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承训：与田国强教授的市场经济论商榷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要“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我们党一直强调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取向。然而，在具体到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学术界至今还有不同的理解。如，2011年3月，田国强教授发表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一文提出，中国“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滞后”，应当坚持哈耶克等所主张的“市场最优性经济”，将政府转变为有限型政府，靠“‘无为之手’，让财富更多地流向百姓，以最大化社会经济福利”。尽管该文有些论点和建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有的观点值得商榷。本文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一文的某些观点，围绕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市场的本质不是“无为而治”，而是交换关系中的趋利竞争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一文的立足点在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无为而治”。该文认为，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滞后是中国经济的长期深层次根本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因为“市场的本质是无为而治，而无为而治的必要条件是完善市场制度让市场有效，而让市场有效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而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限和定位恰当的政府。”本文认为，这段表述存在几个需要商榷的地方。
第一，对市场本质的理解存在偏颇。所谓本质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把“无为而治”视为市场的本质，即使观点成立，其所描述的也只能是市场的一种现象或状态（即自发性），而不能表明市场的根本属性。毛泽东同志说过：事物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无为而治”最多只是一种市场现象或假象，不能把现象和假象同本质混为一谈。
第二，如果市场是“无为而治”的，就不需要有许多“有为”的前提，如“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和“一个有限和定位恰当的政府”？因此，如果存在这些“有为”的前提，那么市场就不可能是“无为而治”，而应是有限度的“有为而治”。
第三，市场的本质不是“无为而治”，而是最大化的趋利性。市场体现的是一种商品交换关系。市场经济是在交换关系总的基础上为趋利而竞争的经济形态。市场的本质属性是趋利（以钱为本）。所谓“无为而治”不过是“无形的手”的一种片面表现，还需要“有形的手”（“有为而治”）来帮助。这是各种类型的市场经济的共性。
第四，我国部分“无为而治”的市场秩序已经造成重大危害，而且也是“深层次问题”的重要成因之一。市场机制积极的一面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但是其消极的一面致使市场秩序紊乱甚至产生一系列严重问题。这里简单列举如下：（1）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严重；（2）投机过度加剧了通货膨胀；（3）管理松懈致使产品质量差；（4）市场无序化导致如滥占土地、矿产过度开采和商品过度包装等问题，社会财富浪费严重；（5）贫富差距加剧；（6）环境污染严重；（7）生产安全事故频发；（8）腐败的滋生和蔓延；（9）黑恶势力欺行霸市；（10）由商品拜物教扩散为金钱拜物教，“无钱不办事”的潜规则到处盛行，等等。甚至可以说，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畸形、产品升级换代迟缓等都与“无为而治”的市场有关。
从理论上考察，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应当首先提到生产社会化规律高度上来，揭示其深层的形成和运行的基础与机制。市场经济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参与和组织活动的主体是人。但在市场经济中，不仅有个人的表现，还要有共同遵守的规则。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是生产社会化的一种表现，是社会分工之上的一种经济联系形式。而且社会分工越深化，越需要这种经济联系。（当然，经济联系还有其他形式）市场最初是自发形成的，但它从最初级的市场经济形态开始，便和一定的管理相伴行，哪怕是小小的集贸市场都要有人管理。当市场经济遍及整个社会，它就转变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这种配置是通过竞争和价格信号而展开的，其动力就是逐利。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够赚钱多，就采用什么方式。然而，由于完全无序的竞争会导致过度竞争和垄断等问题，因此，市场经济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离不开宏观管理，而这就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世界上各种类型的市场，包括发达国家的所谓现代市场，都是“两只手”在共同起作用。当然，市场的“无形之手”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对市场的宏观调控都在逐渐增强。因为实践证明，一旦市场的调控失灵，就会引发经济危机。以美国而言，二战后近70年里，发生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或衰退）近20次，最近的一次就是2007年的次贷危机，并引发了全面的国际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是多元叠加性和迁延连发性，至今还未完全度过。本轮危机再次导致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和政策在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重新审视，欧美各国已经开始转而加强政府的管制。可见，市场的本质并非“无为而治”。
从市场的趋利本质上说，市场经济并不可能让人人都可以公平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因为市场的趋利本质导致参与市场经济的自由权的大小必定要由资本拥有者的资本数量的多寡来决定。身无分文的穷人是无法与亿万富翁在市场上公平竞争的。在市场经济中，真正拥有自由权的是那些大资本家，特别像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那样的金融资本家。然而，就是他们也经常因为客观规律的作用而碰壁，有的甚至如美国的雷曼兄弟一样陷于破产境地。这些现象一再说明，市场的本质是趋利而非“无为而治”。
