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傍晚，俄罗斯的三色旗取代了克里姆林宫屋顶飘扬了74年的苏联国旗，一个强大的帝国消失无踪，曾经响彻世界的忠诚、信仰、力量至此戛然而止。20年过去了，经历了这场世纪剧变的人们，现在如何看待这一切？
久加诺夫：苏联的解体不是社会主义的崩溃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国家杜马共产党党团领导人）
20岁那年，我加入了共产党。我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我知道现在的俄罗斯不是苏联。
苏联解体不是剧变，而是背叛，戈尔巴乔夫背叛了亲属、朋友和人民，也背叛了社会主义，借此在西方获得了名声。叶利钦等人也对苏联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为了一己私利瓦解了苏联。
当时的苏联确实有很大问题，改革是必要的，但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方法不对。他本来应该本着对人民和国家负责任的态度，像中国一样从经济领域开始改革，但他盲目地从政治领域和政党制度开始改革，很快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后果。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共产主义。在俄语里，这个词含有“人民的、社会的”意思，可以说，共产主义就是要维护人民的利益。苏联的解体不是社会主义的崩溃，而是社会主义一种具体历史形式的瓦解；新的，更加有效的社会主义形式正在酝酿中，终究会取代当前的资本主义。
今天，俄罗斯的贫富分化非常严重，很多人甚至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学者和知识分子收入微薄，社会地位低下，很多人去了西方。我们致力于建设一个有组织的、民主的、代表所有劳动者利益的党，恢复社会的价值和公正。
俄共的注册党员目前只有16.4万名。但我们是在一种特殊的条件下活动的——它不仅受到当局的压制，同时还受到了调查。很多人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但是，他们也有一种担心和恐慌——可能因加入俄共而被单位开除，也会给子女和家庭造成一定的困难和不便。但最近，有1500万人在我们举办的活动中签名。我们的选民也不仅仅是那些领养老金的老人。所以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共产主义了。
戈尔曼·斯特林格夫：混乱会让我们迅速获得，然后迅速失去
（苏联时代的第一个百万富翁，曾倾其财力参选总统，现携妻子过着归隐田园的生活）
戈尔巴乔夫执政那年，我23岁，是个在莫斯科租房住的穷小子。我爱上了房东的女儿。记得第一次和她约会时，我对她说：“我将来会成为百万富翁！”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而我也没有食言。
那时，整个苏联暗潮涌动。我正是趁此机会开办了苏联第一家商品原料交易所，靠它，我赢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我可以毫不隐讳地说，是苏联解体之后的混乱状况成就了我的财富。尽管解体发生时我还弄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那种真空状态让我在半年之内赚了百万卢布。我一下成了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我买了一座城堡，雇用2000名保安，他们全都是前苏联的特警。我去英国豪赌。有一次输了很多，一气之下便把赌场买了下来。我那时资产也就两亿美元左右，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毫无疑问是超级富豪，尽管与那些欧美富翁比起来，资产只是人家的零头。
2002年，我筹备参加总统竞选。当全部竞选文件递交上去时，竞选委员会突然取消了我的资格。对我来说，这是个巨大的灾难。当时我借了很多钱，如果我能参加竞选，那么这些钱都是无偿提供的，可是在最初阶段，我就被取消了资格，我不得不变卖资产来抵债。混乱让我迅速富有，混乱也让我迅速变得一无所有。最后，我搬出了富人区，搬到了莫斯科郊外60公里的一片森林田野相杂之地，决定安心当一个农民。
如今，苏联解体已经二十年。我常常怀念16世纪的莫斯科公国。那是一个有着唯一语言和唯一信仰的伟大国度。现在的俄罗斯，则是一个在语言、文化、信仰上毫无关联的区域，是不同民族构成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弱国。我早已不再参与任何社会政治活动，而在东正教中寻找精神的归宿。
我曾在瑞士银行有过账户，坐在闷热的办公室里看着账户上的数字。回想起来，那时我才是贫穷的。真正的财富来自自由的农耕生活，来自清新的空气。我现在有牲畜，有房子，有土地，有新鲜羊奶。苏联时代的大工业制造严重破坏了环境，农业生产也依靠化学产品，苏联的垮台使这些有害生产停止了，我们有了更好的环境。生态是关系到人，关系到子孙未来的事情，我们更应该通过它来审视苏联解体的价值。
