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刚：一个村庄的基督教现实
导言
目前，国内关于基督徒的数量问题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官方公布的数据和民间以及海外研究机构的数据，相差悬殊，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1600万① 到海外研究机构的1亿3000万不等。但是，不管哪个研究机构，都没有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徒数量有了迅猛的增长，而且新增的基督徒主要集中在农村。《中国宗教报告2010》指出，在目前中国的基督徒中，有超过90%是在1982-2009年之间入教的②。而据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牧师称，80%以上的基督徒集中在农村地区③。
数量如此之大的农村基督徒的存在，势必会影响农村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在基督教发展迅速的某些地区，教会对村民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村两委”。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蔓延，大大挤压了农村传统信仰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多的传统农村，逐渐蒙上基督教的神秘色彩。
利用寒假的时间，笔者对老家山东省济阳县店子村基督教的发展情况做了一些调研。在查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调研的主要形式是访谈农村的基督徒，参加他们的家庭聚会。对当地农村基督教的发展有了初步的了解，本文第一部分概括店子村基督教现状的几个特点，在第二部分分析其原因。
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笔者老家农村基督教的发展情况只是个例，并不能概括其他地区农村基督教的特点；第二，都是农村的基督教，县城、乡镇附近农村的基督教和比较偏远农村的基督教在聚会形式、教徒观念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笔者调研的对象只是比较偏远的农村基督教的情况。在必要时，为了说明偏远农村基督教的特点，会和县城附近农村基督教情况做一下比较；第三，笔者调查的是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情况，对 “三自教会”的情况较少涉及。
一、店子村的基督教发展现状
1． 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农村基督徒的两类皈依
在中国大陆的基督教中，历来存在着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分野。三自教会或称三自爱国教会特指不受国外教会的管理和干预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教会。1950年，中国基督教的领袖吴耀宗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三自宣言”，这是三自教会正式成立的标志。但就在同时，有部分教徒不喜欢三自教会的“官方”色彩，便拒绝去教堂而在家中做礼拜。这是家庭教会的由来。
严格说来，家庭教会并不被法律认可。但是只要在政府民政部门备案，家庭教会可以公开传教而并不受限制。在笔者的老家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就同时存在设在杜家村的三自教会和散布于下面各个农村的家庭教会，比如店子村家庭教会。
济阳县乔庙教会也是一个家庭教会。该教会的高牧师原来在三自教会读经，后来因为不同意三自教会对《圣经》的解释而脱离出来，组建自己的家庭教会。开始时，政府部门经常找他谈话，在民政部门备案后，乔庙教会可以公开传教并组织聚会活动。但是，他的教会经常因为争夺信徒的问题而和三自教会发生矛盾。据高牧师说，每次他的教会来了新信徒参加活动，三自教会总是能第一时间知道，并上门拉拢新信徒。在济阳县，群众面对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往往会选择三自教会。
济阳县总人口为53万，基督徒的人数大概在5000左右。其中，三自教会信徒约为3000人，教会35-36家；家庭教会信徒数量约为2000人，散布在下面的农村。店子村离县城比较远，而村里的基督徒都是些年纪偏大、行动不便的老人，他们不可能跑到那么远去县城的三自教会做礼拜。因此，和济阳县的总体情况相反，店子村基督徒都是家庭教会的成员。
2． 店子村基督教发展的现状及其特点
店子村位于济阳县城城西，距城里约15公里。全村人口数量为1400左右，其中基督徒20-30人，都是家庭教会的成员。而且，信徒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全是女性。就在这为数不多的信徒里面，也分成很多教派，彼此之间很少往来。各个教派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组织各自的家庭聚会。聚会点大部分设在信徒家里，聚会活动一般不欢迎陌生人参加。总起来说，基督教在店子村的发展并不算快，影响也不大。但是，本村基督教呈现出来的特点却很有典型意义。
（1）病人多、老人多、女人多、文盲多
在农村信徒里面，突出的特点是“四多”：病人多、老人多、女人多、文盲多。店子村目前健在的基督徒全部是女性，有一位70岁的老大爷信主，但是已经于2009年去世。邻村也只有很少的男性信教。就信徒的平均年龄而言，信徒多在60岁以上。担任讲道责任的信徒一般年纪略轻，在40岁左右。几乎所有信徒都是因为自己有病或者家里有病人，为了祛病强身保平安，才在别人的劝说下开始信主。农村信徒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只有个别老太太可以认字。大部分信徒去听课时不带纸笔，因为根本不会写字。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基督徒信教的主要原因中，回答“因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教的占68．8％④。这个比例在店子村的比例还要更高。教徒们普遍相信，信主可以治病，可以保一家平安。甚至田地的农活也不用自己做，主会帮着信徒来做。其中，“保平安”这一点最能吸引老年信徒。在笔者和他们的交谈中，他们一直强调“一人信主，全家平安”。不仅在比较偏远的农村，信徒入教的原因是如此，即使在靠近县城的济阳乔庙教会，因病入教的情况也很普遍。乔庙教会的高牧师说，他这个教会的信徒大多数也是因为自己或家人有病才选择入教的。高牧师本人早年迷恋中华气功，后来目睹基督教治病的神奇功效，才改信基督教。
店子村某信徒的歌本里记着这样两首灵歌：
灵歌一
我主有大能，能治各种病，
我主在天上，是个大医生，
认了罪啊，一把就抓干净。
阿门!
灵歌二
来聚会啊心在家，听见道理也白搭。路旁就把种子撒，飞鸟来了吞吃它。守礼拜啊无真心，石头缝里土不深，信了耶稣没扎根，遇见逼迫患难就灰心。地也荒啊人也懒，撒下种子无人管，荆棘野草都长满，粮食没打一点点。地也好种子也好，耶稣差人把水浇。你看这粮有多好啊，阿门!
