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朋：列宁“遗嘱”和1991年前夕的苏联

　　“20世纪是多么令人失望!”这是丘吉尔早在1922年就发出的感慨。战争与革命决定了20世纪的面貌，20世纪的俄罗斯史则集中展现了复杂的20世纪的历史演进、诡秘和动荡。苏联的兴起和解体，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其间的经验与教训发人深省。而列宁，作为十月革命的主要理论奠基人和苏联的主要缔造者，其影响，诚如阿伦特所言:20世纪所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都只不过在仓促地兑现列宁先前的预言。列宁的晚年思想，尤其是他的“遗嘱”(以下简称“遗嘱”)，围绕“遗嘱”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斯大林－托洛茨基之争”，以及“遗嘱”本身的真伪问题近年来仍不时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可以肯定的是，列宁在1922年12月到1923年3月病重期间，确实留下了大量遗嘱，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为遗嘱所涉及的问题作斗争。列宁去世后，他的遗嘱成为高度机密。直到1956年，即斯大林去世3年后，遗嘱才被前苏联党员所知。此后广为人知的“遗嘱”就是:从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3月6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这是狭义上的列宁政治“遗嘱”。但广义上的“遗嘱”还应包括他口授的文章部分，即《论我国革命》、《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论文及一批书信。其中，1922年12月23日、24日及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对12月24日信的补充是“遗嘱”中的“绝密”部分，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遗嘱。

　　然而，就是这个遗嘱，随着更新档案的解密，引起了很多争论。1956年苏联公布的“遗嘱”，和苏联崩溃后学者所看到的一批新文件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学者在将1956年公布的遗嘱和后来解密的笔录(部分)原稿对照后发现，遗嘱在当年确实可能被斯大林(或在他的授意下)编辑和篡改。当然，从目前看，遗嘱虽然被修改过，但是，主要内容和观点并没有什么改动。只是在个别的地方，被修改后的遗嘱看起来没有原稿那么尖锐。当然，还有可能的是，个别遗嘱当年并没有记录下来，或即使被记录下来，而后又永久地失踪了。今天，重新解读这些被确定无疑的“遗嘱”，仍然令人振聋发聩。将“遗嘱”(本文主要就狭义的遗嘱——即政治遗嘱来谈)和1991年前夕苏联的状况作一番分析和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苏联解体这一历史性事件，以及“遗嘱”在某些方面——尤其是政治民主化建设方面——所显现的真知灼见。再次解读“遗嘱”和苏联解体之间的微妙预言，有必要首先回顾“遗嘱”产生的背景和过程。

　　一、列宁“遗嘱”产生的背景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带领他的同事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胆识开始了治理国家的过程，由于连年的战争造成的饥荒，整个国家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于1918年5月果断地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粮食垄断专卖、严禁私人买卖粮食并派专人负责收购。1919年初，随着国内战争的进行，又开始实行余粮收购制，即自上而下地按固定价格向农民征购粮食。这便保证了红军的粮食供给，城市居民也能分配到最低限度的口粮。然而该政策也暗藏危机:它触犯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并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引起农民的不满并间接导致了1921年2月喀琅施塔得兵变。

　　因而，一俟国内战争结束，列宁就开始酝酿调整经济政策，积极探索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其重要结果之一便是1921年3月“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最初是征收实物税以减轻农民负担，后改货币税，使商品关系货币关系恢复。到1921年底，“新经济政策”取得初步成效。在民族关系上，由于历来沙皇俄国都是“民族监狱”，列宁从一开始就提醒全党防止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复活”。1918年俄苏维埃新宪法把俄国各民族之间的新型平等关系原则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同时与俄苏并存的还有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5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内战争结束后，所有苏维埃共和国统一成一个联盟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长年的劳累以及1918年8月社会革命党人范雅•卡普兰向他行刺时留在体内的两颗子弹严重地损害了列宁的健康。从1921年底起，列宁就不得不经常养病、休养，但他仍坚持工作。1922年3月，他致函加米涅夫，反对任何削弱国家对外贸易垄断的企图，随后由于健康不良获得新的长假。4月，他住院动手术取出其中一颗子弹，但健康状况并未好转。5月中旬，他致信斯大林重申反对削弱国家对外贸易垄断的做法，斯大林则予以拒绝，但由于列宁的威望和坚持，5月下旬的政治局会议采纳了列宁的意见。几乎同时，列宁经历一次半身瘫痪并丧失说话能力。