我扔掉了电视，不再让孩子去学校。不过在我家小院的栏杆上，还挂着当年交易所的交易铃铛。每天早上，我都仪式般摇动铃铛，纪念那个逝去的时代。
娜塔莉亚·鲍里斯诺夫娜：俄罗斯最大的敌人就是这种简单的剧烈
（7个孩子的母亲，成功的商人，被誉为前苏联最富有的女人）
苏联解体前，我的生活很平静。丈夫是军队的工程师。1986年，他牺牲了，而我还怀着身孕。那一刻，我终于意识到生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故，我需要肩负起母亲和父亲的双重责任。
我重新干起了记者工作。当时我是苏联时期非常有名的杂志《女工人》的记者，此外我还为《青年》、《火星》等杂志撰稿。苏联解体前，我开始经商。当一个体系解体时，会出现很多机会，我很庆幸我抓住了它。这让我从此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路。我当时做的事情，相当于帮国家追讨他国的欠款。因为我是记者，能找到接近政府圈的人。我通过各种方法，追回一部分欠款，拿到一定比例的报偿。我一直工作到1994年，直到叶利钦政府的一个部长找到我，让我不要再插手。我感到已经有了危险，所以退出了这个行当。
对很多人来说，苏联解体是从未料到的。在苏联时代，虽然我们有很多孩子，但国家能够给予一定的帮助，还有各种救济和保障。所以我一度感到很遗憾，这样庞大的联合体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很多人的命运急转直下，生活十分萧条。
我感谢戈尔巴乔夫走出了改革的一步，尽管我对他并不喜欢。他有勇气进行尝试，顺应人民改革的希望，但是没有人想到改革以这样的方式结局。戈尔巴乔夫显然在有些地方犯了错误。
我们并不反对共产党，只是对现状不满。我认为国家应该平稳地过渡。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一旦开始剧烈变动，总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俄罗斯最大的敌人就是这种简单的剧烈。俄罗斯的历史告诉我，变革带来的从来不是平稳过渡，每次变革都会经过大约二十年才能好转。
拉吉夫·瓦列里耶夫：我一直等待苏联的重生
（苏联解体前是卡车司机，现在在红场扮演斯大林）
我从来没有想到苏联会解体。对我来说，那曾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系，我相信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这么觉得：工作稳定而牢靠，每个人都有事可做，并且能享受到平等的社会资源。解体对我的冲击是异乎寻常的。一夜之间，之前30年间所有的一切都被推翻了，没有人能坦然地处理这样的错愕感。解体20年了，很多人并没有摆脱当年因为这场剧变而变得凄惨的生活，有些人更糟。我在红场扮演了四年的斯大林，就在去年，当局以各种理由把我赶到了地下通道里，他们不喜欢我，他们害怕革命。我还是怀念当年那个苏联，如果它能重生，我将是第一个举旗迎接的人。也有不少人跟我一样，他们也在等待，我能感觉到。每当我在红场或地铁站工作，总会有人围上来，对我说：“斯大林同志，我们需要您。”
米哈伊尔·卡良金：我离开时是一个国家，回来时却已经成了另外一个国家
（现任莫斯科国立大学动物博物馆馆长）
我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85年起就职于莫斯科大学动物博物馆。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的博物馆是俄罗斯最古老的，成立于1791年，前身是莫斯科帝国大学自然史办公室。
记得苏联解体时，我和同事正好在西伯利亚研究野生动物。那里冰天雪地，我们与世隔绝，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是一部无线电发报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只知道社会动荡，人们要求改革。我们每天想的只是到圣诞节就可以回家，和家人过一个温暖的节日。但就在12月22日晚上，我们大本营的无线电通知我们，事情可能有变化，让我们做好继续留守的准备。我们一时不知所措，但还是抱着希望，以为只是科学院经费和研究进度出了问题。到25日，我们突然得到了苏联解体的消息，竟让我们一度以为这一定是同事开的圣诞节玩笑。
我们在寒冷无人的西伯利亚苦等，我们每天想象着莫斯科的情况，想象解体对于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可是很难想象出来。因为我们从小生活在苏联，从未意识到有一天它会不复存在。我们受尽折磨和煎熬，甚至写好遗书。最后科学院终于派车来接我们。我们回到莫斯科，但是我回到的已经不是苏联，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国度。我离开时是一个国家，回来时却已经成了另外一个国家。这种感觉是没有经历过这些的人不能理解的。
苏联解体后，整个国家和社会陷入了低谷。有权有势的人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国家的财产变为私有，摇身一变成为寡头。但大多数的人过得十分艰难。经历了解体的动荡，看到了太多世态炎凉，也意识到不管社会和国家发生怎样的变化，只有那些珍贵的馆藏永远保持着独特的魅力。它们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丧失价值。我告诉妻子，我这辈子都只会做一个搞研究的人，踏实地做我力所能及而且喜欢的工作。
