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平：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发展

　　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必须有一个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只有正确地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才能有正确的政策和举措。

　　一、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

　　真正的经济增长是有质量的经济增长，甚至是高质量的经济增长。真正的经济增长是靠创新、靠产业支持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靠“膨大剂”吹大的经济增长。我国1958年那种“大跃进”式的经济增长是与真正的经济增长格格不入的。

　　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里以翔实的历史资料证明，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的重大创新诞生的新的产业，引领了经济发展。他指出，大约从1783年到1842年，是所谓的产业革命时期，而且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第二个长波是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的“蒸汽机和钢铁时代”；到20世纪20年代末，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对于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时代。

　　西蒙?库兹涅茨在其《长期运动》中，对新技术的出现是如何引领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作了与熊彼特完全一致的论述。他说：“在许多工业中，在某个时期，基本技术条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发生时，一个时代就开始了”。他举例说，例如18世纪80年代英国的棉纺织业和生铁生产，19世纪美国的钢的生产，19世纪80年代的制钢工业，19世纪30年代无烟煤生产和19世纪40年代的烟煤生产，19世纪20年代的炼铁（比利时），19世纪60年代的石油和19世纪70年代的铅（美国）。在所有这些事例中，我们观察到一个革命性发明和发现被用于工业的过程。于是，这个过程就成为主要的生产方法。

　　熊彼特和库兹涅茨依据丰富的经济史实告诉我们，是一个巨大的创新，诞生了一个或一群新兴产业，然后带动了一个时期经济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发展是得自于IT产业和网络经济。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新兴产业的出现，靠“膨大剂”刺激，只能适得其反。

　　二、经济发展中的“自然增长率”

　　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种符合经济规律的“自然增长率”。所谓自然增长率是一国、一地区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一定的技术水平、组织水平，一定的产业结构下不受紧缩性政策或扩张性政策的影响，其自身故有的经济增长率。这样的增长率是自然的，均衡的。改变自然增长率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或组织变革。

　　我国经济曾经有二十多年的两位数的增长，那是因为我们当年“穷”，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崩溃的边沿。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是我们的产业空间很大，以前我们不知道外边的世界的精彩，改革开放使我们知道了外边世界的发展和精彩；以前我们不能做，改革开放使我们可以跟着做。例如我们跟着做彩电、做冰箱、做手机、做汽车，、做现代服务业，我们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二是发展之初基数小增长率容易高。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由于开放，世界上很多的产业基本上处在一个平面，例如大家都有手机，都有汽车，都有网络，所不同的是技术层次的高低。在给定的技术层面上，当产业空间相对“饱和”的时候，经济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寻求新的产业支持，而不是靠“膨大剂”放大原来的产业。况且，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常情况下再要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对于当前我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曾经的高速度使我国容易形成一种“速度情结”，并以高速度为骄傲。这种情绪容易诱发很多不好的东西，使我们动辄就刺激经济，一再错失调整经济结构的良机。历史证明，经济下行，是调整结构、转变经济方式的良机。经济快速发展是“萝卜好卖不洗泥”，根本没有调整经济结构的压力。我们应当抓住当前的机会，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三、历史证明，扩张性刺激只能是饮鸩止渴，经济下行更多的情况下并不缺钱，缺的是产业兴奋点

　　每遇经济下行各国政要都容易采取扩张性的政策。在当年凯恩斯主义诞生的时候，就有学者评论，自从凯恩斯主义诞生之后，西方民主政府再也不用担心由于经济下滑导致本届政府的下台了，他们完全可以花钱制造一次繁荣，然而紧接着而来的是滞胀。

　　历史证明了上述判断的正确性。首先是面对1929年的经济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了一系列的扩张性政策。这些扩张性政策似乎恢复了经济，但复苏的时间却经历了10年，且在1933年开始复苏不久，第二次衰退又于1937年来临了，并且是有史以来最急剧的一次衰退。甚至有人认为，如果不是一系列的政府刺激，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甚至不会有第二次衰退。其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经济由于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及股灾等原因开始衰退。为了阻击衰退，日本政府采取的办法就是靠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和减低利率刺激经济。前后实施了9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其中有7次规模高达1万亿至18万亿日元。日本政府每刺激一次，经济就有短暂的复苏，但只要刺激政策结束，经济就马上下滑。这种靠打“强心剂”办法并没有使日本经济真正好转，相反使日本经济更加糟糕了。更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与2011年互联网泡沫有关。当时泡沫破灭，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那次衰退的时间很短，实际上只有一个季度，原因在于美联储降息刺激房地产进而刺激美国经济，阻击衰退，但代价是美国次贷危机这种更大的泡沫和更大的衰退。最后是面对2008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危机的中国政府4万亿的救市计划。4万亿的救市计划同样难以超越经济规律本身的制约，虽然短时间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却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产能进一步过剩，特别是被扶植的产业 ，环境进一步恶化，以及巨额的地方债务，并由此导致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下的极度紧缩政策又直接导致了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错失了产业提升的良机。目前的经济下行，是“后4万亿时代”的必然。