在访谈中，所有受访的教徒都是先说自己或家人的病史，然后再转到对耶稣的理解上。传道者也往往以这个理由，吸引群众信主。传教者会频繁造访的人家，往往是困难户或者有病人的家庭。其实，很多教徒在入教之前也是民间信仰的信徒。为了病情好转，也是先相信各种神神鬼鬼的东西，求巫婆神汉帮忙。在民间信仰治病无效的情况下，他们才转而求助基督教。
同样是农村的基督教，县城附近乔庙教会的高牧师则不认同信教可以生病不吃药这种说法。他反问道，“如果生病不吃药，那主修建这么多医院干什么?”在高牧师看来，生病不吃药，种田不管理，都是迷信。但是，高牧师相信神迹，病能好转是因为主赐给的信心。
（2）农村基督教内部教派林立，教徒水平参差不齐
一般说来，农村基督徒重视的是读《圣经》、唱圣歌，与教内兄弟姐妹过集体性的信仰生活，一般不重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区别，但是他们却很重视农村里不同教派的区别。
虽然基督教在村子里发展的信徒不多，但是就这些少量的信徒也分成很多派别。店子村至少有三个教派，可谓教派林立。不同教派的人门户之见很强烈，不去一个地方聚会，也不欢迎其他教派的人参加自己的聚会。他们的聚会已经超越了原有的行政村区划，信徒们不是以村为界限，而是以教派为界限进行自己的信仰活动。虽然是老街坊，但是不同教派的人互不待见，有的甚至见面不讲话。那些老太太一般都不知道这些教派是如何区分的，只是听牧师这么说，也随着附和。而牧师对这个问题也是讳莫如深，不肯回答。据店子村里的牧师说，对一些信主的人，“我一听就能听出是不是和我们一个教门的”，除此之外牧师不愿意提供其他的信息。据笔者了解，这个牧师所在的教派，是济南一个家庭教会的农村分支。而地处济南的这个家庭教会，是由一位叫“赵义元”的人创建。这个教派的信徒普遍相信，除了赵义元兄弟说的话，其他的福音都歪曲耶稣的本意。笔者曾对那位牧师提到笔者一些信仰基督教的同学的情况，她几乎没有听完，就不客气地说“他们信的那些都是假的”。对其他教派毫无根据的排斥，让店子村的基督教蒙上一层诡秘的色彩。
在农村教会内部，信徒的水平参差不齐。一般来说，牧师的水平较高。店子村的这位牧师曾经在济南参加过“赵义元”弟兄教派的培训班。至于其他的老年信徒，首先她们的目的不单纯，只是以保平安、祛病强身为信仰目的；其次老年人年纪大，接受能力差，其理解《圣经》的水平也就差很多。
最先接受笔者访谈的是一名叫老张的女信徒。她谈的一些观点，在牧师那里多数被批评。比如，年逾7旬的老张领受国家的老年补贴，家里人种地也享受小麦补贴、柴油补贴等各种优惠政策。老张在笔者面前不停地说党和政府的好话。牧师对政府的各种惠农政策，既不称赞也不贬斥。但是，在牧师看来，老张之流说政府的好话，无疑是一种背叛行为。另外，笔者和牧师做访谈的时候，老张在旁边不停地倒水、递烟。老张的行为让那位牧师很不满，首先老张作为基督徒抽烟是不被允许的，其次老张不应该随意打断她和笔者的交流。
店子村基督教会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每次教徒聚会的主讲牧师都是从外地请来的。笔者参加了他们几次聚会，主要活动是讲解《圣经》。
在笔者参加的聚会上，外地来的牧师讲解的是《圣经》第十九章“索多玛的悲惨结局”。牧师给这一讲定的主题是“义人罗得”。在讲到罗得与自己的女儿同寝这种乱伦行为的时候，牧师认为“从字句上讲不通，就从灵上来理解”，应该将这理解为女儿在父亲罗得的影响下，开始接受基督的福音。这些内容，那些老太太更是不感兴趣。在参加聚会的大概有二十个人，有些老太太一直在打盹，从笔者身后甚至传来呼噜声，牧师不得不专门提醒某些人不要睡觉。但是，后来作见证的时候，刚才还睡觉的老太太站起来很有活力地作见证，无非是讲述自己某次遇险，但最终在主的帮助下化险为夷的经历。这些见证，鼓舞了在座的其他信徒，他们交口称赞信主的好处。虽然笔者不清楚牧师们的水平如何，但是从这些农村信徒的水平来看，“整体水平差”这个结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3）巨大的世俗压力
