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当今时代，“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国家制度优势的形成和长期保持，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大和持续提升，在国家综合实力竞争中越来越重要。新时代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成功实现了“中国之治”，最根本的是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不仅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而且为人类社会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具有充分说服力和吸引力的制度选择。如何着眼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这“两个大局”，深刻理解和全面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主要特征、结构体系、显著优势和比较优势，是当前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体系和显著特征
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各方面制度要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国家制度建设第一阶段的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体系，为这个目标的实现奠定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具体地看:一是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机联系、相辅相成、汇聚整体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形成了“制度优势群”;二是集中提出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层次清晰、全面系统的制度体系，形成了“主要制度群”;三是明确部署了“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战略部署和重大任务，形成了“方向任务群”。这“三个群”，涵盖了当前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是具有开创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顶层设计。
从开创性意义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创新成果多，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比如，首次用“三个是”科学概括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地位、特征和作用;首次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首次集中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显著优势”;首次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步走”总体目标;首次系统阐述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景图谱”;首次全面部署了“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重大任务;首次明确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具有统领地位，提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概念范畴;首次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作出拓展和新的界定;首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明确为一项根本制度;等等。这些具有开创性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新时代的丰富发展，是国家制度逐步成熟定型的里程碑标志。
从结构性意义看，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三个群”形成制度建构、优势发挥、制度执行、效能转化的整体性结构体系，而各自内部也是层次清晰、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从“制度优势群”看，“十三个显著优势”不仅各自独立发挥作用，而且彼此关联支撑，形成合力和整体优势，是整体性国家制度优势。其中，前五个优势是用体现制度优势的范畴来表达，这些显著优势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些优势是总的优势，包括国体、政体，政治制度、国家等根本的、主要的方面的优势。其余八个优势体现在具体领域: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坚持党指挥枪、坚持“一国两制”，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这些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才、军事、外事、国际等具体领域的优势各展其长、相辅相成。因此，“制度优势群”涵盖了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领域各方面，形成以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最大优势为统领、各方面优势各展其长、整体优势汇聚彰显的整体性优势，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韧性、活力和潜能。
从密切相连的“主要制度群”和“方向任务群”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体系突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这种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层次清晰、全面系统的科学制度体系，既包括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各项制度必须坚持和巩固的根本点、完善和发展的方向，又包括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也包括需要深化的重大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推进的重点工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坚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相衔接，统筹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统筹制度改革和制度运行，体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的统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必将对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科学严整的体系，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显著特征和新鲜经验。其中最具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显著特征，就是新时代党的治国理政实现了发展、改革、治理三者的有机融合和高度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走到今天，发展和改革高度融合，发展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改革不断前进也能为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用两次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即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届四中全会，两次全会从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制度建设，长达六年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体现了发展、改革、治理逐步融合的显著特点。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十八届三中全会侧重于发展与改革的融合，以全面深化改革促发展，突破性、动态性特点鲜明;十九届四中全会侧重于发展与治理(制度建设)，秩序性、稳定性特点鲜明。而在发展目标的制定中，从以往主要侧重于经济社会发展这个维度，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治理并重。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一方面，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另一方面，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所以说，在新时代，我们党领导国家治理实现了发展、改革和治理的有机融合和高度统一，也相应实现了发展方式、改革路径与治理举措的高度统一，必然产生新的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需要深入加以研究和总结。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充分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探其实质，究其根本，这种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源于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也不是“威权社会主义”“官僚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不是“中性”的，也不是“个别经验”，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当代中国的充分彰显和集中体现，既体现了独特的中国经验和鲜明的中国特色，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一般经验和普遍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巨大优势，最为重要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既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具有普通性，又是“常谈常新”的问题，具有挑战性。简单地说，社会主义优越性是社会主义制度同之前的社会制度相比较，特别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具有的本质先进性和竞争中表现出来的独特优势。这既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所决定，又需要在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经受检验和充分展现;既需要理论阐明，又需要实践证明;既具有可能性，又必须转化为现实性。
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看，共产主义(还不是“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属于未来社会的问题，和“两个必然”的历史趋势联系在一起。共产主义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两个必然”中就包含了共产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世界普遍交往的基础上实现的，是世界上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胜利”后资本主义已经被替代了社会，两种社会制度在历史顺序上是“前后相继”“灭亡与取代”的关系，与现在的“一球两制”并存竞争完全不同。他们认为未来社会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按劳分配、按需分配代替剥削关系分配制度;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取代无政府状态;更高的社会生产力，社会财富源泉充分涌流;劳动人民成为自己和社会的主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总之，“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优越性和本质特征的观点见解是科学预测，需要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列宁所处的时代，是真正的“一球两制”时代，在同一历史时空中两大制度竞争，真正要在对抗与竞争中来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在现实中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性和优越性。列宁强调:“新社会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后胜利取决于现代文明发展程度，社会主义制度要保证很高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是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社会主义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列宁提出的著名社会主义公式是:“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总之，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是真正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度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开创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并努力用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先河，并取得了初步实践成就，积累了初步经验。