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小资产者的哀怨、无知和偏见

余斌：小资产者的哀怨、无知和偏见

　　

　　摘要：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是欧美国家出现了99%的人反对1%的金融寡头的“占领”运动的理论表现。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比，该书无论是在对于历史事实的把握上，还是对于经济理论的理解上，都存在重大缺陷，全书的主要立论都是基于计算错误的教条工具：资本/收入比，和没有意义的教条不等式：资本收益率r>经济增长率g之上。该书充斥着小资产者对自身处境的哀怨和对大资产阶级的羡慕嫉妒恨，以及作者对于《资本论》的无知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但是，该书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该书指出，欧美国家巨大的国民财富的分配是极其不公的。这有助于揭露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打破一些人对发达国家的迷梦。该书还批评了源自发达国家的极端自由主义浪潮。该书作者提出，现实情况证明，民主和社会公正需要其本身的社会机制，而不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甚至不能仅仅通过议会或其他民主机构来实现。这一点是对的。但是他坚持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寻找这样的社会机制，则是找错门了。

　　关键词：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马克思；资本论；资本主义

　　基金：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项目“现代资本主义再认识与国家资本主义批判研究”

　　二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层），成为所谓自由、平等、民主和稳定的范式，并诱惑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人鼓吹照搬西方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种种灾难。然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99%的人反对1%的金融寡头的呼声，处于中间位置的小资产者们发现自己实际上是与最底层的人们一样，同受最上层的寡头集团的压迫。正在此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法]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发出了小资产者们的哀怨，要求分享寡头集团的面包屑，在占领华尔街运动沉寂之后的美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当然也受到了最上层集团的代言人们的攻击。

　　在这场争论中，该书被拿来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比较，但在这场跨两个世纪的对决中，后来者不仅未能与时俱进，而且完败于前者，并且充分地表现出该书作者对于《资本论》的无知和小资产者的偏见，尽管该书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对收入和资本等的错误计算

　　皮凯蒂简单地用“国民收入=资本收入+劳动收入”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收入混在一起，从而漠视了最大的收入不平等。资本收入是不劳而获，而劳动收入意味着巨大的体力和脑力的付出。这两种收入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说明收入的不平等。而皮凯蒂还把大公司高级管理者的高阶劳动收入计算在劳动收入中。但是，马克思早就指出，正如亚当·斯密已经正确地发现的那样，在那些生产规模等等允许有充分的分工，以致可以对一个经理支付特别工资的营业部门中，利润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会以经理的薪水的形式纯粹地表现出来。（《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1页。）因此，这些高阶收入原本是应当算在资本收入中的。

　　皮凯蒂所定义的资本“不仅包括所有形式的不动产（含居民住宅），还包括公司和政府机构所使用的金融资本和专业资本（厂房、基础设施、机器、专利等）。”（第46页）这个定义夸大了资本的范围。在皮凯蒂计入资本的金融资产（银行账户、共同基金、债券、股票、所有形式的金融投资、保险、养老基金等）（第49页）中，股票、债券等只是有权取得未来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证书，不是实际的资本，也不是资本的组成部分，并且本身也不是价值。（参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9页。）皮凯蒂认为，居民住宅提供了“住宅服务”，而服务的价值可以用等价的租赁费用来衡量，因此居民住宅可以被视为资本。（第48页）然而，“资本就是对他人无酬劳动的支配。因此，只有当工人把自己的小屋子租给第三者，并以租金形式攫取第三者的一部分劳动产品时，他的小屋子才成为资本。由于工人自己居住在屋子里，所以这屋子恰好就不会变成资本，正如我从裁缝那里买来的衣服一穿上身就不再是资本一样。拥有价值1000塔勒的小屋子的工人，的确不再是无产者了，然而只有萨克斯先生这样的人才会称他是资本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可见，皮凯蒂在这里犯了与萨克斯一样的错误。恩格斯进而指出，“假定，在某个工业地区里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这已经成为通例。在这种场合，这个地区的工人阶级便免费享用住房；住房费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以内。但是，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任何降低，即工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任何长期降低，‘根据国民经济学的铁的规律’，也就等于劳动力价值的降低，所以归根到底会引起工资的相应降低。因此，工资下降的平均数量就会相当于节省下来的房租的平均数量，也就是说，工人住自己的房屋还是付了租金，不过不是像以前那样以货币形式付给房东，而是以无酬劳动形式付给他为之做工的厂主。于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储蓄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会成为资本，但这个资本不归他自己所有，而是归那个雇他做工的资本家所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281页。）显然，如果皮凯蒂要把工人的自有住房算做资本，那就要把这笔资本和相应的租赁费用收入，记在工人们的老板头上，否则就会低估资本和收入的不平等。

　　皮凯蒂认为，“完全不考虑公共服务在经济理论上是荒唐的，因为这会人为地低估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尤其是对于选择采用公共教育和医疗体制，而非由私人来提供相关服务的国家，即使这两种体制提供的服务可能是完全相同的。”（第92页）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了生产性劳动与服务的差别。有些服务业，尤其是仆役性的服务，是不应当计入产值这样的生产性结果的。公共服务由于是用税收支付，是“基于政府承担的生产费用来估算”（第92页）的，因此把它纳入资本和收入的计算，会高估了资本量，降低了资本收益率。

　　皮凯蒂指出，他所讨论的增长率全部是指所谓的实际增长率，是从名义增长率（以消费价格来测算）中减去通货膨胀率（来自消费价格指数）之后得到的结果。（第102-103页）这表明，他的计算结果偏高。这是因为，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消费价格指数不上涨也存在通货膨胀，消费价格指数所反映的通货膨胀率是低估了的。因此，二战以后的欧美国家的增长率被高估了。

