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是思想理论领域的一个热点。经过争论，人们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是，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如何看待“普世价值”这个概念，在何种意义上看待人类共同价值，对自由、民主、人权应该怎么看，等等，仍然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本文就此谈些看法。
“普世价值”这个概念
“普世”（ecumenism）一词源自希腊文oikoumene，意指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最早是由基督教东、西两派为争夺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影响力而提出和使用的。近代以后，基督教的影响日渐式微，基督教各派之间的冲突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颓势。于是，英美新教教会发起了“普世运动”，宣称“教会是超国家、超民族、超阶级的普世实体”，号召基督教各派联合，终止对立。20世纪中期，为挽救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危机，一些西方神学家发起了“全球伦理”运动，这是“普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93年9月，世界宗教议会全体大会通过了《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1997年这个《宣言》被译成汉语。受“全球伦理”运动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建立了“普遍伦理计划”，并于1998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会议，会上有学者提出了“普遍价值”这个概念。正是在“全球伦理”运动和“普遍伦理计划”的影响下，“全球伦理”、“普遍伦理”、“普遍价值”、“普世价值”等概念逐渐在国内出现。
“普世价值“这个词在国内真正“热”起来是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从那时开始的有关争论中，一些人所热炒的“普世价值”已不再是指价值的共同性，而是专指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维基百科”对“普世价值”的一个解释就是：“代词，即‘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另一种说法”。
可见，“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经历了从宗教的普世主义，到神学家倡导的普世伦理，再到今天代表西方强势话语、专指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塞缪尔·亨廷顿就说过：“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塞缪尔·亨廷顿的论述清楚地表明，“普世价值”已成为西方实现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霸权的工具。
当然，大多数中国学者并不赞同西化的“普世价值”概念，从这个概念在国内出现一直到现在，他们都是在学术的意义上用它来指称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是，考虑到这个词的起源、词面意义和现在国内外一些人对它的使用，笔者认为应该用一个较少争议的概念取代它，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而“共同价值”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价值是具体的、相对的，又具有共同性
同样的概念与它的所指可以不同，同样的所指可以用不同的概念。不用“普世价值”并不等于否认大多数学者用它所指称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使用“价值”这个概念。19世纪西方价值哲学兴起后，一般意义上的价值概念开始流行。我国学术界对一般价值问题的关注比较晚，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价值论，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正式兴起。30多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研究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但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形成了一些共识。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是以主体为尺度的主客体统一的状态，是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和意义。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越高，价值就越大。价值主体可以是个人，可以是群体，也可以是社会；而价值客体，则是与主体有关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存在。价值关系是一种客观关系，对价值关系的反映就是价值观，价值观分为一般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就是社会价值体系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价值观。
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主体、客体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也不断变化，价值关系和价值观念也要随之而改变，价值因而具有历史性，并不存在什么超时空、永恒不变的价值关系和价值观念。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都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逐渐产生的，又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被赋予不同的内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可能产生现代自由民主观念，古希腊的民主与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也是不同的。
同时，由于价值是以主体为尺度的关系，而不同主体具有不同需要，同一主体在不同条件下的需要也各不相同。这样，同一事物对于不同主体便具有不同的价值，同一主体对同一事物在不同条件下的价值判断也不尽相同。也就是说，价值具有主体性，是具体的、相对的。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并不存在什么绝对好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也是如此。
价值不仅具有相对性、具体性，而且具有共同性、普遍性。价值的共同性源于主体有共同的需要。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时不可避免地会碰到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从而产生一些共同的需要，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关系、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由此就不难理解不同文明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为什么会产生相似的价值观。价值的共同性是分领域、分层次、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是由共同利益的差异决定的。在存在较多共同利益的领域或问题上，如科技进步、环境保护、防灾减灾、卫生防疫、预防犯罪等，价值的共同性就较多。而在利益竞争、利益冲突较多的领域，价值的共同性就较少，如阶级关系、劳资关系等。
承认共同价值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累积和进步的过程，每一代人都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文明的积累、进步既包括同一种文明纵向上的继承，也包括不同文明之间横向上的借鉴、吸收和融合。特别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交往日益频繁，各民族的历史正逐渐成为“世界历史”，人类面对的许多挑战超越了国界的限制，都需要团结合作、共同应对，从而需要确立一些超越国家、民族和社会制度的共同行为准则或价值准则。经济全球化愈发展，价值领域的共同性也愈发展。
但是，共同价值却不是绝对的“普世价值”。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共同价值反映的是人类的共同需要、共同利益、共同追求，是人的社会性和相互依存性，是不同的人、民族、国家之间的共性。共同价值不可能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国家和民族，只能适用于特定时期、地域，只能存在于具体的价值关系中。共同价值也不是特定价值比如西方价值的普世化。它们不是伦理学中的“绝对命令”，不是天才人物的发现，不是某个地域的特殊价值的人为提升，而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在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一个客观的、自然的过程。不论是外部的强力灌输，还是主动地囫囵吞枣地接受，都无法真正形成共同价值，都得不到被输入方的认同。
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模式没有普世性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人类在长期奋斗中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在于，不同的阶级、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对自由、民主、人权的理解和要求是不同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自由、民主、人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也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
资产阶级所追求的自由是什么呢？无非是拥有私有财产的自由，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自由，本质上是资本的自由。财产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财产权不平等，一切权利平等就都是空的。法律上人人可以自由竞选总统，可实际上行吗？1860年林肯竞选美国总统时的花费是10万美元，到了1980年上升到10亿美元，2008年达到24亿美元，2012年更是达到惊人的60亿美元，美国的民主被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人权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英国“王室宝贝”的人权与非洲难民孩子的人权怎么可能一样？在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时，黑人和妇女就没有选举权；穷人与富人的选举权也不平等，因为纳税多的人有多张选票；只是到了1870年黑人才有选举权，1920年选举中的性别歧视才被禁止，1964年选举权才不受纳税额限制。在西方社会现实中，金钱、财富决定一切，决定你的自由度，决定你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决定你享有的人权水平。
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按照西方模式实行政治改革，带来的不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而是政局动荡、社会分裂乃至国无宁日。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有的离我们并不遥远，照搬西方模式取得成功的实例实在少得可怜。一些专门研究西方民主问题的学者也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主模式，与其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水土不服、运转不灵，充斥弊政、贪腐和乱象的外来民主被他们称为“劣质民主”，这样的民主不是国家和人民之福，而是国家和人民之祸。
对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积贫积弱。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千辛万苦、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西方的各种“主义”，如科学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等，纷至沓来；西方各式各样的民主模式，如君主立宪制、多党制、总统制等都在中国尝试过，结果都行不通。事实早就证明，脱离中国实际，全盘照搬西方的洋办法，只会水土不服，注定要失败。
不仅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模式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也都是外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活动的初期，曾经照搬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俄国革命模式，结果屡遭失败，险些葬送中国革命。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觉醒起来，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走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中国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践，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普世价值”今天被一些人热炒，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所宣扬的“普世价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价值，而是专指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他们一方面把西方制度模式说成是“普世价值”，一方面把中国一切不好的东西都归咎于制度和体制，鼓吹中国只有接受“普世价值”才有前途，其用意何在，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过，直接和间接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获得了足够的历史定力，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苦果。
网络编辑：岚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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