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关涉思想领导权和阶级利益的实现，它的建构、传播离不开生产和使用它的职业化的专业队伍。因而，意识形态建设不仅要加强思想理论建设，还要注重对职业化的专业队伍进行培育和塑造。马克思在其文本中，通过对“意识形态阶层”的批判提供了探究该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长期以来，这一视角并没有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马克思本人很少使用该范畴，对这一思想的论述较为分散；二是该范畴仅被列宁使用过两次，但在其他经典作家那里未被沿用，看起来似乎缺少思想发展史；三是学者们重在研究的重点在意识形态本身，而对连接某一阶级和意识形态的职业思想家则有所忽略。实际上，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阶层”的思想非常丰富，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待我们深入挖掘和阐发。
一、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阶层”的思想内涵
从文本来看，“意识形态阶层”是一个组合词汇，为马克思所独创，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德文表述为“ideologische St?nde”，在英文版中表述为“ideological strata”或“the ideological castes”。从中文版看，马克思对“意识形态阶层”一词的使用非常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直接使用四次（其中一次译为“意识形态阶级”），在《反思》中使用一次，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使用过一次“‘意识形态的’阶层”。在这些重要文献中，马克思把君主、法官、军官、传教士、教授、作家、诗人、画家、道德家等统称为“意识形态阶层”。这给我们把握这一范畴提供了重要依据。
1.从本质上看，“意识形态阶层”是职业化的专业队伍
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必然以思想观念的形式同时表现出来。统治阶级不仅掌握物质生产资料的支配权，而且还掌握精神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统治阶级要实现自己的思想统治，还依赖在其阶级内部产生出专门进行意识形态生产的职业化的专业队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职业人员队伍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意识形态思想家或意识形态家，而任何统治阶级要掌握思想领导权，都必须形成自己的职业思想家，正是依靠这些思想家，统治阶级调节着自己时代的精神生产和分配，马克思将这一点上升为阶级社会一般的统治规律。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思想家本身就属于统治阶层，一般为统治阶级内部有思想、有韬略、有计谋的人。他们往往具有官方身份，以直接公开的方式参与国家政权，与统治阶级中实际掌权的那部分人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在西欧，“僧侣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牧师、僧侣同男爵、大公等封建贵族一样，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再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宰相，他们通常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位置，是封建帝王最亲密的助手与智囊之一，也是封建王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国家权力体系和社会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在社会精神生产内部的“知识领域也出现了分工”，“新兴的法学家等级把僧侣从一系列最有影响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随着资产阶级逐步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两大根本对立的阶级。马克思指出：“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也就是说，在阶级矛盾和资本逻辑的驱使下，资产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需要大量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专业人员，从客观上扩大了自己的职业化的专业人员队伍，包括那些在封建社会带着光环的“有教养的人”，最终也成为资产阶级“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由于这些职业思想家广泛存在于社会中，以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建构来服务于国家政权，但他们不一定与国家政权直接公开地结合在一起，也不一定进入统治阶层和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因而马克思将他们概括为“意识形态阶层”。由上可见，“意识形态阶层”是具体的历史的，其本质上是服务于统治阶级或国家政权的以思想为核心的职业化的专业人员队伍。
2.“意识形态阶层”范畴的具体规定和属性
第一，经济意义上的非独立性和依附性。“意识形态阶层”一般不掌握物质生产资料，属于非物质生产者，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马克思在《手稿》中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关系时指出：“事实上这就宣告了意识形态阶级等等是依附于资本家的。”这就揭示了“意识形态阶层”的基本属性是依附性。马克思还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阶层”进行意识形态或精神生产并非“随心所欲”，而必须“为资本家服务，都为了资本家‘好’”，只有能够为资本家带来财富，甚至“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在资本家那里才能得到承认。
第二，政治意义上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阶层”与实际掌权者之间常处于“分离”状态，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和隐蔽化了。但马克思在谈及贸易形式中的货币时，曾提出“第一是所有政治和意识形态阶层的货币”，依然把“意识形态阶层”与政治阶层归为一类，看作性质基本一致的社会阶层。在现实中，“意识形态阶层”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服务于某一阶级，所谓“无所依附”“价值中立”是不存在的。马克思曾蔑称其为“意识形态家”“意识形态白痴”“辩护士”“所谓的思想家”“这些家伙”等等，以表达对他们的否定态度。
第三，社会意义上的群体性和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阶层”因其从事的职业领域，在社会上构成相对独立的群体。一方面，由于他们不一定直接服务于国家政权，也不一定进入统治阶层，而是“漂浮”在国家权力结构的外围，因而在社会组织和阶级关系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他们内部并不是完整无缝的“铁板一块”，而是由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人组成，甚至有时形成不同的思想阵营，但本质是一致的，因而有一定的欺骗性。
