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改革红利”与“城镇化”理论极不靠谱

曾飞：“改革红利”与“城镇化”理论极不靠谱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厉以宁教授等一些经济学家极力鼓吹“改革红利”和“城镇化”理论。某些高层已经采纳这些“理论”，开始高调宣示将全力推行城镇化以获取最大改革红利的决心。这对于美国垄断资本来讲，无疑是利好消息。而对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来讲，继续下去有可能彻底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把中国彻底变成封建的社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同时也就成了半殖民地性质的美国经济附庸。这已经开始进一步威胁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把贫困人群进一步逼进死角，把两极分化推向极端而构成现实性的巨大危险，国人不能不加以关注。

　　一

　　对“农村城市化”一词，早在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著名经济学家刘振邦曾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意见。刘振邦是一位长期研究世界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经济学家。他说，农村城市化是一个非常危险而又极不科学的提法。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谓之“化”，如果农村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变成城市了，农村也就消失了，生态也就不平衡了。因此，这样的提法会把农村的发展引向歧途，是和人类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他说：“农村城市化这个提法最初出自于50年代的西方，二战结束后，当时西方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很大，为了消灭这种差别，一些国家盲目提出了农村城市化这样的口号，并把它当成一种模式，企图以此来把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和城市同等的程度。在此影响下，许多西方国家比如日本大量发展中小城市，结果农业用地越来越少，生态出现了严重不平衡，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他们经济发展史上所走的一段最大的弯路。法国在农村城市化的引导下，耕地每年减少1%以上，农村荒芜。这种现象迅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重视，到了70年代，就彻底否定了农村城市化的提法。现在，在西方任何一份报刊杂志和经济学理论中，都不再提农村城市化，而取而代之的是城乡一体化，实际上就是产销一体化，也就是说，城里需要什么食品，农村就生产什么，加工什么。比如，城里需要奶制品，农民就养奶牛，而养奶牛产前、产中、产后可分出若干行业，产业多起来了，农民自然就从粮食生产上转移出去了，而不一定非得造个城才能让农民转移出去。……一部分学者提出，应该将农村城市化改为农村城镇化。他们认为这既充分重视了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经验，又切实地从我国国情出发。以往我国形成的城市体系，大城市多，中小城市少，城乡脱节，缺少小城镇中介，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力受限制。在农村城镇化体系中，既有少量农村流动人口通过社会流动进入大中城市，又以建设中小城市和县镇、乡镇为重点，使城乡更好地结合起来，起到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农村城市化有内涵上的深广性，有层次上的逐升性，有过程上的递进性，有形式上的多样性等。农村城镇化等都只是农村城市化体系中的一部分，是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环，是农村城市化的各种形式或内容中的一种或一个层次，不能以偏概全。适合本国国情的农村城市化是一个远大目标，是一个发展方向，是一个科学诉求，是一个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极为丰富、深刻而复杂的体系。 ”（2008-01-04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马德华：《城市化与文明化——当前我国农村城市化之“辨”与“择”》）

　　另有报道指出“日本粮食自给率跌破40% 连续两年下滑”（2011年人民网）：“人民网东京8月11日电据《朝日新闻》网站报道，日本农林水产省11日发布消息称，2010年度的日本粮食自给率约为39%，较上一年下降1%，连续两年出现下滑，时隔四年后再次跌破40%。”2012年08月20日《日本商社扩大海外粮食进口渠道》报道：“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受近期美国遭遇严重干旱导致粮价上涨的影响，为降低全球粮价大幅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伊藤忠、丸红等日本商社开始扩大海外粮食进口渠道，将传统粮食主产地北美洲扩大到非洲、南美等地。”但无论日本如何挣扎，在世界粮食稀缺的今天，日本的粮食注定要被美国控制，日本也只能乖乖地充当美国的马前卒。中国如果盲目搞什么城镇化，学日本走弯路而导致粮食严重依赖于美国，那中国就完全落入了美国的控制之中，而被彻底“解决”了。