　　关于通货膨胀率，皮凯蒂还写道，“假设名义增长率为每年3%，价格的涨幅为2%，那么我们能计算出实际增长率为1%。但如果我们下调通货膨胀的估计值（例如，我们认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实际价格跌幅比之前以为的大得多，因为它们的质量和性能已大有改进，而这些测算对统计学家们来说绝非易事），把价格涨幅调整为1.5%，则实际增长率将相应提高至1.5%。在实际操作中，当两种情形的差距如此之小时，我们就很难确定真实数据到底是哪个，每个估计结果都有一定道理。对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发烧友们来说增长率肯定更接近于1.5%，对其他人而言则可能更接近于1%。”（第103页）这表明，皮凯蒂还不懂得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区别，从而不懂得通货膨胀是怎么回事。要是按他的这个说法，我们今天吃到的食物没有过去的那么有机，呼吸的空气没有过去的那么清新，就同样要提高实际价格的涨幅和通货膨胀率了，从而实际增长率又会远低于他的计算。

　　皮凯蒂指责马克思没有去弄清他所看到的某些工厂账本上的高资本密集度，是代表了英国经济的整体情况，还是某个经济行业的特殊情况。他还指责马克思根本没注意身边关于国民经济核算的著作。（第233页）这只不过表明，他根本不懂得只有生产性资本才涉及剩余价值或收入的生产，其他资本只不过是瓜分生产出来的收入而已。他也不懂得马克思研究的严谨性，那些荒唐的核算不是马克思没有注意到，而是马克思根本看不上。（参见1866年2月10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7页。）而且与马克思去看账本相比，皮凯蒂频频到小说里去找数据，哪个更像是在做学问呢？

　　皮凯蒂指出，“资本收入原本主导了最高1%，但今天仅在最高1‰中占主导地位。”（第283页）一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皮凯蒂在资本收入中少算了经理层收入。另一方面，皮凯蒂没有意识到，这一观点其实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两极分化其实扩大了。大资本俱乐部中的90%的人被踢出这个最上层的社会。这个最上层的社会人数从原来的1%降到了1‰。由此可见，他随便把收入在前10%的人固定为上层的做法，是不合适的。

　　二、皮凯蒂的教条工具：资本/收入比

　　皮凯蒂提出，衡量某个国家资本存量最自然而有效的方法是用这些存量除以每年的收入流量，从而得到资本/收入比，用希腊字母β表示。（第51页）接下来，他提出了所谓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即资本/收入比β与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的比重α的关系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α=r×β

　　r是资本收益率。

　　举例来说，如果β=600%，r=5%，那么α=r×β=30%。换句话说，如果国民财富等于6年的国民收入，资本的年收益率为5%，那么资本所创造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是30%。（第52-53页）

　　皮凯蒂后来承认他提出的这个公式只是一个恒等式而不是一条定律。（第172页）既然如此，又何必把它吹嘘成什么第一基本定律呢？更重要的是，资本从来就不创造什么收入，资本只是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而已。

　　皮凯蒂指出，上述等式可以用来研究一家公司的账目情况。例如，一家公司拥有价值500万欧元的资本（包括办公室、基础建设、机器等），每年生产100万欧元的产品，其中60万欧元将会支付给工人，40万欧元归入利润。这家公司的资本/收入比β为5（它的资本等于5年的产出），资本收入比重α为40%，资本收益率r为8%。假设另一家公司利用少一些的资本（300万欧元）来生产同等的产出（100万欧元），但是使用了更多的劳动力（70万欧元用于支付工人工资，30万欧元归入利润）。对于这家公司来说，β=3，α=30%，r=10%。第二家公司比第一家公司的资本密集度要小，但是利润率更高（资本收益率显著较高）。（第55页）虽然在书后的注释中皮凯蒂指出，这里的年产出与公司所谓的“增加值”有关，也就是公司通过售出商品与服务（“毛收益”）与它支付给其他公司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间消费”）之间的差额。（第607页）但是，显然，这个增加值并没有扣除固定资本的折旧。从而，皮凯蒂仍然犯了斯密教条的错误，把资本的一部分算成收入了。同时，按照他本人在前面给出的算法，皮凯蒂在这里计算资本时，忘了把这两个公司的股票和债券的市值也算进去了。假如第一家公司的股票市值1500万欧元（不考虑债券），那么按皮凯蒂的算法，这家公司的资本/收入比应当是20，而不是5，于是第一家公司的资本收益率r只有2%（或者4%，如果收入中既算企业的利润又重复算股东的分红的话，而这时资本收入比重为80/140=57%）。

　　对照《资本论》，我们还发现，皮凯蒂所举的这两个例子中，既没有相同的剩余价值率，又没有相同的平均利润率，从而这两个例子完全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现实。尽管他鼓吹他用数据来做研究，提供史实资料，但是与马克思千方百计地按照或接近企业的真实情况举例不同，他完全脱离了企业的真实情况，随着捏造数字来举例，因此，该书的史实性是要大打折扣的。

