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全民所有制一起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集体经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本质是生产资料掌握在部分劳动人民手中。这是劳动者当家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标志，也是促进生产力发展、使劳动者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根本条件和前提。在我国农村，各种形式的集体经营和合作经营，是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之一。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规定：“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并提出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等、企业经营等多种农业经营方式。
根据世界农村发展的经验，让更少的人经营更多的耕地，农业的效率和经营者的收入肯定都会更高，但与此同时，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也必须考虑如何使更多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因此，确定合适的经营方式，应当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放在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的大背景下来统筹考虑。本文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主体的发展情况。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主体的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适应不了中国农村发展的差异、不平衡的状况，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单一经营体制被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打破。
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最为普遍的一种实践形式。“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核心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形成以集体所有权为基础，发展各类集体层生产经营，尤其是公共服务型经济，使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同大市场实现对接。即农户分户耕作，集体统一服务，“统”与“分”有机结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产经营之中。
这种体制，坚持了基本农业生产资料（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根本性质，同时其落实到每户的土地承包形式体现了在所有权面前的平等性，并明确了一定的产权、责任和利益分配关系，使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采取了新的结合形式。这种体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总的来说促进了我国的农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了一段时间内这种集体经济实践形式的有效性，适应了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
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12年底，我国农村承包集体耕地的农民家庭约2.3亿户，目前仍在耕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家庭约1.9亿户，他们经营的耕地面积(包括流转来的耕地)，占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92.5%。这表明，农民家庭仍是我国农业中最主要的生产经营主体。
但是在实践中，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也存在问题，主要的就是以分为主的统分结合或有分无统的类型，其共同点是集体积累较少，力量较薄弱，因而在实践中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一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家庭承包经营在大多数地区往往成了以户为单位的个体经济，这与农村生产社会化、专业化、商品化趋势不相适应。具体表现为：农户经营规模过小，经营方式过于分散，生产经营信息不灵通，土地难以合理集中，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不易推行，农业集约化程度非常低；另一方面，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两个层次发展失衡，存在只“分”无“统”的不良倾向，“统”层的功能弱化甚至缺失。主要表现为：一是集体财产权归属不清，缺乏规范；二是集体统一经营流于口号和形式；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制度不科学，缺乏科学的管理约束机制；三是集体经济没有实力，集体资产流失严重，自有资金拮据，无力组织农村基层设施建设，无法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等各种形式的配套服务，处于“空壳”状态，是导致各地向农民乱摊派、乱收费和农民负担重的重要原因。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对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和实施上的错位。在家庭联产承包之初，许多地区认为包干后没有必要保留公共积累，对过去的集体资产分得越彻底越好，导致集体经济发展失去了物质基础。同时，由于人民公社时期的错误，使人们对集体经济丧失了信心，把集体经济等同于大锅饭，从而只重视家庭经营而忽视集体经营，导致了执行中的偏离，其结果是只有家庭单一经营而没有双层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失去了应有的经济功能。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市场主体地位的逐步确立，分散的家庭经营日益无法适应变化多测的市场需要，暴露出农户小生产不适应大市场的局限性。通过广大农户的联合与合作实现规模经营，有利于克服家庭分散经营的局限，成为农户应对市场风险的有效途径，由此集体经营、合作经营就获得了探索发展的契机。
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当时一些副业比较发达、集体经济积累比较丰厚或者地广人稀的村庄，根据村集体的实际情况，没有实行包产到户，而是坚持走“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路子，如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河南省新乡县的刘庄村、黑龙江省甘南县的兴十四村，等等。还有一些村集体在当时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后来又根据村里经济的发展情况，将土地及村办企业集中到村集体，进行统一经营和管理，如河南的南街村。
