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 程:社会主义的历史不容否定
最近读到刘吉在2012年10月9日《文汇报》上发表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实在不敢苟同。总的感觉是他把历史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包括苏联的和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彻底否定了。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这里,有几个原则性问题值得商榷。
十月革命是早产儿吗?
刘吉断言,俄国的十月革命“从‘社会革命’而言,新诞生的社会主义缺乏足够的先进生产力和无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换言之,是一个‘早产儿’”。其实,这并不是刘吉的发明,而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刘吉不过拾人牙慧而已。
十月革命前后一直到现在,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不断攻击十月革命是少数激进分子发动的政变,因而注定要失败的,即使一时取得胜利,也不可能持久,早晚要垮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机会主义分子也断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早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列宁提出了“四月提纲”,制订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方针和策略。当时普列汉诺夫等人就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得到高度发展为理由,指责列宁的“四月提纲”是“布朗基主义”、是“说梦话”,只会以酿成社会灾难而告终。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考茨基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书,认为“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只有靠资本主义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才会成为可能。”他断言,俄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是没有生命力的。列宁曾经从理论上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并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回答了那些疑问和责难。到了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又有人提出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甚至把这一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种种困难的“原罪”,要求“补资本主义的课”。苏东剧变以后,更有人(例如原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在反思剧变的原因时,把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颠覆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超越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这一阶段,忘记了“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才能取得胜利”。这种否定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早产论”,在我国也沉渣泛起,一度颇为盛行。刘吉的说法同普列汉诺夫、考茨基、日夫科夫等人是完全一样的,一点新意也没有。然而假如十月革命是“早产儿”,那么十月革命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是超越历史阶段的、没有根基的,整个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就都是错误的了。所以,对此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澄清。
苏联以及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并“全面破产”了吗?
刘吉断言,苏联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他说:苏联实行的制度,“如果讲它仍然是社会主义,那么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严厉批判的那种封建的社会主义。这种苏式社会主义自诩有两大基本特征:公有制与计划经济。这两大特征恰恰集中反映着封建皇权经济。这种封建的社会主义自然是无法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是断无前途的,历史已无情地作了结论。”他不仅彻底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且引申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搞的也是“封建社会主义”。他说:“不幸,中国革命胜利后,不仅‘一面倒’传承了苏式社会主义,而且中国有着比当年俄国资本主义更加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自然笼罩着更深刻的封建的社会主义阴影,终于导致‘十年浩劫’大悲剧。”他得出结论:“新中国成立后前几十年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十年浩劫’已宣告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破产。”这样,他把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也彻底否定了。
这里有几个原则问题:什么叫“封建社会主义”?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吗?怎么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吗?我们一一略作分析。
一、刘吉搬弄封建社会主义,我们就先来看看《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封建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封建社会主义指的是19世纪30一40年代在西欧产生的、代表地主贵族利益的社会主义流派。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统治日益巩固,这时被推翻的封建贵族不能再赤裸裸地宣扬封建主义了,于是便装扮成工人群众利益的代表,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散布封建地主可以同工人、劳动者一起共同反对资本主义,从而形成了封建社会主义。他们是从被打倒了的地主阶级立场出发来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是使社会回到封建宗法关系中去,恢复封建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曾辛辣地批判封建社会主义说,它“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他们是“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刘吉是怎么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同封建社会主义挂上钩的呢?据说是因为苏联和中国都搞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这两大特征恰恰集中反映着封建皇权经济”。然而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封建社会,怎么找也找不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影子。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地主占有土地,他把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地租,这种地主阶级私有制,同“公有制”风马牛不相及。封建社会基本上是自给、半自给的经济,农民除了上交地租外,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哪里要用计划经济这种手段来调节经济呢?把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在公有制基础上采用的计划经济这种经济运行机制,说成是封建皇权经济的特征,这真是匪夷所思!也许刘吉是把国家所有制当作公有制,把政权的强制命令当作计划经济了,然而国家所有制、政权的强制命令,在封建社会里是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有的,按照刘吉的逻辑,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公有制”,也有“计划经济”,因而也是“封建皇权经济”了。这岂不荒唐!
《共产党宣言》里批判的“封建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社会制度(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什么“封建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股社会思潮。那么,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又有谁是主张搞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呢?查查这些代表人物的著作,却一个例子也没有发现。像法国正统派、英国“青年英国”运动以及后来的基督教社会主义,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但并不触及资本主义的根基,他们批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鼓吹复辟封建统治。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谁都没有提出要建立公有制,要实行计划经济。
可见,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说成是封建社会主义的标志,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文献依据,这只是刘吉的杜撰。这种杜撰是不严肃的,违反了起码的社会科学的常识,无非是编点说法,来给他看不顺眼的东西扣上顶帽子罢了。
二、我们再来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吧。能不能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无法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是断无前途的,历史已无情地作了结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从总体上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有两个基本事实是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沙俄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1913年苏联疆域内的工业总产值只占美国的6.9%,到1985年已达到美国的80%,从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而且苏联是在其国土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蹂蹭的恶劣环境下取得这一成就的。如果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无法与资本主义竞争”,怎么解释这个事实呢?丘吉尔在纪念斯大林逝世时曾指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看他接手的时候,国家是什么样子,而他离开的时候,国家又是什么样子。斯大林接手的时候苏联是马拉犁耕地的落后国家,而他离开的时候苏联是拥有原子弹的强国。大家知道,丘吉尔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另一个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德国挟大半个欧洲的军事、经济实力进攻苏联,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苏联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靠广大劳动人民和红军战士战胜了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按照刘吉的说法,苏联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断无前途”,那么在希特勒疯狂进攻面前,苏联怎么能顶得住并取得胜利呢?这两个基本事实,表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经受住了同资本主义的竞争的,包括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是具有活力的。
也许刘吉会提出一个问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发生了政局剧变,苏维埃政权遭到颠覆,社会制度发生演变,由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这不是表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断无前途”吗?
