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的作用下，一方面随着商品、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打破民族国家界限流动，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依存度日益紧密，另一方面社会财富的流动和经济发展的格局均显示出不均衡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全球化语境下，作为观念形态的爱国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态度和答案。在这些众说纷纭的答案中，不乏有一些不理性甚至错误的观点，冲击着爱国主义思想和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理性爱国行为，需要我们从理论上给予正确的澄清与回答。
一、爱国主义过时论
爱国主义作为对祖国的深切关怀之情，尽管也强调胸怀世界、兼顾世界利益并能超越狭隘民族主义，但最关键的还是要以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民族的国家的利益而努力奋斗。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深，人们交往的划时代变革和“地球村”观念的传播，“爱国主义过时论”也常常出现在人们的争议中。主张“爱国主义过时”的观点认为，世界市场已经建立，国家界限已被打破，人类文明也在走向融合，“地球村”正在形成，人们生活在相互交流、共同进步的集体中，凡事应该以国际社会为重，民族主义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危险的时代错误，应该被历史潮流的所摒弃，无需再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和爱国主义。
这种观点看到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资源共享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没看清楚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从而夸大并美化了经济全球化，并抛开民族国家利益去空谈人类利益，在客观上严重影响了人们长期以来的根深蒂固的民族国家观念，淡化了人们为国奉献意识和国家安危意识，消弭了社会共同价值观和民族凝聚力，其实质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观点，原因主要有：一是一些学者、知识精英过度鼓吹“全球民主化”、“普世文明”、“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宣称“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民族国家的传统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已经过时”[1]等，让人们形成一种自我殖民化的思维定势，自以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已经不存在了，人们都住进了地球村，当上了世界公民；二是一些采用降低人格甚至国格的途径和手段去招揽生意的经济活动，如上海等地某些商家打出的“大日本”和“昔日法租界的风光”等广告，让人们在经济消费中不知不觉地淡化了国家主权意识、民族尊严意识和民族国家观念；三是一部分民众的理论水平较低，在对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缺乏了解的情况下，把全球化现象进行了夸张和臆想，从而忽略了经济全球化中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不仅不是对民族国家的消灭，而是带有明确的民族国家利益目的的，其实质是新自由主义推行自己主张的一种手段，是“全球国家和民族的解体，迫使各国政府放弃干预经济的权利，听任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巨头操纵世界经济，听任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挟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美国利益为中心，制定影响全球各国的经济政策。”[2]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仍然需要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行动的指向标，即要“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3]在正确把握一切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前提下，始终自觉、勇敢并善于捍卫我们国家的正当利益。
二、强势爱国论
爱国主义作为一个人对其所属的国家或群体的热爱,对其制度的忠诚和对其国防的热情，首先表现为维护本国、本民族的利益，但这并不是说，要排斥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发展，而是要在拥有对国家的积极认同与对同胞的特殊关切的同时，容纳“他者”。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滋生的民族主义语境下，逐渐生出一种“强势爱国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还是国际地位形象，我国都已经得到巨大的提升，具备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抗衡的实力，应该在我国国家主权、民族团结和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威胁时，以强硬态度保护我国国家利益不被侵占，以强悍的姿态对世界说“不”。
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一种缺乏国际视野和人类情怀的民族主义，它有助于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有助于民族独立，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有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为政治统治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基础，但也容易使人们在对待民族问题、国家利益方面，失去了理性分析判断的能力，不能客观、理性地看待祖国的文化和文明，易产生盲目自大、排外心态，或者纠缠于历史恩怨，易产生过于敏感、敌意的报复心态和不理性的“爱国”行为。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主要是：一是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以一种独立的话语姿态出现在学术界的国内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人们不能正确的认识爱国主义，以为爱国就是对外强硬，就是排斥外国的一切文明，抵制外来商品，甚至认为爱国就是不择手段的激情表达。二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人们日益高涨的民族自尊意识和国家主权意识，再加上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和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传统，使得人们在面对周边国家基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对我国国家主权的挑战，及国外敌对势力在我国境内进行分裂主义的传教活动，挑起事端激发暴力恐怖主义和民族分离运动的行为，容忍度下降；三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间文化差异和价值冲突，媒体有意无意渲染扩大，从而引发各国、各地区人们以爱国主义的标签表达相互排斥和敌视，并以民意裹挟政府表达对外的强硬姿态。
