。对此，毛泽东曾经讲过：“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19〕“讲马克思主义”不等于“信仰马克思主义”，更不等于“用马克思主义来思考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基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很大程度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学术思想层面，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性质及其改造世界的巨大价值做深度的理论反思和系统研究，更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并与改造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因此，初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还不具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包含的理论与实践相交织的特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应该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邱建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开始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20〕不可否认，俄国十月革命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示范效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的确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入、传播与信仰最终确立的分水岭。这可以看作是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端。
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应该是1920年前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持这种观点的张远新、张正光从“化的主体”、“化的对象”、“化的目的”、“化的途径”、“化的社会历史条件”等要件来把1920年前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21〕张世飞也以“化”的“认识水平”和“实际贡献”为判定标准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起始于1920年前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22〕不可否认，1920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一个组织和干部上的条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生成做出了积极贡献。但这种观点把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相混淆。恩格斯强调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性并不是指逻辑与历史能够完全一致。恰好相反，由于历史发展具有跳跃性和曲折性，逻辑与历史只能够是大体统一，不可能绝对地完全统一。另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不是具体的某一个历史事件，它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化，需要对逻辑起点做动态分析。可以说，其逻辑起点是不断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在其主体思维中的理论自觉不断增强的一个过程。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马乙玉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是中共二大。〔23〕对此，贺朝霞、李亮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观点。〔24〕这种观点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破性。但却低估了前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准备、实践基础、主体形成等方面的贡献，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笔者认为，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上的理论成果，创造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应用，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起点，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起点。
除上述流行观点之外，针对学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问题上存在的较大分歧，徐光寿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起点应该由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秋收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连同1928－1929年间以《反对本本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献的发表和重大理论的阐述相结合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序幕。〔25〕这种观点充分肯定了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以《反对本本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但把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也是值得商榷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步探索的基础上开创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实践成果。这种观点充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但没有看到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发展过程是需要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为铺垫，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毛泽东曾经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
〔26〕这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归结起来，该观点把“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相混淆，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和逻辑关系缺乏准确把握。
另外，刘吕红认为李大钊的言论第一次描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在实践上第一次体现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中共二大第一次将理论和中国实际结合，产生了第一个切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纲领，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起点。〔27〕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多维解读，扩充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内涵的理解，对其理论创新起点的看法是很有创建的，但认为其逻辑起点与理论起点的探讨有待深化，与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界定也有待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思想，五四运动时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言说”与随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互相交织，它们共同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起步，最终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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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客卿
发布时间：2013-02-20 21: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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