农村的信徒面临世俗社会很大的压力。作为信徒，他们被规定不能参加农村的婚丧嫁娶活动，甚至是自己的老人去世之后，也不能参加葬礼，更不能磕头。他们不过春节、不拜年，更不会烧香磕头、请祖先那一套。家人的反对也是一个很大阻力。因为信教，抽不出时间来干农活，致使田里的草比庄稼还要高，很多女信徒因此被丈夫毒打。本村的那个牧师便是如此，她母亲去世的时候，她坚持不磕头，因此被哥哥追着打，但是始终坚信不渝。在笔者接触的信徒里面，聊起自己的信教史，总有一段开始时的心理矛盾期。都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才摆脱了沉重的农村伦理关系的束缚。很多老人正是因为已经无父无母，受到的束缚比较宽松，所以信主的时候相对容易。这也是为什么农村基督徒里，老人比较多的原因之一。
由于坚持认为看病不用吃药，种田不用管理，这些信徒被村里的人看做异类，很多人会拿这些情况打趣她们，甚至是冷嘲热讽。在店子村，有信徒相信生病不用吃药，却因为耽误最佳治疗时机而病死。附近王家村的一个女信徒整日忙于到处传教，农田的活基本不打理。她放到缸中的小麦，因为潮湿而生芽，被嫩芽拱起的小麦溢出缸外。她便到处宣称，因为信主的缘故，自己家缸中的麦子会增多。这遭到了村民的嘲笑。
农村的基督徒在其他人眼里，简直是异类的代名词。这些人承受着相当大的来自整个农村社会的压力。有的信徒会选择逆来顺受，认为对教徒嘲讽的人最终会遭恶报。另外有的信徒牙尖嘴利，遭到别人的白眼时，立刻反唇相讥。店子村的牧师正是如此，别人很难在嘴上占到她的便宜，但是听她聊起来，她自己对这些世俗的压力也是无可奈何。她最后还是强调说，“信主的人不抱怨，耶稣愿意俺愿意”。农村社会的世俗压力，经常会让一些信徒感到难以承担。信徒聚会的时候，讲道人也就如何对待这种世俗的压力，做重点讲解。农村社会对基督徒的世俗压力，逐渐让信徒离群索居，信徒被视为异类，他们自己也逐渐以异类看待自己。这种巨大的压力会逐渐将农村基督教逼入地下，甚至发展成所谓的邪教。
（4）基督教与传统信仰的交锋
农村传统的信仰会强烈抵制基督教的传播。在店子村里，灶王爷、财神、天爷爷、地奶奶等传统信仰氛围很浓厚。几乎家家的厨房里都会贴一张灶王爷的画像。过春节的时候，村民家中普遍悬挂家堂轴子，用以纪念祖宗。基督教想要从深受数千年传统信仰影响的农村发展信徒，无疑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另外，济阳县也有一些本土的神，在本土神信仰浓厚的村子，几乎看不到基督教的影响。
明末清初，附近有个村子出了个历史文化名人。此人名叫张尔(1612-1678)，字稷若，是位经学大师，专攻周易，曾有《周易说略》、《蒿庵闲话》等书传世。《清史稿·儒林》中有他的传，其人解经水平之高，曾令顾炎武自叹不如。因为此人在当地威望极高，又是专攻《周易》，总是有些神神鬼鬼的故事。这些故事被后人添油加醋、描形画影，张稷若这个人慢慢被群众神化。他的村子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张稷若村”。
整个济阳县范围内，都流传张天师的故事，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话“挪村不挪县，围着济阳转”，意思是在张天师的保佑下，济阳县是块风水宝地，即使搬迁也不要搬到别的县。山东人闯关东的时候，将对张稷若的崇拜带入东北某些地区。那里至今也能听到关于张稷若的故事。
张稷若村的村民对张稷若的感情非常深厚。前些年村里曾专门为张稷若修缮了墓园，很多村民在家里都设有张稷若的神龛。村里准备给张稷若重修祠堂，有位老人对笔者说，“即使村民每个人少种一亩地，也要把张天师祠堂的位置留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村子，听不到关于基督教信仰的任何消息。
基督教信仰和民间传统信仰在激烈的交锋中，也有一些互相融合的趋势。很多教徒只是将信仰对象从传统的神灵转移到外来的耶稣身上。在一次店子村基督徒的聚会上，笔者旁边的信徒祷告的时候，和老百姓祷告传统神灵的方式别无二致，只不过是把天爷爷、地奶奶、灶王爷换成耶稣罢了。另外，有的信徒会去县城的家庭教会做礼拜，承担聚会的家庭往往会提供食宿，并且自己出钱请客，美其名曰“爱宴”，充满中国特色的人情味。据了解，在欧美国家，基督教会虽然有分享圣体、圣血的圣餐仪式，却没有大张旗鼓共享爱宴的传统。不知这是否可以看做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形式?
