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从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再到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人类政治文明伴随着多样化的民主实践而发展，也形成了相应的政治发展理论。民主也是现代化社会的主要特征。近代以来，现代化的浪潮伴随着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和人的价值观念的革命向世界扩展。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与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增长、人的现代化等一起，构成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现代化和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至今，民主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探索更好社会制度和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政治向度。
民主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理念和追求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核心价值。习近平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以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懈探索民主真谛，不断开拓民主新路，创新民主理论，构建民主制度体系，丰富民主实践，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对政治发展理论的创新
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模式，有科学的政治发展理论的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理论同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相结合，深刻总结世界政治发展成败得失，洞察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大势，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原创性的政治发展理论，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明确的价值取向和有效的实现路径。习近平的政治发展理论，深化了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理论。
习近平对政治发展理论的创新，着力点是国家政治制度，方法论是大历史观，落脚点是回答“为什么可以”和“为什么需要”坚定中国政治制度自信。
1.政治制度形成和发展的逻辑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怎样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是政治发展以至国家发展的根本。2014年9月，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概括了政治制度演化的逻辑：“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因此，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
这一逻辑表明，政治制度与其他制度一样，都有其路径依赖，都是植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是本国政治发展实践的产物；政治制度的创新，只能是因地制宜的创新。从这一逻辑出发观察中国政治发展历程，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内生于中国社会土壤、体现真正民主的新型政治制度。
中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一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社会100多年剧烈变革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是深刻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作出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指出：“说它是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协商民主是中国独创的民主形式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亮标识，深深嵌入中国民主政治全过程。习近平指出，协商民主“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大创造，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我们党采取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新办法，既保证了国家团结统一，又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的基础构成。
良好的政治制度，一定是遵循政治文明一般规律而又立足于本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的。也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政治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因此，必须保持政治定力，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2.不能用一种政治制度模式来审视世界和“改造世界”
历史没有终结，制度建构同样没有终结。习近平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
良好政治制度的构建，需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决不能生搬硬套，不能放弃自身政治制度的根本。“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
治国理政，必须“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政治制度对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世界政治史上，由于政治发展道路选择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屡见不鲜。进入21世纪，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导致国家失败的例证更是比比皆是。西式民主嫁接之地，大都深陷动荡、冲突和战争的泥潭。习近平指出：“搞了西方的那套东西就更自由、更民主、更稳定了吗？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结果如何呢？很多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2010年年底开始在西亚北非出现的“阿拉伯之春”，一度被认为是“第四次民主化浪潮”，然而时至今日，这些国家并没有走上政通人和、富足自由之路，更没有迎来阿拉伯世界“民主的春天”，而是经济大幅倒退，政局剧烈动荡，政权频繁更迭，军人干政现象突出，教派和族群冲突严重，极端组织大行其道。西方“民主输出”的恶果显露无遗。
3.政治制度是否民主、有效的评价标准和衡量标准
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能归于一尊。习近平指出：“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
民主不是用来作摆设的装饰品、宣传品，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和有效，要看能否解决这个国家和人民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对此习近平提出了8条主要评价标准：“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这8条标准，构成了一个涉及国家、执政党、社会、民众等各个层面政治运行的制度评价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在上述各个方面取得的决定性进展，也充分证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民主的、有效的，具有鲜明的优势和强大生命力。
从衡量标准上看，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和有效，既要看是否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也要看是否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有人依据中国没有采用西方的民主形式，就判定中国没有民主，这是把民主的形式当成民主本身，是个很大的认识误区。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人类政治发展的实践表明，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民主不能停留在理念上，也不能只以选举投票来衡量，而要在日常生活中“运转”起来。在中国，选举民主和选举以外的参与民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