从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上说，也不完全归之于“无为而治”。人们常说：“价格要听市场的。”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还存在真市场价格与伪市场价格之分。真市场价格是客观上由价值量和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水平（即所谓均衡价格），这是必须尊重的。但即使是真市场价格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要尽可能顺应价格规律加以弥补、矫正，设法减少其可能带来的震荡和损失。而伪市场价格则是打着市场旗号制造的高价或低价。制造伪市场价格的有欺诈者、垄断者、制造虚假需求者，以及利用巧妙的促销手段误导消费者的商家，其目的只是为了少数人实现暴利。企业或经营者作为市场主体，其定价也不能完全与均衡价格划等号，也可能存在如制造虚假成本信息等问题。现在伪市场价格比比皆是，而且动辄以“听市场的”为挡箭牌。为此，我们必须要甄别真伪，防止伪市场价格对社会的侵蚀。此外，通货膨胀压力存在的重要成因之一就是放松了对市场的规范，“无为而治”的市场让“野虎”窜出了“笼子”。同时还有一个“信息不对称”问题，有人认为它也是价格形成和运行的机制，并以此为由排斥政府对价格进行一定的监管和疏导。从经济学创新的视角看，信息不对称其实也有所贡献，特别是对于纷杂多变的虚拟经济来说，确有很大的应用价值。但是必须明确，信息不对称并不是客观规律，而是种经营行为和价格现象。信息不对称主要还是一种人为因素，是卖方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以垄断信息为手段，有意加大营销中的不透明度，误导交易对象。所以信息不对称也可称为“信息垄断”，从根本上看，这是违背等价交换和诚信交易原则的。而且一旦出现绝对强势的买方市场，这种信息泡沫将立刻破灭，或者引发道德风险。而在现实中，金融等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助推了投机性、垄断性和信息不对称等不合理现象，导致市场中泡沫纷扰、假象丛生。所以，我们不能迷信“信息不对称”不可改变和不可违反的神话，而应通过公开信息的“阳光交易”，来矫正这种现象，但这也是无法依靠“无为而治”来实现的。
从市场经济的分配职能上说，“无为而治”非但不能减少两极分化，恰恰相反，它正是加剧两极分化的主因。市场通过价格波动、各种竞争和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投机（所谓机会收入）等手段，的确能够执行一定的分配职能。应当说消费品的制度性分配首先是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即西方经济学所说的产权决定分配。如，按劳分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按资分配或按要素分配则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初次分配主要是在企业内部实现的。而市场对分配只是起辅助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价格形式调整产品和资产的拥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不过，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与市场关系往往纠缠在一起，二者的结合更加剧了两极分化。如，即使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获得一定的工资，但由于通货膨胀的作用，其实际购买力是有限的，从而影响了这些基本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而那些大资本拥有者却可以利用通货膨胀大发其财，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所以说，市场经济的“无为而治”非但不能解决两极分化问题，“让财富流向百姓”，反而会使富人的腰包“最大化”，产生并加剧了两极分化；而且由此导致的内需不足使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减弱，经济增长更加依靠外需拉动，形成了外部通胀输入与内部购买力不足的矛盾现象，致使价格信号更加扭曲。邓小平晚年所说的“两极分化自然出现”恰恰是指市场经济过度自由化的结果。至于地区、城乡、行业之间的不均衡也正是市场自由化的伴生物。市场经济中有一个发展不平衡规律，即市场的发展会促使那些具有资本优势和地理优势（如沿海）的地区首先崛起，而落后和次发达地区的资本、人才以及自然资源都会涌向发达地区，这就产生了区域发展的“马太效应”。实践中，没有任何国家依靠市场来解决城乡差别问题，而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或支持落后地区发展。各行业之间的差距问题也是如此。因为不平衡发展必然导致各个行业的利润率也不均衡。这就是“无为而治”自然演化的两极分化的现象。
二、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应是建立强政府与旺市场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一文反对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表现是两个结合：一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二是政府的主导作用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相结合。本文首先从根本上辨析政府在市场运行和发展中的作用，再论述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这里没有分析“三重三轻”即“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和“两个转变”即“从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全能型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型政府转变”，而着重探讨政府与市场相互关系的原理。
从生产社会化规律来看，市场经济具有两重性：饱含活力，又充满矛盾；效率高，但缺陷大、变数多；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二者往往相伴显现。市场的活力在于其具有联系机制（供求关系）、核算机制、激励机制、竞争机制、资源配置机制、连动机制（即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优选机制。【4】市场缺陷主要表现在两大领域：一是市场所能涵盖的商品生产、流通和经营，以及包括日益庞大的金融等各环节。在该领域，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周期性、波动性特征会引发许多严重后果，如通货膨胀、过度竞争、投机滋扰、垄断价格、浪费资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等。解决这一大领域的矛盾需要政府的作用，有时甚至需要政府起主导作用（如对各类安全的监督治理）。二是与市场虽有一些联系，但市场无法涵盖的广大区间，如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架构、生态环境的保护、节能减排、居民健康、新资源的开发、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建设、自然灾害的救助和防治、对落后地区的支持、社会治安、许多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和高新技术的研发、国防建设与军事安全等等。这一大领域就其所要占用的资源来说，大约占总财富的1/4左右；如果按其发挥的作用来说，可能占人类生活所需的1/3以上。以日趋严重的生态问题而言，这是关系当今人类及其后代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自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以来，其大工业体系严重破坏了大自然的平衡，造成许多生态灾难。而2010年和2011年出现的墨西哥湾石油泄漏和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进一步说明，哪怕成熟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再如农业，这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重要产业，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单靠市场调节来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美国的农业补贴更是占农户支出的40%。如果单靠市场而不由政府主导，农产品价格偏低的弱势地位是根本无法改变的。所以，对上述两类领域都要通过“两只手”的协调耦合共同发挥作用，这是生产社会化规律的客观要求。如，日本、韩国在发展过程中，在其政府主导时期经济发展就快速平稳，而转入新自由主义阶段后立刻缓慢、停滞下来。