（5）入乡随俗：农村基督教的传播特色
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也极有特色。为了适应农村老人不认字，无法读懂《圣经》、领受福音的情况，灵歌以其通俗易懂、方便好记，成为了最理想的传播方式。在一位基督徒记录灵歌的本子上，有很多灵歌按照大众流行歌曲改编的。比如有模仿《知心爱人》的灵歌，其中有一句“你在爱就在，心中不怕受伤害，你在爱就在，不管风雨再不再来”。有模仿《从头再来》的，“我不能虚度光阴，为了三分之一的圣民。再苦再难也要坚强，与主作王，共同有伤”。其中最令人过目难忘的一首灵歌是模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灵歌本上还记着写给信徒的赠言，大部分是化用一些著名的广告词，比如“喜乐是营养，胜过脑白金”、“平时注入一滴水，用时拥有太平洋”等等。
因为基督教劝人向善，不与人发生争执，多帮助别人，这在提升农村道德水平方面，应该是无害的。乔庙教会的高牧师对基督徒不应该骂人、打人、说脏话的解释是，为了保持自己圣洁的生活，在世的每一天得神的喜悦。因此，店子村的村干部对基督教的发展并没有采取限制措施。虽然从教义上讲，农村家庭教会的信徒对政府是不认可的，但是他们几乎不能对政府和党组织产生任何消极影响，至少在店子村是如此。政府方面，虽然只承认合法的“三自教会”，但是对农村的“家庭教会”也不采取打击措施，实际上是默许的态度。
3. 小结
以上便是店子村基督教会的一些特征。在“女人多、病人多、老人多、文盲多”这一点上，本地基督教会有着典型意义。因为离县城比较远，信息闭塞，而且村里的老人文化水平很低，当地教会的发展有一些异端的色彩。在与本土信仰交锋的过程中，虽然基督教在传播上表现出入乡随俗的一方面，但是在当地浓厚的本土神信仰氛围中，要争取群众仍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也正因此，基督教在店子村没有多大的影响，村里的干部对此也是默许的态度。
二、店子村基督教现状的原因分析
1.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1982年3月31日，中央下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该文件重申和充实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指出：“宗教信仰自由，就是说：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的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的自由”。
宽松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准备了条件。笔者接触的店子村基督徒，入教时间都在十五六年左右，基本上都是在1982年之后宽松的信仰自由政策下加入基督教的。
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海外基督教的影响逐渐深入到中国内地的农村。店子村基督教牧师所属的由赵义元弟兄创建的家庭教会，就与海外的教会有着密切联系。济阳乔庙教会的高牧师也提及，海外教会经常会给他免费提供宗教印刷品。
2． 社会转型期往往伴随着宗教的迅速发展
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混乱，信仰空虚，很多人选择从宗教中获得精神寄托。据宗教研究中心统计，苏联解体前，俄罗斯联邦信教人口的比例为22％，解体后的1994年上升为50％。韩国1947年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人口比例是7％，而在经历社会转型之后的1985年达到了21％⑤。
在店子村，由于大多数村民仍是选择种地，农闲时节才出去打工，因此空巢现象并不严重，很多老人还是儿孙绕膝。但是，城市化的进程将以前农村那种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破坏得很严重。繁重的生活压力，使儿女对父母的关爱越来越少。在农村，孤独的老人一直是被边缘化的群体。很多老人选择信仰耶稣，除了希望从信徒那里获得集体的关怀之外，主要考虑还是为自己儿孙的家庭祈祷平安。当基督教在农村宣称“一人信主，全家平安”时，很多老人坚定地选择入教，表现了一种近乎悲怆的救赎精神。
而村里的信徒也确实从基督教中获得暂时的精神慰藉。按照信徒老张的说法，“如果实在不能去参加聚会，那一天就浑身不自在”。参加完聚会后，“干什么都有劲”。
3． 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宗教，基督教有很强的传播性
20世纪60年代，美籍华人学者杨庆堃教授从社会学视角，考察东方文化的宗教体系，提出一种独具匠心的宗教类型学。杨庆堃教授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指出，中国宗教体系存在两种基本形式：制度型(institutional)和扩散型(diffused)。他认为，制度型宗教对宇宙人生有独立的神学阐释，包含象征物(神祗、灵魂及其形象)和崇拜仪式，有独立的神职人员组织，诠释神学观念和从事崇拜活动。而扩散型宗教没有系统的经典教义，更没有严格的教会组织，它的宗教信仰形态表现为，将宗教要素亲密无间地扩散到世俗社会制度之中，并无明显的独立存在⑥。
基督教就是一种特征很明显的制度性宗教，它有系统的经典、神祗、教义、组织、仪式等诸多要素。和其他宗教，比如佛教、道教不同，基督教有专职的传教人员，即所谓的“传教士”。虔诚的教徒持续不断地传教，是促进基督教在农村蔓延的重要原因。
在基督徒看来，争取越多的人入教，自己“吃的果子就越多”，死后就更能上天堂。正月十五那天，笔者就在县政务广场发现有基督教的传教人员在发放福音传单。在店子村，就有一些教徒离家舍业，一心致力于基督教的宣教事业。上面提到的济阳县乔庙教会的高牧师经常自费印刷宣传品。采访他那天，他还向笔者抱怨县城复印店的收费太高，他准备去济南市大学城周边的印刷店看看，大量印刷的话，平均成本要低很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徒宣教的手段很高超。基督教把中国人的家庭利益和宗教利益，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准确地抓住了农村目标信徒的心理。比如，基督教在农村宣传“一人信主，全家平安”，这就赢得了很多农村老人的认可。其他村民尽管不认同基督教，甚至冷嘲热讽，但是在对基督教的这个宣传还是很在意的。很多村民之所以不入教，并不是因为鄙视基督教的教义，而是认为自己信的“天爷爷地奶奶”、“张稷若天师”比耶稣更能保佑自己家人平安。
另外，像上面提到的，基督教灵歌的传播采用的是大众流行歌曲等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编排出来的灵歌，从文学角度看是民间文学的佳作，完全取材于福音书中耶稣的教诲，又通俗易懂。这非常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
4． 小结
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因之外，很多调查研究都指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下是许多人选择加入基督教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在店子村的表现不明显，但是鉴于本村基督教发展并不迅速，店子村的情况可以作为有社会保障的农村可以有效抵制基督教传播的一个例证。在店子村，60周岁以上的老人都享有老年补贴，而且有新农村合作医疗，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在50％以上。农民种地享有小麦补贴、玉米补贴、柴油补贴等等各种农业优惠政策。即使是信徒老张也在笔者面前夸“政府好，党也好”。老张的这种说法，遭到了村里牧师的驳斥，被认为是一种对教义的“背叛”。政府的任何惠农政策，都是赢得民心的尝试与进步，同时也是对基督教等各种制度性宗教在农村传播的有效抵制。
注释：
① 参见中国基督教网站：http://www．ccctspm．org/