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专业化农户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对合作组织进行了探索，并在国家有关部门政策的进一步扶持下，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联合购销组织”、“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研究会”“联合体”、“服务公司”等命名的合作组织不断出现。对此，1983年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文件中指出，“适应商品生产需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进一步提出，“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1986年1月，原国家科委、中国科协联合提出把支持、推动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发展和提高作为农村科普工作的重要内容。1990年，原国家科委出台《农业技术经济服务合作会示范章程》，并在青海等省进行试点、推广。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规定把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合作社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形式之一，并要求各级政府给予支持。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6年末，农民合作组织日益多样化，迎来了发展活跃期，政府加强政策支持、发挥部门作用、组织试点和制定示范章程等的多种指导扶持，促使农民合作组织呈现出范围扩大、业务拓宽、功能增强的发展势头。1994年，中共中央4号文件强调“要抓紧制定《农民专业协会章程》，引导农民专业协会真正成为民办、民管、民受益的新型经济组织”。与此同时，国务院明确农业部作为指导和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行政主管部门，同年农业部完成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示范章程》的起草工作。进入新世纪尤其是伴随2003年《农业法》的施行，农民合作组织进入加速发展阶段。2005年，农业部制定并颁布《关于支持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意见》，提出大力促进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同年，农业部公布了扶持143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示范点，同时确定北京、吉林、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山东、河南、陕西、宁夏、四川和青岛等为试点省市，等等。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于2007年7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为农民专业合作社长期以来“没户口”、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经营活动受限等突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依据。
自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实施以来，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重点的农民合作组织进入规范发展阶段，党和国家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思路和措施的进一步明确，即通过立法规范、政策支持、示范引导和财政扶持等，使农民合作组织呈现出迅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合作组织的活动地区、范围逐步打破传统社区限制，出现了跨乡、跨县经营的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合作组织。对此，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农业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技术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2010年12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策，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基层党组织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来抓，着力破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难题，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提高村级组织服务群众的能力。”2013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一号文件要求把专业合作社作为集体经济的一种新的实践形式，大力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鼓励农民兴办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多类型合作社。”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不仅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还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目前，在广大农村，广泛存在的家庭分散经营与少数的“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集体经营并存，同时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出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的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等形式。
1.集体经营
经济学完全或纯粹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经济，是指生产资料归部分劳动者集体共同所有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并在分配上实行多种形式按劳分配。其严格的经济本质规定性是“整体所有、自主决策、联合劳动、按劳分配”。[①]
集体经营模式的特点是，所有村民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及村办企业等归村集体所有，由村民委员会代表全体村民履行所有者职能，实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始终以村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和较高的社会福利制度，既承认劳动差别又避免了贫富差距；村民精神风貌积极向上，普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村集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涌现了一批与市场经济结合和管理水平很高的集体经营模式——“完全集体经济模式”，如南街村、刘庄、竹林、华西村、兴十四等都是走“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些实行集体所有制统一管理的市场主体的共同特点，是一种农业专业化的生产，而且都有比较发达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相结合。
据不完全统计，各地仍对农业实行由集体统一经营的村、组约有2000个，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②]
2.合作经营
适应市场竞争和农民组织起来的需要，对于我国这样家庭经营规模非常小的农业大国来说，合作经营伴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进程，出现了多种合作经营模式。
（1）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这种组织作为劳动者的横向联合，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成为农民合作经营的重要形式。目前，全国已发展起农民专业合作社68.9万个，入社成员5300多万户。[③]仅江苏省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经工商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5.1万家，登记成员913万户，入社农户比例达到61.4%，出资额1166亿元，基本实现以高效种养为主的产业环节全覆盖，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区域全覆盖。安徽省各类农民合作组织超过30000个，实有成员数达到260多万人（户），其中服务类合作社3088个，涉及种、养、加、销和农机、植保服务等多个领域，全省95%以上的种养业专业合作社为成员户提供多种形式的技术推广服务。
