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情：仍处在“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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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可以说是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不谋而合。之所以说是“不谋而合”，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对马克思的这个阶段划分做出准确理解。

　　○认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只是因为我们当时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经济社会不够发达，一旦经济发展了，国家强大了，就应该回归到三十年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上面去。这是一个误区。

　　○我国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进入发展型社会，关注民生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上升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

　　我们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为何仍是“初级阶段”

　　主持人：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指出了两个“没有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温家宝同志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进一步指出了另外两个“没有变”：“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些判断有何针对性？该怎么理解这些“没有变”？

　　陈享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这些判断都围绕如何科学正确地认识国情这个大问题，其中最核心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其他的判断即发展中国家、主要矛盾乃至战略机遇期都跟这个有关联。

　　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包括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现在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一些重要产品产量，如钢铁、电力、煤炭、石油、粮食、棉花等都位居世界前列。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可能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已经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这是很片面的认识。实际上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还很多，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根本改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后列，还存在相当比例的文盲、半文盲人口，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生产力还处在不发达状态。

　　李惠斌（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应该说，近些年来，我们党在关于国情问题上的认识是科学的、一贯的。胡锦涛同志2008年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就提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的论断。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准确地指出了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现实和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进程。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我国现在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党和国家工作中还存在缺点和不足，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风险。解决这些表征着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新课题和新问题，是为下一步的改革提出的艰巨任务，真可谓任重道远。

　　搞规划，搞建设，必须防止两种倾向

　　主持人：科学认识国情是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前提。我们党在这方面有过哪些经验教训？

　　陈享光：确认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我们搞规划，搞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这首先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践证明，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考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主张。

　　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同时也等于告诉我们，我国的社会性质和所处的发展阶段都没有变，否定前者，就会犯右的错误，否定后者，就会犯“左”的错误。如果说右的实质是否定我国的社会性质，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那么“左”的实质是超越阶段，这两种倾向和错误，都脱离了中国实际，都不符合中国国情，因而都将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危害。我们搞规划，搞建设，必须防止这两种倾向。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可以说是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不谋而合

　　主持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对此有没有相关论述？我们该怎么认识？

　　李惠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可以说是与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相关论述不谋而合。之所以说是“不谋而合”，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对马克思的这个阶段划分做出准确理解。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了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其特征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这是一个保留着商品交换即市场经济原则的社会。马克思写道：“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第二，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即所谓等量劳动获得等量分配的原则。由于个人劳动能力和家庭负担的不同，社会在这里存在着收入差距；第三，存在着个人按照自己的劳动获得收益的权利，马克思称其为资产阶级权利。按照韦伯的解释，所谓权利就是“让占为己有的机会”。所以，马克思把权利称之为资产阶级权利，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第四，与按劳分配相对应的不可能是一个在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上表现为“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马克思在批判中先是点出了拉萨尔设想的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劳动资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调节的”。马克思在批判了他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之后，又接着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于是“劳动所得”或按劳分配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在一个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的社会中不可能实行按劳分配原则。马克思紧接着写道：我们所说的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里的意思显然是说，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的所有制方式，而这里还不是。

　　在看了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这四个方面内容之后，我们不能不说，我国30年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实践与马克思的这个理论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

　　马克思同时还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六个不足：（一）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现象还没有消失；（二）存在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三）劳动还只是谋生的手段，还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四）个人还没有得到全面发展；（五）个人的生产力还没有足够地增长起来；（六）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还没有充分涌流。只有在这六个方面解决以后，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出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阶段的到来甚至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遥远的。

　　联系我国的国情，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中有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做出这样一个国情判断，也绝不是一个权宜之计。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与经典作家的思想也是完全一致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上，要澄清三个认识误区

　　主持人：在很多同志眼里，“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是个讲了很多年的老话题，谈不出什么新话来了。看来不是这么回事，还有进一步认真研究和探讨的必要。您认为我们应该着重关注哪些问题？

　　李惠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三个误区。

　　一是认为我们这个初级阶段与马克思讲的“第一阶段”不相干，是第一阶段中的初级阶段。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总是认为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存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个人财产占有方式。这与马克思这里的思想显然是不一致的。我们想当然地以为马克思这里讲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实际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早期一直使用共产主义来表述未来的社会形态，以区别于各种各样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后来则一直使用社会主义，而慎用共产主义一词。所以，《哥达纲领批判》中讲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指的就是社会主义，并且把社会主义区分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当然，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在列宁那里得到了发展。列宁把马克思讲的这两个阶段界定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列宁在发展的同时，也把当时的军事共产主义思想加进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尽管列宁后来提出并实施了新经济政策，试图向马克思回归。但是，这种新经济政策显然是被当成了权宜之计。时局好转之后，新的领导人立即放弃了这种被马克思称为“资产阶级权利”的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经济政策。

　　二是认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只是因为我们当时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经济社会不够发达，一旦经济发展了，国家强大了，就应该回归到三十年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上面去。出现这个误区有两个原因：一是对马克思的理论有误读，二是对目前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满，希望尽早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相信通过时间的推移，这两种想法都会自然消失。

