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许多重要场合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他多次对广大党员提出殷切期望，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贯彻党的创新理论，贯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尊重历史是我们党一向的优良传统，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对广大党员提出学习历史的要求，并强调学习历史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强调，“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如果历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马克思完成了历史哲学领域的革命，在如何理解历史的问题上建构了新的立场与原则，深刻领会其思想内涵有助于我们确立“四史”学习的科学方法。
一、马克思认识历史的基本方法及其思想内涵
如何理解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是所有历史哲学都要回答的元问题。历史是人们以往活动的既定产物，作为认识主体的当代人必定是无法在场的，那么如何在主体缺场的情况下实现主观对客观的正确反映呢？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认识方法大多倡导回到纯粹过去、直面历史文本的“如实直书”。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认识方法具有“先天不足”，因为历史的本质并不等于所谓的历史真实，“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对历史本质的揭示要靠科学的抽象，而科学的抽象又建立在对诸多偶然因素舍弃的基础上。因此，如果将历史认识的任务停留在对过去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直接阅读和对纯粹客观历史真实的揭示上，反而会导致认识的盲目性，距离历史的本质极有可能是钻之愈深、失之愈远。
相反，马克思主张“现在”是解释“过去”的“钥匙”，即从作为“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的、更充分、更成熟的“现在”出发，可以排除“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摆脱“历史的形式”，真正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去描述历史，这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认识方法更有利于对历史本质的透视，也是以更自觉的方式符合了“历史真实”。马克思这一认识历史的根本方法集中体现在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分析中：商品虽然在亚细亚和古罗马生产方式中已然存在，但是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商品才获得了典型形式，因此也只有在资本主义阶段才能形成关于商品的科学认知。对此，马克思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时，马克思同样采取了这一研究方法。他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方法，不是先研究古代的经济学而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学，相反，只有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出发，才能真正把握经济学史的自然线索。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从充分发展的、比较成熟的“当下”出发，更容易、也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到历史的征兆、起因等。如此一来，马克思在剖析人类社会发展之谜的过程中，确立了一种从结果到原因、从现在到过去，反过来去透视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的认识方法。从形式上看，这一认识方法与顺时性把握历史的方法具有根本不同。如果说顺时性把握历史的方法更多地体现了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特征，那么马克思从当下把握历史的回溯性方法则具有强烈的辩证意识，实现了历史认知中若干关系的有机统一。
（一）历史持存与历史发展的辩证统一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本人也对那种把现在视作过去目的的“目的论”进行过明确批判，他指出，“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那么，马克思从当下出发理解历史这一认识方法的客观依据与合理性基础究竟何在呢？事实上，客观依据就在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贯通性。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基于历史持存与历史发展的辩证统一，确立了关于历史的连续性与贯通性观念。
一方面，不同时代的历史都是由一件件具有持续变动性、极为多样而开放的事件所组成的，而这些时代史又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汇聚成一个连续体，它们自成体系却相辅相成，历史的连续性与具体性由此实现统一。“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过来的历史持存构成了新一代人从事历史活动的客观条件和对象，每一代人实践的起点都建立在过去时代实践的结果之上，正是这种延续的“历史持存”确保历史得以在变化的条件下呈现出连续性，这构成了基于当下理解过去的合理性基础。
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历史相互贯通，以螺旋上升的方式描绘出历史发展的轨迹，也就是说，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历史中的各种关系和因素只有在经过了充分的自我否定和发展之后才能得以充分展现，才能被充分认知。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性，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这构成了基于当下理解过去的客观依据。总之，通过对历史发展连续性观念的确证，马克思把现实看作历史的延伸，认为过去以物化（物质的或精神的）的方式凝缩在现实社会中。基于对历史发展贯通性观念的确证，马克思驳斥了对历史的静态凝视，通过回溯式的研究方法实现了过去与现在乃至未来的辩证互动。
（二）历史主体性与历史客观性的辩证统一
在历史研究中存在一对根本性的关系——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或者说历史认知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原因在于，历史是已逝去的客观实在，是现时代人不可超越的事实，既不可重复也不可逆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总是认识的客观对象，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构成了一种本体论的存在。然而，历史的客观性并无法排除历史认知的主体性，“历史认识是历史认识主体通过运用历史认识工具、历史认知图式和史料、历史遗存物去实现客观历史实在的重构，是主体对客体的重构，是主体思想劳动的成果”。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确立了主体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历史意识，明确了人在历史认识活动中的思维主体地位。