　　在谈到“在英国、法国和德国，1913年国民资本约为6.5~7年的国民收入，到1950年下跌至大约2.5年，降幅超过4年的国民收入”时，皮凯蒂提出，资本/收入比在1914~1945年的下跌只能很有限地归结为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物质资本的毁灭。总体来说，法国大约有价值相当于1年国民收入的资本被摧毁，相当于资本/收入比降幅的1/5~1/4，德国被摧毁的资本约为国民收入的1.5倍，相当于整体降幅的1/3。在英国，资本的物质毁灭程度要小得多，“一战”时期几乎没有损失，“二战”时期也只是由于德国的轰炸损失了不足国民收入10%的资本。可英国的国民资本的降幅却相当于国民收入的4倍，与法国和德国不相上下。（第148页）他认为，除物质上的毁灭外，资本/收入比在1913~1950年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在外国的投资组合大幅减少，以及储蓄率降至极低水平（这两个因素加上物质破坏可以解释整个降幅的2/3~3/4），另一方面则是在战后实行混合经济与强化监管的政治背景下，资产价格走低（这个因素可以解释整个降幅的1/4~1/3）。（第149页）皮凯蒂忘记了，他的资本/收入比是一个相对指标，而不是一个绝对指标。战争在摧毁物质资本的同时，也摧毁了利用这些物质资本可以创造的收入，因此资本/收入比本不应当受到战争中轰炸的直接影响。同样，在外国的投资组合大幅减少，以及储蓄率降至极低水平，在降低了资本的同时，也减少了收入，资本/收入比也不应当受到较大的影响。资本/收入比大幅下降，倒过来看，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收入大幅上涨，这要么意味着资本的收益率大幅提高，而在战争摧毁了收益率的过剩资本时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要么意味着资本的计算值减少了，资本的泡沫消除了，而战争和经济危机也的确都有助于消除这种泡沫。

　　皮凯蒂提出了一条动态资本定律，即所谓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从长期来看，资本/收入比β与储蓄率s及增长率g有着如下公式所描述的简单明了的关系：

　　β=s/g

　　假设一个国家每年将12%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而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等于2%，那么其长期的资本/收入比将等于600%。这个国家积累的资本将相当于6年的国民收入。（第168-169页）

　　皮凯蒂由此认为，储蓄较多而增长缓慢的国家将在长期中积累起更大数量的资本（相对于收入而言），增长（特别是人口增长）放缓是资本的势力卷土重来的根源。（第169-170页）但是，储蓄较多而增长缓慢，恰恰意味着资本的平均收益率下降，是资本的势力衰弱的表现，谈不上资本势力的卷土重来。至多只是表明，储蓄起来的财富可以供更多年份的消耗。同时，皮凯蒂认为，如果房地产或股票价格涨速快于其他价格，那么即使没有任何新增储蓄，β（国民资本的市场价值与国民收入年流量之比）也能达到很高水平。（第172页）因此，当股市泡沫大膨胀时，相对于收入而言，按照皮凯蒂的计算，也会有更大数量的“资本”。但这也绝对谈不上什么资本势力的卷土重来。

　　在谈到增长对于社会平等的影响时，皮凯蒂设想了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是假如世界上每对夫妇都有10个子女，我们很容易理解继承财富的地位下降这个普遍规律，因为家庭财富在每一代人都要分为10份。在这样的社会中，继承财富的总体地位将被严重削弱，大多数人会更加现实地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储蓄为生。另一个是，假设某个社会的人均产出每过一代人就会增加10倍，此时人们更看重的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所能得到的收入和储蓄，因为前代人的收入远远少于当代人的收入，来自父母和祖上累积的财富也就不会有太大的重要性。（第84页）这两个例子表明，他完全不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要性，不懂得人们是不能离开生产资料而凭空劳动的。在第一个例子中，如果富人的后代会因为继承的财富减少而不得不亲自使用这些生产资料去劳动的话，那么穷人的众多后代将失去生产资料，从而只能饿死。在第二个例子中，人均产出的增加的成果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工人，从而使资本家得以垄断这种增加的成果的、来自父母和祖上累积的财富的重要性反而大大增加了，尽管前代人的收入远远少于当代人的收入。

　　皮凯蒂提到，20世纪初，欧洲和日本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原因，可以很自然地归结为旧世界国家较低的人口增长率——旧世界的低人口增长率几乎自动带来了更高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度。（第329-330页）他这是把不平等的罪过放在了穷人没有多生孩子增加人口增长率上。但是，马尔萨斯却是早就把穷人的贫穷归罪于人口增长较快上。另外，难道就不能倒过来，把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度的提高作为人口增长率较低的原因呢？谁能说β=s/g不同样就是g=s/β呢？事实上，正是因为欧洲的阶级压迫和剥削过于严厉，才使得大量的欧洲人逃到美洲去和大量人口在欧洲被饿死（例如在英国控制下的爱尔兰），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人口增长率怎么高得起来？

　　显然，皮凯蒂所谓“历史上那些由资本主宰、由继承财富决定人们阶层地位的社会（包括传统的农业社会和19世纪的欧洲国家），只有在低增长条件下才能出现和维系下去”（第84-85页）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的著作中提到的19世纪的欧洲首富路特希尔德家族，经历了历史上的多次高增长，仍然是世界首富。

　　三、皮凯蒂的教条不等式：r>g

　　皮凯蒂所有结论的整体逻辑是：如果资本收益率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这种情况在增长率低的时候更有可能发生，虽然并不会自发产生），那么财富分配差异化的风险就变得非常高。他将它表达为r>g（这里r代表资本收益率，包括利润、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资本收入，以总值的百分比表示；g代表经济增长率，即年收入或产出的增长）。（第27页）在这里，皮凯蒂把土地的垄断性租金与一般的资本收益混在一起，把产业资本的收入与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那里瓜分来的收入混在一起，从而未能正确地表达资本收益率，而且与马克思不同，他没有计算剩余价值率，从而未能揭示真正的巨大的不平等。