3.“意识形态阶层”是现代国家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意识形态阶层”是阶级意识和利益的代言人，其功能关涉国家制度建构、政治权力稳定和政党合法性基础等重大现实问题，是“软权力”的塑造者和国家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一，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建构功能。意识形态是阶级意识的系统化的理论表达，“形成一定的意识形态，必须有代表该阶级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群体——意识形态阶层。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存在……有赖于代表这个阶级的知识阶层的精神生产。”“意识形态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和理论思维训练，能够把某一阶级的利益诉求进行概括提炼，从而形成一定的思想理论体系，为阶级统治和国家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其二，政治合法性的论证与辩护功能。民众的认同是政治合法性实现的重要前提。“意识形态阶层”的功能就在于，它可以赋予局部的特殊利益以合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品格，进而缩小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分裂和矛盾，使统治阶级的要求和愿望合法化。正如葛兰西指出，“知识分子便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所行使的是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也就是履行为统治阶级政治合法性论证和辩护的职能。
其三，普通民众的思想教化与统治思想传播功能。在“意识形态阶层”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思想教化下，人们“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从而成为“意识形态的俘虏”，变成统治阶级思想的奴仆，甚至连“意识形态阶层”本身也陶醉于与思维材料打交道，最终也“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阿尔都塞指出，人们“都必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浸染’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当中”，并将一定的意识形态内化为自己的无意识行为。
二、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阶层”论述的历史依据
我们要阐释它和思想领导权之间的关系，就必须首先理解和把握意识形态阶层的历史形成，即把握其历史渊源。
1.“意识形态阶层”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意识形态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固然必不可少，但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地位和功能作用。在封建社会，暴力工具和舆论工具都是改朝换代和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其中暴力统治是国家权力体系中最坚硬的内核，而舆论则为统治阶级提供思想意识支撑。比如，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掉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然后通过“焚书坑儒”以控制人们的思想，而直到公元前134年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儒家思想才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与封建社会不同，资产阶级首先通过意识形态革命，将自由主义观念“塞入”人们的头脑，进而领导广大人民完成民主革命。克拉莫尼克、华特金斯认为，1776年美国革命签署《独立宣言》以及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自由主义的气候”，“标志着现代意识形态的最初时代的来临”，因而他们把这一年称为“意识形态时代的元年”。可见，意识形态对于资产阶级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具有以新国家制度建构为目标的先导性”，“成为国家权力运作和权力结构调整的合法性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揭示这其中的奥秘：“思想和观念成为独立力量是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和联系独立化的结果。我们已经指出，思想家和哲学家对这些思想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也就是使这些思想系统化，乃是分工的结果。”由此，“意识形态阶层”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2.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阶层”从革命到保守的历史转变
以1848年欧洲革命为标志，在此之前资产阶级革命处于上升时期，之后资产阶级从革命转向反革命，它的意识形态也发生根本转变。当资产阶级掌握掌权后，其意识形态则蜕变为保守的、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阶层”也经历了从革命到保守的历史转变。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在革命之时是社会的“头脑”和“心脏”，他们“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资产阶级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他们旗帜鲜明地指出，封建制度下的君主、法官、军官、教士等“卓越的历来受人尊敬的职业”以及“所有由这些职业产生的各个旧的意识形态阶层，所有属于这些阶层的学者、学士、教士……”等非生产劳动部分是“社会的仆人”，都靠别人的劳动来养活，因而人数“必须减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国家、教会等机构的费用“必须缩减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可以说，在封建制度行将没落之时，革命的启蒙思想家站在斗争前沿，帮助资产阶级冲破封建制度和宗教观念的思想束缚，对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促进作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家西哀耶斯就曾向封建统治势力发出第三等级“是自由而昌盛的一切”的雄壮宣言。这表明资产阶级早期思想家的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与一致性，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深远的历史进步意义。
马克思还富有预见性地指出，这种革命性和真实性是暂时的，当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与旧势力达成妥协后，他们便将矛头指向革命的伙伴即无产阶级。这时资产阶级便发生意识形态的转向，其意识形态的主体也发生了分裂，革命的思想家逐渐被边缘化，“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当资产阶级成为既得利益群体，也成为自己曾批判过的社会非生产的寄生的部分时，他们便重新搬回来那些“辩护家”来为其涂脂抹粉。于是，资产阶级一改原来的态度，转而“把意识形态阶层看做自己的亲骨肉”，并按照自己的本性将一部分知识分子加以改造，把他们变成自己忠实的“伙计”，为自己的利益而“卖命”“呐喊”。实际上，那些庸俗经济学家“也热衷于证明自己‘在生产上的’有用性，‘在经济学上’证明自己的薪金的合理性”。对这种阿谀奉承和歪曲事实的行为，马克思毫不客气地批判并举例说，像加尔涅这样的人就是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代言人和良心安慰者。