　　进入1922年8月份，列宁的健康状况意想不到地好转。9月，斯大林提出民族“自治化”建议，即: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列宁反对这个提案，他建议方案第一条中“加入俄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应改为“同俄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组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社会共和国联盟”。根据列宁的建议，斯大林表示同意修改方案，但新方案在列宁并不知晓的情况下提出:由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和俄苏维埃结成联盟，即以联邦代替民族国家。1922年10月的俄(共)布中央全会列宁因病未能出席，但他已预感到大俄罗斯主义。因此，10月6日他致信加米涅夫称“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并用“满口好牙吃掉它”，但也许是由于误会，10月21日他致信指责格鲁吉亚人拒绝泛高加索联盟计划。22日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集体(实际是绝大部分)辞职。11月，莫斯科收到从格鲁吉亚寄来的对奥尔忠尼启泽的控诉书，在这种情形下，该月底发生了“意外事件”:奥尔忠尼启泽殴打格鲁吉亚党书记穆迪瓦尼的支持者卡巴尼泽。这时，列宁开始对事态的发展有些焦虑了，他接到一位老格鲁吉亚中央委员的信，指出奥尔忠尼启泽是在威胁格鲁吉亚共产党。列宁的焦虑在他于1922年11月20日发表生前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有所表示，他称:“急切等待瞿鲁巴和李可夫一同回来”，并不断向秘书询问他们的旅程。24日，他拒绝就对格鲁吉亚事件调查委员会组成名单投赞成票，因为他隐隐地感到事件并未像他10月想象的那样，国家的集权有被拔高的迹象，奥尔忠尼启泽的强暴行为使列宁深感不安。他必须要看到全部的卷宗和他派出的调查人员回来，他要对“命令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展开一场斗争。列宁与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深，尽管他在此之前几乎整整一年都支持斯大林反对穆迪瓦尼集团。斯大林采取的是简单的、过去急于求成的解决办法。12月9日，李可夫从格鲁吉亚回来并向列宁汇报，虽然从现有的材料无法判断李可夫到底汇报了什么，但列宁在三天后(12月11日)捷尔任斯基回来并洗刷掉奥尔忠尼启泽的过失时，列宁显得“深深地不安”。因为有两件事是捷尔任斯基无法掩盖的，即:1、奥尔忠尼启泽动手打人;2、中央委员会认定前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有全责，并召他们来莫斯科。这件事一定程度上促使列宁在12月13日再度中风。也许是列宁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了，关于对外贸易垄断的迟而未决促使他寻求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支持。他同托洛茨基交换信件，要求他维护他们的共同意见。然而一夜失眠(12月15日)使列宁在16日晨病情再度发作，半身不遂，几乎完全丧失工作能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前文所述的“遗嘱”。

