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莉 江凤环：社会转型期群众路线的新形势与新趋势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党在长期斗争和建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具有深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研究在以矛盾多发和利益多元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转型期群众路线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趋势，并找到应对新问题的新方式、新方法。

　　

一、社会转型期呈现的新特点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1]党中央再提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习近平强调全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性，显然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因为，随着改革开放以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这些特点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一，交往货币化。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一个日渐突出的社会现象是，伴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经济的影响，货币的作用和货币化的程度也大大加强，它们不仅渗透到经济领域的各个环节，而且已经溢出经济领域，在社会其他领域蔓延，在公共生活、社会交往领域，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比重不断攀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远近、情谊深浅、甚至于对个体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都不得不用冷冰冰的金钱数字来衡量。有学者指出：“市场势力进入以后，中国社会社交关系的改变和强大的金钱文化复苏可以看成一个双重的运动：第一，非人情化的金钱开始替换由原先富有感情的礼物和回报所建立的关系；第二，关系、礼物、好处以及社会地位都染上了金钱替代品的特点”。[2]“任何人、任何物品的价值似乎都是由获得货币的价值来决定，而且各种货币符号之间的相互转化越来越便利，整个社会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数量关系，……人和物只能转化为货币数量关系才具有真实存在的意义。”[3](p.157)货币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道德的某些缺失，对党的群众路线带来了挑战。有学者认为，货币不能没“禁区”，并严正指出：“货币资本到了政治面前必须止步；货币资本到了文化、教育面前，基本上应当止步。”[4]

　　

第二，社会个体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等西方国家个体化社会进程达到了高潮。贝克认为：“个体化就是一种社会境况，不是通过个体的自由决定就能达到的。用萨特的精当之语来说：人注定要个体化。个体化是一种强迫性冲动，尽管也是一种矛盾的冲动，克制不住要去创造，安排自己的人生，以及周遭的纽带和网络，并且在这么做的时候，要面对不断变化的偏好和生命的各个阶段，还要不断适应劳动力市场、教育体系以及福利国家等方面的种种状况。”[5](p.5)在这样的状况下，致力于把组织作为重要依赖手段的党的群众路线无疑受到了严重挑战。人类学教授阎云翔在中国黑龙江下岬村的多年（1989�2008）调查发现：该村原有的村干部在非集体化后，明显感到“做思想工作”不再奏效。[6](p.69)因此，当组织的吸引力弱化之后，面对分散的个体世界，如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成为党贯彻群众路线必须要直面的问题。

　　

第三，群体情绪化。当今社会发展变化的另一重大特征是社会的情绪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许多人具有冲动、多变、急躁、脆弱、专横、易受暗示和轻信的倾向。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突然爆发。”[7](p.379)当社会个体依靠个人的力量无法获得某种认可或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其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群众的盲从和盲动，及至演化为多数人的暴力。2000年以来，中国频繁发生因各种矛盾引发的上访、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指出：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7年超过8万起。2008�2009年更是群体性事件频发时期，有学者把这个时期称为“群体性事件发生及引人关注的第一个浪尖”。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提供的数据，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2012年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全国总工会统计，2012年1�8月，全国因工资纠纷酿成的规模在百人以上的集体停工事件就有120多起，规模在30人以上的集体停工事件270多起。诚然，我国现在正处于发展黄金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客观上容易滋生群体性事件，但这显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第四，生活网络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不断变化，网络的迅速普及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们的社会交往、经济活动、工作生活等无一不被覆盖在网络中。我国政府信息化建设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沿着“机关内部办公自动化�管理部门的电子化工程�全面的政府上网工程（电子政务）”这一路径，目前正处于以“一站两网四库十二金工程”为核心建设内容的高速发展阶段。

　　