历史认识的对象并非独立于认识主体之外的先验存在，主体在历史认识活动中也并非处于被动和等待状态，人的理性、感性、情感、意志等在认识历史客体的过程中均会以不可避免的方式发挥作用。历史本身是不会“说话”的，“说话”的是历史研究者的思想与精神活动，就像恩格斯所言：“因为我们如果不能探索事物，那么这些事物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了。”而能将过去的事与研究者连接起来的关键就在于，过去的事情直接关系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只有与当前的生活相关的历史，才能称其为“活历史”而非“死的历史”。认识历史的过程并非平铺直叙地积累和编纂史料，而是能动反映，这正是历史学区别于考古学的地方。因此，真正的历史主义者并不主张以纯粹直观的形式认识历史客体，相反，主张基于当代生活的考察主动地追溯和反思过去。由此可见，马克思坚持从当下出发去理解历史，实际上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超越了实证主义、客观主义的研究框架，确立了作为思维主体的人在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导性地位，也由此使得历史认知在创造性和研究性的维度得以展开。
（三）历史知识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
毋庸置疑，在历史研究中，确保知识性的获取是基本前提，没有坚实的知识基础，人类无法在历史谱系下捕捉某个问题的演绎与发展过程。但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并非局限于此，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必然要求历史认知超越知识性范畴走向价值性，究其原因在于历史的“属人”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是在人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展开的，人的价值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实现；由此一来，在历史领域中，研究对象不是外在而总是内在于人们的活动之中。历史本身的特质决定了我们不能仅仅采用知性、实证的科学认识方式，即研究的目的不仅为了“确定、说明、解释”某个问题，还包括对问题的“理解、评价、反思、回答”，在于“史”与“论”的融合，最终目的在于形成某种可以指导实践的历史理论。
从表象上来看，历史是面向过去的，但在本质上历史又是通向未来的，研究过去是为了以更合理的方式改造当下并走向未来。马克思从当下出发理解历史，超越了实证、知性的研究范式，以对历史理论的追求确立了知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历史意识，进而明确了历史理论的实践旨趣。也就是说，阐释历史只是马克思历史哲学最基础的目标，其更高目的在于探究历史规律并据此把握未来。而正是通过回溯式研究，马克思揭示了历史本身面向未来的价值，回答了人类历史问题的出路，这样的历史研究不仅联通了过去与现在，还通往了未来。正是通过回溯式研究，马克思得以穿越历史的具体表象透视历史的深层本质，创立了旨在为人类解放指明道路的历史理论，这是马克思相较于其他历史学家的高明之处，也充分彰显了其宝贵的实践品格。
二、基于马克思历史哲学确立“四史”学习的四重历史意识
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待、理解、研究历史的基本立场、原则与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四史”学习，就是要在坚持若干历史原则相统一的基础上，做到当代意识在场、问题意识在场、主体意识在场、实践意识在场。
（一）确立“四史”学习的当代意识
如前所述，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并非从头至尾的顺序性研究，“资本主义”构成了马克思研究历史的基本视域。马克思研究前资本主义诸种生产方式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事无巨细地描述有史以来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而是聚焦于对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与历史趋势的整体思考。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研究历史并不是单纯地为了了解过去，而是为了形成完整的自我形象而尝试了解过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本质上可以看作人们在某一阶段上的自我意识，即在人们的历史意识中包含了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知和理解。从马克思的这一原则出发可以得出，学习历史的根本价值就在于让人们更加清晰地感受当下，更加自觉地明确时代方位，即做到学史明理。
具体到“四史”学习来说，就是要确立明确的当代意识，即通过“四史”学习进一步深化对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认知，增强历史自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对“四史”学习来说，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性上深化对“新时代”内涵的理解。具体来说，从党史的视角出发，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百年征程的必然成果，也构成了我们党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的内在环节。从新中国史的视角出发，新时代是新中国70余年持续探索现代化建设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关键时代。从改革开放史的视角出发，新时代是改革开放40余年各项成就经由量的积累和质的跃升的必然结果，也是为了实现更高奋斗目标而必须持续深化改革的新时代。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视角出发，新时代承接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五百年来的风云激荡，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挫折到光明，日益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的新时代。
总之，“四史”内容极其丰富，涉及的史料难以计数，学习“四史”并非要从头至尾地穷尽所有的历史事实。明确的当代意识有助于我们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明确“当代”的性质与方位，有助于我们在学习中确立连续性视野和现实性关怀，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的必然性认知。我们要以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心，以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为出发点，通过“四史”学习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