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逐渐堕落和蜕变，其“意识形态阶层”也日益沦为意识形态的辩护手。为了掩盖资产阶级与人民利益的“鸿沟”，他们把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社会宣布为“理性的千年王国”，用“全人类”的利益来鼓吹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或伦理，将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人类历史永恒的存在，也就再难以理性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并提出具有革命性的理论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样如此。毛泽东曾经指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他们最有生气”，“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然而“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政党走向堕落。正如孙中山说的：‘革命功成，革命党消’。”资产阶级的本性和特殊利益的形成，使他们无法从根本上长期地代表人民，其“意识形态阶层”的蜕变也就是必然的了。
3.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阶层”的历史使命和特质
“意识形态阶层”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特有，无产阶级同样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阶层”。列宁认为，由于无产阶级生活在社会底层，受教育程度不高，难以洞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能自发地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需要灌输，它最初来源于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工人运动时间的概括、提炼。而这些思想家主要来源于资产阶级个别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阶层”与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结合在一起，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代言人和人类解放的“哲学头脑”。概括起来，他们具有三个明显特征。其一，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从根本上说，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阶层”来源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内部，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成长壮大起来，其本质是具有工人阶级属性的职业思想家和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此外，还包括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其他革命阶级转化过来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以及在革命过程中被改造过来的剥削阶级的部分知识分子。其二，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探求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客观规律，启发无产阶级思想觉悟和参加社会实践，为共产主义实现贡献精神力量。其三，专业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从外延上看，他们主要分布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党（团）委、宣传部，以及党（团）校、新闻媒体、出版单位、大中小学校、科研院所等党和国家意识形态阵地，还包括社会有关机构中的思想教育、新闻传媒、文艺创作和理论工作者等，他们都属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拥护者、建设者和劳动者。
三、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阶层”思想的现代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得到有效加强，但国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没有改变，特别是“颜色革命”的现实危险也从未消失，维护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阶层”的思想，从意识形态主体承载者角度给我们深刻启发，对新时代加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1.从党的思想领导权出发，始终将意识形态工作置于极端重要地位，优化布局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夯实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思想理论创新，不断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较好地改变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被动局面。然而，在新的历史特点下，党的思想领导权仍面临一系列挑战，特别是党在一定范围和时期面临的思想不纯和学用脱节、市场经济及文化产业发展中伴随的资本逻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负面社会思潮侵袭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威胁、冲击甚至抢夺党的思想领导权。打铁还需自身硬，党的思想领导权建设不是朝夕之功，必须从多方面着手，不断增强“内力”。
一是坚持思想建党，推进理论强党。思想理论的根本和生命力在于其彻底性，要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及时总结新经验、提出新理论，扎实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要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干部，掌握并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增强理论和行动的自觉性，确保党在思想上不变质。二是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宣传思想、文艺、教育、新闻舆论以及网络领域必须姓党，思想领导权始终牢牢抓在党的手里。倘若这些领域被资本控制，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人民的权利就不能得到保障。三是夯实党的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制。“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说明，我们的阵地如果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非无产阶级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都要守好自己的“责任田”，不断增强意识形态能力和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错误舆论和思潮，善于引导社会舆论向健康方向发展，积极抢占宣传舆论阵地的制高点。同时，要不断创新传播理念和宣传方式，有力回击西方媒体的不实言论，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舆论影响力。