据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3月，中国手机用户已达9.997亿。[8]截至2011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达5.13亿，其中农村地区使用互联网的人数也已经达到了1.36亿。[9]与此同时，中国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用户数量达到3.88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互联网用户市场。中国网民已有5.38亿之众，互联网普及率也已高达约40%。[10]另据国际知名iResearch咨询集团统计，2011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达7万亿元，同比增长46.4%，网购规模用户达1.87亿人，而2012年第二季度，我国网购市场规模为2683.7亿元，比上一季度增长17.6%，较去年同期增长51.6%。这一切表明，网络化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网络化时代，如何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如何在虚拟化的网络世界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显然是对我们在社会转型期贯彻群众路线的一个新的考验。

　　

二、社会转型期贯彻群众路线面临的一些问题

　　

我们党自从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就把它作为自己最根本的工作方法。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则对我们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这样的要求相比，在社会转型期，影响和制约党的群众路线贯彻的深层次矛盾日渐突出，具体表现为：

　　

第一，党的一些领导干部的工作缺乏“地气”。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能下基层并同基层群众真正打成一片的并不多，能把握好“既不给基层造成负担，又不走马观花，应付差事”这个度的也不多。以上海市为例，2009年底，中共上海市委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其中强调要坚持领导干部调研制度的硬指标，要求局级干部每年下基层调研时间不少于2个月。这说明，在此之前，党的一些领导干部联系基层的工作做得很不够。同样，领导干部政绩优劣的评定也缺乏“地气”，虽然各级领导干部每年都要向相应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述职，但是其工作评鉴的结果、述职的程序、述职的内容以及评鉴以后是否有反馈等，普通群众因为没有相应的渠道或途径，这些都是无法得知的。可以认为，一些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对基层干部来说，虽然他们直面群众的切身利益，但他们的眼睛也是“朝上”的，因为如果不“朝上”就会影响日后的仕途。正因为如此，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同群众实质的沟通，不能真正听取群众的意见。长此以往，党的群众路线就会越来越空洞乏力。[11]

　　

第二，对群众工作网络化缺乏重视。在社会转型期，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践行群众路线就必须要适应这些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做到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同群众在一起。在这方面，群众生活的网络化为践行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提供了更为广泛和更加灵活的方式。因此在社会转型期践行群众路线就要适应并重视网络的作用，把群众路线与网络的工具性作用结合起来，把群众路线搬上网。当前，诸如政务微博、网上发布会、网上党校、网络发言人等等新形式层出不穷，各个组织、单位、机构也都开通了官方网站，以保持信息的实时动态。这些做法：一是为了达到信息公开，还群众的信息知情权；二是为了与群众互动，掌握民意。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而有效的创新。但是，有些组织、单位、机构轰轰烈烈建网站，却疏于对网站内容的管理，信息更新不及时；尤其是在一些重大事件中，政府的信息经常滞后，而小道消息则迅速传播，由此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也使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受到损害。

　　

第三，在社会发展中对群众心理建设关注不够。毛泽东曾经指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12](p.898)在社会转型期，我们必须面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群体情绪化和易受感染的现实，从社会心理建设的角度来审视和推动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发展。同时，社会个体化使群众的独立意识增强，在思想上、生活中不再以组织为唯一依靠，而是在多元氛围中，逐渐成为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意识的个体。这些都表明，要在这样纷繁芜杂的环境中切实践行群众路线需要更加细致、更加能深入人心的工作方式。然而实际情况是，在处理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事务或事件中，部分党员干部往往行事简单粗暴，而相当一部分群众也往往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由此引起一些政府部门和群众之间感情的对立。

　　

三、社会转型期贯彻群众路线的努力方向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全党提出的“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为解决转型期群众路线面临的问题指出了努力的方向：

　　

第一，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这是群众路线达致“为民、务实”要求的根本。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3](p.591)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全面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赢得人民群众支持的根本。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一切为了群众，就必须对人民负责，善于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应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4](p.372)如果党的群众路线不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基本目标，那么“一切为了群众”就失去了意义。

　　