历史和现实证明，要充分利用市场优势、克服其缺陷，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都是不可或缺的。从宏观上说，市场的波动要靠宏观调控、调度、规制来矫正，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后果更需要宏观调控来化解；从中观上说，政府要管理各级市场，保护资源，维护公共利益，稳定社会；从微观上说，企业的市场行为也需要政府来管理，包括产品质量的监管、环境污染的防治、职工收入分配的调节以及各种税收政策，都需要政府制定和执行，这是客观需要，更是生产社会化运行的要求。人类社会尤其是社会化大生产都需要有序地发展，需要政府不断解决市场的无序所产生的矛盾。现在，所谓现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从亚当·斯密开始就存在一定的管理和各种经济政策，所谓“守夜人”在守卫上的作用不可或缺，有时甚至起主导作用，政府的作用日益加强。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垄断资本与政府直接结合，有的直接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尽管之后自由主义思想再次占据上风，但发生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资本主义大危机带来了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这次“经济学革命”明确提出政府干预的思想，目的就是对自由主义加以矫正。二战后美元垄断世界，凯恩斯主义先后坚持了40多年，这也正是美国经济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但终因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制度本质而陷入“滞胀”的两难境地。于是，20世纪80年代英美开始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并于20世纪90年代在拉美推行所谓“华盛顿共识”，在国内外市场推行全面的名义上的自由化。而实际上，美国自己实行的是双重标准、双重政策，其对经济部门和产品还存在很多管制。而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导致发达国家凯恩斯主义的回归。上述历史事实说明，市场机制和政府的作用是须臾不能分离的，只是时而此强、时而彼强的轮流主导。所以，市场经济并不能离开政府的作用，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应有之义。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政府主导是其制度的内在要求，因为单纯的市场经济是以逐利为本，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以人为本（正当追求经济利益，又用之于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稳定发展，需要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但是必须要克服它的缺陷，使经济有一个稳定发展的机制，不会出现经济的剧烈波动特别是经济危机，真正实现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如，面对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就是利用宏观调控手段而在世界上率先复苏的。再一点十分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如，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跨区域调水工程（即南水北调工程）、最长的西电东送和西气东输工程（全长8000多公里）、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等等。此外，在应对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应急机制方面，我国政府行动之速、恢复之快也是世界少有的。
在实际运行和理论上，都有一个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如何沟通的问题，对此应通过一定的信息机制，形成一个输入、传送、输出的循环系统。【6】从哲学的高度看，国家的作用包括计划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但它不是随意的，而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对于加强计划的问题，有人曾经认为意志和意识因素要起更大的作用。列宁则认为，这是“国家的‘意志和意识’而不是个人的”，【7】它应当代表和反映人民的利益和客观规律。而这里就有一个“两只手”的互相耦合沟通的渠道问题，以此把自觉和自发两者统一起来。对于这一点，我们正在探索，并会逐步完善。当然，在探索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但是只要实事求是，不断根据实际纠正偏差，我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做到较好的耦合。如，解决通胀与两极分化问题，都要靠以宏观调控为主导的“两只手”的协同作用，整个经济的转型问题也是如此。
如果仅从规模上说，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小政府、大市场，政府再大，也比不上市场的规模。就精简机构而言，这是我们一贯的主张，而且今后还要认真去做。而实际上，政府和市场都是有限的，市场不是什么都覆盖，而政府的作用是要引领市场，并要涵盖市场所不能涵盖（失灵）的广大领域。就此而论，政府主导的范围要比市场大得多。实际上，许多国家的重大决策都是依靠政府引领市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的作用要占主导地位，就是以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要求来规范、引导市场；不仅从宏观上调控市场，而且要在微观上用规则来管理市场。政府的作用一旦削弱，市场的缺陷和副作用就会放大。所以，政府应当是放活市场和管好市场的主力。对政府与市场的定位比较确切的说法应当是“强政府、旺市场”，也就是说，政府以正确的决策调控、管理来引领市场，纠正市场失灵和种种副作用，使其在国家意志的范围内发挥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从而实现“旺市场”。正如邓小平强调的：“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在规定的范围内，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的活力，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随时监督、规范和纠偏，同时还要调控、管理市场无法涵盖的领域。与此相关，那种认为政府不应搞“发展”、搞“建设”的观点不符合社会主义实际。“发展是硬道理”，不搞好发展怎么能搞好服务？坚持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要政府主导能够奏效吗？集中力量办大事、运用“全国体制”能主要依靠市场吗？只靠“小政府”显然无济于事。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一文中的“三重三轻”也值得探讨。如，“重国富轻民富”就是一个不准确的判断。