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林：“普世价值”的“欧美模式”不能救中国
评吴敬琏的“社会主义模式论”
用文武之道推行资本主义
吴敬琏在充分自由地应用“批判的武器”，即用笔杆子搅和社会主义改革之后，按照欧美的“普世价值”要求，还“向往”用其他批判形式来解决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吗？对此，吴敬琏在《教程》中写道：“在从传统社会主义到现代社会和从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双重转型期间，政府的正面作用需要加强而不是削弱。所谓政府的正面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既要有强制性的，也要包括一些诱导性的。”看来，在吴敬琏的“改革顶层设计”中，为了在我国推行“欧美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上文武之道了。首先用的是 “强制性”国家力量，说白了就是准备使用“武器的批判”，即以“枪杆子”为标志的“强制性”。吴敬琏所谓“打破‘两暴怪圈’”，名曰反暴君﹑反暴民，但是，一旦谁要妨碍他“向往”资本主义的“欧美模式”，“两暴怪圈”就为我所用。这可真是悟透了美利坚“双重标准”的精髓。
以史为镜，这也不足为怪。我国的右翼知识界不乏这种“暴力迷信”或“国家迷信”的传统。今天的吴敬琏又不过是拾人牙慧。2010年底，王小强研究员撰文再次揭露中国知识界普世价值派老底：“1927年北大蔡元培为维护国内外资产阶级和国内地主阶级的利益，建言国民党镇压共产党和工农大众并斩草除根，推动了‘四·一二大屠杀’。当时，‘共产党人血流成河，工农群众尸积如山，蔡元培意犹未尽，再接再厉、斩草除根’，华丽转身，成为著名的政治家。”当时，直接推动“四·一二大屠杀”的力量还有上海资本家的商会和外商。官、商、学一体化，这就是1927年让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抛头颅、洒热血的“铁三角”！
吴敬琏“向往”这位至今还在北京大学以铜像彰显万世师表的“中产阶级”前辈吗？答案呢，就在他“强制性”的政策建议中。
仅就西方经济学中的暴力传统而言，吴敬琏在这里也是步人后尘。先放下早期的案例不说。“一战”结束不久，由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建议恢复德国实力，遏制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就说他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资产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死敌”。后来的情况似乎更为严重。2002年美国经济学家E· K·亨特教授指出，美国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曾全都支持采用国家暴力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另外，这位美国教授还指出了一个著名的经典案例：“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发展经济学家W·阿瑟·罗斯托坦承，他对共产主义的思想攻击曾经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财力上的支持。罗斯托认为：‘若要阻止和牵制不断膨胀的共产主义力量的推进，这样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并且需要新的观念来巩固美国的外交政策 ’。”由此可见，国内外的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有的著名经济学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新古典经济学理想和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力，为了窃取名利，进入“权贵”行列，在利用“富人经济学”为资本服务时是不择手段的。这不仅是我国一些表面上豁达、民主，声称“兼收并蓄”的右翼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国际经济学界”早有的“国际惯例”之一。而在这些知识界人士的背后，则是国内外的大资产阶级特别是欧美政府策划于密室，挥金如土，收买﹑操纵“强制性”力量和“诱导性”力量而兴风作怪。这些经济学家，实乃富人和政客之工具。
吴敬琏提倡“政府”采取“强制性”手段，“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试图蛊惑一些人利用权力采取“强制性”手段消除对他一心向往的“国退民进”、自由市场和“宪政改革”的“阻碍和反抗”。简言之，就是“消除”对普世价值和欧美模式的“阻碍和反抗”。
在《教程》里，吴敬琏深揭狠批社会主义者搞国企是“国家迷信”，但是当他要搞“私进国退”时，怎么也是“国家迷信”，且诉诸“强制性”力量了？ 如上所述，他已经克隆了美利坚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手段，并且运用自如。
进一步看，我国的那些违法资本家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中的贪污腐败分子，各国“颜色革命”中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有几个人不是“中产阶级”，甚至个别人还是“高产阶级”。而我国学术界中像吴敬琏一类的退（离）休或在职的自由派们，也都是“中产阶级”或“高产阶级”。所以，“中产阶级稳定器”其实是一个过于夸张的“伪命题”，经不起历史和现实的检验。
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多数人“相对贫困”状况深化了，“绝对贫困”人口增加了，所以这些人开始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等多种形式表达不满或“自发的反抗”。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为胜者和富人“作嫁”，是为“1%”的少数人服务的。而其“法治”的基本点就是维护这种状态。于是，穷人被忽视了，中产阶级在坠落和瓦解中也感受到了生存威胁的严重性。所谓的“法制社会”破绽百出、偏心眼，所谓的“渗透经济”教义也“得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持”，即使在欧美国家的现实中也黯然失色。
“西化”道路能走通？
