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形态变迁

　　鸦片战争前，存在着一种近代意义上的非对称的“世界体系”。中英两国分别在不同的区域体系中控制着体系内部的平衡，但两国的对外战略构想不同，各自支配的体系的性质也不同。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审视，东亚的朝贡体系有其自然的渐进式变迁的逻辑和进程。进入近代，在组织严密、实力雄厚的西方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朝贡贸易体系逐渐逊位，终以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为标志走向解体。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解体无疑是劳动方式变革的结果。中国被迫开放贸易并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原则开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关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朝贡贸易体系的制度框架，为条约通商贸易体制的确立提供了条件。条约通商贸易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使中国的商品市场被纳入由英国构建的西方世界经济体系。客观而言，这一体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口岸为中心的近代区域市场的发展和近代市场关系的形成。

　　一、鸦片战争前非对称的“世界体系”

　　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航线的地理大发现，世界商业贸易日益繁荣，并由此扩大了世人交往的范围。多数西方学者据此认为，经济全球化始于15世纪的欧洲，航海大发现使人类的脚步从一个大陆跨到另一个大陆之上，从而实现了从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变革[1]60。罗伯森将15世纪初期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划分为萌芽、开始、起飞、争霸和不确定性五个阶段[2]58-60。沃勒斯坦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世界历史性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步的，经历了一个运用各种手段成功扩张的过程[3]462。而斯塔夫里阿诺斯则将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划分为“新兴的西方世界”、“西方居优势地位的世界”和“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三个阶段[4]序言5。无论如何界说，总是隐含的前提是存在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

　　通常认为，西方世界体系体现了建立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上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关系，因为和约确立了主权国家的合法边界及对彼此国家内部事务的不干涉原则，而英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掌控欧洲力量均衡体系的主导者并有效地维持着西方秩序。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使英国成功地以强大的实力实现了对海洋及海上贸易的主宰。拿破仑战争后期，英国通过组建四国同盟（Concert of Europe）这一国际机制来寻求一种力量均衡，牵制和对抗以欧洲大陆专制主义为重心的神圣同盟。1815年的《威尼斯和约》给欧洲带来了一个长达百年的西方历史上罕见的和平，更是被许多史学家颂为“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

　　事实上，西方“条约和平”秩序的建立与维持，是英国控制着欧洲的力量均衡而追求自身全球利益的结果。在金融、财政等一系列有效率的制度创新的推动下，首先诞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浪潮导致了生产力的根本性变革，“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277。经过英法“七年战争”，英国最终确立了在军事上的全球优势，事实上已经拥有了在西方体系中的霸权。拿破仑战争给英国造成的损失微不足道，但战争中的商业封锁延缓了欧洲大陆国家工业发展的进程，也使后者在海外的商业利益和殖民地遭到巨大损失[6]88。英国海军的迅速强盛，得以轻而易举地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并牢牢地控制着世界局势的发展，造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盛大繁荣。”[7]英国把越来越多的国家拉入到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中，当时的世界市场只为“最早实现民族工业化”的英国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其他欧洲国家根本没有机会走到前边[8]42、48-49。

　　“文化同质性的地区当然会存在很强的相互依赖和深刻的相互影响关系”，“某些共同价值一般被认为是增进相互依存、扩大的前提条件”[9]8。相对于西方世界体系，自唐宋以来，东方世界便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以同源文化、同质制度为根基的亚洲经济圈。所谓“中央文明”或“中央帝国”，绝非仅仅就地理位置而言的，中国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费正清的“中国中心主义”或“中国世界秩序”认为，东亚在历史上已形成了一种等级严明的同心圆状的中国对外关系的网状结构，大致与近代欧洲所发展起来的国际秩序相当①。乾隆所说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10]8，充分表露了封建统治者天朝上国意识，清政府的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11]8。论及“中国世界秩序”，经常被援引的中西之间的礼仪（叩头）之争，体现了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抑或臣属与宗主之间的关系。清政府坚持“外交”礼仪，其核心在于维护固有的“外藩”对“天朝”的朝贡体制，“华夷之辨”，反映的是华夏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及其与周围其他民族的差异[12]，处于朝贡体系之外的其他“外之邦”更是“夷上加夷”，诸如“英夷”等。但在“中国世界秩序”存续期间，中国很少利用自己的宗主地位和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奴役、掠夺和图谋体系内的朝贡国；大多数时候，朝贡在经济上是无利可图的，甚至成为王朝的负担；朝贡国遇内乱外患，还要尽责安攘保护。早在明万历年间，朝贡诸国分“东南夷（上）”、“东南夷（下）”、“北狄”、“东北夷”和“西戎”计142国（部族）。延至清中期前，又有增加。尽管走私贸易日盛，但基于禁海、一口通商等贸易管制政策的朝贡贸易依然是中外经济交往的主体。

