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新青年》与早期马克思主义
北京大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在这里曾有一个人,他利用报刊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史上,也起到了开创性的奠基作用。他就是李大钊——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卓越宣传家。
报刊阵地传播“时髦”的马克思主义
1918—1919年,李大钊被聘任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编辑部,成为主要撰稿人,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利用这两块宣传阵地,李大钊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1918年1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两篇政论:《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9年又为《每周评论》写了《新纪元》一文。他在这些文章中,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失败,“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十月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还鼓舞处在黑暗里的中国读者,要从十月革命中看到希望,要“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
这些文章标志着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国家命运,以及运用报刊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始。
问题与主义论战 致《新青年》内部分裂
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把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变成《马克思研究》专号。这是《新青年》创办以来突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创举。他为专号写了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特别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一期专号中虽然有些文章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但在《新青年》上作为一个专号集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已经非同寻常,预示着十月革命后风靡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潮流即将到来,引导舆论界把目光投向了这一改造世界面貌的革命学说。
李大钊还抵挡住了来自新文化运动战线内部的阻碍。《新青年》同仁中,胡适首先反对,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对此,李大钊立即写了反驳信,以《再论问题与主义》为题,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向。“问题与主义”之争,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提出了革命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向问题。这次论战之后,《新青年》编辑部也逐渐趋向分裂,李大钊和陈独秀领导《新青年》推动新文化运动向前发展,并进而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社会主义刊物。
笔墨运动转变为劳工阶级运动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监禁3个多月,经多方营救,于9月16日获释。他辞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职务。10月5日《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决定从第7卷开始,仍由陈独秀一人编辑。为避开北洋政府的监视迫害,1920年2月,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掩护下秘密逃离北京,经天津到达上海。《新青年》从第7卷第4号起,由陈独秀在上海编辑出版。
陈独秀到上海后集中精力研究劳工问题,接触实际的工人运动,并把《新青年》的宣传指向这个方向,促进工人觉醒。1920年,共产国际派赴中国工作的魏金斯基等在北京与李大钊会面,多次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5月,《新青年》第7卷第6号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新的集合点”。这期专号的篇幅多达360多页,比平时多一倍以上。其中有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劳动者底觉悟》。专号中发表了李大钊的《May Day(五一)运动史》,歌颂世界工人流血牺牲夺得的胜利,希望中国劳工同胞把这年的“五一”纪念日看做是一个“觉醒的日子”;希望从这天起,应把几家报馆的纪念、文人纸面上的笔墨运动变成劳工阶级的运动。
1920年9月,《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改组后的《新青年》明显向无产阶级刊物转变。
网络编辑:张剑
报刊阵地传播“时髦”的马克思主义
1918—1919年,李大钊被聘任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编辑部,成为主要撰稿人,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利用这两块宣传阵地,李大钊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1918年1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两篇政论:《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9年又为《每周评论》写了《新纪元》一文。他在这些文章中,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失败,“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十月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还鼓舞处在黑暗里的中国读者,要从十月革命中看到希望,要“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
这些文章标志着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国家命运,以及运用报刊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始。
问题与主义论战 致《新青年》内部分裂
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把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变成《马克思研究》专号。这是《新青年》创办以来突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创举。他为专号写了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特别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一期专号中虽然有些文章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但在《新青年》上作为一个专号集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已经非同寻常,预示着十月革命后风靡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潮流即将到来,引导舆论界把目光投向了这一改造世界面貌的革命学说。
李大钊还抵挡住了来自新文化运动战线内部的阻碍。《新青年》同仁中,胡适首先反对,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对此,李大钊立即写了反驳信,以《再论问题与主义》为题,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向。“问题与主义”之争,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提出了革命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向问题。这次论战之后,《新青年》编辑部也逐渐趋向分裂,李大钊和陈独秀领导《新青年》推动新文化运动向前发展,并进而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社会主义刊物。
笔墨运动转变为劳工阶级运动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监禁3个多月,经多方营救,于9月16日获释。他辞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职务。10月5日《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决定从第7卷开始,仍由陈独秀一人编辑。为避开北洋政府的监视迫害,1920年2月,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掩护下秘密逃离北京,经天津到达上海。《新青年》从第7卷第4号起,由陈独秀在上海编辑出版。
陈独秀到上海后集中精力研究劳工问题,接触实际的工人运动,并把《新青年》的宣传指向这个方向,促进工人觉醒。1920年,共产国际派赴中国工作的魏金斯基等在北京与李大钊会面,多次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5月,《新青年》第7卷第6号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新的集合点”。这期专号的篇幅多达360多页,比平时多一倍以上。其中有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劳动者底觉悟》。专号中发表了李大钊的《May Day(五一)运动史》,歌颂世界工人流血牺牲夺得的胜利,希望中国劳工同胞把这年的“五一”纪念日看做是一个“觉醒的日子”;希望从这天起,应把几家报馆的纪念、文人纸面上的笔墨运动变成劳工阶级的运动。
1920年9月,《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改组后的《新青年》明显向无产阶级刊物转变。
网络编辑:张剑
发布时间:2011-09-20 13: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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