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真正的对话应该是讨论式的对话

　　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第三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哲学学会会长。现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办哲学组组长、北京市社科联顾问、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校学位评定委员等职。从1991年起，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著有《陈先达文集》（6卷本）、《处于夹缝中的哲学》、《陈先达哲学随笔》、《信仰与探索》、《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首席专家)等。曾两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教育部优秀著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特等奖和两次吴玉章著作奖等。

　　哲学学派最容易搞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中西马对话，要像费孝通先生讲文化问题一样，既各美其美，又要美人之美。

　　打破学科壁垒，开展哲学对话，融会中哲、西哲、马哲三大学科资源，切实面对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是近年来国内哲学界的共同心声和迫切任务。围绕这一共同的研究志趣，一系列的研讨会、对话、专家论坛等学术活动都已展开且形成了众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然而，在进行探索的过程中，研究者们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难题与困惑，比如中西马对话的哲学基础究竟在哪里？中西马对话对于哲学研究和社会现实问题研究的影响究竟体现在哪里？其可能性和必要性究竟如何？其对话目的究竟何在？这种哲学对话的难点该如何克服？带着这些学界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陈先达。

　　中西马对话首先具有文化交流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陈老师，我们可以肯定，文化需要交流，因为文化交流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本质要求。但是，不同时期文化交流的方式和结果并不完全相同。在当代，推动中西马对话具有文化交流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哪里？

　　陈先达：在我看来，要理解中西马对话的文化交流价值，必须把它放在人类文化交流历史过程中来观察。根据历史发展，文化交流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方式：一是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融合；二是文化交流中的融合与冲突；三是中西马对话，这既是哲学对话，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中西马对话不同于前两种文化交流方式，这是对话各方的平等交流，没有一方能以强势压倒另一方或强迫另一方接受自己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这种文化交流的价值体现在平等性上吗？

　　陈先达：是的。中西马对话，现在听起来很普通，似乎习以为常。但是，如果把这个议题放到人类文化史上看，且以上两种文化交流方式为参照系，就能懂得这是不怀有狭隘政治偏见的真正的文化交流，是文化意识和哲学意识的觉醒。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是中西马对话作为文化交流的全部价值吗？

　　陈先达：这只是其学术价值，就现实领域而言，中西马对话折射出社会变化和哲学视野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分别解释一下。

　　陈先达：先谈对话所折射出的社会变化。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哲学的影响在西方早已存在。自中国哲学传入西方，就对西方哲学发生影响。朱谦之先生出版有专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影响也是存在的。有影响但不存在对话，因为西方主流哲学不承认中国哲学是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后，对之也采取排斥态度。在他们看来，只有传统的欧洲哲学才是哲学，从黑格尔到德里达都是如此。以对待中国哲学为例，黑格尔轻视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认为它只是有关道德的老生常谈；德里达称，哲学“只是与一种有限的历史相联，与一种语言、一种古希腊的发明相联”，“是一种古希腊形态”，其次“它是一种欧洲形态的东西”，虽然可以说中国思想、中国历史、中国科学，但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又如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方面，在西方，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是存在的，例如西方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这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对话范围，而是用西方哲学思想重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对话，而是嫁接，是用一种哲学嫁接另一种哲学，产生不伦不类的东西。

　　事实上，他们认为欧洲之外无哲学，哲学只有一种形态，即古希腊哲学和源于古希腊的哲学。他们从根本上不承认中国有哲学，也拒斥马克思主义，何来对话？

　　在旧中国也不可能存在对话。解放前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合法，无所谓对话，中国哲学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熟悉，也无从对话。中西马对话只能发生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条件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提供了平等对话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哲学工作者的哲学视野也在发生变化，变得越来越具有客观性和包容性。哲学学派最容易搞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中西马对话，要像费孝通先生讲文化问题一样，既各美其美，又要美人之美。各美其美不是溢美，而是真正知道自己研究对象的精华所在；美人之美，则是要知道对方的长处和贡献。这才有对话的可能性，否则只能是聋子对话，只说不听。

　　哲学类型多样化给对话带来困难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中西马对话已经展开，但在对话的进程中也遇到了不小的困难，比如学科基础、学科范式不同等。哲学对话的难点主要在哪里？