　　在谈到为何资本收益率会高于增长率时，皮凯蒂提出，他的阐述是将其作为一个历史性的事实，而并非作为逻辑上的必然。（第362页）他的看法是，r>g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各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相互独立：一方面，经济增长率g结构性地偏低（一旦人口结构转换完成，国家达到了世界技术前沿水平，而创新步伐相当缓慢时，g的数值通常不高于1%）；另一方面，资本收益率r取决于很多技术、心理、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它们共同决定了4%~5%的收益率（不管怎样都大大高于1%）。（第370页）这表明，皮凯蒂不懂得基本的经济原理。资本收益率是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与资本的比率。从原始社会解体开始，劳动者就一直为剥削者提供剩余劳动，即便经济没有半点增长，甚至在个别时期还下降了，这种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也是存在的，否则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们就得坐吃山空了。经济增长率，从价值量上来说，只要劳动的总时间没有增加，它就不会大于零，而从现代价格体系所表现的使用价值量上来说，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它会有所增加。但无论如何，经济增长的程度不可能趋向无穷大，从而时间跨度越长，经济增长率会越小。例如，即便1克黄金那么微小的经济规模，以每年8%的速率增长，连续增长742年后，它也将增长到超过与一个地球同等质量的黄金即超过600亿亿吨黄金的价值量规模（余斌：《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页。）。这可能吗？按照皮凯蒂的说法即英法两国目前的人均国民收入大约为每年3万欧元（第122页），我们把它放大到全球60亿人身上，也就是说全球收入假如是180万亿欧元，按照900欧元一盎司黄金的价格来算，这相当于2000亿盎司即622万吨黄金。这是相当高的水平，在未来200年内都未必能达得到的。现在，假定这些收入是从1克黄金的起始水平增长而来，那么，如果增长期是742年，年增长率为4%；如果增长期是2000年，年增长率只有1.5%；如果增长期是3000年，年增长率就只有0.99%；而中国有文字的历史号称5000年，要是按5000年算，地球上的年收入增长率就只有0.59%了。而如果5000年前地球上人们的总收入远远大于1克黄金的话，增长率就更低了。因此，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率根本无法跟资本收益率相比。这跟人口结构转换与创新步伐等等都没有什么关系。

　　皮凯蒂提出，资本收益率明显而持久地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一事实，是推动财富分配更加不平等的强大动力。例如，假设g=1%，r=5%，而且富裕的人们必须用他们每年资本收入的1/5进行再投资，以确保他们的资本比平均收入增长得更快。（第371页）但是，他的这个举例是不成立的。在这里，资本的增长率也是1%，不比平均收入增长得更快。而如果富裕的人们只拿出每年资本收入的1/6进行再投资，即便资本收益率明显而持久地高于经济增长率，他们的资本也会比平均收入增长得慢。这样一来，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不是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是资本积累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总是意味着剩余劳动的更大程度的增长，这意味着，资本收入的增长会快于劳动收入的增长，从而更加有利于提高资本积累率。

　　按照他的r>g教条，皮凯蒂认为，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与低增长有关，由此他认为，在一些新兴国家，鉴于其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像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继承财富额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内都会相对保持低位。（第442页）但是，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与较快的资本集中速度并不矛盾，当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在一代人中，继承财富额的重要性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中国的富二代们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了。

　　四、小资产者的哀怨

　　皮凯蒂认为，当资本收益率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时，继承财产的人只需要储蓄他们资本收入的一部分，就可以看到资本增长比整体经济增长更快。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那些劳动一生积累的财富，继承财富在财富总量中将不可避免地占绝对主导地位，并且资本的集中程度将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可能有违现代民主社会最为根本的精英价值观和社会公正原则。（第27-28页）我们已经指出，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没有直接的可比性。而且经济增长意味着扩大再生产，而在资本量不增加的情况下，也就是继承和拥有财产的人不储蓄他们资本收入的一部分，不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也谈不上什么经济增长。因此，指责继承财富（其实就是资本）在财富总量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只不过是小资产者对大资产者的羡慕嫉妒恨而已。皮凯蒂所谓现代民主社会最为根本的精英价值观和社会公正原则，只不过是小业主的意识形态。对此，马克思早就有过说明。

　　皮凯蒂提出，以r>g表述的不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过去对未来的吞噬：过去积累的财富无须劳动即可自我增长，其增速还高于工作挣来的用于储蓄的财富。（第388页）但是，如果财富真的可以自我增长，而且不妨碍劳动者用工作来积累财富，那么，除了小资产者们的羡慕嫉妒恨之外，没有任何理由说什么过去吞噬未来。唯一能够做出这种指责的理由只能是，财富的增长，固然无须其主人的劳动，但需要吞噬别人的劳动。财富增长的越多，别人的处境越难。这正是《资本论》中已经揭示过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3-744页。）

　　从皮凯蒂给出的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德国、英国、法国的国民资本（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和）在1970年相当于3~4年的国民收入，而在2010年则分别达到了4年、5年和6年之上。（第149页）而他也提到了两个因素：首先，20世纪70~80年代的渐进式私有化以及将公共财富转移到私人手中的过程；其次，影响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长期赶超现象也在20世纪80~90年代加速，与战后初期相比，当时的总体政治气氛对私人财富更为友好。（第177页）但是，他未能发现，在这里，他原本可以得出一个私人资本的效率大大低于公共资本的结论，因为资本/收入比的提高，反过来就是收入/资本比的下降，是经济效率的降低。相反地，他只是以小资产者的眼光妒忌地写道：“出现了新型的承袭制资本主义。”（第176页）

