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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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进行了定位并揭示了其理论实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探索:系统研究了唯物史观及其方法在中国的具体运用、通过大量翻译唯物辩证法著作对毛泽东哲学方法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所贡献、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进行不断推进：通过深刻解读《实践论》和《矛盾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通过强调正确对待毛泽东哲学思想反对教条主义等主观主义方法、通过反对重实际轻理论的倾向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

【关键词】李达  马克思主义哲学  方法论  中国化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贡献与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个过程基本一致，因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定位与实质

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对马克思主义文献了解的不足，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均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来研究，只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中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思想萌芽。李达则不同，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仅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再阐释、再创造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新探索，而且自觉地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唯物辩证法上，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唯物辩证法的深入研究，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进程。

1.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基本定位

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开篇就提出：“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的科学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摄取了人类认识的全部历史的成果而积极的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研究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之时，必须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说明唯物辩证法的孕育、诞生及其发展的过程，指出这个哲学实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1]李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人类认识史的总和”，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开放的哲学形态，因而不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一个原理、观点作绝对化、封闭化的理解，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富有生命活力不能离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成为僵死的教条和狭隘的学说。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定下了基调。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认识集中表现在他与陈独秀的观点分歧上。陈独秀与李达在对待理论与实践关系上的态度大相径庭。在李达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因此，他十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并自觉地将其转化为指导革命实践的方法论。陈独秀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偏重实行，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学理研究的轻视倾向。只有在深刻掌握理论的同时，使之转换为科学的方法去指导革命实践，才能顺利开展革命运动并取得革命成功。因此，笼统地要求多点实践、少点理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2.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理论实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李达是中国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他在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但“中国无产阶级对于目前的政治运动，究应怎样决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画”，并强调：“若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参照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替波兰瑞士德国共产党设下的计画，也可以定出一个政策来。”[2]显然，李达在这里已经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强调决不能离开中国国情来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这实际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理论实质。

一般来说，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必须回答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是否具备了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李达是通过与张东荪、梁启超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论战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章中，李达全面批判了梁启超等认为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而应当先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一是批判了“中国无地主资本家，没有阶级的区别，不能倡社会革命”的说法。李达指出，中国现在工业虽不如欧美日本发达，但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要大得多，而劳资两阶级的对立与欧美日本也没有不同。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现时的革命。二是批判了梁启超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误解，指出“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为均产主义的说法，也就是因为忘记了社会主义更有很好的生产方法的缘故。”在李达看来，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生产事业的发达，因此，“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3]三是针对梁启超主张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而反对外国资本家的看法，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超国界成为国际性的，“劳动者要谋国际的团结，要扫灭全世界所有的资本主义的教训。”这些看法代表了当时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观点。四是为社会主义进行正名。梁启超和张东荪都是以社会主义运动热心者的面貌出现的，他们的论调一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特别是梁启超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中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主张资本主义。在李达看来，张、梁所谓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社会政策派”的劳动运动，即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实行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是通过劳资协调以救资本主义之弊。李达指出，这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平均主义的思维定式对社会主义的附会。李达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发生与实质。他指出，社会主义是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以后的事情，社会主义运动在于设法造出共有的生产机关，避去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使生产得到有秩序、有政府的发展。李达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来分析问题，基本准确阐述了马克思的原意，分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

第二，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认识和改造中国？李达认为，绝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规范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革命运动，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革命运动相结合。对于《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的十项措施，李达认为，根据马克思所说，这些措施只有在最进步的各国才能采用，而且只有最进步的各国无产阶级执政时才能采用；而在落后的中国情况就不相同，“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当然可以利用政治的权力把私的资本主义促进到国家资本主义去。那么，将来采用的政策当然可以根据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来决定了。”[4]不难看出，李达的这个观点是很有前瞻性的，与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的一些思想是一致的。

李达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很好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对当代中国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中国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主要内容

1923年秋，李达因与陈独秀存在严重分歧而脱党。脱党期间，李达思想上仍坚信共产主义，工作中则继续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期间，他的一系列哲学著译成为毛泽东和其他许多革命者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参考书，而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方面的深入探索，一方面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毛泽东哲学方法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系统研究唯物史观及其方法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李达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唯心史观社会学和历史机械论，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具体探索和运用了一些特殊的唯物史观的方法，为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提供了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现实的方法论武器。