除了农户之间横向一体化的专业合作模式外，还出现了在此基础上的“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公司”的合作经济纵向一体化模式。安徽省宿州市探索出了“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产业联合体运行主要模式。产业联合体各方通过签订生产服务合同、协议，确立联合体各方的责权关系：农业企业以优于市场价负责农产品收购，提供农业生产资料，制定农业生产标准；合作社开展技术指导，为家庭农场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程服务；家庭农场进行土地流转，按标准做好农作物适度规模种植。最后，通过生产效益的合理有序分配，三方建立利益共同体：农业企业通过减少农产品采购环节及加工增值提高效益，通过规模采购供应农业生产资料获取差额利润；家庭农场通过提高产量、优惠价格和降低生产资料及农机作业服务成本增加收入；产业类合作社统一组织销售产品，龙头企业按照销售数量给予相应的提成；龙头企业在向合作社社员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过程中，让利一部分给合作社。服务类合作社以低于市场价格为联合体的家庭农场提供农机、农技等服务，依靠规模服务获取相应利润。淮河粮食产业联合体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联合体于2012年7月组建，经过一年多发展，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目前由淮河种业为龙头，淮河、惠康等5家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和13个家庭农场组成，联合体成员拥有各类农机装备380多台(套)，流转土地面积7600余亩，小麦良种繁育达3万亩，带动农户4000余户。产业联合体将农业企业的市场加工优势、合作社的组织协调优势、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优势通过‘一体化’的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对三个经营主体进行了优化组合，增强了内生活力，又兼顾三方利益，实现共赢。
专业合作社是农民走向联合的开始，是农民适应市场需要的产物。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助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是农民走向高水平联合的开始。
（2）股份合作制
股份合作制是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中创造出来的，是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与劳动联合相结合的产权组织形式，是集体将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兴办乡镇企业，农民既是企业所有者又是企业劳动者，既利用农户零散资金办一些单独办不了的事，又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收入。股份合作制包括两种：社区型股份合作制和土地股份合作制。
社区型股份合作制
农村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是以原社区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单位，在不改变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把社区内集体经济财产部分或全部地折股量化到每个成员头上，并参照股份制的治理结构成立股份合作组织，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民主管理，按股分红。这种模式以广东农村社区型股份合作制为典型，最早源于珠江三角洲。
广东农村社区型股份合作制，分为社区组织类型的股份合作制和社区企业类型的股份合作制两种类型。社区组织类型的股份合作制又可分为社区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和社区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两种类型。社区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和社区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一般实行统一核算，而社区企业类型的股份合作制一般实行独立核算。
在推行农村社区型股份合作制过程中，广东各地创造性地把股份制引入合作制，形成了符合本地实际的股权设置及处置方式。社区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的股份，一般设置集体股、个人股（合作股）和募集股；社区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规定土地股只按农业人口无偿配给，不得转让、买卖、退股和抵押；社区企业股份合作制的股权构造及处置，基本与社区集体经济股份制的股权构造及处置相同，两者只是分开核算而已。新办的社区股份合作企业，集体股与个人股的比例完全由出资额决定。个人有钱可以多认购股份，但不得突破规定的最高限额。股份可以继承、转让、赠与和抵押。
土地股份合作制
土地股份合作社是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混合而成的一种农村经济形态。它往往采用土地股权合作制方式，以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为基础；鼓励农民所承包的耕地、山地、山林、水面等土地资源作价入股，明确其农民集体所有的性质；农户在土地股份合作制中拥有的土地资源股份不能买卖、转让或抵押；农户迁出社区时则由集体收回股份，以保护本地区农民生存权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这种模式原来以上海松江合作农场模式为典型，最近几年以成都市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为典型。
上海松江地区大胆探索土地使用权有偿流转的新机制，按照“两权分立、价值显化、市场运作、利益共享”的原则，允许农民通过转包、转让、互换、入股等方式，出让承包权，让全区土地“活”起来，逐步向合作农场等集中，以街镇为基础，在逐步完成撤村撤队工作后，建立镇级农民集体经济联合社，让本地农民成为联合社成员，充分享有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权和收益分配权。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农户把自己的土地经营权或使用权交给镇集体经济联合社。镇级农民集体经济联合社作为独立的法人，负责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重点做好以土地为主要载体的农民集体不动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松江区的农村集体资产改革主要有两种模式，即：城镇化地区，成立一级（镇或街道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称为“镇农村集体经济联合社”；农业、涉农地区成立两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是村级集体经济合作社，二是镇级的农村经济联合社。村级集体经济合作社的集体资产，统一委托镇级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经营和管理。
成都土地股份合作社从2011年开始出现，目前在全市许多县市都有，其中以崇州市推进力度最大、数量最多。据崇州市统筹委提供的资料。到2011年。崇州市成立粮食种植土地股份合作社280个，入社农户1.18万户，占该市土地承包户的7.7%；入社土地3.73万亩，占该市承包地的7.2%。[④]在成都，土地股份合作社是在一个村民小组或村委会范围内，若干农户按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引导不愿种田或不想种田的农户将承包土地经营权折服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由土地股份合作社安排入社土地的经营与分配以及指派经理人管护的一种制度安排。土地股份合作社具有以下优点：一是实现了农业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二是对农业经营活动更加专业管护；三是土地股份社在生产资料的购买、服务的获得以及农产品销售上与小农比，具有规模优势和谈判能力，能带来成本的节约和销售的更合意价格，因而能提高单位土地利润。四是土地从单家独户向股份社集中后，有利于提高社会化服务的效率。总之，从成都的试验来看，土地股份合作社可以节约成本、提高规模效益、增加产量，实现农户土地分红与经理人收益增加双赢。