　　皮凯蒂提出了所谓的资本“纯”收益率。准确地说，管理资本和“正规”金融中介（即银行、官方金融机构、房地产中介或合伙人提供的投资建议和投资组合管理服务）的成本显然被考虑在内，并在计算（这里所提到的）平均收益率时从资本收益中进行扣减。但“非正规”金融中介就不是这种情况：任何投资者都会花费时间——有时甚至是大量时间——来管理他的投资组合，决定哪项投资最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些努力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被看作纯粹的企业家劳动或某种商业活动。（第209页）他还提到，有人也许还会猜想，在经济快速增长（或高通胀）时期，这种非正规成本还会更高，因为与经济近乎停滞的时期相比，在这样的时期，人们需要更频繁地调配投资项目，花更多的时间研究最佳投资机会。（第209页）但是，劳动是要创造价值的，而决定哪项投资最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本身并不创造任何价值。它与一个购买彩票的人，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如何投注，并不会增加彩票的总奖金，不会创造价值一样。这些成本本身就是利润的一部分，在计算总利润时，不应当从资本收益中扣减。在经济快速增长期，人们投资亏损的可能性小，投资无须过于谨慎，而在经济近乎停滞时期，投资难度加大，很难说哪个时期研究投资机会所耗费的精力多。但无论如何，这种投资并不创造价值，皮凯蒂看重它，只不过是因为“非正规”金融中介所做的也正是小资产者们所做的，他要为他们鼓与呼。

　　皮凯蒂还提出一个所谓的重大创新：世袭中产阶层。（第264页）支持这一点的无非是他所谓的，“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最上层10%人群的财富比重急剧下降，在欧洲从20世纪初的50%多降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20%~25%，减少了将近一半。”（第266页）但这一点与他在前一页谈的“没有错的事实”是矛盾的：“今天财富还是高度集中的：在欧洲最上层10%的人占有总财富的60%、在美国则占到70%。”（第265页）当然，中产阶层还是拿到了一些面包屑：欧洲中产阶层的财富几乎不超过总财富的1/3，而美国仅仅是1/4。（第265页）他还承认：贫穷的半数人口现在和以往一样贫穷，2010年占有不到5%的总财富，情况和1910年一样。（第265页）这充分表明，他的眼里只有他所处的同一阶级的小资产者们。他还坚持认为：重要问题是不平等的合理性而不是程度。（第268页）“如果不平等被视为合理，比如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富人比穷人工作更勤奋、更高效，或者因为阻止富人挣得多必然会伤害社会上的穷人，那么收入集中度极有可能会创造新的历史纪录。”（第267-268页）因此，他的逻辑必然是，重要的不是解决不平等的问题，而是改变对不平等的看法，要对人们洗脑，使之认为不平等是合理的。但他本人的工作却是通过哀怨巨额财富的继承，来说明不平等是不合理的。

　　皮凯蒂提出，中产阶层显然无法接受自己比上层社会纳税更多。如果现代社会国家想要继续保持生命力，基本税收体系保持最低限度的累进很必要，或者至少不能在收入顶层发展为明显的累退。（第511页）然而，恩格斯指出，“税收！这对资产阶级有很大利害关系，而对无产阶级利害关系则很小。工人应交付的税金始终不断地包括进劳动力生产费用之中，因而要由资本家一并偿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皮凯蒂还提出，走向极端的精英主义很容易产生高管和食利者之家的赛跑，最终受损者则是在旁观赛的普通大众。（第430页）在这里，皮凯蒂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但他却拒绝批判资本主义，而只是归罪于精英主义，发泄小资产者的哀怨。

　　皮凯蒂提出，累进税是一个相对开明的消减不平等的方法，代表在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之间的一个理想折中。（第520页）但他本人也提到，在1932~1980年几乎半个世纪期间里，美国联邦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平均为81%。没有哪个欧洲大陆国家曾使用过如此高的税率（除了特殊情况，至多几年，而不是长达半个世纪）。在美国，最高遗产税税率在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保持在70%~80%，而法国和德国的最高税率从未超过30%~40%，除了1946~1949年的德国。（第521-522页）但是，我们看到，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4个英语国家，前1%人群收入在国民收入所占比重十分接近，均在6%~8%。（第323页）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与法国的前1%人群的收入比重为7%，瑞典则是略高于4%，德国是9%。（第324页）在这里，我们看不出，皮凯蒂所鼓吹的累进税制，在美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实践中，在消除不平等方面起到了任何明显的作用。

　　皮凯蒂提出，资本税的最主要目的不是为社会国家融资，而是管理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其目标是终止无限增加的财富不平等；其次，是对金融和银行体系施加有效管理以避免危机。（第534-535页）这是要维持一个小资产者过得滋润的资本主义。可惜，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不是这样的。

　　五、对《资本论》的无知

　　前面已经提到了，皮凯蒂对《资本论》的一些无知。这里再补充几条。

　　皮凯蒂认为，“同李嘉图的预言一样，马克思的悲观预言也没有实现。在19世纪后1/3时期，工资终于开始慢慢增加：工人阶级的购买力显著提升并不断扩大范围，这一现象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即使极端不平等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层面直至‘一战’前依然有增无减。共产主义革命正式拉开序幕，但主要集中在欧洲和苏联经济落后地区，这些地方几乎没有开始工业革命，然而大部分先进的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寻找其他利于社会民主的途径——他们的公民是幸运的。”（第10页）

　　皮凯蒂的这种说法是非常无耻的。首先，工资的开始增加，恰恰是马克思所指导的工人阶级运动的结果，而皮凯蒂回避这个原因，显然是企图暗示资本家的“慷慨”。其次，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工人的生活消费品是可以有所增加的，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些生活消费品的实际价值量是在下降的，尽管在价格上不一定下降。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嘲讽道：“工资越低，它的任何提高，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提高，在百分比上也表现得越高。例如，周工资是20先令，提高到22先令，就是提高10%；但如果周工资只有7先令，提高到9先令，那就是提高28 4/7%，这听起来就相当可观了。不管怎样，租地农场主大喊大叫起来，甚至伦敦《经济学家》在谈到这些饥饿工资时，也郑重其事地胡诌什么有了‘普遍的和重大的提高’。”（《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35页。）与工资的这点增加相比，资本家的利润才是有了真正普遍和重大的提高。而所谓大部分先进的欧洲国家的公民的“幸运”，则不过是他们不得不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社会民主”地驱赶去做炮灰。