　　陈先达：困难来自哲学的特殊性，因为哲学有不同类型，当然，这里的哲学类型是就主要特征而言的。

　　中国哲学包括九流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兵家、农家，等等，其中包括诸多思想，但由于儒家一直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主导类型是人生伦理型哲学。西方哲学是思辨智慧型哲学，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哲学是智慧的爱好者，它不仅爱智慧的一部分，而是爱其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认识型哲学，是既认识世界又改造世界的哲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的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由于哲学类型不同，对同一问题同一概念可以有不同理解。正是由于不同的哲学理论框架，对同一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观点。这是对话中的困难。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如何求同存异、互相从对方哲学观点中发现可以吸取的合理因素，这是对话中需要解决的难点。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既然存在不同的哲学理论框架，那么在对话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应如何对待其他哲学？

　　陈先达：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但不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观点来衡量其他哲学。我们应该懂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任何民族哲学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正如事物的存在一样，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会很快消失。从这一点说，黑格尔说凡存在都是合理的是有道理的，一个民族的哲学和哲学体系能存在和发展下来，肯定包含某些真理性因素，包含可继承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报》：也就是要尊重和正视其他的哲学框架。

　　陈先达：是的。我们不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衡量其他哲学的标准，只能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我们不能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标准来衡量儒家哲学，或以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来衡量孔子，而忘记孔子是封建时代的思想家。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把作为制度化、政治化的孔子和儒家，与作为伟大思想家、教育家、中国传统文化伟大创造者的孔子适当区分。前者是历代统治者政治化和工具化的孔子和儒家，历代统治者的“尊孔读经”反映的是这种孔子；后者作为伟大思想家、教育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创造者，是我们尊敬的孔子，是我们应该批判继承的文化遗产。

　　对话目的是让不同哲学从中受益

　　《中国社会科学报》：最后，在您看来，开展中西马对话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什么？

　　陈先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对话是从哲学交流中吸取中西哲学的积极因素。马克思主义当然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为中国式的人生伦理型哲学，所谓儒学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儒学都是错误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变成西方思辨性的智慧型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脱离现实，不能在纯概念领域中进行哲学思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同样包含一些学术性问题，需要专门、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的学术性决不比其他哲学领域研究的学术性更少。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性与现实性是不可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立足现实，面对问题，发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重视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习和吸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从全部人类文化中，从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实质上是他们的传统文化）中吸取合理因素，为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就可以拒绝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拒绝西方哲学的成就？没有人类文明，没有德国古典哲学，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同样，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要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应该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根、以西方哲学为思想资源的发展道路。

　　更重要的是，中西马对话可以发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而与中国哲学结合是其主要内容；与西方哲学家对话，了解西方哲学的进展和关注的问题，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确立国际和时代视阈和问题意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中许多经典性哲学著作，能改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文风。我以为中西马对话能促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中国哲学仍然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仍然是西方哲学，对话并不能改变哲学的性质。但中国传统哲学家要提高研究的科学水平，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研究方法的指导性作用。

　　我只讲一个问题。中国哲学有历史吗？可能有人认为这是个怪问题。其实一点不怪。中国有哲学家、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想，而任何哲学家、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想都是客观历史的组成部分。中国有历史，为什么作为中国历史和文化组成部分的哲学没有自己的历史呢？但这是客观历史。要把这些与历史融为一体的哲学家、哲学著作、哲学思想从客观历史中发掘出来。把历史中蕴藏的哲学思想财富变为哲学史家书写出来的中国哲学史很不容易。不能按照历史顺序摆人头、摆著作，这不是书写中国哲学史而是编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是要从理论上弄清楚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思想继承关系，为什么这个时代会出现这样的哲学家和哲学思想，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中国历史上有多种哲学体系，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融合的？要发现中国哲学发展的规律，必须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否则，我们只有不为人知、不被理解的客观事实，而没有中国哲学发展史。要使中国哲学的客观事实变为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历史著作，不能以儒解儒、以道解道，而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的前人包括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任（继愈）先生，以及众多学者编著的中国哲学史，都力求这样做。如果现在要重写中国哲学史，只能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编写，才能比较真实地揭示中国哲学史。

　　西方哲学研究也是如此。当罗素说，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作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时，实际上已经注意到，要使西方哲学的客观事实变为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史，必须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分析，有深度的理论分析，而不是就哲学谈哲学。

　　所以，我认为不同专业都能从对话中受益。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从中外哲学中得到思想资源，而中外哲学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获得分析自己面对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记者：李潇潇）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