这种模式既不同于国外和台湾地区建立在土地私有权基础上的合作农场，也不是标准的集体经济模式，而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再出让，是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的混合模式。这种模式与我国许多农村地区将土地使用权流转给私人公司不同，而是走股权合作化道路，是合作社的一种特殊形式，既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又能体现共同致富原则，具有特殊的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政府应该鼓励其发展，可以促进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发展。
二、已有发展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主体的优势和特点
1.集体经营
这种实践形式在改革开放前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唯一实现形式。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后，绝大多数农村放弃了这种模式。但极少数农村充分发挥这种模式的优势，在本村带头人的带领下，积极挖掘本地资源，找到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壮大起来，成为我国农村中最早初步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村庄。
这种集体经济模式的基本经验为：
一是集体所有加统一经营。首先，注重加强对干部群众的宣传教育，使人们充分认识到集体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机理。其次，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增强集体经济的凝聚力和示范效应，逐步扩大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吸引力。再次，不断增加集体积累，提升集体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第四，在坚持集体所有的同时坚持集体统一经营。村集体对外都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参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对内则是一个“大工厂”，由一个统一的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计划、统一投资、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统一使用人财物。
二是实行按劳分配加福利供给制。村民之间的货币工资收入差距较小，同时集体承担日渐增多的生活用品的供给以及其他如医疗、教育、文体等福利。
三是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农工商一体化和第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
四是坚持思想道德教育，实现集体主义与农村优秀传统道德相结合。
五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带领作用和党员的带头作用，实现党的领导与农民民主的有机统一
这种完全集体经济模式的存在和发展充分体现了集体经济在使人民群众走上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不可比拟的优势。
这一模式的特点是，所有村民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体化，土地及村办企业等均归村集体所有，由村民委员会代表全体村民履行所有者职能，实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始终以村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和较高的社会福利制度，既承认劳动差别又避免了贫富差距；村民精神风貌积极向上，普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村集体。
河南省刘庄村依靠集体经营模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走出一条就地新型工业化之路，实现了全村农民的共同富裕，农民每户有472平方米的别墅，享有几十项福利。河北省晋州市几十年坚持乡核算、统一经营，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3万元，另外还享受11项福利，真正实现了共同致富、均衡富裕。
集体经营模式的最大优势能够体现共同致富的原则，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3.合作经营
这种经营形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越性：第一，可以提高农户经营的比较效益，保护农民利益；第二，可以降低农户的市场交易费用；第三，可以降低农户参与市场的风险；第四，可以提高农民对经济的参与程度、关心程度和监督力度，充当政府与农户之间桥梁和纽带，是“统”与“分”协调发展的有效组织形式之一。总之，农业合作化可以推动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增强农民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应对农业市场化、国际化的挑战。从国外经验看，以家庭为主的农场，随着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农民以合作制的方式组织起来适应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市场经济，成为一种趋势。具体来说：
农民专业合作社
充分发挥其连接农户、企业和市场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把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有效抵御市场风险，克服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加快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符合当前农民的生产需求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并且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如山西省灵丘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提升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增强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推动了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不仅有效降低了产品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而且使合作社社员通过盈余分配、股金分红、二次返利等方式直接增加收入。山西省灵丘县赵北丰产马铃薯优种培育合作社带动赵北乡1400户农民连片种植种薯1.6万亩，总收入达1837.5万元，向社员返还盈余673.75万元。
社区股份合作制