至此，吴敬琏为谁做嫁、手段如何、方案如何，已经真相大白。我们也不希望吴敬琏这一流派的经济学人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历程能够有什么实事求是的公正态度了。漏洞百出的《教程》一书，就是明鉴。几十年来，在中国向往欧美资本主义模式的经济学人中，有哪一位做到了这一点？从他们多年来对社会主义指手画脚的批判和谩骂中，从他们冒充党中央声音的各式各样的表演中，从他们在ABC的层面上无休止地曲解理论﹑歪曲历史和国内外实况的嚷嚷中，从他们呼吁的“宪政改革”声音中，从他们已经开始寻求“强制”力量推行“伪改革”以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梦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道德水平﹑学术水平﹑民族气节和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相反，这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顽固不化的特殊利益集团。
吴敬琏就是这个阵营里的重要领军人物。多年来，他对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和领袖人物罗织构陷，在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著作﹑文章和谈话中诡异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其体制目标就是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做欧美资本主义的附庸，最终为以美利坚为首的“1%”的富人服务。
在个别政府机构中，受吴敬琏影响的声音也时有浮现：
——2009年11月5日，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说，“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本经济是基础和主体”。这是明显违犯我国《宪法》总纲第六条的。
——2010年初，国务院法制办发表的《政府投资条例(征求意见稿）》中说，应该“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这显然是企图把一个在美欧也是非常有争议、几乎可以无限扩大私人资本发展领域的新古典经济学表达引入了政府的重要文件。
——在2010年8月，在“十二五”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说，“应分析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办企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与民争利，还是解决外部性问题……如果边界能够这样界定的话，国有经济的进退机制就可以设定”。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语境中，也是一个从语言到逻辑都具有欺骗性、混乱性的关于推进私有化的提法 。
2011年4月7日，新华网报道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信息：“‘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加大推进部分行业改革力度……对电信、民航、石油等行业，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按照产业经济学来理解，这就是要求把垄断行业肢解为竞争性行业。但这在学理、政策、国际经验和历史上都是说不通的，只能有利于欧美跨国公司取得并扩大对中国战略产业的控制权，形成外资新垄断。
2011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即《人民日报》的“人民网”，转发了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即《北京日报》重要采访报道：《90年：我党获得马克思主义“真经”的不寻常之路》。其中，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的发言，重复了吴敬琏的观点，以“假马克思主义”来反对“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和“经济国有化”。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接着表示赞同说：“确实如此……苏联僵化模式和僵化观念，它实际上把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划等号。实际上，一切国有化只是走向社会主义过程中紧急过渡时期临时采取的一个非常措施，不可能长期通过一切国有化来搞社会主义。列宁当年迫不得已……”。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宣传中，这些党政学机关和媒体的一小群人，是故意联手以“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反对发展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还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列宁领导的苏俄时期、在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时期也有过这样的现象。在著名的政治家、活动家、理论家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嘴巴中，各种各样的歪理层出不穷，目的就是要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成分、富农、外商投资和自由市场，党政府内部和社会上也有一批长期的拥护者。
有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张资本主义改革方向的异象，就有反对它的强大声音。在中国的改革史上，一些重要文献记载如下。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反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勾结的“和平演变”，说“不能搞私有化”。