（1）社会矛盾分析法。社会革命的真正起源是激烈的社会矛盾，李达运用社会矛盾分析法分别对“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世界革命”和“马克思之共产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研究和具体分析，提出并论述了由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民族革命的性质、对象、前途、领导权以及民族革命同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问题，得出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已沦为“国际半殖民地”的结论，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为中国共产党进行中国革命作了有力的理论论证。

（2）社会结构分析法。李达特别重视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李达在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上层建筑可直接影响或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李达还对社会存在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及社会形态的全貌等问题展开了论述。

（3）系统分析法。李达是最先进行系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合体。社会是人类的系统，……社会之中有三个要素，即物、人与观念。社会的系统中，含有物的系统，人的系统和观念的系统。这三个系统，互相关联，互相影响，构成社会的系统。这三个系统，又是互相调和和互相均势地存在着。换言之，这三个系统若不是互相适应地存在着，社会便不能存在。”[5]显然这是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4）阶级分析法。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坚持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出发，不仅科学阐明了社会的起源和发展、社会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还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分析提出了富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和观点，并由此全面阐述了作为历史主体的阶级、政党和个别人物的活动与社会发展规律的辩证关系。

2.大量翻译唯物辩证法著作，对毛泽东哲学方法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所贡献

李达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这些翻译工作对于当时处于理论饥渴状态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在当时翻译的众多辩证法唯物论著作中，对我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著作，就是李达与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本书也是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哲学著作。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不难看到，毛泽东多次多遍批读了此书的全部，重点批注了部分章节，毛泽东哲学方法论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大多源于此书。

毛泽东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以下简称《教程》）的吸收改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吸收改造《教程》中认识辩证法的内容。毛泽东对《教程》第2章“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约28000字）批划了9000字，写了约40多条共1700字的批注，并在赞同原著观点的基础上对精要部分进行了归纳、转述，其中关于主观认识随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关于人们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在改造外界的同时改变自己；关于实践以外不能认识客观世界；关于认识过程感性和理性阶段的分析；关于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地感觉它；关于实践是真理的证明，贯穿于认识全过程，是认识之第一的和根本的观点；关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由“自在阶级”进到“自为阶级”阶段的举例；关于经验论和唯理论错误的分析等，则直接被《实践论》作为观点或资料采用。二是直接改造《教程》中的“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毛泽东对《教程》第3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约46000字）批注有120余条，约10000字，毛泽东将内部矛盾决定一切客观过程的发展；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仅要认识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性，还要认识事物各方面矛盾的特殊性；矛盾双方互相联结、互相渗透；对抗是某些过程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矛盾的解决方法与对抗的解决方法不同；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起主导作用；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及关于均衡论的批判等观点，直接纳入或改造为《矛盾论》的观点体系之中。三是吸收其他重要的观点，如哲学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能动性是唯物辩证法的最重要方面，而旧唯物论是被动的反映论；不顾内部情况，全然从外部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公式化是错误的；理论是政治斗争的主因素、组成部分，离开辩证唯物论就要犯大的政治错误；本质的矛盾或根本的矛盾才是社会形态发展的根据等，这些都吸收在毛泽东后来的哲学方法论思想之中。