说市场化程度不够造成“国富民穷”，这是与中国现实不相符的。 我国国力的确增强了，GDP在全世界排第二。然而，同发达国家相比，甚至同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不算富。我国的财政收入只占GDP的20%上下，大大低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国家需要支出的方面特别多，而且还有财政赤字和相当数量的国债，所以不能说我们已经“国富”了。同时，对“民穷”问题也要具体分析。的确，我们还存在着40%上下的低收入人口，人民生活虽然大大改善，但多数人还不算富。然而，相对于国家来说，也不能说这是“民穷”。依靠市场“无为而治”而实现的“民富”，不会是大多数人的富，而是让少数人更加富。实际上，现在对高收入阶层的税负偏低，而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偏大。所以市场的“无为而治”实质上只能进一步加深两极分化。而我们要做的就应是以制度优势、政府的主导作用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至于政府调控市场的主要方式，当然不能以行政干预为主，而是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在必要时辅以行政手段。调控的目标关键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有利，这就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而且发达国家实际上也并非完全如此。我们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是重返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对它的一种扬弃；不是不进行政府改革，而要继续深化政府改革、完善政府功能，尤其要克服官员腐败、政府运行低效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弊端，加强制度建设；不是完全照搬凯恩斯主义，而是按照社会主义宗旨解决政府的缺位、错位、越位问题。我们要科学地理解政府主导的含义，既要深化改革，扫除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各种障碍，又要防止放任失控，强化合理规制，把整顿市场与政府转型结合起来。
三、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要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并注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现在一些学者往往大讲市场经济，却不讲“社会主义”，不讲决定市场经济性质的那些因素，这会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因素在无形中借机发酵，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个性吃掉社会主义个性。特别是在世界传统的市场经济势力十分强大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警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消极因素会借机发挥，侵蚀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所以，在市场经济改革实践中，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特色鲜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点至关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学术界一些人流行一种说法，叫做市场经济是共有的，不应当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而应当称之为“现代市场经济”，也就是欧美式的自由市场经济。这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滑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性质，注重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无为而治”的市场经济，也许能使经济一时膨胀起来，但是这种发展不可能扎实、协调和持续，更无法解决我国经济发挥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为而治”也是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和制度危机，使其经济出现停滞、波动、衰退、环境污染、社会动乱等等诸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之中，已经显示出其优越性。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走过了一些西方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成绩令世人瞩目，“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为人称道。我们不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成绩归因于私营经济。一方面，私营经济的确在活跃市场、增加就业、加速GDP增长等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后还要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但私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一些问题，需要大力规范。另一方面，国家的重大建设、战略性举措，以及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还是靠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次都必须将“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有机结合，发挥公有经济的主体功能，避免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端。应当强调，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与国家安全的重大措施、重大工程，都是公有制经济在起作用。如果让私营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将一步一步走向下坡路。从今后在重大战略机遇期和矛盾集中凸显期看，真正有抗风险能力和发展后劲的还是公有制经济，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特别是国有经济，承担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主体的角色。没有这个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势必会改变性质。当然，我们同时也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使其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共同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但决不能以“市场经济”为名混淆主体与非主体的地位，以私人激励为名取消集体和全局的利益，以私企活力为名抹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中国的命运只能寄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上，这是历史的选择。