社区型股份合作制的特点有：第一，社区性，维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即原生产大队、自然村、生产小队的社区特点；第二，以合作制为主体，兼具合作制和股份制的特征。以合作制为主体的主要体现在：一是组织载体为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二是目的在于改善本社区成员的生产、生活条件，不像公司制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三是股份形成在范围上是封闭的，在对象上是指向的，在数量上是有限制的，其股东资格不向社会开放，股权流动性很弱；四是社区型股份合作制的所有者同时又是经营者、劳动者，并未真正走向股份制“所有权委托”和“经营权委托”的双层委托。兼有合作制和股份制的特征在于：重大问题决策继续实行合作制的“一人（户）一票”制；在收益分配时基本实行股份制的“按股分红”。第三，具有发展集体经济和服务社会管理的双重职能。社区型股份合作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集体经济，同时运用股权的配置和分红等经济手段服务于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管理等社会管理和社区管理。第四，不同股东的股份含权量不同：社员股东（即户籍、工作及生活在本社区的股东）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参与决策权及其他权利；社会股东（即户籍、工作、生活已不在本社区的股东）则仅享有收益分配权。
农村社区型股份合作制的推行，将集体资产转变为股权、将集体成员转变为股东、将共同共有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转变为按份共有、将传统集体经济组织转变为具有市场竞争主体地位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和农业人口的合理转移，促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农村集体资产和农民收入增加，促进国家政策落实和农民道德观念提高，促进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这个模式后来在全国得到比较普遍地推广。
土地股份合作社
具有以下优点：一是实现了农业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二是对农业经营活动更加专业管护；三是土地股份社在生产资料的购买、服务的获得以及农产品销售上与小农比，具有规模优势和谈判能力，能带来成本的节约和销售的更合意价格，因而能提高单位土地利润。四是土地从单家独户向股份社集中后，有利于提高社会化服务的效率。总之，从成都的试验来看，土地股份合作社可以节约成本、提高规模效益、增加产量，实现农户土地分红与经理人收益增加双赢。
三、当前发展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主体的问题和困难
1.集体经营
当前全国集体经营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有：
总量少
“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村庄总量少，而且分布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沿海、大中城市近郊。“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村面临着能否可持续发展和内部治理结构完善问题，如何防止错误决策和培养接班人问题。有集体经济的村相互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城镇近郊的村集体经济状况普遍好于远郊的村子。
资金缺乏
全国多数村庄缺乏收入来源，资金短缺成为集体经济发展的“瓶颈”。课题组调查显示，约69%的受访者认为发展集体经济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政府鼓励，有资金支持。近年来，各金融部门的风险意识不断加强，贷款难的问题普遍存在，农村靠贷款创办集体项目的难度加大。此外，部分村级债务沉重，给发展集体经济背上了包袱。据延安市农业局2005年调查统计，全市仅村级债务就达9260.35万元，每村平均2.74万元。少数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村庄，负担过重，由于承担了过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职能，如养老、医疗、幼儿园等公益建设，负担过重，影响了扩大再生产，影响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集体积累缺乏有效保障机制
农村集体积累缺乏有效保障机制，导致集体积累严重不足。一是对村集体资源缺乏有效开发手段，致使许多村庄守着资源却受穷。二是集体收益没有保障。根据宪法规定，农村土地等资源归集体所有，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得不到体现。如在土地征占用补偿费问题上，“分光用光”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村把城镇建设、石油开发、过境公路建设征用的土地补偿费、青苗费等平均分到户。有的给集体经济留一点，有的一点也不留，花光用完。三是集体资金管理混乱。有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财务管理方面的制度不健全，实行“家长制”管理，集体土地、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管理权集中在村主要干部手中，群众无法真正监督。少数村干部贪占挪用公款，或用公款请客送礼，或盲目投资搞项目，结果“富了和尚穷了庙”。
农村集体经济带头人匮乏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一定要好的带头人。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村庄，大都有一个或几个能人的带领。这一点的重要性在问卷调查中也得到证实：70%的人认为是村里干部带好头是发展集体经济最重要的条件。但是，全国大多数农村缺乏发展集体经济的带头人。一是不少村干部思想僵化，观念守旧，跟不上市场经济的新形势，缺乏开拓创新精神，没有发展集体经济的能力。他们往往过多强调客观原因，“等靠要”思想严重，存在着“小富即安”的想法，集体资产管理的目标仅限于“守住家业”，对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缺乏信心和办法。二是农村的很多能人也不愿意搞集体经济。在调研过程中，经过个别访谈，一些人向课题组表达了他们的想法：集体经济不好搞，困难大。要干出事情来，需要担风险，而且总会有人说三道四，不如自己干痛快。三是由于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农村能人外流。很多有一定知识和能力的人往往选择外出打工，一般很少愿意留在本村。依靠老弱病残是难以发展集体经济的。因此，全国目前发展集体经济面临的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带头人极度缺乏。
农民集体主义观念淡化
农民是一个集劳动者和小私有者于一身的阶级。既存在要求走集体致富的要求，又有个人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对农民的集体主义教育弱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集体意识日渐淡薄，认为搞集体经济赚了是自己的，亏了是大家的，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热情不高。农民的个人主义得到强化。少数群众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膨胀，私心较重，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与自身利益，不能顾全大局，为集体、公益事业不愿让自己的利益受点滴影响，经常为土地、邻里界限闹矛盾、引争议，阻碍国家建设和集体事业发展。个别人无理上访、缠访，导致新农村道路修不通，公益设施没处建，伤了干部和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的心，增大了发展集体经济难度。这为否定集体经济的人提供了借口。
发展集体经济外部环境不利
从总体来看，当前集体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利，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和有利的舆论氛围。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但总体来看，对农村集体经济一直缺乏持续的、有效的、具体的政策支持。同时对集体经济存在错误定位问题，仅满足于公共积累的增加，担当公共服务的角色，为农民提供服务。目前许多地方发展集体经济，主要是解决村集体公共经费不足问题，特别是组织部门把发展集体经济作为解决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活动经费的途径，政府农业行政部门基本上没有采取具体措施去发展集体经济，更没有将集体经济作为农民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径。中央文件中虽然提出要重视集体经济的发展，往往是原则性提法，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政策支持。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不少干部提出重视集体经济，需要国家在政策上进行大的调整。