3.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

当前学术界有一种观点非常盛行，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实践唯物主义或本体论的实践论，其实这个观点在李达于1937年正式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中就有相似的提法。李达在这本代表了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论”[6]，在李达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为“实践的唯物论”，首先就在于“唯物辩证法，是惟一的科学的世界观”[7]，而这个世界观是以实践为其基石的。所谓“惟一的科学的世界观”，是指唯物辩证法包括了历史观和自然观，是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也就是说，唯物辩证法既包括了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又包括了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不能把唯物辩证法仅看作是一种自然观，也不能把唯物辩证法仅看作是一种历史观。所谓以实践为其基石，是指不论从历史看还是从逻辑看，即不论是从唯物辩证法的形成看还是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看，实践都具有最根本的意义。不过有所不同的是，李达并不认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本体论的“实践的唯物论”，而是看作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可以称作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呢？李达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起点是政治生活实践。李达认为，马克思从《莱茵报》时代成为唯物主义者起，就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应用辩证的方法研究现实实践中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及各种历史事实，特别是通过研究当时法国的劳动运动与英国的宪章运动，发现了法律关系与国家形态是以社会的经济构造为基础的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强调和凸显的本质内容是生产实践。李达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历史观与科学的自然观的统一，而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生产实践。也就是说，唯物辩证法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强调和凸显了实践在哲学中的位置。第三，从根本上解决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困境是由于在认识论中引入了实践概念。李达说：“从来形而上学唯物论的认识论，只知道认识是客观实在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却不能理解认识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实践的契机。因此，这种旧唯物论，不知道实践是认识的发展的原动力，所以不能说明认识的发展、认识的相对性与绝对的客观的真理的关系，即不能理解认识发展的辩证法。至于实践的唯物论，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发展的杠杆，解释为历史上发展的物质的生产及社会斗争，并主张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契机和真理性的规准，阐明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因而克服了旧唯物论的缺陷。所以实践唯物论的认识论，实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8]这就是说，只有实践概念的引入，才使唯物主义认识论真正获得了认识的基础与辩证的性质，获得了一种历史性的飞跃。正是实践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旧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区别开来。

用“实践的唯物论”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的唯物论”的提出，意义非同凡响：一是强调和凸显了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标志着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更准确的把握。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化、方法论化有利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斗争的旗帜和实践的指南。李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这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所致，又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是李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一个突出贡献。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不断推进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把研究和宣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阐释和维护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作为自己的崇高职责，与此同时，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进程。

1．在深刻解读《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

毛泽东于1950年和1952年重新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李达主动承担起解读《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任，分别撰写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两书和一系列的解读文章。李达在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见解，由此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进程。例如，关于社会矛盾分析法，李达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时指出：“社会生活中的对抗性的矛盾，是阶级矛盾的表现，这类矛盾只有用不妥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才能解决。至于非对抗性的矛盾，则只有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去解决。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在于消灭社会生活中的对抗性的矛盾，建立无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许多非对抗性的矛盾仍是存在的。”又说：“不过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是在完全的新的社会规律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成员的利益的根本的共同线上发生作用的。”[9]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社会主义下，不会发展为对抗，社会有可能做到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使生产力不断地向上发展。”[10]李达的这些思想为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奠定了重要基础。

2．在强调正确对待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反对教条主义等主观主义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内在地包含着自我否定的批判精神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教条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李达特别强调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要有科学的态度，不能采用教条主义来对待毛泽东哲学思想。1956年，他针对当时某些人的论文不断复述经典作家和伟大人物的论点发表了《谈“百家争鸣”》一文，尖锐地指出：“这种缺乏探索精神的、缺乏独立见解的、足以窒息生机的教条主义态度，是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根本抵触的。”[11]

3．在反对重实际、轻理论的倾向中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也是党的重要工作方法之一。但理论如何联系实际则是大有讲究的。一般来说，在理论联系实际上有两种倾向：一是重理论、轻实际，整天夸夸其谈，高谈阔论，不着边际；二是重实际、轻理论，只知埋头苦干，忽视理论指导，只凭经验办事。在李达看来，这两种倾向都是有问题的、错误的，尤其是重实际、轻理论的倾向是有害的。李达认为，要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必须正确处理好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是要掌握理论，他说：“如果我们不刻苦地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我们就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就不能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我们不刻苦地钻研党的文件和毛主席的著作，我们就不能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就不知道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革命建设中的实际问题。”[12]也就是说，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掌握理论是不行的。在《怎样学习毛泽东思想》一文中，李达进一步指出，学习毛泽东思想，“首先要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要有“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有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然后进一步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即学习他的关于认识论的著作。在掌握理论的前提下关键还是要立足实践、注重实际。李达特别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由于实践是群众的实践，所以“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13]这样，李达就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实事求是方法、实践方法和群众路线方法统一起来了。

参考文献：

[1] 谢红星：《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探析——兼论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 雍涛：《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纪念李达诞辰115周年》，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