② 金泽、邱永辉 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
③ 刘擎：《基督教的中国步调——专访基督会会长》载于《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第3期。
④ 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
⑤ 参见姚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发展的原因探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⑥ 参见习五一：《福建民间信仰考察报告》http：//myy．cass．cn／news／439110．htm
（作者简介：卢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系2011级博士。）
网络编辑：嘉扉
目前，国内关于基督徒的数量问题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官方公布的数据和民间以及海外研究机构的数据，相差悬殊，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1600万① 到海外研究机构的1亿3000万不等。但是，不管哪个研究机构，都没有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徒数量有了迅猛的增长，而且新增的基督徒主要集中在农村。《中国宗教报告2010》指出，在目前中国的基督徒中，有超过90%是在1982-2009年之间入教的②。而据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牧师称，80%以上的基督徒集中在农村地区③。
数量如此之大的农村基督徒的存在，势必会影响农村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在基督教发展迅速的某些地区，教会对村民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村两委”。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蔓延，大大挤压了农村传统信仰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多的传统农村，逐渐蒙上基督教的神秘色彩。
利用寒假的时间，笔者对老家山东省济阳县店子村基督教的发展情况做了一些调研。在查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调研的主要形式是访谈农村的基督徒，参加他们的家庭聚会。对当地农村基督教的发展有了初步的了解，本文第一部分概括店子村基督教现状的几个特点，在第二部分分析其原因。
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笔者老家农村基督教的发展情况只是个例，并不能概括其他地区农村基督教的特点；第二，都是农村的基督教，县城、乡镇附近农村的基督教和比较偏远农村的基督教在聚会形式、教徒观念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笔者调研的对象只是比较偏远的农村基督教的情况。在必要时，为了说明偏远农村基督教的特点，会和县城附近农村基督教情况做一下比较；第三，笔者调查的是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情况，对 “三自教会”的情况较少涉及。
一、店子村的基督教发展现状
1． 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农村基督徒的两类皈依
在中国大陆的基督教中，历来存在着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分野。三自教会或称三自爱国教会特指不受国外教会的管理和干预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教会。1950年，中国基督教的领袖吴耀宗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三自宣言”，这是三自教会正式成立的标志。但就在同时，有部分教徒不喜欢三自教会的“官方”色彩，便拒绝去教堂而在家中做礼拜。这是家庭教会的由来。
严格说来，家庭教会并不被法律认可。但是只要在政府民政部门备案，家庭教会可以公开传教而并不受限制。在笔者的老家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就同时存在设在杜家村的三自教会和散布于下面各个农村的家庭教会，比如店子村家庭教会。
济阳县乔庙教会也是一个家庭教会。该教会的高牧师原来在三自教会读经，后来因为不同意三自教会对《圣经》的解释而脱离出来，组建自己的家庭教会。开始时，政府部门经常找他谈话，在民政部门备案后，乔庙教会可以公开传教并组织聚会活动。但是，他的教会经常因为争夺信徒的问题而和三自教会发生矛盾。据高牧师说，每次他的教会来了新信徒参加活动，三自教会总是能第一时间知道，并上门拉拢新信徒。在济阳县，群众面对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往往会选择三自教会。
济阳县总人口为53万，基督徒的人数大概在5000左右。其中，三自教会信徒约为3000人，教会35-36家；家庭教会信徒数量约为2000人，散布在下面的农村。店子村离县城比较远，而村里的基督徒都是些年纪偏大、行动不便的老人，他们不可能跑到那么远去县城的三自教会做礼拜。因此，和济阳县的总体情况相反，店子村基督徒都是家庭教会的成员。
2． 店子村基督教发展的现状及其特点
店子村位于济阳县城城西，距城里约15公里。全村人口数量为1400左右，其中基督徒20-30人，都是家庭教会的成员。而且，信徒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全是女性。就在这为数不多的信徒里面，也分成很多教派，彼此之间很少往来。各个教派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组织各自的家庭聚会。聚会点大部分设在信徒家里，聚会活动一般不欢迎陌生人参加。总起来说，基督教在店子村的发展并不算快，影响也不大。但是，本村基督教呈现出来的特点却很有典型意义。
（1）病人多、老人多、女人多、文盲多
在农村信徒里面，突出的特点是“四多”：病人多、老人多、女人多、文盲多。店子村目前健在的基督徒全部是女性，有一位70岁的老大爷信主，但是已经于2009年去世。邻村也只有很少的男性信教。就信徒的平均年龄而言，信徒多在60岁以上。担任讲道责任的信徒一般年纪略轻，在40岁左右。几乎所有信徒都是因为自己有病或者家里有病人，为了祛病强身保平安，才在别人的劝说下开始信主。农村信徒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只有个别老太太可以认字。大部分信徒去听课时不带纸笔，因为根本不会写字。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基督徒信教的主要原因中，回答“因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教的占68．8％④。这个比例在店子村的比例还要更高。教徒们普遍相信，信主可以治病，可以保一家平安。甚至田地的农活也不用自己做，主会帮着信徒来做。其中，“保平安”这一点最能吸引老年信徒。在笔者和他们的交谈中，他们一直强调“一人信主，全家平安”。不仅在比较偏远的农村，信徒入教的原因是如此，即使在靠近县城的济阳乔庙教会，因病入教的情况也很普遍。乔庙教会的高牧师说，他这个教会的信徒大多数也是因为自己或家人有病才选择入教的。高牧师本人早年迷恋中华气功，后来目睹基督教治病的神奇功效，才改信基督教。
店子村某信徒的歌本里记着这样两首灵歌：
灵歌一
我主有大能，能治各种病，
我主在天上，是个大医生，
认了罪啊，一把就抓干净。
阿门!
灵歌二
来聚会啊心在家，听见道理也白搭。路旁就把种子撒，飞鸟来了吞吃它。守礼拜啊无真心，石头缝里土不深，信了耶稣没扎根，遇见逼迫患难就灰心。地也荒啊人也懒，撒下种子无人管，荆棘野草都长满，粮食没打一点点。地也好种子也好，耶稣差人把水浇。你看这粮有多好啊，阿门!