26年前，我来到这个博物馆，从一个非常普通的讲解员开始，一直到今天成为馆长，我很自豪我没有离开过一步。
弗拉基米尔·安德烈：一个垮塌的时代会带给每个人内心的崩塌
（俄罗斯著名的媒体人）
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我已经从一所高校毕业了。我可以说是我们这代人的代表：一个前苏联年轻工程师、大学毕业生、研究生。
那些年，国家情况十分糟糕。一方面，政府承诺我们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新的制度即将建成，我们会走向资本主义，走向市场经济，我们都对新事物充满向往。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在这条道路上会付出什么。当已经适应苏联式生活的人想要去商店买牛奶、买面包、买肉时，却发现整个国家什么都没有，价格高得不可理喻。
后来在经济层面开始建立市场关系了，开始所有制的转换，开始了没有什么法律保障的社会私有化。那时候的人没法指望法律的保护，警察几乎不管事。我们所有人都是依靠自己，前景一片模糊，不甚乐观。
一个时代的倒塌当然也会导致人民命运的悲惨。大多数俄罗斯人希望回到苏联时代，因为人们在那个时代生活更加轻松，体系帮你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不需要担心工作，不需要担心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不用担心在商店买不到牛奶，你每年有一两次机会去黑海边度假……这是大多数人想要的生活。另一个阶层的人，其中也包括我在内，他们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生活，他们独立思考自己怎么发展，国家怎么发展。是的，这样的生活更困难，但是这是在困难情况下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否则就会出现停滞。我们不希望出现停滞，我们需要一直前进，一直创造或引进些什么，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家庭，为了国家。对于这种人来说，我觉得苏联解体是一件好事。
亚历山大·拉林教授：我们至今还在寻找正确的道路
（俄罗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就职于俄罗斯社科院远东研究所）
解体前那段时间，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真是个难忘的时代，我们社会的性格在这个时代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很多观点立场，党派林立。我也参加了其中的一些游行，但是过了段时间，又厌倦了这些。
之后，在苏联举行了一个全民调查，即你是否希望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已经没有希望了，因为在这种体制下生活了多年，确认社会主义不能够给老百姓良好的生活，积累下了很多可怕的问题。所以，任何人都不想回到过去。但也不知道如何变革它。我和我的朋友寄希望于进入政权的叶利钦和盖达尔。他们开始对国家进行改革和私有化。
直到现在都有很多俄罗斯人并不喜欢美国，认为是美国在背后有所举动导致苏联解体。但我不这么想，因为如果我们国家自己不是那样一种状况，任何美国人是不可能搞垮苏联的。解体是所发生一切事情的结果。
我们彼此问，是否希望苏联能够重返？没有，任何人都不希望。但是我们也不想苏联解体，因为重建国家、恢复经济困难重重。本来解体后，出现了完全崭新的社会、完全崭新的社会结构，但是，我不能说，这是十分有前途的。因为在任何一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里，我没有看到快速的经济发展。俄罗斯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人民也很有才，但是发展却靠卖石油和天然气。这需要改变。但如何发展？现在依然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思想。一些专家认为，这可能会导致下一次的俄罗斯解体。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为什么我们无法发展教育，提升人的潜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在经历移民潮，知识分子流失海外，年轻人移民海外。国家充斥着贪污腐败。但是国家却束手无策……对这个国家来说到底哪条路才是正确的，很可悲地告诉你，30年了，我们还在寻找。
网络编辑：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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