　　2010年1月6日新华网《英国发布新粮食战略确保粮食安全》：英国政府5日发布名为《粮食2030》的新粮食战略，提出在今后20年里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确保粮食安全和食品卫生。……2008年已经出现了一次因干旱和油价上涨等因素引起的粮食危机。希拉里·本说：“粮食安全像能源安全一样，对于英国和世界的未来都很重要。在60年前英国政府发布该国第一份粮食战略之后，又到了整个国家关注粮食生产问题的时候了。”新战略《粮食2030》为英国粮食领域今后20年的发展提出以下要求：首先是生产更多粮食，通过科技进步的支持，使粮食生产成为有创新力、有竞争力和有适应能力的领域。

　　同时，《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进展》一文还认为：国内外学者有关我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基本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其中，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是主要内容之一。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历了迅速、空前的城市化过程，导致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乡村—城市人口迁移。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为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其中的许多文献对我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学者有关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文献的梳理，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演进的历程及相关规律。国外文献比较注重对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凯文、张洪林和宋顺峰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是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随着经济的聚集，经济增长与人口迁移正相关；城乡收入差距对省际之间的人口迁移有促进作用，而空间距离则是人口迁移的抑制因素；省内的人口迁移与城乡收入差距和该省的人口规模正相关。罗戈·陈和姚士谋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家的工业发展战略形成的，在最初的社会主义建设30年间，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自力更生的战略形势已经形成了城市人口发展的畸形模式。迈克尔和C.西博格等认为，促使中国流动人口形成的一些主要原因有中国城乡政策的改变降低了劳动力割据的现象，为许多城乡迁移者提供了就业机会；在农村地区，自1978年以来的一系列的农村政策改革，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产生了大批剩余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改革导致了对农村迁移者的有效需求；特别是合同用工制度形成及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

　　吴福龙的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特别是在城市土地和房地产领域，正成为决定中国城市改革发展的主要因素。自中国1978年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外资持续流入城市，并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中国已经加入WT0，全球的合作效应和本土力量将继续促使中国城市的嬗变。还有研究从工资收入、受教育程度、集聚经济及政府作用等方面说明中国的城市化动力机制。路永忠、陈波翀认为，随着我国加入WT0，城市化快速发展将更多依赖于国际贸易和制度创新，国际贸易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发生联系，拓展了对中国非农产业的市场需求，对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从诸多学者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化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从农村掠取所谓的“大批剩余劳动力”和用于房地产开发的耕地。而罔顾农村凋零，粮食不能自足的战略性灾难，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

　　对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尤其是农业发展的各种不同阐述，应当是以符合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而被政治家所取舍，然而，“改革红利”和“城镇化”理论却并非如此。

　　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厉以宁教授关于“改革红利”和“城镇化”的说辞：

　　——“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时产生的新红利，包括新的人口红利、新的资源红利和新的改革红利。首先，人口红利也就是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不同时期的人力资源会有不同的优势。在发展初期，很多发展中国家依赖廉价的劳动力开拓市场和积累资本。自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充足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便丧失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正在从廉价劳动力时代进入技工时代，可以以拥有较高技能、但低于发达国家技工价格的人力来形成新的人口红利，来形成比较优势。 其次，所谓新的资源红利，就是除土地、矿产这些旧的资源红利外，开始依托新的科学技术来开发利用原来无法利用的空间、物质，比如海水淡化增加了资源，治理沙化增加的土地，振兴草场业增进土地资源的利用，开发新能源等等。最后，最重要的是改革红利，改革红利又称为制度红利和体制红利，通过改革让制度得以调整，从而推动着经济的前进。……我们可以这么看：从农村承包制开始，承包制的时候，全国农民多积极呀，这是什么积极性呢？吃饱肚子，不能整天挨饿，承包可以吃饱肚子，这就是当时的积极性。……中国要发展，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光靠国有商业能火吗？……另外，要走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城镇化道路。中国不能走西方那样的城镇化道路，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不叫城镇化，叫城市化。城市化率，西欧国家在80%以上，美国就更高了，达到了90%以上。如果再过几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城市化率约在80%，将有12亿人进城，没有空间了。”（2012-12-31《厉以宁：解读新改革的新红利机会》）厉教授厉害！把“城市化”改叫“城镇化”就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和把“失业”改叫“待业”，把“妓女”改叫“性工作者”一个道理，换汤不换药，欲盖弥彰。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本质都是西方失败的“农村城市化”弯路。西方帝国统治者还怕帝国由此而衰落而弃之不提“农村城市化”了，中国的一些官员及学者不怕，只要能发财哪怕它民穷国亡，民族衰败。