在访谈中，所有受访的教徒都是先说自己或家人的病史，然后再转到对耶稣的理解上。传道者也往往以这个理由，吸引群众信主。传教者会频繁造访的人家，往往是困难户或者有病人的家庭。其实，很多教徒在入教之前也是民间信仰的信徒。为了病情好转，也是先相信各种神神鬼鬼的东西，求巫婆神汉帮忙。在民间信仰治病无效的情况下，他们才转而求助基督教。
同样是农村的基督教，县城附近乔庙教会的高牧师则不认同信教可以生病不吃药这种说法。他反问道，“如果生病不吃药，那主修建这么多医院干什么?”在高牧师看来，生病不吃药，种田不管理，都是迷信。但是，高牧师相信神迹，病能好转是因为主赐给的信心。
（2）农村基督教内部教派林立，教徒水平参差不齐
一般说来，农村基督徒重视的是读《圣经》、唱圣歌，与教内兄弟姐妹过集体性的信仰生活，一般不重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区别，但是他们却很重视农村里不同教派的区别。
虽然基督教在村子里发展的信徒不多，但是就这些少量的信徒也分成很多派别。店子村至少有三个教派，可谓教派林立。不同教派的人门户之见很强烈，不去一个地方聚会，也不欢迎其他教派的人参加自己的聚会。他们的聚会已经超越了原有的行政村区划，信徒们不是以村为界限，而是以教派为界限进行自己的信仰活动。虽然是老街坊，但是不同教派的人互不待见，有的甚至见面不讲话。那些老太太一般都不知道这些教派是如何区分的，只是听牧师这么说，也随着附和。而牧师对这个问题也是讳莫如深，不肯回答。据店子村里的牧师说，对一些信主的人，“我一听就能听出是不是和我们一个教门的”，除此之外牧师不愿意提供其他的信息。据笔者了解，这个牧师所在的教派，是济南一个家庭教会的农村分支。而地处济南的这个家庭教会，是由一位叫“赵义元”的人创建。这个教派的信徒普遍相信，除了赵义元兄弟说的话，其他的福音都歪曲耶稣的本意。笔者曾对那位牧师提到笔者一些信仰基督教的同学的情况，她几乎没有听完，就不客气地说“他们信的那些都是假的”。对其他教派毫无根据的排斥，让店子村的基督教蒙上一层诡秘的色彩。
在农村教会内部，信徒的水平参差不齐。一般来说，牧师的水平较高。店子村的这位牧师曾经在济南参加过“赵义元”弟兄教派的培训班。至于其他的老年信徒，首先她们的目的不单纯，只是以保平安、祛病强身为信仰目的；其次老年人年纪大，接受能力差，其理解《圣经》的水平也就差很多。
最先接受笔者访谈的是一名叫老张的女信徒。她谈的一些观点，在牧师那里多数被批评。比如，年逾7旬的老张领受国家的老年补贴，家里人种地也享受小麦补贴、柴油补贴等各种优惠政策。老张在笔者面前不停地说党和政府的好话。牧师对政府的各种惠农政策，既不称赞也不贬斥。但是，在牧师看来，老张之流说政府的好话，无疑是一种背叛行为。另外，笔者和牧师做访谈的时候，老张在旁边不停地倒水、递烟。老张的行为让那位牧师很不满，首先老张作为基督徒抽烟是不被允许的，其次老张不应该随意打断她和笔者的交流。
店子村基督教会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每次教徒聚会的主讲牧师都是从外地请来的。笔者参加了他们几次聚会，主要活动是讲解《圣经》。
在笔者参加的聚会上，外地来的牧师讲解的是《圣经》第十九章“索多玛的悲惨结局”。牧师给这一讲定的主题是“义人罗得”。在讲到罗得与自己的女儿同寝这种乱伦行为的时候，牧师认为“从字句上讲不通，就从灵上来理解”，应该将这理解为女儿在父亲罗得的影响下，开始接受基督的福音。这些内容，那些老太太更是不感兴趣。在参加聚会的大概有二十个人，有些老太太一直在打盹，从笔者身后甚至传来呼噜声，牧师不得不专门提醒某些人不要睡觉。但是，后来作见证的时候，刚才还睡觉的老太太站起来很有活力地作见证，无非是讲述自己某次遇险，但最终在主的帮助下化险为夷的经历。这些见证，鼓舞了在座的其他信徒，他们交口称赞信主的好处。虽然笔者不清楚牧师们的水平如何，但是从这些农村信徒的水平来看，“整体水平差”这个结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3）巨大的世俗压力
农村的信徒面临世俗社会很大的压力。作为信徒，他们被规定不能参加农村的婚丧嫁娶活动，甚至是自己的老人去世之后，也不能参加葬礼，更不能磕头。他们不过春节、不拜年，更不会烧香磕头、请祖先那一套。家人的反对也是一个很大阻力。因为信教，抽不出时间来干农活，致使田里的草比庄稼还要高，很多女信徒因此被丈夫毒打。本村的那个牧师便是如此，她母亲去世的时候，她坚持不磕头，因此被哥哥追着打，但是始终坚信不渝。在笔者接触的信徒里面，聊起自己的信教史，总有一段开始时的心理矛盾期。都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才摆脱了沉重的农村伦理关系的束缚。很多老人正是因为已经无父无母，受到的束缚比较宽松，所以信主的时候相对容易。这也是为什么农村基督徒里，老人比较多的原因之一。
由于坚持认为看病不用吃药，种田不用管理，这些信徒被村里的人看做异类，很多人会拿这些情况打趣她们，甚至是冷嘲热讽。在店子村，有信徒相信生病不用吃药，却因为耽误最佳治疗时机而病死。附近王家村的一个女信徒整日忙于到处传教，农田的活基本不打理。她放到缸中的小麦，因为潮湿而生芽，被嫩芽拱起的小麦溢出缸外。她便到处宣称，因为信主的缘故，自己家缸中的麦子会增多。这遭到了村民的嘲笑。
农村的基督徒在其他人眼里，简直是异类的代名词。这些人承受着相当大的来自整个农村社会的压力。有的信徒会选择逆来顺受，认为对教徒嘲讽的人最终会遭恶报。另外有的信徒牙尖嘴利，遭到别人的白眼时，立刻反唇相讥。店子村的牧师正是如此，别人很难在嘴上占到她的便宜，但是听她聊起来，她自己对这些世俗的压力也是无可奈何。她最后还是强调说，“信主的人不抱怨，耶稣愿意俺愿意”。农村社会的世俗压力，经常会让一些信徒感到难以承担。信徒聚会的时候，讲道人也就如何对待这种世俗的压力，做重点讲解。农村社会对基督徒的世俗压力，逐渐让信徒离群索居，信徒被视为异类，他们自己也逐渐以异类看待自己。这种巨大的压力会逐渐将农村基督教逼入地下，甚至发展成所谓的邪教。
（4）基督教与传统信仰的交锋
