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继荣：“中国奇迹”的成就与问题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财富生产和积累方面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从而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形成了所谓的“中国奇迹”，那么，今天在生产和积累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财富的分配便成为中国民众更加关心的问题。社会福利和保障的普遍匮乏，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以及非均等化，妨碍着社会共识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中国奇迹”难以在原有的轨道上获得可持续性。要为中国的发展寻找新的路径，恐怕还是要回归政治合法性的经典理论上来，构建一种公认的、公平的、开放的政策体系。

　　2008年以来，汶川地震、奥运会、世博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不断地将世人的目光引向中国。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迅速回升，而且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些事实更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奇迹”的奇特效应。中国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赢得了世人的许多赞誉。如果说“中国特色”、“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这样的表述还带有中性评价的色彩，那么，“中国奇迹”就变成了直接的赞美。中国以外的人使用“中国奇迹”这一说法多少流露了几分诧异，中国人也如是说，显示的更多的是自豪和得意。在“中国崛起”似乎成为国际社会主流判断的情况下，中国国内也有人开始试图从文化和制度上说明“中国奇迹”的根源。这种关于“中国奇迹”的判断和解释，让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不免产生困惑：原来被认为是改革的对象，现在却突然变成了发展的优势。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理性看待和理解“中国奇迹”？笔者认为，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中国奇迹”的话，那不过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另一种版本。毫无疑问，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新资源，但是，也恰恰是现有的“中国模式”的某些特质和局限，又在销蚀着改革开放政策所积累的政治合法性资源。改革既有分配制度的要求，终究要将中国引向制度变革的轨道上来。

　　一、在何种程度上说是个“奇迹”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曾经流行过一种说法，“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言下之意，“死”是注定的，只是死法不同。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人预测中国要“崩溃”。但是，30多年过去了，经历了“文革”后经济几近崩溃的灾难、80年代民主浪潮的冲击、90年代苏联东欧共产主义解体的打击，中国不但没“死”，反而它的“崛起”却越来越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对于那些预测中国注定“崩溃”以及接受或认同这种预测的人来说，中国今天的状况，确实是个“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举世公认。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物质生活改善相伴随，国际社会在不断校正对于中国的认识和评价：从最早的“黄祸论”，到“威胁论”，再到“机遇论”，又到金融危机后的“救世论”。这种认识和判断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国家实力的变化。

　　一系列统计数据反映的事实也确实显示出中国奇特的发展速度和惊人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维持了连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根据官方统计，1979—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平均增速，也高于国际组织最乐观的预期。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2020》曾预计，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将从1985—1995年的9．8%降至2001—2010年的6．9%。但事实上，中国2001—2009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7%。特别是2001—2007年的7年间，经济增速从2001年的8．3%稳步上升到2007年的14．2%。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按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计算，200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700美元，即将由中低收入国家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2009年的出口额达到12016．6亿美元，超过德国746亿美元，成为第一大出口国。200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8．5%，贸易总量占全球近10%。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地位发生了显著提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力明显提高。〔1〕

　　与此同时，反映人民生活总体水平的一些数据也保持了良好的记录：1949年中国城镇人均现金收入不足100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不足50元，而到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919元。与此相伴随的是，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按照中国官方公布数据，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数从2．5亿下降到1479万，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30．7%下降到1．6%。

　　其实，以上的数据远远不能说明中国社会变化的全部。多年来，中国经济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中国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制造业大国。这一个个头衔让许多国家大为惊叹，更加刺激了世人的眼球，最让世人眼热的是，奥运会、世博会空前气派，磁悬浮、高铁、地铁等政府项目进展神速，政府海外采购出手不凡，企业海外并购胃口大开，中国商人海外投资遍地开花，中国游客走遍世界掀起购物风潮，世界富豪排行榜上中国富人榜上有名且节节攀升，中国人变成豪宅、豪车、国际名牌奢侈品新的消费群。所有这些极具感官刺激的信息，都在激发和强化一个概念——“中国奇迹”。

　　二、如何理性解释“中国奇迹”

　　人们试图解释在中国大地发生的种种变化，力求找到“奇迹”产生的原因。从中国领导人不同场合的讲话以及官方相关文献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大体归功于三大要素：前所未有的好领导(党的集体领导)，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举国体制的好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府主导的试验性的渐进改革、利用资源禀赋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等，被看作是中国“奇迹”产生的进一步解释。

　　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所提出的“北京共识”(BeijingConsen-sus)算得上是外国人对“中国奇迹”的代表性看法。雷默把中国的发展成就归结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巨大的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在他看来，中国提供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另外一种发展模式。

　　而对于乔舒亚•雷默的解释，中国学界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60年来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成功之路”，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制度优越。〔2〕(P123)这种制度或许被解释为“中华政体”，〔3〕具有民本主义理念、绩优选拔制度、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分工制衡”的纠错机制等优势；〔2〕(PP11-14)或者被概括为“平等与中性的政府”，具有“不与任何社会利益集团结盟且不被任何利益集团所俘获”、平等地对待不同社会集团的制度优势；〔4〕或者被界定为“新共和制”，具有“把西方法治传统中的‘限任制’、西方古典共和传统中的‘集体领导’、现代政党的‘法人永久性’、苏联列宁式的‘先锋党’、以及中国传统的‘太上皇制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五位一体”的制度优势。〔5〕