（二）确立“四史”学习的问题意识
马克思认为，从现实出发才能找到正确理解历史的“钥匙”，但是这里的“现实”不是表象意义上的自然现实，而是指深藏于其中的“现实中的问题”。过去的历史的遗产是凝缩在当下历史中的，正是现实中某些问题的凸显使得相关的历史得以强化，这是激活历史遗产的关键。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内含问题意识的历史知识才具有指导性价值，因为从人类的认知结构来看，问题源于知识但又超越知识。提出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经验知识是否丰富，还在于是否具有总体性、结构性的思维框架。因此，提出问题是理论得以形成的前提，也是推动人类思想进步的主要动力。
纵观人类历史，一切发展进步无不是在破解时代问题中实现的。习近平曾多次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历程，就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回应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近代以来，落伍的中国开始寻找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复兴之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要回答两大历史问题：如何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如何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在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又面临着异质且重大的问题。诸如，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应该依靠谁来完成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什么是现代化？如何建设现代化？如此等等。可以说，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因就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时代任务和重大历史问题的解答中。因此，确立准确、清晰的问题意识是深刻领会“四史”核心要义的关键。
从总体上来说，纵览100年中国共产党奋斗史、70多年新中国成长史、40多年改革开放史、500年社会主义发展史，就是要搞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这三大问题。可以说，这三大问题是贯穿“四史”学习全过程的总问题。除此之外，明确的问题意识还意味着要通过学习“四史”，增强在新时代提出问题、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带着问题学习“四史”，就要求人们将直观、感性的历史材料纳入总体性的问题框架中，在总问题的统领下实现深层阅读，发掘出隐藏在具体历史事件背后更深刻的价值。只有怀抱深刻的问题意识，才能真正走进历史的怀抱，实现与过去、与历史的有效对话，才能从中汲取解决新时代新问题的智慧和勇气，才能在学习领悟中坚定理想信念，进而做到学史增信。
（三）确立“四史”学习的主体意识
历史虽是已逝去的客观实在，但最终它是以一种必然性和前提的形式沉淀在人的发展进程中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对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取代，资本主义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都是人类解放运动的逻辑展开，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直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便是人类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的个性三重维度上不断实现解放的历程。“现实的人的发展”构成了回溯、解锁历史之谜的关键，也正是基于“作为主体的人的解放”这一基本线索，马克思得以把握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的贯通性，因为一切历史的进步都是对“人道目标”的部分实现，即完善人的本性和本质。总之，纵然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具象、形式甚至方向都有所不同，但从本质上来说，“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在学习中如果离开了“人”这一主体，就不能理解历史本身。
同样，确立主体意识对于领悟和把握“四史”的真谛是至关重要的。明确的主体意识要求人们要通过学习深刻理解人民是“四史”的经历者与书写者，深刻理解人民的主体性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重大意义。习近平多次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例如，深入学习改革开放史便会发现，尊重人民的意愿、人民的选择和人民的主体地位，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基本经验。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从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到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从创办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等，诸多改革措施都是人民群众鼓足勇气推动的，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更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同样，我们党自诞生开始不断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新中国从落后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征程，社会主义从曲折到复兴的历史进程等，无一不是紧紧依靠人民才实现的。
总之，尽管“四史”每个部分的具体内容各有侧重，但是它们具有共同的价值主体与价值追求。从总体上来说，“四史”可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所书写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斗争史、奋斗史、发展史，是革命为民、立国救民、执政安民、发展富民、强国兴民的光辉历史。因此，我们在“四史”学习中要从对丰富史料的知识性学习深入到深层次的价值层面，要在学习中深刻领会人的主体性和本质力量提升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最高目的，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构成了历史发展的终极价值。
（四）确立“四史”学习的实践意识
