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进一步深化改革成为舆论的热点，但是在改革的方向上有一种倾向值得警惕，这就是一些人妖魔化国有企业和政府，借口国有企业运营和政府行使经济职能中存在的个别问题否定国有企业和政府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主张在中国建立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体制，吹嘘它可以引领中国经济走向新一轮大发展和大繁荣。其实，大量经验事实表明，“大市场，小政府”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表现并不像其倡导者描绘得那般美好。
一、“大市场，小政府”模式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大市场，小政府”体制是目前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形态。在该体制中，私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是整个市场体制的基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职能仅限于提供公共服务，包括建立福利制度、维护市场秩序、进行有限的宏观经济干预等，不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学术界曾将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分为重市场调节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重政府干预的德日模式两大类，其实这种分类只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意义。二战后，为了从战争破坏的阴影中走出来，西方国家普遍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其中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更大些，其表现是：通过制定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对国民经济运行实行计划调节；通过发展国有经济推动产业成长；通过立法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监督和控制；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通过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调节收入分配，等等。自上世纪70年代哈耶克等宣扬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以来，为了克服共同面临的经济“滞涨”难题，西方国家普遍走上强化市场调节，弱化政府干预的道路，即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来提升经济竞争力；通过福利制度改革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通过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释放经济活力。经过这一轮放松国家干预的改革，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趋同，相互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可以说，流行于今日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大市场，小政府”模式，它们的共同价值观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目前在中国，凡是主张建立“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人都振振有词地拿哈耶克说事，对哈耶克崇尚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学说顶礼膜拜，将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奉为中国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的不二来源，哈耶克要是在天有灵真的会为在当下中国竟有如此虔诚的信徒而窃喜不已！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大市场，小政府”体制模式是最优的，认为在该模式里，私人所支配的资源的价格都由市场决定，所有的资源都是按照所谓效用最大化原则自发配置的，因此配置效率是最高的，如果政府对资源配置施加影响，特别是国有企业参与资源配置，市场就会被扭曲，资源配置效率必然低下。然而，西方“大市场，小政府”经济模式建立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这一基石之上，过度迷信市场自发调节作用而妖魔化政府的正当地位和作用，使其固有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即难以化解生产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越来越尖锐的矛盾。正是这一局限性使得实行“大市场，小政府”经济模式的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十分严峻的产业空洞化、经济虚拟化和财政债务化问题。
其一，市场自发调节推动去工业化和产业空洞化，导致产业竞争力严重衰竭。在市场自发调节下，私人资本在各个产业部门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完全以最大利润为目标，而不顾这些产业对增加就业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意义。其结果是产业结构从早期的制造业占居支配地位发展到高度服务化，制造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直线下降，据统计，2007年制造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美国是20.9%，意大利是15%，爱尔兰是12%，西班牙是11%，葡萄牙是11%，希腊是9%。这样的产业结构意味着加工制造业趋于萎缩，大部分普通消费品、日用品、工业制成品等在西方国家已不生产，消费品需求主要靠进口来满足，外贸赤字迅速扩大，产业竞争力严重衰竭。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其后的主权债务危机风暴中，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国均为重灾区。对美国制造业衰落的现状许多有识之士表达了深深的忧虑。美国世界500强公司陶氏化学公司主席兼CEO利伟诚在其专门讨论美国制造业衰落和复兴的书《美国制造》中说：“现在，美国的状况可能会令许多人感到吃惊。我们正痛苦地适应着失业、企业倒闭和一些小城市甚至大城市主要街道的关闭。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制造’这个词与过去——那个辉煌、简约和更富足的时代相联系。”“美国的竞争者正在通过投资高度先进的、高度专业化的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来积累大量财富……在这场比赛中，美国正在迅速地落后。”“随着美国服务业部门的扩张和制造业部门的收缩，结果不是一个新的每个人都胜利的后制造业经济。结果只是特定人的胜利，但是作为整体的国家存在大量的失业……在持续高失业情况下，没有哪个社会能繁荣。”