概言之，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和有效，何以衡量？由谁评判？只能用实践效果来衡量，而不是由刻板的模式来衡量；只能由本国人民的感受来评判，而不是由戴着有色眼镜的人或少数国家的少数人来评判。
4.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
“治理”概念由世界银行在1989年首次提出，1992年世界银行年度报告称为《治理与发展》。但国外研究机构和学者多是从重新界定国家职能范围、建设有限政府以及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讲“治理”的。中国使用了“治理”“治理现代化”等概念，但将制度和治理、国家制度体系建设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并走出了一条非西方化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道路。
现代国家建设必须有一套系统的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制度的差异决定了各国治理模式的不同，不可能千篇一律。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这个系统的核心构成。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借鉴国外有益治理经验，但不能照搬西方治理模式，而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现代化道路，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治理困境表明，没有优越的国家制度，就没有高效的国家治理；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并组织起来的先进政党领导，就没有先进的民主。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不仅打破了西方对于“民主国家”“法治国家”在思想、制度上的垄断，而且开辟了新型民主的现实道路。
二、开拓民主新路的创造性实践
在探索和发展民主政治新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始终有高度的历史自觉、政治自信和政治定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中国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向纵深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为当代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跨越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2012年12月，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这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模式，新就新在实现了现代政治要素的协调有序运作。强大国家、民主制和法治，被学者认为是构成现代政治秩序的三要素，但三者在运行中经常出现相互拉扯的问题。而在中国政治体系中，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是三位一体协调有序运行的，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居前“指挥”者，按照既定的宪法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党、人民和法治共同奏出中国民主“大合唱”。这是中国的人民民主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
其中，党的领导是理解中国式民主的关键。在中国，由执政党领导人民实行民主，党与人民共同构成历史的主体，这在西方一些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但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一个具有高度历史自觉和使命担当精神、一心为民众服务的先进政党的引领，就难以实现高质量的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诉求，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和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超越狭隘利益的局限，集中反映和有效体现人民意愿，才能保证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依法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权。
党和法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另一个根本问题。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牢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西方法学家也认为公法只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公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争论的延伸。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在中国，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习近平指出：“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适合自己特点的法治道路，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全面推进人民民主实践，创造性凝练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2019年11月，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和2021年10月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阐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核心内涵。习近平指出，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也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首次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怎样建设“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和实现人民民主的重大课题。
真正的民主必定是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文化平等的相互促进，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历史统一。民主的实现需要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向而行，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增进人民福祉。从根本上说，民主作为国家制度，不是单一价值的展示，而是多重价值相互推进的过程。中国把人民民主制度建设纳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体现了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统一。真正的民主必定是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有机统一。实现人民民主，既要有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序和渠道，又要体现人民利益至上的核心价值，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的实际需要。中国的人民民主，既强调完善民主过程和民主程序，更注重结果正义，以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促进人民共同利益的实现为依归，有效弥补了单一选举民主的缺陷，体现了人民民主的真谛。