　　——“我认为，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改革红利正在替代旧的红利。”（2012年12月17日北京日报《厉以宁：新三大红利正替代旧红利》）厉以宁认为，“展望今后十年，第一个问题，发展优势的创造。现在经常流行这么一句话，中国发展到现在，红利已经用完了，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没有了，资源红利，土地越来越少了，第三改革红利，原有的改革措施，作用已经发挥完了。这就产生了一种悲观的情绪，所以很多企业家老在问，留在中国有没有前途这样一句话，向东南亚转移吧，向其它国家转移了，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它都有当时的优势，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来的优势就没有了，但是重要的是发展优势在于创造，我们要创造新的优势。——为什么要搞“城镇化”呢？为了“替代旧的红利”（2012年12月18日中国企业家《厉以宁：中国发展到现在改革红利还没有用完》）。旧的红利用完了，土地占光了，房地产陷入困境，“资源红利”用完了；廉价劳动力没了，东莞等的代工暴利时代完结了，“人口红利”用完了；中小型国企卖得差不多了，大型国企人民大众又不让买了，部分贪腐官员无处继续空手套白狼发横财了，私有化政策的“改革红利”用光了。那就必须寻找替代。用什么来替代呢？城镇化，也就是西方的农村城市化。把耕地给占了，土地有了（比以前还多），廉价劳动力有了（六亿农民啊！可怕不？）这就是新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其来源都是改革红利——城镇化改革。

　　无论是“改革红利”和“城镇化”的说辞，归结到一点无非是资本的冲动，两眼紧盯着农村的土地等资源与廉价劳动力，硬要把他逼出来，其残酷性绝不亚于英国当年的“圈地运动”！笔者在《农村贫困，谁的红利，谁的厄运？》一文中已经指出：“借助貌似有利于农民工的‘城镇化’口号，把六亿农民的土地进一步给占了，土地资源的红利大大的！逼出了六亿廉价劳动力，继续赚劳动密集型企业为美国资本代工的钱，人口红利大大的！中国粮食不能自给了，美国转基因粮食就有了倾销对象，控制粮食以控制中国的战略就能顺利实现，那时连萨达姆之类的代理人都不需要了，直接掠夺中国的财富就可以了，红利更是大大的！……谁还不知道真正的红利流入谁家？这再简单不过了，谁的资本最多，谁的红利就最多。是不懂还是掩盖？要掩盖的事实是所谓的改革红利绝大部分落入国际垄断资本和中国一些官僚的口袋里，包括农民在内的劳动者只能挨抢掠。”总之是以城镇化为借口进一步掠夺农民的土地资源供房地产也进一步疯狂，掠取土地红利；以农村的进一步凋零逼出亿万廉价劳动力继续为美国低端代工，掠取劳动剩余价值红利；以中国的永久落后为代价继续维持中美国的依附经济结构，掠取中国的人口红利。美国垄断资本和中国贪腐官员的最大红利，分明就是中国人的血汗和白骨。更加触目惊心的是所谓的“改革最大红利”绝大部分最后还是落入美国垄断资本的魔掌之中，这样的以农村“城镇化”掠取“改革红利”的无良施政国人还能容忍吗？