其二，市场自发调节推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削弱了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来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基础上的，工业资本是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主体性资本形态，但是在市场自发调节下，主要从事货币借贷和资本运营活动的金融资本迅速崛起。比起规模厐大管理复杂的工商业活动来，金融活动更能快速而轻松地谋取暴利，这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集中到金融业，而支撑经济增长的实体经济却不断被弱化。最初金融资本凭借对资金供给的控制而支配实体经济成为金融寡头，进而贪婪的金融寡头脱离实体经济，通过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国内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呼风唤雨，巧取豪夺，使财富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其结果是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经济增长丧失动力，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经济陷入全面衰退。西方发达经济体经济金融化后迅速陷入衰退和危机，是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莫大讽刺。经济金融化使经济的发展基础被掏空，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最终因实体经济的衰败而走向崩溃，从而引发全面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在中国有人却将金融资本的欺诈行为描述成发财致富的神话而到处兜售，此人宣称：金融证券业发展最大的作用是把所有不能直接流通的死的资产，包括人力资本、房地产、土地以及未来的收入流等等，通过金融票据化的发展变成活的资产，主要形式就是进行货币化或者证券化，这样一来资源配置的增值效率就能达到人类社会此前从来达不到的高度，金融化、证券化的程度越高的社会，越能够提供条件让大家更好地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尤其是从事更高经济增加值的生意的机会和可能性会大大增加。这段话试图让人们像古人相信有可保人长生不死的“灵丹”一样相信当下存在让人一夜暴富的“妙药”，只可惜这剂药已经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令无数被忽悠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无辜百姓一夜之间倾家荡产，没有人再相信了，现在却被人拿来继续忽悠善良的中国人！
其三，市场自发调节使政府背上越来越沉重的债务包袱，形成债务经济。随着产业结构的去工业化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绝大多数中产阶级人群的收入增长缓慢，而极少数金融精英却获取了巨额收入，造成了社会财富占有的严重两极分化。为了防止社会矛盾激化，西方国家政府不得已加强公共福利支出，但是，在产业空洞化和金融化使财政收入来源不断枯竭的情况下，入不敷出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政府不得不靠发行债务维持公共支出，从而背上越来越沉重的债务包袱。当下的发达经济体政府个个债台高筑。2009年10月，希腊政府宣布其2009年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2.7%，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13%，远远超过欧元区所要求的3%和60%的上限，随后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相继下调对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标志着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随着希腊债务危机的发展，欧元大幅下跌，欧洲股市暴挫，主权债务危机在欧元区蔓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也相继陷入信用危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迅速蔓延为欧洲范围的一场危机。如今虽然经过全力救助，欧债危机有所缓和，但是造成危机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新一轮危机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在过去的20年里，日本国债平均每年以40万亿日元（约合408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日本政府的债务1981年度超过100万亿日元（约合1万亿美元），2008年度达500万亿日元（约合5.1万亿美元）。2013年8月，日本国债达到1000万亿日元（约10.4万亿美元）大关，占GDP的240%，相当于日本国民人均8.2万美元。现在日本政府每年财政支出半数以上依靠发行国债，财政恶化的程度在发达国家名列第一。自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联邦政府一直处于举新债还旧债的状态,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手段在美国政府关门事件中得到突出表现。
产业空洞化、经济虚拟化、收入两极化、财政债务化等问题是西方国家“大市场，小政府”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承受之重，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共同催生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其后的主权债务危机，尽管西方国家政府想尽办法试图推动经济复苏，时至今日依然没有走出困境，经济复苏非常缓慢而不确定。西方经济出现的问题都与“大市场，小政府”市场模式所贯穿的政府不干预教条密切相关，是其妖魔化政府干预应有地位和作用的结果。前面提到的美国陶氏化学公司主席兼CEO利伟诚以揶揄的口气说道：“长期以来，太多的聪明人认为纯自由市场法则，将帮助经济（至少健康的经济）找到正确的平衡。但是就像过去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个经济体本身不能简单地实现平衡。实现平衡需要行动，它需要干预。”他不无忧虑地指出：“是时候认识到，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在每个场合都让市场法则起统治作用，我们将变成全球经济最大的旁观者、潜在的最大被淘汰者。我们的消费者将发现他们自己有更多的债务和更少的钱花费。我们的商业将有更少的资源用于研究和开发。我们未来几代人将缺少机会。”。美国制造业衰落的亲历者、世界500强大公司主席兼CEO利伟诚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反思能否对那些至今依然沉醉在自由市场罗曼蒂克的迷思中不能自拔的人起到些许警醒作用呢？！
二、拉美国家移植“大市场，小政府”模式的深刻教训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大市场，小政府”市场体制模式被移植到拉丁美洲地区，在实践中，该模式暴露出一系列固有缺陷和弊端，教训十分深刻。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拉美国家纷纷实行了“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在该模式的推动下，拉美各国实行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企图吸引外资推动经济增长，可是流入拉美的国际垄断资本并没有真正推动拉美经济的发展，却借机侵蚀拉美国家的国民财富，少数大资本获得暴利而多数劳动者陷入贫困，高经济增长的承诺成为泡影。作为建立“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重要举措，拉美国家纷纷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强调和鼓励私人投资，企图靠市场和私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然而，全盘私有化措施打乱了市场与公共利益的平衡，非但没有改善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反而使多数底层民众丧失基本保障，生活陷入赤贫。在推行“大市场，小政府”模式过程中，当面临经济波动，特别是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的局面时，拉美各国政府不是全面考虑宏观调控政策的协同性，而是单一地关注通货膨胀的稳定化政策，忽视其负面冲击的严重后果，使经济陷入深度休克和长期停滞。