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燕平：关于国情调研的思考

　　在我看来，深入细致的国情调研是构建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基础。因为再精致的模型、再合乎逻辑的理论在应用上都不应该是简单的模仿和重复，而必须是建立在本土的基本事实和实践实验的基础之上，在这一点我有深刻体会。我走进西海固地区不像有些人说的是凭一时的政治热情，而是从宏观到微观延续我博士论文中探讨的问题。我的学术专著《山村的守望》无论是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地调查的方法都是我的博士论文《从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教育结构分析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延续。

　　2003年春节期间我第一次走进西海固非常震撼，我亲眼看到的农村和书本上写的、平时议论的农村有着很大的距离。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个人的认知能力太有限了，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就无法了解中国的国情，就无法研究差距问题。而事实上，只要你能够走下去，深入进去，静下心来思考，就一定能出研究成果。因为对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社会就是最好的教科书。

　　知识分子要深入实地

　　现在，我们国家亟须壮大公共知识分子的队伍。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是了解国情的、对广大民众有感情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代表国家利益和弱势群体利益的。这支队伍不仅要在学养上有深厚的基础，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还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支队伍在认真把握国情的同时，不仅要敢于面对问题、及时地发现问题、大胆地提出问题，还要能够有勇气正视问题、有能力回应问题。

　　现在，不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不愿意深入到基层，只是凭电脑、凭书本知识、凭想当然写文章。我走进西海固的骆驼巷村时，当地农民说是前所未有的。我当时在那里做课题挂职宁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掌握一定的资源，但是到后来5人的课题组变成我一个人。结果课题从收集第一手数据到表格的磁盘化，从思考到成文，完全是由我一人独立完成的。现在我每次下乡都会有人对我说：“林老师，我这次带你去一个更震撼的地方。”但是，每一次下去都是他们被我掌握的情况所震撼、所教育。眼下不要说城市的人不下乡，就是从乡下走出来的人也不下乡了，这是一个值得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反思的问题。

　　与中国具体实践接轨

　　我们现在有不少人热衷于和国外接轨，而往往忽视了和中国的实践接轨，动不动就用西方现成的理论和模式解释中国的社会经济现状，这种跟着外国人跑的研究反而被国际学术界看不起。对于很多西方的学者来说，西方的理论和模式他们并没有什么兴趣，不少是老生常谈，他们更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为什么变化，关注中国学者建立在中国本土的基础上研究出来的成果。而非常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建立在中国本土基础上的研究还非常薄弱，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

　　现在，“中国模式”成为国际国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什么是“中国模式”？需要冷静地思考和研究。我以为，如果要探讨“中国模式”，首先就离不开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现状，如果连中国的社会经济现状是什么样都不清楚，何谈“中国模式”？要研究“中国模式”也离不开研究中国现有的国家体制。历史为什么选择了共产党？在中国的土壤上为什么国民党失败了？当前如何解决“权力寻租”等问题？这些中国本土化的东西，需要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己去认真地研究。

　　关于“配第法则”与差距问题

　　正是多年的实践让我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比如，在西方发达国家被验证的“配第法则”，对中国和印度这样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的人口大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不可否认，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分量不断下降，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对于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今后的经济怎样发展，农业人口怎样减少，都不可能也绝不能像现在的日本。

　　现在日本只有2%左右的农业人口，大部分农产品都要靠进口，这对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从保障国家的发展、稳定、安全来说，我国的农业人口始终会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至于到底应该是多少，可以在今后的实践中探索。我们切忌简单地认为农业人口越少越好，城市人口越多越好。在整体经济还很落后的现阶段，更不能在加速城市化建设中大量牺牲农民的利益，甚至把滞后农村的基础建设和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代价。因为社会成本和社会代价往往是用肉眼看不见的，一旦付出，是用多少钱也挽回不了的。

　　年前，我收到日本富士施乐小林节太郎奖学财团寄来的年报，因为我读博士的时候获得过该财团的资助。对话的主题是“谋求新的资本主义——公益资本主义的设想”。金融危机以后，很多国家都在反思美国式的发展模式，也包括美国自身，而我们却依然抱着发展经济至上、GDP至上的思路不放，特别危险的是把增加农民收入、城市化看做是解决“三农”问题唯一的办法，而忽视了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社会上、精神层面上的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体作用。

　　纵观世界的发展格局，“南北问题”始终是“全球一体化”不可逾越的障碍。从20世纪50年代“南北问题”的提出；60年代对“南北问题”的广泛关注，70年代“南北问题”的尖锐化，80年代南北之间交涉的开始与停顿，90年代寻求南北对话的摸索与尝试，都没有能够扼制住“南北” 差距的继续扩大。在21世纪的今天，政治冲突、文化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等不断加剧，这些冲突要远远大于经济冲突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不言而喻，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种族的尊重，要远比物质上的援助更为重要、更为深远。

　　同样，我们也面临着国内“东西差距”的问题，尽管它与世界的“南北问题”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这个与自然地理、文化、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与问题，显然是不可能单纯地依靠经济手段或物质援助来有效地解决的。实践证明，像西海固这样的贫困地区，迫切需要国家政策的倾斜，让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接近城里人的生活水平。

　　网络编辑：王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