网络编辑：岚河水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要“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我们党一直强调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取向。然而，在具体到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学术界至今还有不同的理解。如，2011年3月，田国强教授发表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一文提出，中国“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滞后”，应当坚持哈耶克等所主张的“市场最优性经济”，将政府转变为有限型政府，靠“‘无为之手’，让财富更多地流向百姓，以最大化社会经济福利”。尽管该文有些论点和建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有的观点值得商榷。本文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一文的某些观点，围绕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市场的本质不是“无为而治”，而是交换关系中的趋利竞争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一文的立足点在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无为而治”。该文认为，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滞后是中国经济的长期深层次根本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因为“市场的本质是无为而治，而无为而治的必要条件是完善市场制度让市场有效，而让市场有效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而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限和定位恰当的政府。”本文认为，这段表述存在几个需要商榷的地方。
第一，对市场本质的理解存在偏颇。所谓本质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把“无为而治”视为市场的本质，即使观点成立，其所描述的也只能是市场的一种现象或状态（即自发性），而不能表明市场的根本属性。毛泽东同志说过：事物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无为而治”最多只是一种市场现象或假象，不能把现象和假象同本质混为一谈。
第二，如果市场是“无为而治”的，就不需要有许多“有为”的前提，如“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和“一个有限和定位恰当的政府”？因此，如果存在这些“有为”的前提，那么市场就不可能是“无为而治”，而应是有限度的“有为而治”。
第三，市场的本质不是“无为而治”，而是最大化的趋利性。市场体现的是一种商品交换关系。市场经济是在交换关系总的基础上为趋利而竞争的经济形态。市场的本质属性是趋利（以钱为本）。所谓“无为而治”不过是“无形的手”的一种片面表现，还需要“有形的手”（“有为而治”）来帮助。这是各种类型的市场经济的共性。
第四，我国部分“无为而治”的市场秩序已经造成重大危害，而且也是“深层次问题”的重要成因之一。市场机制积极的一面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但是其消极的一面致使市场秩序紊乱甚至产生一系列严重问题。这里简单列举如下：（1）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严重；（2）投机过度加剧了通货膨胀；（3）管理松懈致使产品质量差；（4）市场无序化导致如滥占土地、矿产过度开采和商品过度包装等问题，社会财富浪费严重；（5）贫富差距加剧；（6）环境污染严重；（7）生产安全事故频发；（8）腐败的滋生和蔓延；（9）黑恶势力欺行霸市；（10）由商品拜物教扩散为金钱拜物教，“无钱不办事”的潜规则到处盛行，等等。甚至可以说，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畸形、产品升级换代迟缓等都与“无为而治”的市场有关。
从理论上考察，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应当首先提到生产社会化规律高度上来，揭示其深层的形成和运行的基础与机制。市场经济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参与和组织活动的主体是人。但在市场经济中，不仅有个人的表现，还要有共同遵守的规则。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是生产社会化的一种表现，是社会分工之上的一种经济联系形式。而且社会分工越深化，越需要这种经济联系。（当然，经济联系还有其他形式）市场最初是自发形成的，但它从最初级的市场经济形态开始，便和一定的管理相伴行，哪怕是小小的集贸市场都要有人管理。当市场经济遍及整个社会，它就转变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这种配置是通过竞争和价格信号而展开的，其动力就是逐利。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够赚钱多，就采用什么方式。然而，由于完全无序的竞争会导致过度竞争和垄断等问题，因此，市场经济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离不开宏观管理，而这就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世界上各种类型的市场，包括发达国家的所谓现代市场，都是“两只手”在共同起作用。当然，市场的“无形之手”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对市场的宏观调控都在逐渐增强。因为实践证明，一旦市场的调控失灵，就会引发经济危机。以美国而言，二战后近70年里，发生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或衰退）近20次，最近的一次就是2007年的次贷危机，并引发了全面的国际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是多元叠加性和迁延连发性，至今还未完全度过。本轮危机再次导致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和政策在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重新审视，欧美各国已经开始转而加强政府的管制。可见，市场的本质并非“无为而治”。
从市场的趋利本质上说，市场经济并不可能让人人都可以公平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因为市场的趋利本质导致参与市场经济的自由权的大小必定要由资本拥有者的资本数量的多寡来决定。身无分文的穷人是无法与亿万富翁在市场上公平竞争的。在市场经济中，真正拥有自由权的是那些大资本家，特别像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那样的金融资本家。然而，就是他们也经常因为客观规律的作用而碰壁，有的甚至如美国的雷曼兄弟一样陷于破产境地。这些现象一再说明，市场的本质是趋利而非“无为而治”。