　　《资本论》中已经指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但是，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它们的这个资本主义灵魂和它们的物质实体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致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当它们正好是资本的对立面的时候，他也把它们称为资本。”（《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8页。）而皮凯蒂却仍然在重弹最原始社会的“资本”的老调。（第217页）他还大谈西方经济学的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概念，说什么假设在某个农业社会，一个人拥有相当于100欧元的额外土地或工具（土地和工具的普遍价格已给定），他每年可以额外获得相当于5欧元的粮食产量（所有其他条件都相等，尤其是使用劳动力的数量），那么我们就可以说，100欧元投资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是5欧元，或每年5%。（第217-218页）然而，他忘了使用这个额外土地或工具是要花费时间和付出劳动的，即便使用劳动力的数量相等，但劳动的付出不等，否则额外的土地或工具将不会被使用。因此这额外的相当于5欧元的粮食产量，仍然是劳动创造的，而不是土地或工具自发地创造的。而且如果工具能够创造价值，那么，我们把一百年前的工具找出来复制一套新的，就是可以和以前一样创造相等的价值的。但是，现实会是这样的吗？

　　皮凯蒂提出，“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尤其强调利润率会不断下降——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历史预言，尽管这其中确实包含了有趣的直觉判断。”（第53页）如果他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他应当在这里列出是谁作出过这样的“证明”？而自称“采用了更加广泛的历史资料和对比数据”（第1页）的他，也没有拿出任何数据来表明利润率没有不断下降。他只是用他自己的教条公式β=s/g提出，如果g接近零，那么长期资本/收入比β=s/g会趋向无限大。而且如果β非常大，那么资本收益r必然越来越小。他这是把他自己的想法扣在马克思的头上，而他提出的避免这一结果的唯一的逻辑出口是结构性增长，也就是g大于零（第232页）。但是，这样一来，皮凯蒂就未能逻辑一致地考虑到，如果g大于零且不接近零，那么长期收入将会趋向无限大。这是可能的吗？事实上，如果利润率不是会不断下降的，那么资本的积累就可以超过地球所能容纳的程度。皮凯蒂扣给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第7页）的帽子，他自己戴戴倒是正合适。而他所谓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建立在长期生产率增长为零的严格假设之上（第28页），就更是对《资本论》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理论的无知者无耻了。

　　皮凯蒂提出，发达国家富有，相反，发达国家的政府却穷困。欧洲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它既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私人财富，也有最难解决的公共债务危机——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第557-558页）其实，《资本论》中早就提到，“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学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4-865页。）

　　六、小资产阶级偏见

　　皮凯蒂承认，“无论如何，在19世纪40年代资本繁荣发展，工业利润增长，但劳动收入却停滞不前。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当时还没有出现完整的国家统计数据。”（第9页）这表明，没有完整的国家统计数据，并不妨碍人们得出结论。但他却指责说马克思“缺乏足够的统计数据去支撑他的预言。”（第10页）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对于法国人怀念的“辉煌30年”即经济超快速增长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皮凯蒂认为，欧洲在1914~1945年被美国远远甩到后面，才能在“辉煌30年”期间快速追赶。一旦这个追赶过程结束，欧洲又和美国一起站到世界技术进步的最前沿，增长率回落到相同的低水平，这是身处前沿的经济体的必然特征。（第97页）这个理由其实不能成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以及南欧的一些国家并没有出现什么快速追赶的辉煌时期，尽管他们也被美国和西欧远远甩到后面。如果同样存在差距，而一些国家能够追赶上，另一些国家却追赶不上，那么差距本身就不是能够追赶上的原因。其实，皮凯蒂已经注意到，当时的法国实行混合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或者至少可以说是规模最大的一些企业不再受私人资本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第138页）这本来能够说明混合经济优于私人资本，但是，根深蒂固的偏见，使皮凯蒂把差距本身作为了原因。因此，尽管能够收集到一些数据，他的偏见也使他无法做出正确的分析和结论。

　　指责马克思偶尔做出轻率声明的皮凯蒂，轻率地说什么马克思没有花心思研究没有私人资本的社会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是如何运行的（第10-11页）。但是，马克思没有对未来社会进行空想，恰恰是他研究的严谨性所在。相反地，《资本论》中各种不同的资本和不同的资本形式如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虚拟资本甚至地租的资本化，进行了区分和分析，反而皮凯蒂本人却没有区分地把它们与不是资本的自有住房胡乱地加在一起，计算私人资本。既然他本人没有花心思研究现实中的私人资本在经济层面是如何运行的，他哪有资格指责马克思呢？他还提到“那些取消私人资本、实行极权主义的国家的悲惨现状”（第11页），然而，人们看到的却是恢复私人资本发展的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国家的悲惨现状。

　　皮凯蒂的第一个研究结论是：“财富分配的历史总是深受政治影响，是无法通过纯经济运行机制解释的。尤其是在1910~1950年，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发生的不平等的减少主要是源于战争以及为应对战争冲击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同样，1980年以后不平等的重现很大部分是源于过去几十年，尤其针对税收和金融方面的政治转变。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看待‘什么正当，什么不正当’的方式，各社会主体的相对实力以及由此导致的共同选择——这些共同塑造了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历史。不平等是所有相关力量联合作用的产物。”（第21-22页）他的这个说法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开脱。在所有相关力量中，导致不平等的最主要的力量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政治的背后是经济，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经济因素引起的，是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争夺造成的。把财富分配归结于政治影响，是幻想找出一条不改变造成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原因，而改变其结果的道路。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国家打过很多战争，这些战争以及为应对战争冲击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没有减少不平等，皮凯蒂并没有加以分析，因而他的战争消除不平等论缺乏数据支持。而与历史上的这些战争不同，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向工人阶级有所让步，这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有所消除的原因。随着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欧洲的财富集中度和不平等程度又提高了。皮凯蒂回避社会主义这个因素，只是源于他的小资产阶级偏见。