　　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发展完全是摒弃传统社会主义“一大二公”模式、引入责任机制和市场化原则对既有体制进行创新性改造的结果，因此，它实质上是一种中国特色制度创新的产物。就其“不断扩大社会与个人自主和自由的空间”而言，它与“华盛顿共识”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执政党和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更大的主导作用。所谓的“中国奇迹”只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经济起飞和国际竞争中的独特现象，这种现象在80年代东亚国家“二元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阶段也曾经出现过。所以，“中国奇迹”不过是被指认为“政府主导”的“威权主义”模式的“东亚奇迹”的再现。当然，也应该注意到，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既有“东亚模式”的一般特征，包括拥有以世界最大规模人口为基础的低成本劳动力充分供给，“人口红利”形成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重视基础教育和宏观经济的稳定等因素，另外也有许多特有的条件与特征，如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模式的有机结合，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消费结构升级推动的“消费革命”，大规模工业化形成的规模经济优势，城镇化带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积极有效地参与发展进程等。〔1〕总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腾飞，“中国奇迹”意味着在世界多样化发展格局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一些不留情面的意见直指“中国奇迹”的“软肋”和“痛处”，认为“中国模式”其实就是经济(GDP)至上模式，即政府主导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其特点可以归结为“全球化”+“低人权优势”。所谓“中国奇迹”的主要奥秘就在于铁腕之下谁也不能讨价还价，从而减少了中国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避免了“民主国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民主困境”〔6〕。也就是说，中国发展的本质是劳动力价值、资源价值在经济全球化后的自然修复，它的经济学原理在于：打开国门之后，中国在劳动力、资源和市场等方面形成了与世界水平巨大的落差；资本逐利的天性，再加上高压维稳为资本活动提供了优越的投资获利空间，这些都促成了经济发展奇迹的产生。既然“中国奇迹”以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高消耗为代价，那么，与其说它是值得炫耀的“奇迹”，不如说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起飞的无奈结果。

　　三、怎样评估“中国奇迹”

　　无视中国发展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是不恰当的，但是，如果认为中国有一种别的国家根本不具备的神奇力量来推动它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样的认识恐怕又过分夸大了中国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因此，肯定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并对它做出恰当的理性解释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认为中国既有的成就足以证明现行的制度已经足够完善而没有必要再加以改革，那恐怕又高估了中国的成就和制度绩效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的问题。实际上，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些“左派”人士好像越来越自信。他们更加公开大胆地表示：中国现存制度远比其他国家的制度优越，中国不仅没有必要学习“西方模式”，而且应当把“中国模式”向外推广。

　　目前人们普遍承认存在一种“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包含了许多要素，如市场经济、一党执政、贤人政治、政府主导、举国体制、运动式管理、GDP锦标主义、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等等。这些要素在许多人看来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但现实的问题是，“中国模式”正面临挑战。首先，在经济方面，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难以持续，而内需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依然任重道远。其次，在政治方面，权力相对集中、公共性和参与性不足的体制，因长官意志包办主义严重、公权限制乏力、责任机制匮乏、公共政策跑偏等弊端难以实施对经济社会的有效治理。今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政府的有效治理，都与既有的制度体系存在着高度的关联性，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变革和创新来应对上述挑战。

　　古典自由主义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苏联模式、东亚模式，还有北欧福利国家的发展模式，不管哪种模式，关键在于通过合理的组织机制来保证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保持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如果说北欧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了一种高人权模式，目前陷入了“民主公地悲剧”的困境，那么，中国目前形成的低人权发展模式，很容易陷入“公权主导下的私田悲剧”的困境。看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都需要进行改革。

　　治理方式影响治理效果，治理效果直接关联政治合法性。尽管有研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政府的治理方式有了很大变化和改善，但是，也有许多事实显示，中国政府治理之现实与民众的期待之间的差距似乎在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确实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供了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但“中国模式”的负面效应——发展的代价(可谓发展的“后遗症”)，也正在销蚀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首先，经济发展成就补充了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但“极化”发展所造成的后果引发了“谁之发展”的质疑，从而冲淡经济绩效的积极效应；其次，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政策巩固了政治合法性基础，但因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而造成的政策扭曲，又使民众对改革举措的心理预期屡受挫折；再次，绩优选拔制度扩大了政治统治的基础，强化了贤人政治的合理性，但“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的出现和社会结构与身份的固化，又动摇了这种制度的认同基础。无论是基于提高政治合法性的考虑，还是出于加强对社会有效管理的目的，对既有制度的改革都是必需的。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但是，也必须正视发展所造成的种种现实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以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换来的：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降低了交易成本，促成了经济发展。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显示，以威权体制、政府主导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完成经济积累和起飞可能是有效的，但它作为一种非均衡发展模式，为取得这些经济成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民权、环境、腐败、协调发展、对外依赖性等)。随着民众对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状况忍受性的降低，这种模式下经济的持续发展难度会增加。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中国的发展带有明显的非均衡特征，极化效应、短期行为、贫富悬殊、公共服务滞后、社会保障不足等，可以说是这种发展的另一种效应，而且，这种发展也正面临多重困境(民生不昌、民力不强、内需不足、环境不支、创新乏力、司法不力、公权滥用等)，其可持续性令人堪忧。目前，中国决策者已经充分认识到，要谋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需要进一步认识到，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恐怕还必须要改变甚至放弃目前的“中国模式”。

　　网编：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