　　扩张性政策为什么其效果是饮鸩止渴呢？原因在于：⑴所以发生经济危机，更多的时候是产能过剩。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充斥商品市场。因此，如果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生产资本缺乏造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好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本过剩了”。生产资本就是产能，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刺激性政策虽然可以临时增加需求，但紧接着而来的是更严重的产能过剩。⑵到底是缺钱，还是缺新的经济增长的兴奋点，或者说缺新的引领性产业？显而易见的是，危机时虽然缺钱，但更缺的是具有引领性的产业兴奋点。于是我们看到，走出危机的关键在于一系列创新。马克思曾经指出，固定资本的更新是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契机，讲的正是这个意思。面对当前一些企业的困境，我们经常这样发问，“如果没有创新给你钱又能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扩张性政策更多地注入货币，只能在原来的产业层面上重复地扩展。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靠一国实行的刺激政策是相当有难度的。

　　四、恢复经济，使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减税、增加收入、创新和平等竞争

　　历史的经验证明，经济要健康发展必须靠拉动 。必须靠市场力量推动，必须靠创新，这也是我们努力实现的。美国里根时代走出滞胀的办法就是减税，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市场经济从逻辑上讲首先是民富的经济体制，是小河有水大河满。这一点完全和计划经济不一样。只有民富了才有力量消费，只有民富了才谈得上发展经济，国家才能更富。此外，必须指出市场经济推崇民间投资，把政府投资严格限制在公共产品领域。亚当?斯密深刻地指出，“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其生产能力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它当时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的多”。政府和企业家考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追求目标不同，资本的人格化程度不同。我国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政绩，投资的项目更多地追求“亮点”，自我增值能力不强，即上述判断的证明。

　　设想一下，如果把“四万亿”的政府投资改变成4万亿的减税和民间投资，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效果：靠市场不仅可以拉动消费，同样可以拉动创新和基础建设，而且是高质量的。政府所要做的只是科学和公正的监管。

　　创新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机器。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不是靠劳动力便宜，如果靠劳动力便宜，发达国家会把企业办到全世界最穷的地方去。内森?罗森堡在其《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中指出：“资本主义发展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资本密集，是创新”，著名的索洛模型强调，技术仍然是资本主义增长的引擎”。马克思则认为，个别资本家率先采用先进技术，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冲动引领了资本主义发展。而市场经济所以能够成为不断创新，当然在于企业追求利润的冲动，然而更重要的是竞争。威廉?鲍莫尔在一部题为《资本主义增长的奇迹》的专著里总结性地写道，自由市场经济所以是一部创新的机器，就在于一系列的制度保证了如同“军备竞赛”式的竞争。欲要竞争，就要平等进入，要打破垄断、要有效解决泛行政化问题，不能靠行政手段和行政等级分配科研资源。其次，要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要容忍甚至弘扬乔布斯那样的“异端”和冒险精神，要造就千千万万的企业家。

　　经济要真正的、高质量的发展，必须纠正所谓城市化的误区。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城市化被理解为城市建设，亮点工程，圈地盖房，转移农民到城市，使农民成了“三无人员”，当把有限的资源用来盖房子，进而把整个社会的注意力都吸引到盖房子的时侯就会极大地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样的城市化使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短边，促进了CPI的上涨，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应当改变农村，把农村建设成有产业支持的小城镇，而不是摊大饼式的建设所谓的“国际化大都市”。

　　五、 坚信市场经济，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发展是微观经济主体竞争的结果，而不是宏观调控的结果，宏观调控充其量为微观层面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我们应当坚信市场机制的配置能力和魅力。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在于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在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魅力之源就在于符合人类本性，有着超越于政府的收集和处理信息能力，直面市场需求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军备竞赛”式的竞争则有利于创新。历史证明，市场调节的能力远远大于政府的计划调节，市场经济的胜利和计划经济的失败就是铁一样的证明、我们应当健全市场经济体制，让其充分发挥体制调节的功能，而不是热衷于频繁的宏观调控。频繁的宏观调控很难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窠臼。我们需要宏观调控，但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我们更需要稳健的、可以给人以长远预期的、如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的政策。

　　我们必须强调，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自于微观主体的活力，微观主体不健全，不能平等竞争，不能创新，存在不安全感，对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仅靠宏观调控是调不出来大好形势的。中国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之难点在于规范政府职能。由于历史上政府的强大的历史惯性和路径依赖，每遇经济发展的所谓问题，政府就出手遏制市场。每一次所谓的成功都使政府增强了“自信”，从而又加大进一步的干预。萨缪尔逊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只有在事后很长时间之后，历史才会告诉我们——甚至在那时也不会——某一次扩大政府的权力是好的，还是坏的行动。在政治上同其它领域一样，千真万确的事实是：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良好的动机铺成的”。

　　网编：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