　　二、解读列宁“遗嘱”的主要内容和思路

　　限于政治局、书记处规定的有限时间和列宁糟糕的健康状况，“遗嘱”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党内民主制度、政治制度的建设和改革问题，最后建议撤换斯大林;第二，授予国家计委独立工作职能问题;第三，民族问题。第二方面的内容，即国家计委职能问题是与对外贸易垄断相连的，同时也是建议赋予国家计委立法职能思考的继续。“遗嘱”中指出:“应该使国家计委的决定不被通常的苏维埃审议程序推翻”。这方面的遗嘱反映了列宁晚年经济思想。新经济政策是他极力所主张的，是“当前主要的、迫切的、一切的口号”外，对于具体的经济建设还没有更多的结论。他的基本思路是:在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之间建立从流通领域入手的合作社，使城乡得到结合，工业生产资料来源得到保障;通过租让、租赁制疏通国内外间的工业资金渠道;在流通领域方面，由国家垄断国内贸易改为自由贸易，允许商品生产及流通，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对外贸易实行国家垄断，因为苏俄的贸易壁垒(关税)很容易被资本主义国家的补贴性出口所冲垮，这便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所构筑的防线，也是针对当时苏俄农工产品剪刀差过大，谷物价格过低采取的保护措施。关于合作社，列宁并没有指出这种根植于基层的组织究竟是哪一类型的合作社，是供销方面、生产方面，还是消费方面的合作社。他只是指示:“尽可能采取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并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予种种优惠”。总之，这一部分是列宁关于经济问题的最后“遗嘱”，总体思路是通过合作社组织农民直达社会主义，维护国家对外贸易垄断和赋予国家计委立法权。

　　(一)“遗嘱”的绝密部分，即有关党内政治制度改革并建议撤换斯大林

　　饶有兴趣的是，列宁较早就意识到这样一个悖论:苏俄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专政的本来目的是由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诉求，但也有可能因为党内政治制度的重大缺陷，导致专政变成有别于原来事物的歪曲物，即专政由手段变成了目的、由工具变成了动机。列宁正是通过格鲁吉亚事件(当时几个主要共和国都对斯大林的自治方案持程度不同的反对态度，尤其是格鲁吉亚领导人坚决反对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为此受到斯大林等领导的打击)和斯大林的日益集权倾向，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如果集权不受到严格限制，那么不久它将变得十分危险，换句话说，如果不用民主制度加以改进，可能从第二代领导人开始就无法解决接班人问题。

　　为此，党内政治制度改革成了“遗嘱”的首要部分。他的思路是:增加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决策民主程度，改革政治制度并通过工农检察院来监督中央委员会，即形成民主的监督体制，因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危险”。列宁从两个方面提出了改造中央委员会，防止党的分裂的意见:一是改变规模，增加人数，从“十来个”或“二十来个人”，增加到“几十人甚至一百人”。这样一来，中央委员会不再是一个狭小的领袖集团，而是一个小型代表会议，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和监督党的重大决策;二是改变中委的组成成分，打破清一色的职业革命家传统，减少职业革命家的比重，大量增加最下层的工人、农民。列宁认为这样做可以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固性，并且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

　　列宁进而就工农阶级领导指出:“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内战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农民蒙受了重大损失，因此，内战后，列宁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思考农村问题上，目的就是两个阶级的“协调一致”。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列宁认为这种协调的破坏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这里可以不谈”，而眼前的危险就来自因(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个人纯粹特征”的不同而造成党的分裂。这样，从12月24日《续一》到《续二》，从《对12月24日信的补充》到29日的《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补充意见》都是围绕着中央高层组织人事建设来谈了。

　　首先，列宁尖锐地指出:“稳定性的基本问题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分裂的危险”。接着他指出:“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实际上在1922年4月斯大林开始担任这一职位时并没有意味着他就是“第一号”，因为当时中央书记处只管党内事务，并不牵涉国家管理的主要领域，军队、国家政治保卫部、国民经济和人民教育部都不受中央书记处的约束。即中央书记处只是从属于政治局的一个中央机构，书记处琐碎的日常“机关”工作在当时并不吸引每个领导人去做(实际上，1922年之前中央书记处没有一个是政治局委员)。然而随着列宁的患病，党的权力逐渐向政治局，尤其是中央书记处集中，正是这种趋势使列宁警觉。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列宁在以往长期的观察中对斯大林形成了很大程度的赏识，总书记这个专有名词第一次可能就是列宁本人提出，并提议让斯大林担任的(至少列宁是同意的)。列宁认识到，斯大林是个职业革命家，而托洛茨基则“大概是现在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一个”，但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这里的“纯粹行政方面”大约是指托洛茨基不够坚决及灵活机动地处理复杂问题。事实上在后来的3月上旬(1923年)，当他和托洛茨基就民族问题交换意见并寻求托洛茨基的支持时，列宁就气恼托洛茨基把他撰写的有关备忘录和有关格鲁吉亚事件文件转给了加米涅夫——因为这意味着斯大林也看到了他12月30日的备忘录。