拉美国家把金融自由化视为推行“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关键，企图通过金融自由化来实现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然而金融自由化缺乏必要的调控和审慎的监管，金融创新成为少数金融大鳄进行金融欺诈和巧取豪夺的工具，金融自由化非但没有消除和克服金融风险，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而是不断放大金融风险直至催生金融危机。拉美国家实施“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体现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就是单纯靠市场调整产业结构，轻视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必要引领和重要支撑作用，导致拉美国家产业结构被动地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产业布局之中，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而不能自拔，国家创新能力和企业竞争力被严重窒息。拉美实施“大市场，小政府”模式忽视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缺乏增加社会公平和保障社会包容的长期社会政策，难以缩小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生产部门之间、不同企业之间以及不同职业人群之间结构性差异，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拉美国家实施“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重要理由之一是希望实现与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并轨，借助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资源实现自己的发展，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拉美国家非但没有改变对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依附关系，反而继续繁衍和复制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增加新的不对称性，拉美国家被剥削被掠夺的边缘和从属地位日益强化
这样一个存在严重弊端和缺陷的模式是根本不可能推动拉美经济走上繁荣发展道路的，只会给拉美经济带来严重后果，事实正是如此。经济改革前的1961年至1981年，拉美地区GDP年均增长率5.59%，人均GDP年均增长率1.96%；而1981年至2001年，二者的速度分别降为2.15%和0.34%，即改革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仅及改革前的38%。持续的经济低迷导致社会形势恶化和社会冲突加剧，进而引发民众社会抗议运动的兴起和许多国家政局的动荡，一批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和政党失去民众支持，理论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声浪日益高涨。
三、健全和完善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西方国家和拉美国家实行“大政府，小市场”市场经济模式的教训给我们的启示是，“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是一个存有大量失败记录的模式，该模式建立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具有无法克服的固有弊端和缺陷，实施这一市场经济模式不可能带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探索，中国已经找到并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该模式吸收和集中了传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点，又形成了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缺陷的新要素，因而是具有显著优势的市场经济模式。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西方国家流行的“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更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以创新的精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和完善该体制，着力点要放在两个基本点上，一是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二是坚持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潜力已经释放完毕，中国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该观点强调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房地产泡沫、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信贷和投资等，因此，中国必须加大改革力度，改革的目标是让消费不断提高，靠消费来推动增长，而不是靠投资推动增长，要让市场力量而非行政力量发挥更大作用。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对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的判断肤浅而主观，以偏概全，主张用消费拉动模式取代投资推动模式，让私人资本和市场力量主导经济运行的观点更是赤裸裸地鼓吹新自由主义。主张在我国建立“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严重脱离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现实，既违背时代潮流，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应当引起高度警惕。
“大市场，小政府”模式已经被西方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实践证明是弊端丛生的模式，实行该模式必然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经济发展停滞及国家竞争力衰竭。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出了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模式，该模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也高度重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干预和引领作用。中国实行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已经被实践证明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中国凭借该模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令世人注目。中国实行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没有变化，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潜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完。因此，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既定的发展道路，不被唱衰和诋毁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思潮所迷惑，以创新的精神继续探索和完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使之与时俱进，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网络编辑：岚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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