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社会舆论对集体经济采取了漠视的态度。特别是对一些依靠集体经济致富的明星村，采取了丑化、乃至妖魔化的做法。这种社会舆论使坚持集体经济发展的村庄面临十分不利的舆论环境。
2.合作经营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集体经济实践形式。现有的专业合作社大部分组织起步晚，起点低，数量少，覆盖面窄，规模小，竞争力不强，合作水平低，规范性发展不足。内部治理多数不健全，为农民服务能力弱，服务带动力不强。总体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这种低水平的集体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离高水平的集体经济还任重而道远。
经营主体的规模和实力不够，运行不够规范。一是多数合作社规模较小，稳定性较差，影响力不强，带动能力弱。山西灵丘全县567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较好的占26%，基本能正常运行的占45%，还有29%的合作社只在形式上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仍处于“低、小、散”的状态，特别是季节性经销组织较多，能带动和振兴一个产业的大规模合作社少，更缺少跨区域、多行业联合组建的有较强实力的合作社；二是内部管理制度和章程不健全，许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靠个人的权威来维持管理，靠领办人个人的能力经营运作，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管理运行不规范，收益分配和监督保障等机制不完善。
资金欠缺，自我发展能力差。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乡村筹办和大户带头组建的占多数，资金来源主要是个人出资、社员集资和农民入股等方式，实力弱、抵御风险能力差、发展后劲不足。农民专业合作社没有财产和资金，开展共同经营活动的较少，带动能力相对较差。虽然这几年各级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视程度有所加强，但国家支持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一些建设项目没有优先安排合作社实施，金融扶持的优惠政策只有个别合作社享受，且资金量太少，资金短缺问题已成为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因素。
受内在制约，开拓市场能力弱。由于受资金短缺、经营规模小、人才缺乏等因素的制约，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化程度低、科技含量不高，经营管理水平差，市场竞争能力弱。还只停留在信息服务、技术咨询及初级产品包装、销售的层面上，而真正能进行深加工、精加工等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很少。山西灵丘县仅有9家合作社的产品注册了商标，且品牌的市场知名度不高，获利能力不强。合作社的组织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服务层次普遍较低，缺乏适应和开拓市场的能力，市场竞争力弱。
贷款融资难，影响合作社规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虽为法人，但在贷款融资方面存在着贷款困难，至今金融部门未向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过专项贷款。主要原因是：入社农户本身收入较低，出资有限，自有资金不足，在争取金融部门贷款时无法提供有效担保。同时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必须考虑风险防范工作，而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风险补偿机制尚未真正建立，从而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规模。由于缺乏资金，难以实现规模经营，缺乏发展后劲，严重制约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截至2012年底，全县567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入社人数在20户以下的占到了82%，发展规模小、示范效应不明显，加上经营结构相对单调，市场抗衡的能力明显不足。
人才匮乏，管理制度不健全。处于发展初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最需要的是带头人、经纪人、财务、营销、经营管理5种类型的人才。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遍存在人才缺乏，劳动者素质不高，科技和管理创新弱的问题，从合作社目前经营状况来看，还没有经济实力聘请各类专业人才，加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对内部不盈利的特性，难以对各类人才形成真正的吸引力。人才短缺直接导致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能规范经营，内部管理不规范、制度设置不完善、决策不民主、财务制度不健全等种种不良现象，制约着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四、国外发展集体经营、合作经营经验的启示
合作经济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国际合作社联盟关于合作社的定义为：“合作社乃是社员为满足其共同的经济、社会、文化的需要和愿望而自愿结合的。共同拥有和民主管理的自治团体。”[⑤]从世界实现农业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合作社是分散的农户联系家庭经营与市场之间的主要桥梁，是农民组织起来与政府谈判、与公司等外部组织联系的主要纽带。在欧美发达国家，90%以上的农户都加入了合作社；在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入社农民也达30-60%。集体经营虽然在国外很少，但又少数国家存在集体经营的模式，最为典型的是日本的山岸会和以色列的基布滋。
1.合作经营主体的典范——西班牙蒙德拉贡联合公司
西班牙蒙德拉贡联合公司（MONDRAGON CORPORACION COOPERATIVA，缩写为MCC.）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企业整体绩效水平最高的典型性工业合作制企业集团，被国际众多学者誉为“世界当代合作社的成功典范”。其成功的法宝在于将合作制与股份制优化组合，推行“合作社原则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统一”，解决了合作制发展中的世界性难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市场经济导致两极分化的弊端。2009年，MCC总资产高达33334亿欧元，总营业额为13819亿欧元，总收入达到14780亿欧元。[⑥]已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最大的合作社集团。这个集团业务范围很广，不仅生产自行车、巴士、电梯，还经营超市、银行、保险公司、大学。其经营理念体现在“合作，参与，社会责任，创新”的企业价值观中。该公司的核心目标是合作社原则与市场经济有机统一，其合作社原则是：民主管理，创造就业，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公司下设金融、产业、分销以及社会和管理部门、科研教育机构、支持性实体和海外机构。MCC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它的活力、成长、以及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影响可以说是空前的。西方一些研究性著作指出，无论同世界最大500家企业相比，还是同中小型企业相比，这个合作社集团都更有生气、更能够赢利，其失败率几乎为零。它的声誉已传遍世界，类似的模式也在英格兰、威尔斯、与美国发展起来。