第二，加强“社会容纳力”建设。社会容纳力指家庭、企业、社区、政府等社会单位在组织与道德双重层面对分散化的个体社会成员的容纳能力和保障能力。[1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国家和社会对个体的大幅度“松绑”，个体对企业、事业单位的依存度弱化，个体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成为独立的主体，逐步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这使人的活动空间扩展，社会关系增多，流动性加强。但在这一急剧的变化过程中，社会却没有提供充分的容纳力。个体面对的不确定性日渐增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个体在自我保障能力方面显得较为软弱。因此，“社会生活个体化程度增加和社会容纳力弱化是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我们需要在“组织�制度”、“文化�价值”双重层面重塑“社会容纳力”，以化解人们在个体化过程中所经历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困扰。[15]

　　

第一，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各种制度的优势，为群众的利益表达提供制度化的渠道。科学而完备的制度是党的群众路线能够始终顺利贯彻执行的重要制度保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运行近6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个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并能够使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最有效和最重要的实现形式。在发挥各种制度优势的同时，还要完善第三方协同治理机制，比如要完善网络治理机制。特别需要让草根个体拥有更多的表达渠道和表现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尝试自我实现，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更有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要在基层社区为个体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并为满足个体社会成员日渐增长的生活需求和利益诉求提供相应的组织基础。

　　

第二，要加强社会道德引导体系建设。群众的精神生活是群众路线的灵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加强社会公德教育、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等，是社会容纳力重塑的精神保障。需要说明的是，国家所倡导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如何能够真正地契合人们的社会生活并深入个体的内心世界，以形成公共性的价值观念，需要我们进行深入地思考。”[15]在社会转型期，部分党员干部的腐败堕落案件和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折射出党的群众路线在群众中尤其在基层群众中的心理基础已经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坏，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就需要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而党员干部的道德践行尤其具有榜样的意义。我们应充分发挥社会正面能量，拓宽表达渠道（如网络舆论表达）。我们要利用网络这一新形式推动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新发展。

　　

第三，着力建立情绪处理渠道。当前，面对全球化和社会的急剧变动，社会情绪的不稳定以及各种心理因素的变化使得个体的情绪管理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是党的群众路线以往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面对以矛盾多发、价值多元为基本特征的转型期群众脆弱而又敏感的社会情绪，我们要高度重视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包括其中的心理需求），重视群众的情绪变化，把理顺社会情绪作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情绪处理渠道，协调人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参与改革开放事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就要求我们应对社会情绪的基本状况有全面的了解和清醒的判断，即要充分把握当前社会思想主流积极健康的基本倾向，又要认真分析当前存在的主要社会情绪的特点、影响范围及其成因。对于已经出现的负面社会情绪，有关部门应当努力做好群众工作，缓解负面社会情绪。针对造成社会情绪产生的多种原因，必须采取治本之策，有针对性地解决民生问题、化解社会基本矛盾。这些方面包括：一是秉承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坚决果断地打击腐败，保持清廉，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增强政府公信力，以党心赢得民心，以实效取信于民；二是加大改革力度，着力从制度层面创造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三是进一步加大政府信息公开、透明，促进不同利益群体间的沟通，并给群众提供一个表达合法诉求的平台；四是真心实意为广大群众办实事，特别是解决低收入群体或弱势群体的实际生活困难。

　　

总之，党的群众路线是一种工作方法和工作理念。只有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才能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实质就是保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是代表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就是要执政为民，这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永葆先进性的力量源泉。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我们的工作才会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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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N].人民日报，2012-11-19.

　　

[2]赵爽.中国社会个体化的产生及其条件———个体化相关理论述评[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3]李振.货币文明及其批判———马克思货币文明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邓伟志.货币不能没“禁区”[N].社会科学报，2010-08-05.

　　

[5][德]乌尔里希·贝克等.个体化[M].李荣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陆洋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7][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顾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8]周玲.中国手机用户数量已达10亿[N].东方早报，2012-03-21.

　　

[9]陈一译.外媒热议中国互联网用户超过5亿[N].环球时报，2012-01-19.

　　

[10]社评.现实成就为中国互联网管理打分[N].环球时报，2012-07-23.

　　

[11]冯莉.转型期中国中部农村公共生活模式的变迁研究[J].社会科学，2012，(11).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王建民.个体化社会中“社会容纳力”的缺失与重塑[J].学习与实践：2010，(2)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