　　总之，可以推测，一开始如果一定要在两者间作出继承人选择的话，列宁可能会选择斯大林，而不是托洛茨基，当然，那时苏共的纪律是不允许指定接班人的。而当列宁再三权衡时，便会发现:斯大林的粗暴会使党的分裂加速到来。于是他决心将斯大林从总书记的宝座上拉下来。况且在12月底，他还获悉，当月早些时候，斯大林当得知他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在医生的允许下记录了列宁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口授的给托洛茨基的信之后，粗鲁地辱骂过她，列宁感到震惊。所有这些都促使列宁在“遗嘱”中声明要将“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走”。并且指出，他的粗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是“一种可以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列宁正是通过病中8个月对斯大林的考察，认识到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将成为全党的隐患，从谨慎怀疑到最终决定对斯大林展开一场斗争，让他离开总书记职位。这对列宁是个艰难的抉择，因为他显然不能提出别的人选来代替斯大林，只是指出这个人“在所有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小任性”。

　　(二)“遗嘱”第三部分:有关民族问题部分

　　这部分“遗嘱”表明，民族问题是列宁1923年3月10日再一次出现脑血栓前最直接关心的问题之一。这在1923年1月30日《列宁值班秘书日志》中有所体现。当天，当仔细研究了捷尔任斯基关于格鲁吉亚事件材料后，他说:“我生病前夕捷尔任斯基告诉我有关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和这一‘事件’……对我有严重影响”。因此在12月30日的“遗嘱”中他称:“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而使他最焦虑的是“奥尔忠尼启泽(主持俄共外高加索局工作)会动手打人—一这是捷尔任斯基告诉我的，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已经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

　　沙皇俄国时代，俄国即以“民族监狱之林”而臭名昭著，十月革命一旦取得成功，如何避免大俄罗斯主义是极端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出了大错，列宁无论如何不能原谅。他在12月31日的“续记”中指出，格鲁吉亚事件表明“格鲁吉亚人(指斯大林)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团结的利益，因为没有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的团结和发展巩固了”。因而列宁建议处分奥尔忠尼启泽以儆效尤，并促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俄罗斯民族主义负政治责任。

　　以上便是“遗嘱”的主要内容。1923年3月10日，列宁最终丧失政治活动能力，并于次年1月逝世。他留下的“遗嘱”处于微妙的境地。克鲁普斯卡娅和秘书们遇到了困难:提交吧，会违背列宁直接而明确的指示;不交吧，列宁的信又确有针对十二大的意图，尤其其中一部分信件更是如此。最后，显然是在两难中，她和秘书们才决定首先向代表大会提交了“遗嘱”中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部分信最迫切需要提交给党和政府，当时中央对民族联盟问题的实际处理方法正与列宁的思想有着严重的差距;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部分信件没有明确的“遗嘱”语言，列宁又曾表示过要把它整理成论文公开发表，且把信寄给过托洛茨基要求他在十二大上为之辩护，这使克鲁普斯卡娅等人有了首先单独提交这部分信件的“充分”依据。从而这部分信件也就变成了通常性质的列宁的政治信文，其余信件则都没提交十二大。