从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上说，也不完全归之于“无为而治”。人们常说：“价格要听市场的。”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还存在真市场价格与伪市场价格之分。真市场价格是客观上由价值量和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水平（即所谓均衡价格），这是必须尊重的。但即使是真市场价格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要尽可能顺应价格规律加以弥补、矫正，设法减少其可能带来的震荡和损失。而伪市场价格则是打着市场旗号制造的高价或低价。制造伪市场价格的有欺诈者、垄断者、制造虚假需求者，以及利用巧妙的促销手段误导消费者的商家，其目的只是为了少数人实现暴利。企业或经营者作为市场主体，其定价也不能完全与均衡价格划等号，也可能存在如制造虚假成本信息等问题。现在伪市场价格比比皆是，而且动辄以“听市场的”为挡箭牌。为此，我们必须要甄别真伪，防止伪市场价格对社会的侵蚀。此外，通货膨胀压力存在的重要成因之一就是放松了对市场的规范，“无为而治”的市场让“野虎”窜出了“笼子”。同时还有一个“信息不对称”问题，有人认为它也是价格形成和运行的机制，并以此为由排斥政府对价格进行一定的监管和疏导。从经济学创新的视角看，信息不对称其实也有所贡献，特别是对于纷杂多变的虚拟经济来说，确有很大的应用价值。但是必须明确，信息不对称并不是客观规律，而是种经营行为和价格现象。信息不对称主要还是一种人为因素，是卖方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以垄断信息为手段，有意加大营销中的不透明度，误导交易对象。所以信息不对称也可称为“信息垄断”，从根本上看，这是违背等价交换和诚信交易原则的。而且一旦出现绝对强势的买方市场，这种信息泡沫将立刻破灭，或者引发道德风险。而在现实中，金融等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助推了投机性、垄断性和信息不对称等不合理现象，导致市场中泡沫纷扰、假象丛生。所以，我们不能迷信“信息不对称”不可改变和不可违反的神话，而应通过公开信息的“阳光交易”，来矫正这种现象，但这也是无法依靠“无为而治”来实现的。
从市场经济的分配职能上说，“无为而治”非但不能减少两极分化，恰恰相反，它正是加剧两极分化的主因。市场通过价格波动、各种竞争和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投机（所谓机会收入）等手段，的确能够执行一定的分配职能。应当说消费品的制度性分配首先是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即西方经济学所说的产权决定分配。如，按劳分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按资分配或按要素分配则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初次分配主要是在企业内部实现的。而市场对分配只是起辅助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价格形式调整产品和资产的拥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不过，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与市场关系往往纠缠在一起，二者的结合更加剧了两极分化。如，即使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获得一定的工资，但由于通货膨胀的作用，其实际购买力是有限的，从而影响了这些基本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而那些大资本拥有者却可以利用通货膨胀大发其财，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所以说，市场经济的“无为而治”非但不能解决两极分化问题，“让财富流向百姓”，反而会使富人的腰包“最大化”，产生并加剧了两极分化；而且由此导致的内需不足使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减弱，经济增长更加依靠外需拉动，形成了外部通胀输入与内部购买力不足的矛盾现象，致使价格信号更加扭曲。邓小平晚年所说的“两极分化自然出现”恰恰是指市场经济过度自由化的结果。至于地区、城乡、行业之间的不均衡也正是市场自由化的伴生物。市场经济中有一个发展不平衡规律，即市场的发展会促使那些具有资本优势和地理优势（如沿海）的地区首先崛起，而落后和次发达地区的资本、人才以及自然资源都会涌向发达地区，这就产生了区域发展的“马太效应”。实践中，没有任何国家依靠市场来解决城乡差别问题，而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或支持落后地区发展。各行业之间的差距问题也是如此。因为不平衡发展必然导致各个行业的利润率也不均衡。这就是“无为而治”自然演化的两极分化的现象。
二、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应是建立强政府与旺市场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一文反对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表现是两个结合：一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二是政府的主导作用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相结合。本文首先从根本上辨析政府在市场运行和发展中的作用，再论述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这里没有分析“三重三轻”即“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和“两个转变”即“从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全能型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型政府转变”，而着重探讨政府与市场相互关系的原理。
从生产社会化规律来看，市场经济具有两重性：饱含活力，又充满矛盾；效率高，但缺陷大、变数多；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二者往往相伴显现。市场的活力在于其具有联系机制（供求关系）、核算机制、激励机制、竞争机制、资源配置机制、连动机制（即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优选机制。【4】市场缺陷主要表现在两大领域：一是市场所能涵盖的商品生产、流通和经营，以及包括日益庞大的金融等各环节。在该领域，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周期性、波动性特征会引发许多严重后果，如通货膨胀、过度竞争、投机滋扰、垄断价格、浪费资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等。解决这一大领域的矛盾需要政府的作用，有时甚至需要政府起主导作用（如对各类安全的监督治理）。二是与市场虽有一些联系，但市场无法涵盖的广大区间，如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架构、生态环境的保护、节能减排、居民健康、新资源的开发、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建设、自然灾害的救助和防治、对落后地区的支持、社会治安、许多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和高新技术的研发、国防建设与军事安全等等。这一大领域就其所要占用的资源来说，大约占总财富的1/4左右；如果按其发挥的作用来说，可能占人类生活所需的1/3以上。以日趋严重的生态问题而言，这是关系当今人类及其后代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自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以来，其大工业体系严重破坏了大自然的平衡，造成许多生态灾难。而2010年和2011年出现的墨西哥湾石油泄漏和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进一步说明，哪怕成熟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再如农业，这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重要产业，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单靠市场调节来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美国的农业补贴更是占农户支出的40%。如果单靠市场而不由政府主导，农产品价格偏低的弱势地位是根本无法改变的。所以，对上述两类领域都要通过“两只手”的协调耦合共同发挥作用，这是生产社会化规律的客观要求。如，日本、韩国在发展过程中，在其政府主导时期经济发展就快速平稳，而转入新自由主义阶段后立刻缓慢、停滞下来。