列宁曾说：“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无独有偶。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改革大业，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也得“经过战斗”。不可否认，党的几代领导人的讲话都明确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较长时期中，中国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警惕“和平演变”，反对“改旗易帜”的“西化、分化图谋”。
2008年4月，《求是》杂志曾发表了习近平的文章：“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
——2008年12月，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胡锦涛在谈到反对“西化、分化图谋”时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决不走改旗易帜的歪门邪路。”
2011年6月，人民网记者报道：“习近平强调……９０年来，我们党紧紧团结和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制度。吴敬琏欲以改头换面的“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的“欧美模式”取而代之，并在媒体上宣传，要据此为中共十八大和“换届”后的“党政领导”提供“新”的“顶顶层设计”。其实，恰如他用《教程》和其他文章、谈话所证明的那样，他的私有化、自由化、宪政化改革目标，尽管时不时采用了党中央文件语言来乔装打扮，仍然是与党和政府（包括“下一届”）的基本价值取向南辕北辙。其偷梁换柱之私货，真令人不禁想起来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老话：“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经济学界的新自由主义者“蚂蚁缘槐夸大国”，我心翱翔、“大话西游”。不过，“蚍蜉撼树”容易吗？
如前所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比较乐观。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培博则是很乐观。2011年11月，他在竞选美国总统时说，美国可以扳倒中国，依靠“我们在中国内部的盟友和支持者”。吴敬琏著书立说，出版《教程》，鼓吹、“支持”为“1%”服务的美国“普世价值”和资本主义“欧美模式”，思想上属于美国的“盟友和支持者”之列，但他真有理由如太平洋那边的美国政客们那么乐观吗？
2012年1月1日 ，新年伊始，《求是》杂志发表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文章，他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吴敬琏作为“西化”（诸如“华盛顿共识”、“普世价值”、“欧美模式”等）的共识者，听到以上这些令“99%”振奋的话，对于为“1%”服务的他和他的同道们来说，却是批评之音。
仿照马克思的亲密朋友、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之语结束本文：吴敬琏——“一个冬天的童话”。
网络编辑：岚河水
吴敬琏在充分自由地应用“批判的武器”，即用笔杆子搅和社会主义改革之后，按照欧美的“普世价值”要求，还“向往”用其他批判形式来解决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吗？对此，吴敬琏在《教程》中写道：“在从传统社会主义到现代社会和从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双重转型期间，政府的正面作用需要加强而不是削弱。所谓政府的正面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既要有强制性的，也要包括一些诱导性的。”看来，在吴敬琏的“改革顶层设计”中，为了在我国推行“欧美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上文武之道了。首先用的是 “强制性”国家力量，说白了就是准备使用“武器的批判”，即以“枪杆子”为标志的“强制性”。吴敬琏所谓“打破‘两暴怪圈’”，名曰反暴君﹑反暴民，但是，一旦谁要妨碍他“向往”资本主义的“欧美模式”，“两暴怪圈”就为我所用。这可真是悟透了美利坚“双重标准”的精髓。
以史为镜，这也不足为怪。我国的右翼知识界不乏这种“暴力迷信”或“国家迷信”的传统。今天的吴敬琏又不过是拾人牙慧。2010年底，王小强研究员撰文再次揭露中国知识界普世价值派老底：“1927年北大蔡元培为维护国内外资产阶级和国内地主阶级的利益，建言国民党镇压共产党和工农大众并斩草除根，推动了‘四·一二大屠杀’。当时，‘共产党人血流成河，工农群众尸积如山，蔡元培意犹未尽，再接再厉、斩草除根’，华丽转身，成为著名的政治家。”当时，直接推动“四·一二大屠杀”的力量还有上海资本家的商会和外商。官、商、学一体化，这就是1927年让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抛头颅、洒热血的“铁三角”！
吴敬琏“向往”这位至今还在北京大学以铜像彰显万世师表的“中产阶级”前辈吗？答案呢，就在他“强制性”的政策建议中。
仅就西方经济学中的暴力传统而言，吴敬琏在这里也是步人后尘。先放下早期的案例不说。“一战”结束不久，由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建议恢复德国实力，遏制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就说他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资产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死敌”。后来的情况似乎更为严重。2002年美国经济学家E· K·亨特教授指出，美国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曾全都支持采用国家暴力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另外，这位美国教授还指出了一个著名的经典案例：“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发展经济学家W·阿瑟·罗斯托坦承，他对共产主义的思想攻击曾经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财力上的支持。罗斯托认为：‘若要阻止和牵制不断膨胀的共产主义力量的推进，这样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并且需要新的观念来巩固美国的外交政策 ’。”由此可见，国内外的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有的著名经济学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新古典经济学理想和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力，为了窃取名利，进入“权贵”行列，在利用“富人经济学”为资本服务时是不择手段的。这不仅是我国一些表面上豁达、民主，声称“兼收并蓄”的右翼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国际经济学界”早有的“国际惯例”之一。而在这些知识界人士的背后，则是国内外的大资产阶级特别是欧美政府策划于密室，挥金如土，收买﹑操纵“强制性”力量和“诱导性”力量而兴风作怪。这些经济学家，实乃富人和政客之工具。