随着世界交流与合作的日益密切，国与国之间基于民族利益而发生的摩擦和冲突必然不可避免。但是这些摩擦和冲突产生原因却是多样的，如果只是因为误会、价值观的不一致等原因造成的摩擦和冲突，而且对冲突方的力量比我们强大或势均力敌时，强硬的姿态只会让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抵制外来商品，从表面上似乎在维护民族利益，实则不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互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双赢”的。盲目抵制外来商品，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关在了世界文明大潮制外，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一个理性的国家，不但要和友好国家进行经济合作与交流，而且还要化敌为友，加强合作与交流。至于用那些不择手段地方式来表达的爱国激情，如打骂诅咒等，不但于爱国无任何补益，相反更是害国的行为。因为打骂诅咒不仅削弱了爱国的力量，而且损害了祖国的形象。
三、经济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把关心和维护祖国荣誉、利益，以及把推进祖国文明进步、献身祖国的人民幸福，作为自己的政治选择和道德取向的思想理念，在世界尚存民族国家分别时，理所当然应该以维护本国本民族利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在面临国际贸易、金融往来和人力资源的跨国流动带来的巨大冲击时，都会强调经济爱国主义。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尤其强调经济爱国主义，一方面在抵御外资并购内资企业、防范本土商品和服务遭遇外来冲击等方面，实施市场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对一些新兴产业实行打压。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也出现了呼吁经济爱国主义的观点，其主要内容为：一方面国家要在当前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下，实行“经济爱国主义”，“抵制洋货”、“购买国货”，以“国货消费”行为来保护民族工业；另一方面，个体要在中央大力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语境下积极消费，强调“买房就是爱国”，“积极消费就是爱国”。
这种观点是经济全球化的孪生产物，是国家民族主义在经济上的表现，本质上是一种狭隘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是经济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既要求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审核、限制外国公司并购本国企业、产品进口，保护国内企业或产品，也要求人们的消费行为为国家整体利益服务。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主要是：一是在经济全球化中，西方发达国家强大的资本谋求与政府联手，用并购方式占领我国市场，而我国企业的资本力量又不足以与之抗衡，从而希望政府能够给予某种程度的阻挡，以赢得宝贵的经济结构调整时间以保护国家经济安全；二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利益，或明或暗地采用一定限度的“经济爱国主义”干预经济活动以保护本国的经济安全，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因而部分中国企业和民众认为中国也应该实施“经济爱国主义”；三是世界经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为拉动内需为主，为了刺激民众消费，一些学者把消费行为意识形态化，并使其与爱国主义捆绑在一起。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过分强调保护民族落后产业和企业的经济民族主义，最终会有损国家竞争力，而把消费行为意识形态化的“消费爱国主义”，则是对人们消费的一种道德绑架，最终也只是消费并伤害人们的爱国情感。
四、爱国但不认同社会主义
爱国主义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在当代中国，爱国与爱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推进，我国也出现了一种离开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去抽象地谈论热爱祖国的虚无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是完全可以分开的，热爱自己的祖国，并不意味着必须认同共产党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出现这种观点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党和政府没有有效解决老百姓所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执政党的腐败问题，导致人们对党和政府的疏离感、不信任感，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不足；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其先进的传播手段，不断鼓吹人权高于主权、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军队国家化、领土分治化等思想观念，制造人们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崇拜，同时利用我国在民主建设、民族问题的处理等方面存在的失误,攻击我国民主、人权，煽动人们对政府的不满, 使一部分人对西方世界的民主和繁荣充满仰慕，他们希望中国通过改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三是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在经济上，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主张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在战略政策方面，鼓吹全球资本主义化。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一些人也开始认同，只有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才是最好的民主形式，主张用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制，竞选制等来取代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等。
“爱国不认同社会主义”的观点，实质上是对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是对“西化”、“分化”的某种程度的迎合。祖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借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环境”，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在内容上既包括自然地理环境、文化历史，也包括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国家制度。在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也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来抽象地谈论祖国。对此，邓小平曾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过：“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4]因此，要特别警惕“爱国但不爱社会主义”观点背后的“西化”、“分化”的实质。
【参考文献】：
[1]王奇.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爱国主义需要现代理性[J].河南社会科学.2005(1)
[2]河清.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0.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92.
网络编辑：嘉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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