农村传统的信仰会强烈抵制基督教的传播。在店子村里，灶王爷、财神、天爷爷、地奶奶等传统信仰氛围很浓厚。几乎家家的厨房里都会贴一张灶王爷的画像。过春节的时候，村民家中普遍悬挂家堂轴子，用以纪念祖宗。基督教想要从深受数千年传统信仰影响的农村发展信徒，无疑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另外，济阳县也有一些本土的神，在本土神信仰浓厚的村子，几乎看不到基督教的影响。
明末清初，附近有个村子出了个历史文化名人。此人名叫张尔(1612-1678)，字稷若，是位经学大师，专攻周易，曾有《周易说略》、《蒿庵闲话》等书传世。《清史稿·儒林》中有他的传，其人解经水平之高，曾令顾炎武自叹不如。因为此人在当地威望极高，又是专攻《周易》，总是有些神神鬼鬼的故事。这些故事被后人添油加醋、描形画影，张稷若这个人慢慢被群众神化。他的村子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张稷若村”。
整个济阳县范围内，都流传张天师的故事，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话“挪村不挪县，围着济阳转”，意思是在张天师的保佑下，济阳县是块风水宝地，即使搬迁也不要搬到别的县。山东人闯关东的时候，将对张稷若的崇拜带入东北某些地区。那里至今也能听到关于张稷若的故事。
张稷若村的村民对张稷若的感情非常深厚。前些年村里曾专门为张稷若修缮了墓园，很多村民在家里都设有张稷若的神龛。村里准备给张稷若重修祠堂，有位老人对笔者说，“即使村民每个人少种一亩地，也要把张天师祠堂的位置留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村子，听不到关于基督教信仰的任何消息。
基督教信仰和民间传统信仰在激烈的交锋中，也有一些互相融合的趋势。很多教徒只是将信仰对象从传统的神灵转移到外来的耶稣身上。在一次店子村基督徒的聚会上，笔者旁边的信徒祷告的时候，和老百姓祷告传统神灵的方式别无二致，只不过是把天爷爷、地奶奶、灶王爷换成耶稣罢了。另外，有的信徒会去县城的家庭教会做礼拜，承担聚会的家庭往往会提供食宿，并且自己出钱请客，美其名曰“爱宴”，充满中国特色的人情味。据了解，在欧美国家，基督教会虽然有分享圣体、圣血的圣餐仪式，却没有大张旗鼓共享爱宴的传统。不知这是否可以看做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形式?
（5）入乡随俗：农村基督教的传播特色
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也极有特色。为了适应农村老人不认字，无法读懂《圣经》、领受福音的情况，灵歌以其通俗易懂、方便好记，成为了最理想的传播方式。在一位基督徒记录灵歌的本子上，有很多灵歌按照大众流行歌曲改编的。比如有模仿《知心爱人》的灵歌，其中有一句“你在爱就在，心中不怕受伤害，你在爱就在，不管风雨再不再来”。有模仿《从头再来》的，“我不能虚度光阴，为了三分之一的圣民。再苦再难也要坚强，与主作王，共同有伤”。其中最令人过目难忘的一首灵歌是模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灵歌本上还记着写给信徒的赠言，大部分是化用一些著名的广告词，比如“喜乐是营养，胜过脑白金”、“平时注入一滴水，用时拥有太平洋”等等。
因为基督教劝人向善，不与人发生争执，多帮助别人，这在提升农村道德水平方面，应该是无害的。乔庙教会的高牧师对基督徒不应该骂人、打人、说脏话的解释是，为了保持自己圣洁的生活，在世的每一天得神的喜悦。因此，店子村的村干部对基督教的发展并没有采取限制措施。虽然从教义上讲，农村家庭教会的信徒对政府是不认可的，但是他们几乎不能对政府和党组织产生任何消极影响，至少在店子村是如此。政府方面，虽然只承认合法的“三自教会”，但是对农村的“家庭教会”也不采取打击措施，实际上是默许的态度。
3. 小结
以上便是店子村基督教会的一些特征。在“女人多、病人多、老人多、文盲多”这一点上，本地基督教会有着典型意义。因为离县城比较远，信息闭塞，而且村里的老人文化水平很低，当地教会的发展有一些异端的色彩。在与本土信仰交锋的过程中，虽然基督教在传播上表现出入乡随俗的一方面，但是在当地浓厚的本土神信仰氛围中，要争取群众仍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也正因此，基督教在店子村没有多大的影响，村里的干部对此也是默许的态度。
二、店子村基督教现状的原因分析
1.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1982年3月31日，中央下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该文件重申和充实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指出：“宗教信仰自由，就是说：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的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的自由”。
宽松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准备了条件。笔者接触的店子村基督徒，入教时间都在十五六年左右，基本上都是在1982年之后宽松的信仰自由政策下加入基督教的。
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海外基督教的影响逐渐深入到中国内地的农村。店子村基督教牧师所属的由赵义元弟兄创建的家庭教会，就与海外的教会有着密切联系。济阳乔庙教会的高牧师也提及，海外教会经常会给他免费提供宗教印刷品。
2． 社会转型期往往伴随着宗教的迅速发展
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混乱，信仰空虚，很多人选择从宗教中获得精神寄托。据宗教研究中心统计，苏联解体前，俄罗斯联邦信教人口的比例为22％，解体后的1994年上升为50％。韩国1947年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人口比例是7％，而在经历社会转型之后的1985年达到了21％⑤。