凡是认真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的学者,只要不带偏见,都承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虽然存在许多弊病,需要通过改革加以克服,但弊病、失误在整个社会主义实践中处于第二位,成绩是主要的,因此,改革不需要推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即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环节、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需要的环节。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弊病,只是表明改革的必要性,而不能证明垮台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它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制度的改旗易帜。然而自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他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推行一条新的修正主义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政治上,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推行多党制、议会民主;经济上,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推行私有化;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行指导思想多元化;如此等等。结果短短6年多一点时间,就把苏联的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改造成资本主义。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本身,而在于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它并不能证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没有前途的,恰恰表明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会造成什么样的恶果。总之,苏联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
三、我们再来看一看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状况。刘吉在文章中似乎是赞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然而恰恰是这个决议,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时间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丝毫找不到刘吉所断言的诸如“封建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破产”那些论断。我们党是一个成熟的、严肃的政党。决议在总结建国32年来工作失误的教训的同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决议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十个方面阐述了这32年的伟大成就,指出32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我们取得这些成就的经验,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真不知道刘吉是怎么看待这个决议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能不能证明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破产”?也不能。决议全面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指出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严重灾难,而不是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带来的。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正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推翻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的。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时间里,尽管党和国家遭受了重大挫折,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仍然得到坚持,工农业生产仍然得到一定的发展,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腾飞准备了物质条件。翻遍决议,我们也找不到“全面破产”的字样!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党的十八大报告有一个总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一论断同刘吉的判断不是截然相反吗!
可见,刘吉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判断是没有根据的。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正好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历史的虚无主义立场。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我们同刘吉的分歧,归根结底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理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在刘吉所概括的邓小平理论的十二条内容中恰恰没有四项基本原则,这能说是在完整准确地阐述邓小平理论吗?
在刘吉的“全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把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称之为“政治上独裁”,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称之为“经济上垄断”,把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称之为“文化上专制”。他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一概否定了,甚至一概骂倒了。这一套东西听起来十分耳熟,戈尔巴乔夫就是用“三垄断”(即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垄断、公有制为主体是经济垄断、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思想垄断)来彻底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在当今世界上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说的都是这一套,刘吉又是在拾人牙慧。
可见,刘吉的社会主义理论“全新”(实际上一点也不新)之处就在于,他完全抛弃甚至批判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然而抛弃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还能叫社会主义吗?
这里,我们要着重说一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问题。刘吉把公有制看作是“封建皇权经济”,是“封建社会主义”的标志,从而认为社会主义不应该有公有制。然而这种观点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大家知道,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有一点是不会变的,即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地捍卫公有制的主体地位。1979年年初,他针对某些人对社会主义的糊涂观念,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以及由此产生的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需要的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的特点,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的优越性。他多次指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
刘吉自己反对公有制,固然荒唐,而他却拉上邓小平来说事,就更加荒唐了。他引用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的一句话,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来证明邓小平晚年不再坚持公有制了,据说这就是“全新的社会主义”了。对这一点,我们必须做一点分析。
毫无疑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上述表述,公有制是其中应有之义。因为:第一,在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的条件下,从总体上讲,只有公有制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公有制是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我们在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道理就在这里。当然,这并不排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作用,但补充终究只是补充,解放、发展生产力的主力是公有制成分。第二,公有制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经济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剥削人和两极分化的现象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并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而扩大。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有可能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从而消除产生剥削和两极分化的根源。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第三,发展生产力可以增加物质财富,使生活富裕起来,但在私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只会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剥削者手里,只会导致两极分化,而不可能做到共同富裕。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与公有制分不开的。
这里我们有必要弄清所有制与剥削的关系。刘吉说,“剥削就是不劳而获,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剩余价值”,“所有制不再是决定剥削与否的依据”。我们真不知道刘吉懂不懂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原理: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生产条件的分配指的是生产条件归谁所有,这实质上就是所有制。一个人凭什么能够不劳而获,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剩余价值?凭的就是他占有生产资料,而劳动者丧失了生产资料。离开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怎么能说明这种“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源”呢?由此可见,一切否定公有制的言论,其政治目的都是企图引导我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抛弃了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我们同刘吉争论的焦点所在。
(摘自《中华魂》2013年1月上,原文标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不容否定——与刘吉商榷》)
网络编辑:嘉扉
发布时间:2013-04-18 13: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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