　　据2013年1月9日中国新闻网《美国去年攫取霸权红利7万亿美元 近半来自中国》披露：2011年，美国从全球攫取的霸权红利达73960.9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96.8%，是攫取霸权红利最多的国家；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高达36634亿美元，占全球霸权红利损失的47.9%，是霸权红利损失最多的国家。这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8日对外发布《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中披露的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计算结果还显示：美国霸权红利占GDP比例高达52.38%，即美国有52.38%的GDP通过霸权获得，而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占GDP比例达51.45%；美国人均占有霸权红利达23836.7美元，而中国人均损失霸权红利达2739.7美元，相当于中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倍。2011年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相当于中国军费开支的33倍、科技投入的44倍、教育投入的16倍和医疗卫生投入的37倍。若按劳动时间计算，中国劳动者有60%左右的工作时间是在无偿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创造“剩余价值”。中国执政当局这样的依附经济“改革”方向还能任其无限制地延续下去吗？美国的内应喉舌的卖国行径还能继续容忍吗？

　　须知建国伊始，我国就通过土地改革把土地等生产资料还给了农民，解除了地主剥削对生产力的约束，兴修了水利，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然而，中国土地的稀缺性，农业劳动工具的落后，政府对农业的过度索求等都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加之集体化运动机械地照搬了苏联模式，错误地采取强迫性的办法进行农业集体化。从这一角度讲，邓小平推动的分田到户政策客观上起了把土地改革的成果归还给农民的某种有限的作用，这当然能够引发一次农业经济的有限发展。而中国农业深层次的困境依然存在，尤其是分田到户之后，水利系统很自然地被荒废，由此加重了农业的困难，这些消极因素长期得不到克服，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充分暴露出来，以至于陷入困境。此后城市以代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和以炒作为主的房地产热对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狂热需求的外力，又掏空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导致了农村开始荒芜，农业深深地陷入困境。政府虽然年年采取免去农业税之类的有益刺激措施以保证粮食供给，但治标不治本，农业依然严重疲惫。这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了，凤阳小岗村仍然“很穷、很惨”的真实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教授等《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所披露的一大批农村极度荒芜的真实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农村劳动力”之前都会被加上“剩余”二字，成为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超级后备军”。

　　据朱启臻团队的实地调查和一些学者的研究分析，农村劳动力已经由过剩变为结构性短缺。特别是年轻人纷纷弃土地而去，老人和妇女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书中20个村庄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老龄化程度均达到30%以上，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平均年龄56岁，年龄最长者为84岁。农民离开土地的原因很简单，无非是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时代，种一年地不如打一个月工，再加上农活辛苦、风险极大，农民自然会“用脚投票”，选择离土离乡、告别农业。农村劳动力这个蓄水池被逐渐抽干，农业不仅出现“农工荒”，种地的农民也因为比较收益低而缺乏积极性，这也许是中国农业面临的最大危机。政府每年都在力保粮食“几连增”，但对于农民而言，提高粮食产量实在没有多大的动力。此外，农民不去精耕细作，农产品的品质也难以得到保障。一些农民为了获取更高收益，滥用化学药品，还会造成食品安全问题。——在这样陷入困境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经济只能是黄粱美梦。除非是搞一个美国的附属殖民地病态经济，官爷自己发财暴富，表面上的繁华和“盛世”，而实质上置民族经济的总体性衰败于不顾。

　　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农业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主观的失误（政策性失误）：

　　——1979—1984年农业连续6年高速增长，尤其是1984年大丰收之后，人们头脑开始发热，对一度出现的农民“卖粮难”的局部性、暂时性和结构性的实质认识不清，夸大了粮食虚假剩余的压力，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富裕程度，过高地估计了农业自身的发展能力。于是从1984年秋冬和1985年起，出台了一系列抑制农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主要为：农产品合同定购价格选择失误，农用生产资料大幅度涨价，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经济效益下降；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大幅度减少，等等。（万宝瑞、殷乐信等：《农业形势与战略调整》，《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第5期。）所以，有人认为，我国农业经济政策的不合理性、不连续性、不协调性、不严肃性就是近三四年来农业出现新的停滞和徘徊的主要原因。（李志强：《关于我国粮棉生产徘徊不前的政策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第4期）。

