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的伟大斗争、作出的伟大贡献、创造的伟大功绩。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苦苦寻求救亡图存之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都没有行得通，中华民族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国家千疮百孔，社会衰败凋零。除了中国共产党，先后登上中国近代政治舞台的其他党派都成了匆匆的历史过客。“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最终为历史和人民所选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由动乱不堪到国家稳定发展的历史性转变。一百年来，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奋斗主题，中国共产党一肩扛起两大历史重任——“救亡图存”（革命）和“民族复兴”（建设），推动国家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今的中国，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同西方国家比较，“风景这边独好”，民族伟大复兴呈现不可阻挡之势，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中国共产党同时创造了“革命的世界奇迹”和“发展的世界奇迹”两大奇迹。在当今世界，除了中国之外，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如此巨大的社会政治制度变革和如此迅速的经济财富增长。“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国内外关心中国发展的人士都非常关注的话题。从登上政治舞台到领导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执掌国家政权到领航民族复兴伟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历经各种风险考验而永葆蓬勃朝气？为什么能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而立于不败之地？为什么能从小变大、从大向强，成为今天领导十四亿多人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这绝非偶然。然而，国内外总有一些人，他们虽然没有否定当代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中国成就取得的决定性因素。其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是创造中国奇迹最为关键的密码，不了解、不承认这一点，就根本无法正确解码中国奇迹，也无从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只会沦为“政治上的庸医”。
一、始终坚持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在实践中已被证明是最为重要的一条原因。思想建党，就是要在思想上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遵循党的根本宗旨。理论强党，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工作。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科学理论是前进的旗帜、方向，其作用一方面是在党内告诉全体党员“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另一方面是在党外引领人民群众跟党走，转变为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力量。历史表明，正是由于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摆在重要位置，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一致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所以能够愈挫愈坚。反观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他们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相继垮台，理论上长期僵化滞后，脱离现实和实践，这是导致他们失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为加强思想理论建设，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将其确立为指导思想。因为在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党认识到：无论是洋务运动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辛亥革命后流行于中国的“全盘西化”思想，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才有了新的希望，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我们党坚持从两个方面去看待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做到不丢“老祖宗”。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指明了人类解放的正确方向，第一次真正破解了“历史之谜”，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漏洞百出，四处亮起“红灯”，恰恰是证实而不是证伪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极大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所以，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以其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思想武器，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选择，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始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做到“讲新话”。实践证明，我们党能不能够、善不善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曾犯过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那时还没有开创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长期占据了统治地位。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按照这一要求，我们党先后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创造性地找到了“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党的百年伟大历史进程中，先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三次历史性飞跃：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奋斗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要继续能，必须坚持理论创新。全党同志要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更加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看家本领，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照耀前行之路。
二、始终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是因为有领导核心的正确引领。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政党，是否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至关重要。从党的历史看，在实践中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并具有一个为全党所信赖的成熟的领导核心，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尤为重要，有了一个这样的核心，在党内就有了一个团结的旗帜，就能够凝聚党心民心，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观点。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政治代表。党组织队伍极其庞大，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甚至远远超过一个欧洲普通大国的人口数。同时，无产阶级政党所担负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使命之艰巨，也是其他性质的任何政党远远不可比拟的，这要求共产党组织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高度团结、意志上的高度统一、思想上的高度一致和行动上的高度协调。要实现这样的高度统一，必须有一个具有足够威信，为全党所拥护、信任的坚强领导核心。
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就维护党的核心和领袖权威作过许多重要论述。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批评了无政府主义者对“权威原则”的攻击和污蔑，强调了权威对组织的作用。在建党实践中，列宁特别强调党组织要保持统一意志和铁一般纪律，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确保党始终是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核心力量，确保党中央、全党始终拥有坚强领导核心。我们党将确立并维护党的领导核心视为自己的独特政治优势，有了坚强核心，党中央才有凝聚全党的权威，全党才有凝聚人民的力量。毛泽东曾经指出，“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1989年6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曾就党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性发表过非常深刻的意见，他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决议》对这一问题作了重要论述：“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
党的每一代领导集体，都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选出并确立党的核心。毛泽东一开始并不是共产国际看好的领袖，无论是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初创之时还是在中央苏区的大发展时期，他都受到过来自党内的不信任和重重打击。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后，毛泽东以其杰出的贡献逐渐为全党所认识、接受，党内开始逐步确立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但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才正式确立毛泽东为党的核心。邓小平在政治上也经历过 “三落三起”的考验，直到“文革”后，在党不断纠正错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在党内的核心地位才逐步得以确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开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在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对此，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已经予以确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又明确提出了“两个确立”。《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奋斗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要继续能，必须做到“两个维护”。全党同志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确保全党上下同心，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共同铸就中国共产党之“能”的伟大力量。
三、始终坚守人民至上这一根本政治立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中国共产党的根基、血脉、力量在人民，人民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能够与人民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为什么能的最根本原因和力量源泉。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以后各种政治力量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赢得人民信任、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在坚持初心使命上矢志不渝、坚定如磐”。《决议》将“人民至上”总结为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之一，表明了我们党对“以人民为中心”根本政治立场的始终坚守，解决的是“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本色。