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具有连续性，但这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传承关系，而是指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相互转化和相互接替。“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由此可见，“历史”与“实践”两个概念本身就是内在关联的，历史内含着实践的结果，而实践承载着历史的维度。实践不仅具有共时性结构，同时还具有历时性性质，所谓历时性就是指“过去”化作物质基础或精神力量与“当代”的贯通。总之，历史是改造世界的实践，历史的生成是通过人的实践完成的，历史意识与实践意识是高度统一的。研究和学习历史自然是为了获得理论层面的认知，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脱离了实践，“纯理论”的历史也将永远不可能准确和客观。同样，历史的丰富内涵、宝贵智慧和强大生命力，只有在实践中才会更加凸显。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以历史的方式赋予现实合理的解释，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地为实践中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力求将自己在历史学习中获取的理论变为改造世界的工具。事实上，“四史”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解放自己的实践史，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实践史，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无产阶级政党是实践的政党，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回看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为什么我们党能在弱小的情况下发展壮大，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在攻坚克难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对实践品格的坚守。在每个阶段，我们党都将伟大斗争作为一种特殊重要的实践活动，根据不同的环境和目标来制定实践方针，并充分发挥自身的领导优势最终引领斗争取得胜利。
因此，“四史”学习的目的固然在于全面、准确地了解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理清历史脉络，但更重要的在于传承实践的精神，在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担当。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把“四史”学习“同新时代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丰富实践联系起来”，“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因此，我们必须始终怀揣明确的实践意识，在明确新时代新使命、把握新时代新矛盾的基础上，将“四史”学习中汲取的经验智慧转化为开展新的伟大斗争和建设实践的动力。
三、以正确的历史意识提升“四史”学习的科学性
如前所述，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本质，树立正确的历史意识，是学好“四史”的根本保障。为此，我们要坚持当代意识、问题意识、主体意识、实践意识，并以此规避四重方法误区，提升学习的精准性、整体性、价值性和创新性，从而真正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一）以当代意识确保学习的精准性
“四史”时间跨度长、空间跨度大，涉及的人物、事件极其丰富，倘若学习的切入点和抓手定位不精准，面对厚重的史料则很容易陷入随意、盲目的低效学习甚至是无效学习。而避免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确立明确的当代意识，即以“当代”作为学习、理解“四史”的“钥匙”。
马克思认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提出对人类历史的科学分析要从“事后”即“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原因在于，在事物发展的低层次状态各种范畴虽然已经存在，但是并没有获得具体规定，相反在发展的成熟形态中，事物的本质、结构都实现了整体跃升，原初的简单范畴也会发展成为更高层次系统中的一个内在要素，并获得更为具体和完整的规定性。因此，如果在历史研究中仅仅从“前面”和“起点”开始，就会受限于简单范畴且不利于揭示其所蕴含的具体意义，而逆向溯因的方法则可以兼顾思维的正向与反向运动，通过积极的反思揭示出范畴的真正意义，从而实现对历史的准确把握。
一言以蔽之，在马克思看来，对“当代”的正确理解是准确打开“过去”的钥匙。具体到“四史”学习来说，“新时代”便构成了打开过去的“钥匙”。一方面，新时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典型形态，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梦想获得最充分展开的时期。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因此，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获得最充分实现的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诸种矛盾获得最充分解决的时期。另一方面，新时代的中国是作为历史的中国的延续和发展，过去的革命、斗争、建设虽已过去但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浓缩、前提的形式包含在新时代的社会现实中。过去的历史构成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前提。因此，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蕴藏着理解“四史”的密码和方程式。只有基于新时代“强起来”的历史任务，才能理解“站起来”“富起来”的重大历史意义，才能理解我国的发展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新中国的强大、改革开放的划时代意义和社会主义的新征程。
因此，学习“四史”要以当下现实为起点进行回溯式学习。只有透过“新时代”这一现实，才能精准地把握隐藏在感性、具体、丰富的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也只有在深刻理解新时代生成逻辑与内涵的基础上，才能精准找到分析“四史”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从而避免随意化和低效学习。
（二）以问题意识确保学习的整体性
马克思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从整体上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为了从总体上推动人的解放。同样，“四史”学习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为此，我们要坚持学习的整体性，防止学习内容的碎片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中要关注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在逻辑的连缀编排中使细节的史料条理化并成为整体结构中的要素。那么，应该如何实现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呢？这里的关键就在于问题意识，因为问题的背后是整体性的系统结构，部分和细节依据一定的逻辑排列在这一系统结构框架内，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体系便决定了部分的出场方式及其意义。换言之，要从总体性的、一以贯之的“总问题”出发来把握历史的整体性。这一总问题会暗含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中，随着事物的发展壮大会在“后来”的成熟阶段格外凸显。