　　——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实行的是重工业倾斜战略，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强化发展重工业，农业始终被放在服从于、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从属地位，对农业采取“歧视”、“剥夺”的政策，只有当农业受挫时，被迫做局部性调整，给予有限的补救。这样，多次反复，形成恶性循环。（牛若峰：《我国农业阶段性波动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关系》，《农业经济问题》1988年第10期）。

　　——改革过热。生产关系进行重大调整以后，应当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改革并不能代替发展，当前我国农业面临的突出矛盾就是改革过热，发展不足，因而农村改革的推动力也只能成为强弩之末。（郭晓鸣等：《中国农业：改革中的危机与危机中的突破》，《改革》1989年第6期）。

　　——农业生产条件的全面恶化，是我国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产条件全面恶化的主要原因又在于人为破坏。例如，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对土地资源的掠夺性经营等。这种人为的恶化，不仅大大削弱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且破坏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王海东：《试论我国农业问题的症结及其对策》，《经济日报》1989年1月13日）。

　　——造成我国近几年农业徘徊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常规增长手段未能在超常规增长手段的功力基本耗尽之后迅速补位所致。所谓常规增长手段系指世界范围内普遍采用的：（1）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2）增加资源用量；（3）技术进步。而超常规增长手段则是指释放被极不合理的旧体制严重压抑的潜在生产力和人为的价格调整等。1984年以前我国农业的增长基本是超常规增长手段的作用结果，1984年以后没有及时转换增长手段，从而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农业增长下降的幅度。而且，只要常规的农业增长手段未成为农业增长最基本的推进动因，导致农业徘徊的根源就没有消除。所以会出现这种增长手段转换的不协调，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神化，以为只要有了生产责任制，一切有关农业增长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李周：《农业比较利益、农业补贴与农业本质问题》，《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第11期）。

　　事实上，中国独立自主的经济要进一步发展，绝对离不开农业的高度发展。中国农业今后如何发展是继续改革（沿着为了人民利益的正确的方向）绕不开的话题。

　　在对英国中世纪晚期以来的历史考察当中，马克思发现，“在英国，农奴制其实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15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而在15世纪最后30年至16世纪最初几十年上演了“为资本主义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而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他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对农业生产者及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了全部过程的基础”。通过“掠夺教会财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英国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是对土地的垄断，对小农生产资料的剥夺，在这一过程中，自耕农民不断减少，最终“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民消失了”，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成为英国农业主要形式。……马克思认为，自耕农的生产方式是封建农奴制和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自耕农的这种自有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在现代各民族中，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英国的自耕农，瑞典的农民等级、法国和德国西部的农民，都属于这一类。……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土地的占有是劳动者对本人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的一个条件；……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三，马克思认为，自耕小农的土地所有制取代封建农奴制，一方面蕴含着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因为，“在这里土地所有权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认为，小农天生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反动的，由此，他们的生产方式也是极其落后的，因此，在与更为进步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竞争中，“小农必然灭亡”。……马克思形成了他早期关于农业现代化与发展的理论。首先，他认为农业完全有可能像资本主义大工业一样，使用大规模的雇佣劳动力进行集体生产，即采用“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是“……农业和工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农业是由资本家经营；……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削，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其次，马克思认为，自耕农的生产方式是封建农奴制和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晚年的马克思终于突破了早年关于农业发展道路的单线论，在他看来，东西方的农业发展道路并非是唯一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农业发展道路可以直接从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制的集体大农业，而不必经历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和剥夺小农建立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阶段，从而实现了其农业发展理论的转变。”（吴浩《马克思关于农业发展两条道路的思想》）