近代时期，李鸿章、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当时有见识的变革者，但他们没有把推动社会变革的重点放在唤醒、动员和组织民众上，导致以失败告终。当时的国民可谓是“一盘散沙”，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一些民众愚昧到主动把粮食、果蔬等生活必需品出售给英国侵略者；在英法联军纵火焚烧圆明园时，附近的老百姓不分好歹地参加到哄抢园内财物的人群中；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一些百姓主动帮助侵略军推车运送物资，甚至还有一些老百姓帮助围攻故宫的联军架设云梯。孙中山先生将当时的中国描述为“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因此，他提出要“唤起民众”。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民观。毛泽东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光辉思想。在处理党群关系问题上，他形象地把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喻为“鱼水关系”，这比某位开明的封建帝王提出的“舟水关系”要深刻得多。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为始终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邓小平同志以人民利益至上作为党的工作评判标准，明确了新时期党的价值追求，使党的宗旨更加具体化、更具操作性：提出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党要帮助人民群众去创造美好幸福生活；提出“领导就是服务”的思想。此后，江泽民同志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确立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胡锦涛同志则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其一，必须牢固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其二，不懈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是我们党的最高价值追求。一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指向；另一方面，实现党的初心和使命必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其三，“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是共产党人应当具备的崇高精神境界，要求全党同志以“无我”的状态投入伟大事业。其四，要继续自觉地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
奋斗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要继续能，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我们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认真贯彻落实好群众路线，把亿万人民凝聚起来，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四、始终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源于它具有不拍牺牲的大无畏斗争精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能够成功，都是我们党通过不懈斗争取得的。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在成长中历经各种磨难，在壮大中不断攻坚克难，在实践的艰难考验中锤炼了不畏风险、不惧强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之“能”的精神支柱。从“星火燎原”到“摸着石头过河”，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新发展理念”，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到“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抓住关键少数”……这些重要的理论发展，无不反映了我们党是充满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并不断取得斗争胜利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句话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起草十八大报告时主张写进去的。在深入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基础上，党的十九大首次将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四个伟大”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提出来，指出“四个伟大”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并进一步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面临难得机遇，具备坚实基础，拥有无比信心。同时，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前进道路从来不会是一片坦途，必然会面对各种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
当前，我们国家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世所罕见的严峻挑战。在国际上的发展机遇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内部矛盾仍在深化中，这些国家面临着内政考验，无暇阻碍中国发展；新冠疫情引发了全球治理危机，而中国对于新冠疫情的成功应对，极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上最大的挑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妄图利用自己的所谓“软实力”抹黑、诋毁、搞垮中国，“软实力”主要体现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金融、科技、规则制定等霸权上，这些“软实力”又以军事“硬霸权”为依托，妄想进一步建构威逼利诱其他国家的精神霸权。国内现在最大的优势在于，经过建国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世所公认的伟大成就，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内最大的挑战在于，全面从严治党压力、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等问题亟须解决，贫富差距亟待缩小，支撑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也亟待转变。
新时代统筹“两个大局”，必须开展好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科学把握基本要求，夯实斗争根基，激发斗争意志，磨砺斗争筋骨。一要树立斗争意志。面对新的形势和挑战，全党同志都要保持清醒头脑，充分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斗争将会是长期的、复杂的、异常艰巨的，要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在思想深处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自觉加强斗争历练，努力成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勇士。二要把准斗争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在事关大是大非的方向性和原则性问题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的立场和果敢的行动，避免在原则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三要掌握斗争规律。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首先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做到强化忧患意识与坚定战略定力相统一、做好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讲求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四要掌握斗争策略。一方面，要尽可能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斗争中谋求真正可靠的团结、合作、共赢；另一方面，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又要有策略上的灵活性，科学把握斗争的时、度、效，坚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
奋斗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要继续能，必须勇于斗争。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两个大局”，发扬斗争精神，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五、始终勇于自我革命
解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归根结底要从其所独具的勇于自我革命精神去探析。“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社会革命，另一方面是革除自身弊病的自我革命。“百年风霜雪雨、百年大浪淘沙，我们党能够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的9500多万名党员，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关键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克服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风险考验，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走向胜利，正是因为能不断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保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要想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就必须勇于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时代在不断进步，社会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丧失与时俱进的精神，在思想理念、体制机制、组织构造上就会陷入僵化，落后于时代和社会，特别是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容易产生各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消极腐败现象，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因此，对于一个百年大党来说，只有永葆自我革命的精神，才能克服“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问题。
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我们党能够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决定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决定了我们党始终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待错误和问题采取审慎的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勇于不断自我革命的历史。我们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成功纠正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探索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通过整风运动纠正了党内存在的严重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与此同时，我们党深入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明确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凭借自身力量，坚决纠正“文革”错误，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党对待党内出现的各种消极腐败问题从不手软，体现了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彻底性。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就设立了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开始清除中华苏维埃的“毒瘤”。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判处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原主席谢步升死刑，拉开了党内反腐败的大幕。延安时期，我们党正确处理了逼婚杀人的黄克功案件，与国民党包庇张灵甫杀妻案形成了鲜明对比。新中国成立之初，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就果断枪决了蜕化变质分子刘青山、张子善，教育了广大党员，极其有力地加强了执政党建设。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严惩腐败，精辟地指出：党风“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这些都说明，我们党同腐败是水火不相容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严厉整治“四风”，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回顾我们党的百年历程可以看出，没有自我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一大党。
奋斗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要继续能，必须勇于自我革命。我们党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必须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坚决克服一切违背党的初心和使命、一切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错误及不良倾向，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始终是新时代的坚强领导核心。
（作者简介：戴立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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