　　皮凯蒂的第二个研究结论是：“财富分配的动态变化表明，有一个强大的机制在交替性地推动着收入与财富的趋同与分化。……趋同的主要力量是知识的扩散以及对培训和技能的资金投入。供需法则和这一法则的变体——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也通常会促进财富与收入的趋同，但其影响力没有知识和技能的扩散那么大，并且它的含义经常模棱两可或自相矛盾。知识和技能的扩散对于整体生产率的增长和一国内与各国间不平等的削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以中国为代表的很多曾经的贫穷国家如今所取得的进步就印证了这一点。这些新兴经济体正在赶超发达国家。通过采用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获取其他地区所具备的同等技能，欠发达国家的生产率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并增加了国民收入。”（第22页）的确，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把一些企业搬到了发展中国家去办，导致了一些技能的扩散。但这与其说是导致收入与财富的趋同，不如说是收入与财富的分化，因为获得巨额利益的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皮凯蒂的研究侧重于收入与财富的数据，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局限。由于缺乏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他无法建立起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在书中提到过中国有巨大的公共资本，但却没能将这个巨大的公共资产与中国取得的进步联系起来，反而在中文版序中无端地指责“公共资产——至少以传统的国有形式存在的公有资产——有时候既没有带来效率也没有带来公平，更没有带来权力的民主分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所谓公产管理者挪用和不法占用。”他也没有能够考察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公共资本对于这些新兴经济体赶超发达国家的意义。相反地，英国《经济学家》曾经专门撰文数篇来批评这些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冲击。事实上，对私有资本的限制，而不是皮凯蒂所鼓吹的知识和技能的扩散（第23页），才是推动平等的主要力量。

　　事实上，皮凯蒂接着就指责近期中国劳动者取代了更发达国家劳动者，并认为这是增长在惠及一些群体的同时伤害其他人的最好证明（第23-24页）。这等于指责推动平等就会伤害其他人，那么他为何还要研究不平等呢？另外，劳动者之间虽然有竞争，但伤害劳动者的是资本家，而不是其他劳动者。皮凯蒂有意挑起劳动者之间的纷争，而让资本家免受批评，反映了他坚定维护资本主义的阶级立场，这无疑使他的研究失去了科学性。

　　皮凯蒂提到，在1770~1810年，在美国南方，奴隶的总价值约为2.5~3年的国民收入，因此农地加上奴隶的总价值超过4年的国民收入。总体而言，美国南方的奴隶主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旧欧洲的地主，他们的土地并不十分值钱，但由于他们很明智地不仅拥有土地，还控制了土地所需要的劳动力，因此总资本价值更高。（第163页）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由奴隶耕种的、作为南部输出品的棉花、烟草、糖等等作物，只有在仅需简单劳动的天然肥沃的广大土地上大规模使用大批奴隶来经营才是有利的。主要不靠土地的肥沃性而靠投资、工作者的知识和积极性而种植的集约化作物，是与奴隶制度的本性相矛盾的。……甚至在奴隶占总人口七分之四的南卡罗来纳州，由于地力耗尽，植棉业几年来几乎完全停滞不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3页）斯密也曾指出，“奴隶比自由工人‘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49页。）。真不知皮凯蒂的“明智”二字从何说起？

　　皮凯蒂还写道，自《曼斯菲尔德庄园》的时代以来，财富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只能希望奥斯汀描写的人物及其后裔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追随托马斯爵士的榜样，将一部分土地租金投资到海外。至20世纪初，英国人在海外的资本每年能产生约5%的股息、利息和租金回报，使该国的国民收入比国内产值高出约10个百分点。如此大的福利可以养活相当数量的人群。（第121页）这表明，皮凯蒂支持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支持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劳而获者靠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生活。当然，他指望养活的是小资产者们。他还写道，世界其他地区在通过辛苦劳作来增加殖民帝国的消费的同时，它们欠这些殖民帝国的债务还越来越多。这样说似乎危言耸听，但我们应该认识到，通过贸易盈余和殖民占有的方式来积累海外财富的目标，正是为了在日后维持贸易赤字，永远保持贸易盈余是没有现实意义的。拥有财富的好处在于，人们即使不工作也能继续消费和积累，或者说能够以比自己从事生产更快的速度来继续消费和积累。（第121-122页）这段话只有对帝国主义的鼓吹，而没有半点对殖民地人们的同情。

　　皮凯蒂注意到，每次战争时期，经济活动减少，通货膨胀上升，实际工资和购买力开始下降。然而，工资层级底部人群的工资普遍是上涨的，与处于顶端的人群相比，他们多少能避免通胀之害。（第292页）他认为，这是因为劳动者对社会正义和公平准则有着大致相同的认知，他们会努力防止本就不高的购买力过度下降，而要求更富裕的群体将自身需求推迟到战争结束之后。（第292-293页）这表明，皮凯蒂不懂得工资只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通货膨胀使商品价格上涨，也使得这个费用上涨，从而名义工资也会上涨，否则劳动力就不能正常地再生产，资本家就没有合格的工人可用了。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工资层级底部人群能避免通胀之害，他们只是一无所有而已。如果在这里，要谈什么社会正义和公平准则的话，那只能是对社会正义和公平准则的极大嘲讽。这也是皮凯蒂无知和偏见的又一个生动体现。