历史和现实证明，要充分利用市场优势、克服其缺陷，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都是不可或缺的。从宏观上说，市场的波动要靠宏观调控、调度、规制来矫正，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后果更需要宏观调控来化解；从中观上说，政府要管理各级市场，保护资源，维护公共利益，稳定社会；从微观上说，企业的市场行为也需要政府来管理，包括产品质量的监管、环境污染的防治、职工收入分配的调节以及各种税收政策，都需要政府制定和执行，这是客观需要，更是生产社会化运行的要求。人类社会尤其是社会化大生产都需要有序地发展，需要政府不断解决市场的无序所产生的矛盾。现在，所谓现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从亚当·斯密开始就存在一定的管理和各种经济政策，所谓“守夜人”在守卫上的作用不可或缺，有时甚至起主导作用，政府的作用日益加强。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垄断资本与政府直接结合，有的直接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尽管之后自由主义思想再次占据上风，但发生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资本主义大危机带来了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这次“经济学革命”明确提出政府干预的思想，目的就是对自由主义加以矫正。二战后美元垄断世界，凯恩斯主义先后坚持了40多年，这也正是美国经济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但终因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制度本质而陷入“滞胀”的两难境地。于是，20世纪80年代英美开始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并于20世纪90年代在拉美推行所谓“华盛顿共识”，在国内外市场推行全面的名义上的自由化。而实际上，美国自己实行的是双重标准、双重政策，其对经济部门和产品还存在很多管制。而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导致发达国家凯恩斯主义的回归。上述历史事实说明，市场机制和政府的作用是须臾不能分离的，只是时而此强、时而彼强的轮流主导。所以，市场经济并不能离开政府的作用，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应有之义。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政府主导是其制度的内在要求，因为单纯的市场经济是以逐利为本，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以人为本（正当追求经济利益，又用之于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稳定发展，需要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但是必须要克服它的缺陷，使经济有一个稳定发展的机制，不会出现经济的剧烈波动特别是经济危机，真正实现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如，面对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就是利用宏观调控手段而在世界上率先复苏的。再一点十分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如，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跨区域调水工程（即南水北调工程）、最长的西电东送和西气东输工程（全长8000多公里）、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等等。此外，在应对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应急机制方面，我国政府行动之速、恢复之快也是世界少有的。
在实际运行和理论上，都有一个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如何沟通的问题，对此应通过一定的信息机制，形成一个输入、传送、输出的循环系统。【6】从哲学的高度看，国家的作用包括计划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但它不是随意的，而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对于加强计划的问题，有人曾经认为意志和意识因素要起更大的作用。列宁则认为，这是“国家的‘意志和意识’而不是个人的”，【7】它应当代表和反映人民的利益和客观规律。而这里就有一个“两只手”的互相耦合沟通的渠道问题，以此把自觉和自发两者统一起来。对于这一点，我们正在探索，并会逐步完善。当然，在探索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但是只要实事求是，不断根据实际纠正偏差，我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做到较好的耦合。如，解决通胀与两极分化问题，都要靠以宏观调控为主导的“两只手”的协同作用，整个经济的转型问题也是如此。
如果仅从规模上说，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小政府、大市场，政府再大，也比不上市场的规模。就精简机构而言，这是我们一贯的主张，而且今后还要认真去做。而实际上，政府和市场都是有限的，市场不是什么都覆盖，而政府的作用是要引领市场，并要涵盖市场所不能涵盖（失灵）的广大领域。就此而论，政府主导的范围要比市场大得多。实际上，许多国家的重大决策都是依靠政府引领市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的作用要占主导地位，就是以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要求来规范、引导市场；不仅从宏观上调控市场，而且要在微观上用规则来管理市场。政府的作用一旦削弱，市场的缺陷和副作用就会放大。所以，政府应当是放活市场和管好市场的主力。对政府与市场的定位比较确切的说法应当是“强政府、旺市场”，也就是说，政府以正确的决策调控、管理来引领市场，纠正市场失灵和种种副作用，使其在国家意志的范围内发挥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从而实现“旺市场”。正如邓小平强调的：“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在规定的范围内，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的活力，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随时监督、规范和纠偏，同时还要调控、管理市场无法涵盖的领域。与此相关，那种认为政府不应搞“发展”、搞“建设”的观点不符合社会主义实际。“发展是硬道理”，不搞好发展怎么能搞好服务？坚持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要政府主导能够奏效吗？集中力量办大事、运用“全国体制”能主要依靠市场吗？只靠“小政府”显然无济于事。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一文中的“三重三轻”也值得探讨。如，“重国富轻民富”就是一个不准确的判断。说市场化程度不够造成“国富民穷”，这是与中国现实不相符的。 我国国力的确增强了，GDP在全世界排第二。然而，同发达国家相比，甚至同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不算富。