国外的合作经营包括集体经营主体发展的启示，发展合作经营主体，是弱团结起来应付市场挑战和与资本抗衡的有力武器。从国外合作经营主体的经验来看，由农民拥有并控制的合作社，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服务价值，可以应对和解决政府和市场失效问题，可以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提供农民需要的各种服务；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和健全的内部治理机制对农民合作组织的成功非常重要，是合作社持续发展的基础；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政府机构和社会的支持是合作社发展的重要条件，其中政府要制定合作组织的法律规定，制定政策和计划帮助合作组织成功地开展活动。这些对未来我国大力发展合作经营、集体经营都有重要的启示。
2.国外集体经营的代表——日本山岸会
在日本农村，有一批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他们按照社会主义的若干理念，在农村进行了多年的集体经济实践。这就是日本的山岸会。由于山岸会的若干原则与中国集体经济有一些相似，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有多名研究人员多位成员曾经访问过山岸会。2013年5月17日-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访日代表团的赵智奎研究员、龚云研究员、王永浩博士访问了山岸会总部——丰里实显地和发源地——春日山实显地。
代表团考察山岸会，受到了山岸会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国际部的冲永和规、雅子夫妇亲自到车站迎接。蔬菜部的长泽文则、冲永雅子一直陪同参观。代表团参观了丰里实显地的养殖场、食堂、建设设计事务所等地方，还在食堂亲自体验了一起吃饭、休闲的情景。5月17日晚上，在冲永和规家里，与冲永夫妇、后藤健等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对山岸会的理念、运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5月18日早晨，代表团又到山岸会菜地、菜市场进行了体验。同日上午，在冲永雅子女士的陪同下，考察了山岸会的发源地——春日山进行了参观，拜谒了山岸先生的墓地，与山岸先生的老同事进行了交流。
对山岸会的考察虽然只有一天半时间，但山岸会对平等、自由、全面发展理念的追求和实践，特别是共同所有、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没有私有观念，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日本这样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山岸会能够存在50多年，在全日本有二十多处实显地，在全世界有6个实显地，这本身就说明集体经营作为一种模式，在国际上也是有同样的例子的。
五、进一步发展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主体的思路和财政金融政策建议
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发展集体经济。邓小平同志历来主张我国的农业最终要发展集体经济、实行集体化。早在1980年他就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⑦]后来他又说，“在农村，我们终归还是要让农民搞集体经济。”[⑧]目前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正确的，但是“将来还是要引导到集体经济，最终要引导到集体经济。”[⑨][⑩]对于中国农村的改革，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两个飞跃”的思想。
农村发展农产品生产和销售合作，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现象和趋势。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民合作社都受到广泛重视。目前，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农民合作社。在发达国家，农民普遍参加合作社，美国5/6的农民参加各类合作社，法国4/5的农民参加农业流通合作社，荷兰农民生产的产品80%以上通过合作社销售，日本农民几乎百分之百参加合作社，合作社已经成为农民依赖和依托的主要经济组织。特别是在人多地少国家或地区，农业合作十分发达，合作社在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在荷兰，3个奶类合作社的经营额就占领了全国80%的牛奶供销市场，2个合作拍卖行几乎销售了全国所有的花卉，1个淀粉用马铃薯合作社占领了全国100%的市场，1个种用马铃薯合作社在全国市场中占有70%的份额。通过合作社的生产和技术交流、加工、销售活动，使农户与合作社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有效提高了农业的竞争力。这些经验为我国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提供了很好参鉴。
针对当前农村集体经营、合作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了实现我国农业发展的双重目标，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要求，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提高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重要性的认识
要充分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性，增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信心。集体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农村非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依靠，是实现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基本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执政的经济基础，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2．加强对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领导，齐抓共管
加强对集体经济的领导，成立全国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领导小组，改变目前对集体经济发展存在的放任自流状态。建议有关部门起草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文件，核心是如何实现小平同志的第二次飞跃思想。全国成立集体经济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由中组部、财政部、农业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等单位组成。建议国家统计局、农业部调查全国坚持集体经济发展道路的村庄的具体情况。
2008年4月24日至25日，嘉兴市政协委员们建议，各级都要建立由农办牵头，农业、科技、财政、税务、人民银行、银监、供销联社、信用联社等单位组成的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联席会议，加强对工作的协调、指导和服务，逐步形成“条块结合、横向联合、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
3．加大对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政策扶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国家应该制定发展集体经济的一系列具体可操作的法律政策。
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体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法人”定位。
国家应该在银行贷款、税收、技术、项目、人才、干部、舆论等方面支持各种形式集体经济发展，为集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与制度环境。
4．采用多种途径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
（一）充分肯定和壮大“完全集体所有制”