对“四史”来说，这个总问题可以被概括为“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诚然，“四史”内容的侧重各有不同，也都有各自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但是“四史”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的语境中被提出来的原因是，它们共同聚焦这一核心问题。由此一来，“四史”以“党史”为中心轴，形成了时间尺度上的重叠性和内容上的交叉性。具体来说，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重要条件；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历史，是以社会主义为取向建立新国家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站起来”开启了新中国史，指导人民“富起来”翻开了改革开放史的篇章，将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在中国大地上续写了“社会主义发展史”。
总之，“四史”是一个整体，我们在学习中要善于从总体出发，理解各个“史”的内在相关性，如要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要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视域下理解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等等。也只有通过基于问题意识的整体性学习，才能从分门别类的历史叙述中看到总体的历史进程，进而真正树立起习近平所强调的“大历史观”，才能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
（三）以主体意识确保学习的价值性
前文提到，在马克思看来，人构成了历史认识活动的思维主体，历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可以提供知识，更体现为它对于提升主体本质力量的意义。因此，历史学习活动实质上就是主体借由对历史对象的学习和反思，使自身更好地摆脱来自内部和外部世界的束缚，进一步确立和扩大主体自由的活动。这就意味着作为认识对象的历史客体是面向主体全方位开放的文本，主体以自己的内在尺度为核心来进行历史认知活动。具体来说，基于主体意识的历史学习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主体从历史客体中吸收知识，探求历史的事实、真相，学习历史以“求真”；第二，主体借由历史学习以“求善”“求美”，“求善”和“求美”共同体现了主体的内在需要，彰显了历史的价值性。
同样，“四史”学习不能停留在单向度的知识性学习层面，应该坚持知识学习与价值塑造的双重向度：既要全面地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基本脉络、重大事件、基本结论，更要充分挖掘“四史”蕴含的精神，通过学习坚定信念，提升德性与修养。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人民是“四史”的经历者与书写者，人民又是“四史”的目标和尺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四史”从来不只是细腻的史料、鲜活的文字，它蕴含着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共同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故乡和力量之源。学习“四史”不仅为了获取历史真实，更要带着发自内心的需求积极探究“四史”的历史价值，深刻理解作为远大理想、坚定信念和崇高精神载体的“四史”。
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求主体超越经验主义的认识视界，除感性、理性等认识能力之外，还应全方位调动包括情感、信念等在内的认识能力来塑造德性。因为历史最深刻的价值不是直接现成的，不能通过经验直观而得，需要通过与历史客体的思维互动生产出来。因此，学习者不能仅立足于历史文本的表层而陷入浅表化、单向度学习，而要挖掘“四史”中对提升主体素质最有意义的部分，在学与思、理与情的统一中推进深度化学习。唯此，我们才能在成功的史实中汲取经验，在挫折和失败中感悟教训，才能通过学习“四史”传承党的伟大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
（四）以实践意识确保学习的创新性
历史是过去与未来、现实与理想、实然与应然之间的连接点，马克思以逆向溯源的方式认识历史却意在把握未来。换言之，通过批判旧世界而发现一个新世界，是马克思从事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马克思研究人们活动的历史前提是为了拓展、解决时代问题的空间，是为了寻找建立新世界的条件，是为了推动历史进步，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历史意识中蕴含的实践向度。秉持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实践品格，就意味着人们不应该将历史学习视作封闭的过程。历史持存虽然是完成的、有待被认识的，但却不是封闭的，人要在学习历史中不断创造出新的事物，同时也创造出自身发展、社会进步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研究历史的过程可以被视作一个面向未来的“理论实践”过程，一个需要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的过程。
“四史”学习同样需要在坚持实践意识的基础上，把历史学习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避免走马观花式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学习。我们党一向重视学习，学习是我党不断实现思想理论创新、推进事业发展的重要法宝。习近平号召全党要“善于学习”，这里的“善于学习”实际上就包括了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对新领域的开辟和新视野的拓展，这便要求充分发挥主体的创造性。事实上，“四史”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史，是一部回应时代呼声、引领时代发展的实践创新史；蕴藏着对社会主义本质与建设路径的创新，蕴藏着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创新，蕴藏着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创新。在学习中我们要以当下和未来的实践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四史”中蕴含的创新精神传承下去；将“四史”中的经验加工为理论形式，进而将理论转化为现实的战略布局，使“四史”学习上升为一种理论创新实践。
总之，历史承接过去却通往未来，从现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存在多种可能性，“四史”学习中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历史的在场者，要善用创新性学习这一思想武器，透过林林总总的表象发现历史本质，看准、看清、看透世界发展、社会主义发展和我国发展的大势，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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