我国的财政收入只占GDP的20%上下，大大低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国家需要支出的方面特别多，而且还有财政赤字和相当数量的国债，所以不能说我们已经“国富”了。同时，对“民穷”问题也要具体分析。的确，我们还存在着40%上下的低收入人口，人民生活虽然大大改善，但多数人还不算富。然而，相对于国家来说，也不能说这是“民穷”。依靠市场“无为而治”而实现的“民富”，不会是大多数人的富，而是让少数人更加富。实际上，现在对高收入阶层的税负偏低，而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偏大。所以市场的“无为而治”实质上只能进一步加深两极分化。而我们要做的就应是以制度优势、政府的主导作用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至于政府调控市场的主要方式，当然不能以行政干预为主，而是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在必要时辅以行政手段。调控的目标关键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有利，这就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而且发达国家实际上也并非完全如此。我们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是重返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对它的一种扬弃；不是不进行政府改革，而要继续深化政府改革、完善政府功能，尤其要克服官员腐败、政府运行低效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弊端，加强制度建设；不是完全照搬凯恩斯主义，而是按照社会主义宗旨解决政府的缺位、错位、越位问题。我们要科学地理解政府主导的含义，既要深化改革，扫除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各种障碍，又要防止放任失控，强化合理规制，把整顿市场与政府转型结合起来。
三、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要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并注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现在一些学者往往大讲市场经济，却不讲“社会主义”，不讲决定市场经济性质的那些因素，这会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因素在无形中借机发酵，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个性吃掉社会主义个性。特别是在世界传统的市场经济势力十分强大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警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消极因素会借机发挥，侵蚀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所以，在市场经济改革实践中，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特色鲜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点至关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学术界一些人流行一种说法，叫做市场经济是共有的，不应当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而应当称之为“现代市场经济”，也就是欧美式的自由市场经济。这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滑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性质，注重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无为而治”的市场经济，也许能使经济一时膨胀起来，但是这种发展不可能扎实、协调和持续，更无法解决我国经济发挥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为而治”也是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和制度危机，使其经济出现停滞、波动、衰退、环境污染、社会动乱等等诸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之中，已经显示出其优越性。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走过了一些西方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成绩令世人瞩目，“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为人称道。我们不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成绩归因于私营经济。一方面，私营经济的确在活跃市场、增加就业、加速GDP增长等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后还要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但私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一些问题，需要大力规范。另一方面，国家的重大建设、战略性举措，以及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还是靠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次都必须将“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有机结合，发挥公有经济的主体功能，避免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端。应当强调，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与国家安全的重大措施、重大工程，都是公有制经济在起作用。如果让私营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将一步一步走向下坡路。从今后在重大战略机遇期和矛盾集中凸显期看，真正有抗风险能力和发展后劲的还是公有制经济，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特别是国有经济，承担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主体的角色。没有这个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势必会改变性质。当然，我们同时也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使其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共同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但决不能以“市场经济”为名混淆主体与非主体的地位，以私人激励为名取消集体和全局的利益，以私企活力为名抹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中国的命运只能寄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上，这是历史的选择。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3-08-27 13: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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