吴敬琏提倡“政府”采取“强制性”手段，“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试图蛊惑一些人利用权力采取“强制性”手段消除对他一心向往的“国退民进”、自由市场和“宪政改革”的“阻碍和反抗”。简言之，就是“消除”对普世价值和欧美模式的“阻碍和反抗”。
在《教程》里，吴敬琏深揭狠批社会主义者搞国企是“国家迷信”，但是当他要搞“私进国退”时，怎么也是“国家迷信”，且诉诸“强制性”力量了？ 如上所述，他已经克隆了美利坚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手段，并且运用自如。
进一步看，我国的那些违法资本家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中的贪污腐败分子，各国“颜色革命”中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有几个人不是“中产阶级”，甚至个别人还是“高产阶级”。而我国学术界中像吴敬琏一类的退（离）休或在职的自由派们，也都是“中产阶级”或“高产阶级”。所以，“中产阶级稳定器”其实是一个过于夸张的“伪命题”，经不起历史和现实的检验。
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多数人“相对贫困”状况深化了，“绝对贫困”人口增加了，所以这些人开始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等多种形式表达不满或“自发的反抗”。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为胜者和富人“作嫁”，是为“1%”的少数人服务的。而其“法治”的基本点就是维护这种状态。于是，穷人被忽视了，中产阶级在坠落和瓦解中也感受到了生存威胁的严重性。所谓的“法制社会”破绽百出、偏心眼，所谓的“渗透经济”教义也“得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持”，即使在欧美国家的现实中也黯然失色。
“西化”道路能走通？
至此，吴敬琏为谁做嫁、手段如何、方案如何，已经真相大白。我们也不希望吴敬琏这一流派的经济学人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历程能够有什么实事求是的公正态度了。漏洞百出的《教程》一书，就是明鉴。几十年来，在中国向往欧美资本主义模式的经济学人中，有哪一位做到了这一点？从他们多年来对社会主义指手画脚的批判和谩骂中，从他们冒充党中央声音的各式各样的表演中，从他们在ABC的层面上无休止地曲解理论﹑歪曲历史和国内外实况的嚷嚷中，从他们呼吁的“宪政改革”声音中，从他们已经开始寻求“强制”力量推行“伪改革”以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梦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道德水平﹑学术水平﹑民族气节和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相反，这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顽固不化的特殊利益集团。
吴敬琏就是这个阵营里的重要领军人物。多年来，他对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和领袖人物罗织构陷，在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著作﹑文章和谈话中诡异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其体制目标就是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做欧美资本主义的附庸，最终为以美利坚为首的“1%”的富人服务。
在个别政府机构中，受吴敬琏影响的声音也时有浮现：
——2009年11月5日，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说，“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本经济是基础和主体”。这是明显违犯我国《宪法》总纲第六条的。
——2010年初，国务院法制办发表的《政府投资条例(征求意见稿）》中说，应该“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这显然是企图把一个在美欧也是非常有争议、几乎可以无限扩大私人资本发展领域的新古典经济学表达引入了政府的重要文件。
——在2010年8月，在“十二五”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说，“应分析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办企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与民争利，还是解决外部性问题……如果边界能够这样界定的话，国有经济的进退机制就可以设定”。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语境中，也是一个从语言到逻辑都具有欺骗性、混乱性的关于推进私有化的提法 。
2011年4月7日，新华网报道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信息：“‘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加大推进部分行业改革力度……对电信、民航、石油等行业，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按照产业经济学来理解，这就是要求把垄断行业肢解为竞争性行业。但这在学理、政策、国际经验和历史上都是说不通的，只能有利于欧美跨国公司取得并扩大对中国战略产业的控制权，形成外资新垄断。