　　三是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过去了，不必要再提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接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或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可以了。

　　这三个误区的共同特点都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当成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权宜之计，对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来说都是有害的。

　　从上面我们对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来看，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是一个从传统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过渡中一个非常长时间的发展时期。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这个时期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经济组织方式。由于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各国所遇到的阶段性特征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时期的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保证社会成员个人能够得到全面发展，个人的生产力能够得到足够的增长，社会集体财富的源泉能够得到充分涌流，用我们党的语言来说，就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全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

　　从世界的情况来看，由于美元地位的变化和由此而引起的世界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我国目前面临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如何抓住这个机遇，推动我国的科学发展，加快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加快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切实解决好马克思说的劳动者个人的生产力增长和全面发展问题，是下一个五年规划即“十二五”规划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工作任务。

　　为什么说我们面临的战略机遇期没有变

　　主持人：前面主要围绕“十二五”时期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发展中国家这三个有密切关联的“没有变”来探讨。下面请谈谈怎么理解“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所说的战略机遇期没有变？

　　张占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首先怎么理解一个国家的战略机遇期？我理解就是指一个国家处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形成的比较有利的发展环境中，处在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机会并对其世界地位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积极影响的特定历史时期。那么，为什么说我们的机遇期没有变呢？

　　从国际范围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表现为：从国际事务的被领导者转变为领导者，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参与制定者，从国际舆论的“挨打”者转变为竞争者，从西方文化的接收者转变为多元化文化的创新者。我国在世界上地位、作用和影响变化愈来愈大。当然这里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我国综合实力的大幅跃升。

　　从国内看，我国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表现为：我国是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拥有内需持续扩大的巨大潜力。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强劲增长的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城乡居民结构加快升级，新的消费热点会不断涌现，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优化、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社会事业发展这些都蕴藏着巨大的需求和增长的潜力。这为经济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快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经济虽然有了较快较大的发展，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又是中国经济保持较快发展的外部压力和动力。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社会政治长期保持稳定，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的正确发展道路。

　　主持人：具体来说，“十二五”时期我们面临哪些机遇？

　　张占斌：我国经济存在“弯道超越”的机遇。全球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意味着世界经济增长进入发展的“弯道”。国际发展经验表明，一些国家在穿越“弯道”后将明显落后，而另一些国家继续保持原来的位次，但可能有少数国家利用“弯道”创造超越机会，在走过“弯道”后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都利用“弯道”超越成功。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世界经济发展体系特别是金融体系存在的严重缺陷，需要对其做战略性调整，哪个国家在此时调整得及时、有效，那么它就可能实现“弯道超越”。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次十分难得的机遇。

　　我国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从总体上讲，我国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分为生存型和发展型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阶段。根据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宏观结构发生的变化，可以判断已发生了转换。进入发展型社会，关注民生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上升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十二五”期间，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是天量的投入，它将促进经济发展模式和实现形式的转变。

　　我国内需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当前，我国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巨大的国内潜在消费市场。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把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我个人理解这是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13亿人口的潜在需求是我国的重要战略资源，其能不能及时有效地释放是能否避免中国落入中等国家陷阱的关键。我们这个条件是发达国家和小国所不具备的，所以未来我国经济最重要的突破是市场规模的突破，即国内消费需求能够实现持续的高增长和结构升级，它与产业升级的结合，将使我国经济显现无与伦比的规模经济效益。

　　我国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城市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包括农民向城市流动、迁移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

　　另外，我国的工业化发展潜力依然很大。这方面有很多文章分析，这里就不具体谈了。

　　在战略机遇期我们面临哪些挑战

　　主持人：“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指出，我们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您认为，在战略机遇期我们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张占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很大挑战。比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困难增大。一是，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能力素质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完全适应。二是，科技创新能力仍旧较低。科技创新能力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因素之一，我国科技发展较快，但与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三是，消费与储蓄关系失调。长期以来，由于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消费率相对较低，储蓄率相对较高。四是，管理体制的障碍。“九五”规划就提出了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十几年过去了，至今仍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个转变。

　　资源短缺正在构成对发展与安全的瓶颈。我国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资源需求巨大。据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矿产资源与中国经济发展》报告指出，除煤炭外，我国主要矿产资源都已告急。油气资源现在储量不足10年的消费，最终储量勉强可维持30年消费。他们的结论是，未来20-30年，中国现有资源将不可持续。当然有一系列对策可以缓解或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些措施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投入。

　　社会公平建设已经成为影响战略机遇期发展的重大课题。现阶段，我国的社会公平机制尚未健全，30多年改革形成的社会不公现象大量存在。现实生活中日益增大的收入差距很多是不合理的、非规范的、非法的。尤其在初次分配领域，存在许多不平等竞争，最为突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垄断，市场秩序混乱中的制假售假、偷税漏税以及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寻租设租、钱权交易、贪污受贿等各种形式的腐败。如何消除这些社会不公，是在机遇期内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