国家应该宣传、鼓励、支持那些坚持走集体致富道路的“完全集体经济模式’,并鼓励在条件合适的地区推广这种模式，从而促进农村的长远发展，最终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
要深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坚持走“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道路成功的村庄经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是一种高水平的集体化，是集体经济最经典的实践形式，是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应该深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实践形式的成功经验，在条件适合的农村集体推广这种模式。针对这种实践形式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帮助解决。
（二）切实发展统分结合的集体层经营
一是集体层经营的具体形式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尤其应该在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产业化等方面发挥“统”的主导作用，可以实行集体独资模式，可以搞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发展集体产业。
二是要以增强集体层的经济实力为目标。既要加强农村现有资源、资产、资金管理，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又要在财力和物力上增强集体经济自我积累的功能，还要防止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尽量减少开支。
三是集体层经营要从组织和产业两个方面重新定位。统一经营不应当局限与村、乡等行政区域，应该逐步扩展到各种层次的经济合作组织和服务联合体。统一经营的产业也应该突破过去的粮食、畜禽生产模式，向非农产业发展。
要探索家庭承包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途径。家庭承包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这种主要针对农业而采取的集体经济实践形式，应该在激发家庭经营活力的同时，增强服务能力，切实增强集体统一经营层，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流转，发展壮大集体经营、合作经营。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
（三）规范、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应该多成立集体性质的公司，积极加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行列，以自己的优良经营，更好地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保护农民利益、减轻农民负担。
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经营，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
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的扶持方面，国家支持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建设项目，可以委托和安排给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对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生产国家与社会急需的重要农产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优先扶持。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国家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享受国家规定的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和其他涉农经济活动相应的税收优惠。
（四）提倡和发展集体经济联合体
目前中国的集体经济普遍存在集体经济实力薄弱的问题。集体经济薄弱的状况很大程度上与集体经济“小而弱”的分割有关。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发展国外大农场模式的集体经济，而要走增强综合竞争能力、提高科技含量和生产经营效率的内涵式路子。
为了增强集体经济的综合竞争力，应该大力提倡各个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联合，组建集体经济联合体，改变目前集体经济规模小的缺陷，以集体经济联合体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以便较快实现集体资本集中和人才集聚等多重效应，做大做强集体经济实体。
（五）专业合作和社区合作要在基层横向联合的基础上发展纵向的联合
为了提高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必须在基层专业或社区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更高层次（县、市、省甚至全国）的合作社联合组织，才能把农民带入国内和国际市场，才能形成农产品加工、生产资料供应、产品销售、技术服务、信用保险、信息传递和教育培训的经济规模，才能增强农民在交易中的谈判地位。日本农协、我国台湾省的农会和合作社，以及欧洲的合作社，在基层合作基础上都有纵向的联合组织，形成了畅通的合作链条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大大提高了农民的谈判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真正解决了一家一户、一村一社办不成的事，农民才真正有了靠山。
（六）支持发展农业龙头集体企业，鼓励集体农业企业与国有农业企业互相参股，鼓励国有农业企业到农村发展。
农业龙头集体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主体和关键，财政政策一是要支持龙头集体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精深加工能力和技术推广应用能力；二是支持发挥龙头集体企业的“接二连三”的产业纽带作用以及完善与合作社、农户利益联结机制，鼓励开展订单农业以及龙头集体企业+合作社+农户产业组织形式；三是支持龙头集体企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市场开拓和品牌建设；四是重点解决农业龙头集体企业普遍存在的非农用地和设施用地和融资问题；五是重点支持与农业特色产业相适应的农业龙头集体企业支持上市工作，加快农业龙头集体企业变强变大的步伐；六鼓励农业集体企业与国有企业互相参股，鼓励国有农业企业到农村发展。
[①] 程恩富：《完善集体产权 发展现代农业》，《光明日报》2007年1月9日。
[②] 陈锡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刻不容缓》，《求是》2003年第22期。
[③] 陈锡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刻不容缓》，《求是》2003年第22期。
[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课题组：《稳定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研究》，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6月版，第139页。
[⑤] 国际合作社联盟：《国际合作社联盟关于合作社定义、价值和原则的说明》，1995年。
[⑥] Most relevant datahttp://www.mondragon-corporation.com/language/en-US/ENG/Economic-Data/Most-relevant-data.aspx
[⑦]《邓小平年谱（1975年——1997年）》，第641页。
[⑧]《邓小平年谱（1975年——1997年）》，第967页。
[⑨]《邓小平年谱（1975年——1997年）》，第1096页。
[⑩]《邓小平年谱（1975年——1997年）》，第1338页。
网络编辑：嘉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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