　　三、比较及分析:列宁“遗嘱”和1991年前夕的苏联

　　由于历史原因，列宁“遗嘱”并没有被执行，确切地说，列宁是抱憾离开人世的。历史是偶然的，苏联在列宁“遗嘱”上错过了也许是极好的机会;历史又是残酷的，列宁“遗嘱”的预言被不幸一一而言中。

　　(一)经济问题

　　列宁的后继者斯大林在对待该问题上最终与列宁分道扬镳。列宁是现实主义者，②实行的是灵活应变策略。如刚开始时，列宁对马克思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与商品交换不相容的论断深信不疑。但随后列宁认识到，在沙俄这样一个特殊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大国里，对于经济问题也不应拘泥于现成的条条框框。因此，他很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承认军事共产主义的错误，即认识到俄国即便是实行集体所有制和公有制，商品流通和交换也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否则两个阶级就会被隔绝，从而最终导致国家解体。为此，列宁提出组织合作社来沟通流通环节。斯大林却最终抛开了列宁的观点，选择了恰恰被列宁所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苏联史学者斯莫凌指出:“(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就是借助意识形态的．．．．．中央导向的计划经济”。斯大林时代形成的“平行市场”理论，和一长制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系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战争期间的特殊作用，并取得重工业领域的长足进展，且在50年代使苏联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但这种以军工企业为龙头的工业体系，越到后来越显示出它的弊端。

　　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任内时，这种积弱成疾的体制甚至发展到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结构严重失调，为2:2:6。苏联军重工业优先和自我封闭的经济战略，使其财政收入严重依赖石油出口。1980年代中后期，美国与沙特达成秘密协议，将国际油价从每桶30美元打到每桶12美元，导致苏联每年经济损失达数百亿美元，国家财政岌岌可危。当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决心对它大动手术的时候，国民经济的弊端已经积重难返。戈尔巴乔夫旨在增强综合国力的“加速战略”已不能从本质上改变业已千疮百孔的经济结构，同时，这种经济发展战略仍然是斯大林式“加快速度”的翻版。经过两年的努力，市场依旧紧张，日常消费品得不到满足，因为“加速战略”的重心仍在重工业。农业改革的停滞使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难以顺利进行，指令性农业计划对农业生产所引起的消极作用要比工业部门大得多，加上戈尔巴乔夫的各项经济改革内容大多充满矛盾，很难在实际中推行，因此，到1990年前夕，国家对经济已处于有效的干预之外。戈尔巴乔夫后来也承认，如果能稳步而不是“加速”激进推行经济改革，苏联仍有很大机会克服经济危机，从而使社会主义苏联获得喘息机会，避免垮台。

　　(二)党内政治制度改革问题

　　由于复杂的原因，列宁“遗嘱”并没有在1924年5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宣读。而只是由各代表团团长将信的内容传达一下，其实质就是将“遗嘱”向全党隐瞒，给日后的党内斗争带来不利因素。事实上，由于各自的动机和微妙的原因，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不想遗嘱被公开。列宁遗嘱的本意显然是指望通过自己最后的这些不含隐晦的“提醒”，能促成自己身后的党内主要负责成员之间在个性上相互“谦让”，并接受全党的公开监督，从而有利于党的稳定团结。

　　然而，现实的结果是，托洛茨基的政治理想主义(相比较斯大林而言)根本不可能抗衡斯大林的权谋。他的政治理想主义使俄国史没有按列宁设想的那样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拐一个弯，列宁准备在十二大上的斗争被取消，而托洛茨基的担心却被一一验证。以1923－1924年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决裂为开始，20年代重要的三次党内斗争都以斯大林的胜利而告终，托洛茨基、季洛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被一一清洗。此后，在斯大林领导苏联的近30年中，苏联从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成相对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然而，党内政治生活也随着国力的相对强盛越来越远离正常的民主生活轨道，最终变成以“集中、集权”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联共(布)也成为斯大林的“一言堂”，并形成对他的极度个人崇拜，与列宁“遗嘱”完全背道而驰。而这种高度的中央集权、家长制、一长制、以党代政、实际上的干部任职终身制、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又反过来巩固了这种模式。斯大林死后，虽有个别领导人试图改变这种体制，但收效不大。