2.从意识形态领导权出发，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一段时期以来，受“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在一些领域“借学术外衣排斥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现象还广泛存在”，从而为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渗透打开了缺口。从意识形态领导权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坚持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地位。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中，应当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既不能用马克思主义代替各门具体科学，也不能用各门具体科学消解、淡化、拒斥马克思主义，否则“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同时，还要反对“中立化”“超阶级”“纯学术”的立场，绝不能用“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来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二是坚持哲学社会科学服务人民的根本立场。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功能，首先要解决好“为谁创作、为谁立言”这一根本问题。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坚持为人民做学问、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和职责所在。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站稳服务人民的根本立场，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理论成果。三是增强哲学社会科学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支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由哲学社会科学阐释和转化，会在理论上更有说服力、情感上更有认同力、行动上更有执行力，能够更好地为广大人民所理解认同并有效内化到日常生活中。要扎实推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3.从巩固政权出发，始终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政治建设问题，塑造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思想家队伍，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提供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支撑
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权稳固和意识形态安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曾指出，中国革命要有两支军队，除了“拿枪的军队”外，还必须有一支文化军队，“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事实证明，知识分子具有广泛的阶级包容性和较频繁的社会流动性，能够“从日益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吸收成员”，社会各阶级均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成为知识分子，因而在思想上必然受其所脱胎“母体”的影响，同时，知识分子不能独立地构成一个阶级，不是“价值无涉”“无社会依附”的社会阶层，而必然归属、依附或服务于某一阶级。当他们被资产阶级雇佣并自觉地服务于资本时，就必然堕落为资产阶级既得利益的辩护者。
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站在历史和政治的高度提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一伟大历史任务，这个“新部队”包括工人阶级的“技术干部的队伍”以及“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并指出“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些要求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政治的要求。”这表明，从工人阶级属性和世界观上塑造知识分子，造就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积累的重要历史经验，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在一段时期，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等的影响，“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极少数以骂共产党、骂社会主义出名的所谓‘精英’”，他们“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败类”，“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国内还有个别学者以“公知”自居，热衷于摆脱一切社会依赖的所谓“独立人格”的幻想，看起来好像代表着社会良知和全社会，实则本质服务于资本；在网络中还存在一些“意见领袖”“网络大V”等，他们圈粉无数、设置议题，惯于将舆论导向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对这些人的观点要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聚焦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先后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文艺工作、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全国教育工作等专门会议，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宣传思想工作队伍给予高度重视，彰显了党在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上的战略考量。概括起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队伍，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有自觉的家国情怀和崇高的理想追求。也就是说，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始终坚持工人阶级世界观，自觉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毋庸讳言，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今天仍然是强势话语，社会主义国家要增强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就必须造就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职业思想家队伍。一方面，要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工人阶级的头脑，塑造更多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作品；另一方面，要实现知识分子同生产劳动和普通群众的有机结合，坚持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使他们始终密切联系实际和群众，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保持工人阶级属性和世界观不变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2]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0年。
[3] 张志丹：《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4] 朱继东：《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5][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李步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作者系齐鲁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山东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研究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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