三、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1989年，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背景下，美国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乐观地宣布，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换句话说，在此之前的种种政体具有严重的缺陷及不合理的特征从而导致其衰落，而自由民主制度却正如人们所证明的那样不存在这种根本性的内在矛盾”。但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性的内在矛盾”或病灶是与生俱来的，也不可能被自身克服。2017年2月，福山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承认：“25年前，我不知道民主制度会如何倒退，也没有理论来谈这个问题。现在我认为，民主制度显然可能倒退。”福山用“政治衰败”概念来指称当今西方政治制度遭遇的困难和挑战，特别是“作为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自由民主制的美国，与其他民主政治体系相比，承受着更为严重的政治衰败” 。这表现为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民主政治沦为少数人逐利的“金钱政治”，政党政治堕落为“政党恶斗”，权力制衡演化为“否决政治”，有“民主”无效能成为西方民主国家和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国家的通病。
西方政治制度是反封建制度的产物，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发展到今天出现严重变异，呈现系统性危机，遭遇严重挑战。从根本上说，当今西方民主困境折射出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无法自我克服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西方国家政治体系被垄断资本所控制，也就决定了其难以避免党同伐异、政治内耗、社会撕裂等种种政治乱象，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机与国家治理的困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在民主异化、民主失灵，民主实践乱象丛生的当代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优势越来越彰显，中国的制度活力和治理效力，与西方制度衰败、民主衰退、治理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和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超越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和政治制度模式，确立了新的民主政治的坐标，其中蕴含着对民主政治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指向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正道，给当代世界以重要启示。
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缩短和减轻了政治现代化过程带来的阵痛，为那些既希望发展民主又不希望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方案。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发展理论蕴含的政治发展规律，需要认真总结和提炼，借以构建中国的民主理论体系和民主话语体系。
其一，真正的民主制度，要有一个真正体现民意、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制度，而不在于是否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整整130年前，1891年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再版写的《导言》中，在肯定巴黎公社是“新的真正的民主的国家政权”时，以美国为比较对象，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政党制度为少数人牟利以及必然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的非民主本质。在此之前，1888年8—9月，恩格斯曾到美国和加拿大有过50多天的旅行，这是恩格斯第一次踏上北美土地，使他对美国民主制度形成了一定的感性认识。恩格斯在《导言》中写道：“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和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美国“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美国两大政党把政治作为“投机”和“生意”的本质，至今没有任何变化。
更早之前，180年前法国政治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民主后写的《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美国的政治结构只是民主国家可以采取的政府形式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和最好的形式。他特别指出了美国国会两院制的弊端，挖苦议员们在参众两院高谈阔论、喋喋不休地争论国家大事，实际上只是代表各自的选民和党派。托克维尔的一个结论是：“那些认为普选权能够保证人们做出最佳选择的人，完全是在幻想。”这种代表特定利益群体、以本党私利优先的“民主”，及其必然导致的政治极化现象，至今也没有任何变化。
其二，真正民主的国家制度，要能促进民主和效率、民主和法治、自由和秩序的有机统一，使得国家能够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而不在于是否实行所谓“两权分立”或“三权分立”。事实上，无论是洛克提出的“两权分立”还是孟德斯鸠设计的“三权分立”，至今仍然只是停留在书本上的一种政治理念，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从未真正变成政治现实。即使是被认为实行“三权分立”典范的美国，至今也未能形成权力制衡的有效机制，更没有形成三权之间合理分工合作的权力配置，经常导致国家发展的重大议题成为长期争议的拉锯战，出现福山所说的美国民众“对国家的持久不信任”和“损害了采取必要集体行动的前景”，无法阻止制度衰败和民主下滑。
其三，真正的民主，是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在平等基础上就全球事务、国际规则等进行协商对话的民主，即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而不是打着“民主”旗号推行“民主霸权”，把民主当作打压其他国家的工具。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指出：“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习近平也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国际社会哪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评判；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国际上的事应当由各国共同商量着办，推行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引导国际社会树立正确的民主观，捍卫各国正当民主权利；等等。
西方民主话语是与西方现代化理论构建的“传统-现代”范式伴生的，将世界各国政体作出“民主-专制”的两分，或“民主-威权-极权”的三分，形成话语霸权，成为西方国家推行“文化帝国主义”、输出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工具。美国学者萨义德分析了话语如何通过社会机构和知识生产发挥其政治力量，指出在19世纪欧洲殖民扩张前后，欧洲学者基于西方主体立场，想象虚构出一套关于东方社会停滞落后、封闭保守、集权专制的“东方主义”话语并强加给东方，成功地作为一种工具用于殖民主义的征服和控制之中。进入21世纪，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被他们视为“威权政权”的东欧、中亚、西亚、北非国家接连操纵“颜色革命”，给多国带来混乱和灾难。“颜色革命”披着颜色漂亮的“民主”“人权”外衣，暴露的是西方国家以地缘政治为考量的霸权性和自私性。习近平指出，“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大造舆论，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2021年12月，美国以价值观划分阵营，操纵所谓“全球民主峰会”，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民主”话语霸权的最新例子。
因此，有必要解构西方民主话语，构建“民主中国”话语体系，即从“反西方民主话语霸权”到主动构建中国民主理论话语。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健康中国”“美丽中国”等话语，且在实践中予以有力推进，取得重大成果。事实上，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既形成了富有创新性的民主理论，也有极具创造性的民主实践，开创了政治发展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民主中国”已经成为活生生的客观现实。因此有必要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话语基础上，明确提出建设“民主中国”的命题，构建“民主中国”学术理论体系和语话体系，以之打破西方对于“民主”的话语垄断。“民主中国”理论话语的构建，是实践中的构建，也是构建中的实践，更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贡献。
（作者简介：孙代尧，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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