此后苏联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苏联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就，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中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苏联也犯下严重错误，积累了许多深刻教训，最终以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告终，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里遭到质疑和否定。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创立、发展和完善，是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的成功“解题”。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经历过严重曲折和犯过严重错误，但从总体上来看，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奠定了制度基础，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对此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开创、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的接续探索和成功回答，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70年来，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在理论、实践和制度方面全面推进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使具有170多年的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巨大生机活力，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和巨大生命力。经过长期探索发展，我国形成了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实践检验的最集中体现，就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从宏观层面概括的“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两大奇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威力的实际展现，它们交相辉映、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中国之治”的丰碑。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极为罕见，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事实。许多国外人士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取得伟大成就，“无不得益于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发展模式”;中国能创造这样的奇迹，“源于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在背后的支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集中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是坚持社会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结合，立足中国实际、中国发展、中国经验作出的科学概括和现实回答，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2020年初以来世界范围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疫情防控形势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反差和对比，实际上正是社会主义在关系解决人类命运重大问题上的巨大优越性的彰显，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创新和比较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促进我们须从“两个大局”的高度进一步思考我国国家治理和制度体系建设，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创新中结构体系的完善和治理效能的提升，在世界大变局中对两种制度、两种治理模式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更深入的比较研究，更全面、更深刻、更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
随着世界大变局的深入发展，特别是2020年世界范围内疫情蔓延以及不同防控理念政策、不同社会治理的差异凸显，从社会制度这个更为宏观、更为根本的层面来研究考虑国家治理和制度建设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以广阔的世界历史眼光思考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问题，明确提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这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课题。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革命掌握政权后，国家建设、改革和治理的问题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突出的重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也是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制度自觉和卓越治理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总是把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及时把创新的理论原则、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系统的制度成果。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提供坚实有力的制度保障，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深厚的制度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把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完善国家制度、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有机统一起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习近平总书记以深远的历史眼光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从国家治理意义上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既体现坚持战略部署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又根据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对实现“后半程”的历史任务作出全面规划和战略部署，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创造性地回答了“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具有全局性、开创性、里程碑标志的重大意义。
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相比，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同时在指导思想、价值理念、治理途径、制度安排以及治理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方面，也有着显著的区别。曾经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最终国亡政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没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最终产生了严重政治后果。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治理，无论如何不能摆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局限，不能摆脱党派纷争与利益集团博弈的影响，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的公平公正、安定和谐和长治久安。这次疫情防控，就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无效治理、制度腐败、社会撕裂、混乱动荡等弊端顽症。尽管中国为世界赢得了抗击疫情的宝贵时间，积累了有益经验，但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面对疫情却深深陷入了制度失灵、政府失职、管理失效、社会失序、物资调配失策、病毒传播失控、感染与死亡人数激增的混乱局面。根据盖洛普咨询公司的数据，现在只有42%的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感到非常骄傲，这是该公司因2001年“9·11”事件而开始统计这一指标以来的最低水平。西方也有民调显示，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正确道路上的中国人要比美国人多得多。在西方国家社会治理明显呈现制度局限、制度困境、制度衰败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成效和制度成效越来越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治一乱的鲜明对比，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机制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都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更广泛、更深切的认同。因而，在两种制度、两种力量的竞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制度保障，也为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社会制度建设上提供全新选择，不断丰富和创新人类制度文明。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范围内的制度竞争更加复杂、更加激烈。在世界大变局中，主旋律是东升西降，我国发展面临重大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挑战。最重要的挑战，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公开把中国当作主要竞争对手，在战略上围堵、在规则上钳制、在发展上迟滞、在形象上丑化。其根本目的就是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阻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当前，两种制度、两种力量竞争加剧，挑战密集度和程度都更高，制度竞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对此，我们必须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绝不自失主张、自乱阵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四个自信”。为此，我们要全面深入研究当前两种制度、两种治理竞争对比的新态势新特点，全面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能力和丰富智慧，把具体经验上升到理论和规律，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要正确认识当前两种社会制度竞争合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正确认识处理两种社会制度合作竞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地位和作用，制定实施正确有效的战略策略，在发展壮大自己中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从而不断证明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事实。我们必须有很强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还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这是我们立足“两个大局”深化认识和深入研究各种问题的根本遵循。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网络编辑：欣然
来源：《治理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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