　　皮凯蒂指出，先驱们的平等思想逐渐被淡忘，新大陆濒于变成21世纪全球经济中的旧欧洲。（第529页）这说明，他不懂得，小资产阶级先驱们的平等思想，只是中产阶级对上的平等，而不包括对下的平等，正如美国立国之初还保留有不平等的奴隶制一样。这样的“平等”思想，发展下去，就只能是今天这种不平等的结果。

　　皮凯蒂虽然认为，边际生产率理论及教育和技术赛跑理论存在缺陷，但却仍然认可它们的结论，提出“长期来看，增加收入和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最好方式是对教育和技能进行投资。”（第320页）这表明，他不懂得，造成收入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不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消灭资本，那么无论生产力如何发展，收入不平等都是降低不了的，甚至还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扩大。

　　皮凯蒂针对美国提出建议，适用于一年50万或100万美元以上收入的80%的税率，不会给政府带来大量收入，因为它将很快达到政府的目的：大大消减这一水平的薪酬，但并不会降低美国经济的生产率，因而较低阶层的薪水会上升。（第528页）他不懂得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的，分配是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的。即便上层减少了自己的薪酬，也不会把这些多出来的薪酬分给下层，不会使较低阶层的薪水上升。正如在经济危机中，牛奶卖不出去了，也是会宁愿倒入大海，也不白白送给街头流浪者的。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就曾长期不分红，直到税率下降。

　　皮凯蒂提出，防止贫富差距无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实现对财富积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资本税有助于让公共利益超越私人利益，同时又可保持经济的开放度和自由竞争。（第485-486页）然而，这不过是《资本论》中早就分析过的“把支出欲和积累欲分开”的陈词滥调。（《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7页。）最关键的是，通过资本税来没收掉部分的资本，用来做什么呢？如果用于公共财政，那么其他税收就没有必要收了，而皮凯蒂并不希望看到税额的增加（第496页），从而又将财富还给了资本家；如果用于创办国有企业，那就是采取社会主义步骤，但是皮凯蒂却认为“一旦公共部门的规模超过了一定限度，那么就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组织问题。”（第496页）显然，他是反对这样做的。而且这种做法还需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才做得到。对此，镇压了1848年法国革命的小资产者们是不愿意看到的。

　　七、该书的一些积极意义

　　皮凯蒂指出，欧洲国家从未如此富裕。另一方面，真正可耻的是这样巨大的国民财富分配极其不公。私人财富建立在公众贫困的基础上，一个特别不幸的结果是我们现在在债务利息上的支出远超过我们投资于高等教育的费用。（第584页）这对于揭露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打破一些人对发达国家的迷梦，警示我们限制公债规模，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皮凯蒂把库兹涅茨曲线称为“冷战期间的福音”（第14页），揭露“库兹涅茨曲线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冷战的产物。”（第15页）这是正确的。因为库兹涅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乐观预测的主要意图非常简单，仅仅是为了推动欠发达国家“并入自由发展的轨道”，也就是走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他对库兹涅茨曲线的批判有助于消除这一理论的欺骗性。

　　皮凯蒂指出，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或者市场经济法则能够确保降低财富不平等并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是一种幻想。（第386页）他还提到，1980年以后，源自发达国家的极端自由主义浪潮迫使贫穷国家缩减公共部门开支并放缓了现代财税体系建设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步伐。发达国家总是将发展中国家当成试验场，而根本没有充分汲取他们国家自身历史发展中的教训。（第506页）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深入批判新自由主义，注意在市场经济中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具有不小的警示意义。

　　皮凯蒂指出，落后国家是通过提高科技水平、专业知识与技能和教育水准来追赶发达国家的，而不是通过成为富国的资产。（第71页）这也警示我们，在对外开放中，要注意维护国家利益，避免国家资源和国有企业，大量流失成为它国的资产。

　　小结

　　皮凯蒂在中文版序中说，他的主旨其实是提供史实资料，让每个人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在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中国的相关史实资料的情况下，他就说什么“公共资产——至少以传统的国有形式存在的公有资产——有时候既没有带来效率也没有带来公平，更没有带来权力的民主分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所谓公产管理者挪用和不法占用。”这表明，他的研究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性和主观性，而且不懂得对公共资产的挪用和不法占用，应当以大力反腐来应对。要知道，腐败的本质不过是化公为私。消除公共资产的行为，要远比挪用和不法占用公共资产的行为，腐败得多。

　　皮凯蒂提出，现实情况证明，民主和社会公正需要其本身的社会机制，而不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甚至不能仅仅通过议会或其他民主机构来实现。（第437页）这一点是对的。但是他坚持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寻找这样的社会机制，则是找错门了。

　　其实，他已经注意到，没有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法国的现代累进所得税是很难产生的。（第514页）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才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少量公平。但是，皮凯蒂坚持认为，私人产权和市场经济不仅仅是让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者为资本所统治，它们在协调亿万个体的行动方面也扮演着有用的角色，没有它们就不会如此容易地进行。（第548页）这表明，皮凯蒂是为小资产者服务，为了小资产者的利益，他必须让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者为资本所统治。

　　皮凯蒂提出，没有真正的会计和财务的透明度和信息共享，就不可能有经济民主。相反，没有一个真正的权力干预公司决策（包括公司董事会的工人席位），透明度也没有多大用处。（第587页）他不懂得，真正的民主就是要消灭资本，使生产资料由劳动者联合占有。这样一来，不平等才能彻底消除，永不再来。

　　网络编辑：嘉扉

　　

　　

发布时间：2015-03-02 20:3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