　　到1991年前夕，僵化的、缺乏生机的党的政治体制再也不能维系下去了。戈尔巴乔夫在80年代后期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失败后，将注意力集中到政治体制改革，并逐渐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致命错误:经济改革开始不久就冒进地采取了以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的策略，并将政治改革置于首位。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原来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的庞大权力，要么被下放地方，要么被分权给立法机构，这等于是改革者主动将权力拱手让出。这种自我放任，为各种摧垮苏联的因素打开了最后的枷锁。戈尔巴乔夫宣称社会主义是一般民主和全人类理想及价值观的体现者和捍卫者，强调“多元化”，声称苏联的目标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使苏共不得不和社会上的各种政治力量展开激烈的夺权斗争，国家陷入危机之中。

　　应该说，斯大林在执行列宁“遗嘱”方面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变“遗嘱”为武器，乃至歪曲理解“遗嘱”，以达到他的个人目的;列宁“遗嘱”要求改革党内政治制度，斯大林体制加速了党内权力集中，造成了极度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个中缘由，并非耐人寻味。这些后果到了90年代，反过来又使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压力下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产生了动摇，最终退党、亡党、亡国。

　　(三)民族问题

　　在列宁晚年最后岁月，“遗嘱”中困扰他的民族问题，最终也成为苏联解体的助产婆。

　　斯大林的大民族主义发展到1930年代，更是将俄罗斯语凌驾于其他民族语言之上，在广大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强行普及俄语，违背列宁“遗嘱”中关于“民族平等”的原则，极大地伤害了非俄罗斯民族的感情;同时，还阉割联邦制，把具有双重主权体系的联邦制变成实际上的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宪法赋予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经济等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剥夺。尤其是30、40年代，他以非俄罗斯民族出现叛徒为由，将一些少数民族从他们的世代居住地迁徙至哈萨克、中亚和西伯利亚等地。正像列宁所担心那样，斯大林成了一个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登峰造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而发展到国际关系中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论”、“主权有限论”、“国际无产阶级专政论”等等，粗暴地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外交，南下印支、非洲，包抄中国，与美国全方位争夺世界霸权。

　　1980年代中期前，由于二战的胜利带给各民族拥有的共同荣誉感尚未消退，经济的相对高速发展，加上苏联中央政府高压政策，苏联的民族矛盾采取了潜伏的形式。到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新思维”使潜伏的民族矛盾得到了爆发机会。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均以民族为构成单位，当苏共意识形态空心化后，民族主义自然要填补真空。1987年3月，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同时爆发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此后，伴随着长期动荡和大规模冲突，最终导致三国与联盟分道扬镳。与此同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两族间多次爆发大规模民族冲突。1989—1990年较大的民族冲突流血事件达几十起，有的甚至演变成“内战”性质。仅1990年全国因罢工造成的损失就达2380亿美元，几十万难民无家可归。

　　总之，从列宁“遗嘱”到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苏联走过了近70个春秋。列宁“遗嘱”突出的是改革思想，并初步展露出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大方向，目的是脱离不切实际的、隐含危机的僵化官僚机制，坚持新经济政策并改革它的不合理方面。但“民粹主义的非历史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思想情绪，导致‘直接过渡’的‘超阶段’理论，在日后长期影响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快步进入计划经济，虽然在工业军事化、重工业化的强力推动下，苏联一度占据世界工业产值第二位，并在197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但是，在这种模式下形成的经济上的世界平行市场、计划经济理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加上对外关系上的霸权扩张，最终使苏联从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瘫痪状态，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极度衰弱，而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层心有余而力不足、半心半意的流产改革、民族问题的历史积累、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最终使苏联大厦在1991年轰然倒塌。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