　　那么，在中国将以何种形式取代落后的小农经济呢？资本主义大农业？这似乎是不容易绕开的一个阶段，但马克思曾经主张农业发展道路可以直接从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制的集体大农业，而不必经历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和剥夺小农建立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业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阶段，从而实现了其农业发展理论的转变。列宁则曾经首倡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有较为清楚的定义，并指出苏联建立后，首先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最为接近社会主义的工具。列宁讲过：国家资本主义是迈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台阶。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德国的资产阶级官吏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完全相反，是让这种高效的资本主义方式转过来为穷人服务。那么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用公有资本和商品化大生产的方式也可以有效地让分田到户的小农过渡到现代高度分工的农业大生产，从而使农村走向富裕。因此，按照《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精神，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投资的办法来发展中国农业，则是现实的办法。也就是现阶段必须动员国家投资、公有企业的资本、私人企业的资本和农民自己积累的资本与现有的土地资源，或以股份企业的形式，或以农林牧副综合发展的绿色循环的家庭小农场来发展先进农业，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创造内需，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析出真真正正的剩余劳动力，而用于发展发展与农业配套的企业集群，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其结果是城乡二元化格局消失，并代之于城乡一体化，使中国的工业服务业经济建立在先进农业的基础上，而从根本上走出过度依赖于国外市场的依附经济困局。

　　要通过国家、公有制企业为主体、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投入的办法来发展中国农业，除了资本的投入，还必须强化农业科技的研究与应用，建立农业科技服务机构，服务于现代经营的农业企业、绿色循环家庭农场或林场。加大农业技术培训和对本土农作物（粮食、大豆、黄豆、棉花、油料作物、竹子等）的财政补贴，使之能够抗衡美国国家补贴的廉价粮食和转基因作物的毁灭性竞争。扶持中国本土化的良种服务公司和农业机械代耕企业的发展。同时大力发展农业信息服务机构，使农业走出盲目生产的落后时代，走进信息农业的新时代。所谓的农业信息化是指信息及知识越来越成为农业生产活动的基本资源和发展动力，信息和技术咨询服务业越来越成为整个农业结构的基础产业之一，以及信息和智力活动对农业的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加大的过程。农业信息化不仅包括计算机技术，还应包括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光电技术、遥感技术等多项信息技术在农业上普遍而系统应用的过程。农业信息化的成功经验北欧有，中国也有“沙集模式”等成功的典型。农户自发地使用市场化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变身为网商，直接对接市场；网销细胞裂变式复制扩张，带动制造及其他配套产业发展，各种市场元素不断跟进，塑造出以公司为主体、多物种并存共生的新商业生态；这个新生态又促进了农户网商的进一步创新乃至农民本身的全面发展。“农户+网络+公司”相互作用、滚动发展，形成信息网络时代农民的创业致富新路。这样农民自觉自愿地利用信息技术，有效地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不利局面，成功地实现了呈现一体化。