2011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即《人民日报》的“人民网”，转发了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即《北京日报》重要采访报道：《90年：我党获得马克思主义“真经”的不寻常之路》。其中，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的发言，重复了吴敬琏的观点，以“假马克思主义”来反对“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和“经济国有化”。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接着表示赞同说：“确实如此……苏联僵化模式和僵化观念，它实际上把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划等号。实际上，一切国有化只是走向社会主义过程中紧急过渡时期临时采取的一个非常措施，不可能长期通过一切国有化来搞社会主义。列宁当年迫不得已……”。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宣传中，这些党政学机关和媒体的一小群人，是故意联手以“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反对发展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还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列宁领导的苏俄时期、在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时期也有过这样的现象。在著名的政治家、活动家、理论家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嘴巴中，各种各样的歪理层出不穷，目的就是要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成分、富农、外商投资和自由市场，党政府内部和社会上也有一批长期的拥护者。
有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张资本主义改革方向的异象，就有反对它的强大声音。在中国的改革史上，一些重要文献记载如下。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反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勾结的“和平演变”，说“不能搞私有化”。
列宁曾说：“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无独有偶。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改革大业，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也得“经过战斗”。不可否认，党的几代领导人的讲话都明确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较长时期中，中国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警惕“和平演变”，反对“改旗易帜”的“西化、分化图谋”。
2008年4月，《求是》杂志曾发表了习近平的文章：“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
——2008年12月，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胡锦涛在谈到反对“西化、分化图谋”时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决不走改旗易帜的歪门邪路。”
2011年6月，人民网记者报道：“习近平强调……９０年来，我们党紧紧团结和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制度。吴敬琏欲以改头换面的“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的“欧美模式”取而代之，并在媒体上宣传，要据此为中共十八大和“换届”后的“党政领导”提供“新”的“顶顶层设计”。其实，恰如他用《教程》和其他文章、谈话所证明的那样，他的私有化、自由化、宪政化改革目标，尽管时不时采用了党中央文件语言来乔装打扮，仍然是与党和政府（包括“下一届”）的基本价值取向南辕北辙。其偷梁换柱之私货，真令人不禁想起来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老话：“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经济学界的新自由主义者“蚂蚁缘槐夸大国”，我心翱翔、“大话西游”。不过，“蚍蜉撼树”容易吗？
如前所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比较乐观。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培博则是很乐观。2011年11月，他在竞选美国总统时说，美国可以扳倒中国，依靠“我们在中国内部的盟友和支持者”。吴敬琏著书立说，出版《教程》，鼓吹、“支持”为“1%”服务的美国“普世价值”和资本主义“欧美模式”，思想上属于美国的“盟友和支持者”之列，但他真有理由如太平洋那边的美国政客们那么乐观吗？
2012年1月1日 ，新年伊始，《求是》杂志发表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文章，他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吴敬琏作为“西化”（诸如“华盛顿共识”、“普世价值”、“欧美模式”等）的共识者，听到以上这些令“99%”振奋的话，对于为“1%”服务的他和他的同道们来说，却是批评之音。
仿照马克思的亲密朋友、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之语结束本文：吴敬琏——“一个冬天的童话”。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3-05-06 13: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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