在店子村，由于大多数村民仍是选择种地，农闲时节才出去打工，因此空巢现象并不严重，很多老人还是儿孙绕膝。但是，城市化的进程将以前农村那种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破坏得很严重。繁重的生活压力，使儿女对父母的关爱越来越少。在农村，孤独的老人一直是被边缘化的群体。很多老人选择信仰耶稣，除了希望从信徒那里获得集体的关怀之外，主要考虑还是为自己儿孙的家庭祈祷平安。当基督教在农村宣称“一人信主，全家平安”时，很多老人坚定地选择入教，表现了一种近乎悲怆的救赎精神。
而村里的信徒也确实从基督教中获得暂时的精神慰藉。按照信徒老张的说法，“如果实在不能去参加聚会，那一天就浑身不自在”。参加完聚会后，“干什么都有劲”。
3． 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宗教，基督教有很强的传播性
20世纪60年代，美籍华人学者杨庆堃教授从社会学视角，考察东方文化的宗教体系，提出一种独具匠心的宗教类型学。杨庆堃教授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指出，中国宗教体系存在两种基本形式：制度型(institutional)和扩散型(diffused)。他认为，制度型宗教对宇宙人生有独立的神学阐释，包含象征物(神祗、灵魂及其形象)和崇拜仪式，有独立的神职人员组织，诠释神学观念和从事崇拜活动。而扩散型宗教没有系统的经典教义，更没有严格的教会组织，它的宗教信仰形态表现为，将宗教要素亲密无间地扩散到世俗社会制度之中，并无明显的独立存在⑥。
基督教就是一种特征很明显的制度性宗教，它有系统的经典、神祗、教义、组织、仪式等诸多要素。和其他宗教，比如佛教、道教不同，基督教有专职的传教人员，即所谓的“传教士”。虔诚的教徒持续不断地传教，是促进基督教在农村蔓延的重要原因。
在基督徒看来，争取越多的人入教，自己“吃的果子就越多”，死后就更能上天堂。正月十五那天，笔者就在县政务广场发现有基督教的传教人员在发放福音传单。在店子村，就有一些教徒离家舍业，一心致力于基督教的宣教事业。上面提到的济阳县乔庙教会的高牧师经常自费印刷宣传品。采访他那天，他还向笔者抱怨县城复印店的收费太高，他准备去济南市大学城周边的印刷店看看，大量印刷的话，平均成本要低很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徒宣教的手段很高超。基督教把中国人的家庭利益和宗教利益，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准确地抓住了农村目标信徒的心理。比如，基督教在农村宣传“一人信主，全家平安”，这就赢得了很多农村老人的认可。其他村民尽管不认同基督教，甚至冷嘲热讽，但是在对基督教的这个宣传还是很在意的。很多村民之所以不入教，并不是因为鄙视基督教的教义，而是认为自己信的“天爷爷地奶奶”、“张稷若天师”比耶稣更能保佑自己家人平安。
另外，像上面提到的，基督教灵歌的传播采用的是大众流行歌曲等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编排出来的灵歌，从文学角度看是民间文学的佳作，完全取材于福音书中耶稣的教诲，又通俗易懂。这非常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
4． 小结
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因之外，很多调查研究都指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下是许多人选择加入基督教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在店子村的表现不明显，但是鉴于本村基督教发展并不迅速，店子村的情况可以作为有社会保障的农村可以有效抵制基督教传播的一个例证。在店子村，60周岁以上的老人都享有老年补贴，而且有新农村合作医疗，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在50％以上。农民种地享有小麦补贴、玉米补贴、柴油补贴等等各种农业优惠政策。即使是信徒老张也在笔者面前夸“政府好，党也好”。老张的这种说法，遭到了村里牧师的驳斥，被认为是一种对教义的“背叛”。政府的任何惠农政策，都是赢得民心的尝试与进步，同时也是对基督教等各种制度性宗教在农村传播的有效抵制。
注释：
① 参见中国基督教网站：http://www．ccctspm．org/
② 金泽、邱永辉 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
③ 刘擎：《基督教的中国步调——专访基督会会长》载于《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第3期。
④ 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
⑤ 参见姚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发展的原因探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⑥ 参见习五一：《福建民间信仰考察报告》http：//myy．cass．cn／news／439110．htm
（作者简介：卢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系2011级博士。）
网络编辑：嘉扉
发布时间：2013-07-31 12: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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