　　德国作为欧洲信息化发展的成功典型，政府始终致力于农业信息化的政策与环境、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数据库建设的投入。根据欧洲农业信息技术联盟(EFITA)的统计，2001年德国17万农户中有7.5万户使用了电脑，有5.5万户使用了互联网。政府还注重模拟模型技术、计算机决策系统技术、精确农业技术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和集成，并形成了自身的优势。装有遥感地理定位系统的大型农业机械，可以在室内计算机自动控制下进行各项农田作业；远程诊断系统可以确定农机是否需要维修或更换零配件；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为农民提供咨询服务，如小麦品种选择模型(GENIS)可从提供各种小麦品种的水肥条件、品种特性、产量品质、抗病虫害的能力等方面的评估情况，帮助农民选择适宜种植的小麦品种；麦类病害流行预测和损失预测模拟模型，能对单一病害和多种病害综合的发生做出预测，这些系统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国家投入，企业投入兴办的大型农场和家庭绿色综合小农场两种模式之外，农民合作社也已经重新成为一种发展先进农业的重要模式。丹麦最早获得成功的农民营销合作社，是1875年出现的一个小乳品厂。由于影响较大，因而得到人们公认的第一个农民营销合作社，则是1882年在日德兰岛(Jutland)西南部成立的耶丁(Hjedding)乳品厂。丹麦之所以成为较早出现农民营销合作社的国家，不仅因为它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还因为其周边国家的现代化工业迅速崛起，而其本国的传统农业走向衰落。在这种环境条件下，那些从事分散的、小规模生产的农民，为了适应农业商品化发展的趋势，需要联合起来，开展大规模的、集中的加工、销售活动。经过农地改革，丹麦农民摆脱了实物租、税和劳役的束缚，为了买地、还贷和交纳现金租、税，对现金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因此必须大量出售农产品，从而加快了农业商品化的进程。我国台湾地区农民合作社的组织蓬勃发展。它是农民基于共同需要与合作意愿，以平等原则，在互助组织的基础上，用自愿合作经营的方法，克服农业经营所遭遇的困难，达成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率及增加竞争能力之农民团体，其目的在运用合作组织力量，增进全体社员经济利益，改善其生活，同时亦利用民主化的管理方式和社会化的利益分配，达成民生主义社会均富的目标。台湾农民合作社，以生产与运销类为农民所特别倚重，而合作农场亦是以生产销售为主要职能。从1973年起，台湾农政部门开始推动果菜共同运销业务，而后推广到毛猪、鱼货等产品，由乡镇农会、农业产销合作社和合作农场承办，通过批发市场等渠道销售社员农产品。合作社的水果、蔬菜、毛猪等共同运销业务基本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体现出了合作社在业务经营上的专业性相对优势。最近，台农在福建试办的农民合作社也取得了成效。同时，全国各地也自发地产生了许多农民合作社，这是不可低估的一种重要趋势。就连分田到户的第一村小岗村最近也成立了农民合作联社。（2013-01-10《安徽小岗村成立农民专业合作联合社 参与自由》）据滁州在线报道，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凤阳县小岗村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成立，标志着小岗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迈向更高层次。

　　这些都是很值得重视的民众的创造之一，是正能量，它们完全不同于由国家强制推行的农业集体化、农民工进城和想推行的农村城镇化等带有很大破坏性的负能量。同时，机械化、信息化、社会大分工的先进农业模式，在全国各地也不断涌现，诸如黑龙江省垦区大型现代化大农场、黑龙江省克山县北联镇新兴村的股份制农机作业公司，河北省的周庄人民公社，江苏省的华西村，湖北省的洪林村，河南省的刘庄村和南街村却都已经用自己的创造而富裕起来。其创造性的经验应该认真总结，从政策上促使它因地制宜地广泛传播。这才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但愿当政者出于公心而认真思考自己的执政决策，不要以一己之私和小集团的利益，以国家强制农民接受农村城镇化的错误模式，从而误国误民。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大工业和先进服务业的支持下，农村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减少了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农村的七亿人口中的数亿富余劳动力就能自然而然地，而不是被国家暴力所强制而转移。其中的一部分转移到服务于农业生产的涉农企业，并不全部向大中城市集中而形成畸形的大城市病。一部分向大中城市转移人口的居住问题其实并非像精英们所想象的那样，可以作为当前大规模振兴房地产业，再一次掀起楼市产疯狂的借口。实际上，目前城市的楼房大量空置，而且高度集中在政府机构和贪官手中。经过反贪廉政风暴而“解放”出来的空置房至少足够2亿人居住，住房问题并不难解决。而新转移人口买不起房的问题也很好解决——把“解放”出来的空置房直接转为公租房，分等级论租价，买不起也租得起。提高租住比例，减少购房比例有利于劳动力流动和官吏定期流动，具有现实性。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另外，茅予轼打破18亿亩耕地红线的借口也站不住。城市的扩容不一定要占用耕地。福建武平县城的扩容就是把附近的丘陵地削平而获得大片建设用地的。这是一个比较普遍可用的模式。美丽的山城香港与重庆一样依山而建，以山城闻名世界。并非都要像漳州市那样把最肥沃的大片水田填平来扩建商品房，漳州北到华安县一带多的是丘陵地，完全可以开发利用。这不是技术性的问题，而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野蛮冲动问题。

　　网络编辑：嘉扉

　　

　　

发布时间：2013-04-09 09:5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