　　可见，鸦片战争前夕，如果说存在着近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也是一种非对称的“世界体系”。中英两国分别在不同的区域体系中控制着体系内部的平衡，其区别则在于内敛或扩张性的战略构想及其支配的资本体系的性质。有论者通过研究16～18世纪欧亚发展趋势上的差异得出，欧洲的发展模式导致了许多海外帝国和争夺流动资本的国际竞争体系的形成，而东亚模式则趋向于经济自足的国家和鲜有为流动资本而竞争的国际体系，甚至19世纪东亚与欧洲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大冲突，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两个世界区域早期发展路径上的差异[9]14-15。这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当时非对称体系的重要特征。在封建权贵资本体系支配下的朝贡贸易是一种内聚型体制，以强化中心区政治经济地位为重心，以“德治”来维系等级秩序，以守成为重任，以归化为职守。中国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和国内市场的广阔，使中国可以不依赖于海外市场；文化传统上的华夷观，妨碍了海权观念的形成；而北方边防的长期威胁，制约着明清政府对于海防的建设，迫使他们本能地通过闭关政策来进行自我保护[13]。与此相对应，欧洲民族国家尽管保持着政治意义上的主权独立与平等，但实际上存在于一个由英国占支配地位的西方世界体系中，在激烈的竞争和频繁的战争中胜出的英国，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推行贸易“自由主义”而追求机械化的商业运输和生产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不仅如此，在近代商业资本支配下的英国在欧洲主导和维护这一力量均衡，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制造了一种样板效应，即英国行使主导权（如海上贸易保护）是为了实现普遍的利益[14]57、66-71。英国在“自由贸易”的大旗下，牢牢控制着全球近1/3的贸易，将大多数国家拉入英国主导的贸易网，这一体系成为各国资本投向和获取财富的唯一路径。这种话语霸权下的“普遍利益”越是被各国所坚信，英国对这一体系的控制就越容易，代价也越低。

　　二、“自由贸易”的冲击与朝贡体系的解体

　　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地位，成为该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5]138。在鸦片战争前夕，非对称“世界体系”中两个中心国家的海外贸易活动呈现显著的差异。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不但提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准则”，且进一步指出“远处的贸易对于本国是最有利的”[16]4、15。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进一步为英国的海外扩张和推行所谓的“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历经“光荣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英国，由“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优势”[17]864，最终于18世纪末出现的强力机械装置，在世界经济史上划出了一个时代[18]22，即原先各个相互分离的区域性市场逐渐连接成全球性市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88。在机器大工业这一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生产体制诞生以来，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至少三方面的深刻影响：一是适应机器大工业生产需求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包括银行金融体制、市场规则等，逐渐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二是生产实践活动的外延扩展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越来越多的区域性生产实践活动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性的生产体系之中，“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5]114三是世界历史的时代，主要体现在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基础上的劳动方式的改变。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即使是发展到“康乾盛世”这一巅峰，依然无法容纳生产力的要求；与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相适应的朝贡贸易体系，在生产力突飞猛进和世界市场面前，自然无力阻挡打着“自由贸易”旗号的坚船利炮的冲击。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缩影，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解体无疑是劳动方式变革的必然结果。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东亚的朝贡体系有其自然的渐进式变迁的逻辑和进程。长期以来，朝贡贸易体系一直是维系“中国世界秩序”的关键和连接东亚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的纽带。滨下武志甚至提出，东亚沿海地区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具有多样性却又整合得很好的经济商业圈”，“即使在欧洲国家殖民统治达到顶峰的时候，它们也不得不寻求与东亚这个传统朝贡贸易体系整合起来。”[9]13随着朝贡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清政府影响力与控制力的式微，这一体系的内生性发展机制遭到破坏，鸦片贸易、鸦片战争则使得这一进程具有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因素。正如彭慕兰所言，鸦片战争既非来自海外的中国现代性的起点，亦非一个内生的现代性遭受挫折的关键时刻[19]序言6。

　　在明清之际海外通商基础上，18世纪清王朝海外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欧洲市场对中国商品需求激增。清政府曾实行过“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外贸易政策②，但即使在禁海期间也没有完全断绝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在整个18世纪，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白银的“最终的归宿”。为扩大对中国商品的进口，西欧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前期继续向中国输入大量白银；尤其是清朝“弛海禁”后的一个时期中，到达粤海关的东印度公司船只所载货中，9/10是银货[11]4。乾隆年间，关税收入已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10，特别是粤海关的税收发展极快，自1783年以来，跃居户部税关之首，至嘉庆年间已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1/4[11]24。同样，自18世纪中叶始，英国东印度公司已逐渐将其在亚洲的贸易中心转向中国，英国对华贸易在整个中西贸易中占绝对优势地位，而中国在海外贸易中保持着顺差。与此同时，私人贸易在政府主导控制贸易的情境下发展很快，贸易规模大大超出了清王朝的控制范围。由此，朝贡贸易体系在外力的作用下实际上已开始逊位。

　　在制度建设方面，1685年清政府设立粤海关③，专司管理进出口贸易和关税征缴。经过从官商到公行的演变，在清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广州十三行只是封建权贵资本的一个具有公办色彩的派出机构，规章制度建设滞后，组织体系较为松散。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在农本经济高度发达、封建专制高度集中的清王朝，商人、商业资本或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在统治阶级中几无话语权，封建权贵与商人、民众在海外贸易方面的利益非但不一致，且存在着严重的限制和管制。诚如彭慕兰所言，由于主要的亚洲帝国都不依赖商业税收，它们从来不需要给商业财产以安全保证；中国政府没有兴趣为其臣民的海外掠夺提供直接的军事和政治援助[19]183、190。而西方商业资本的代表，东印度公司式的合股公司的创立，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作为商业组织，它们比以前的各类实体都更有效[11]89。东印度公司以资本为纽带扩大和维护了欧洲国家的社会基础，为其国家（王室）与民众之间达成利益一致创造了条件。自18世纪60年代始，“东印度公司由一个商业强权变成了一个军事的和拥有领土的强权。”[20]168在组织严密、实力雄厚的西方商业资本冲击下，迂腐的中国封建权贵资本根本无法抵挡。以鸦片战争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为标志，朝贡体系逐步解体。

　　在朝贡体系的演变过程中，不能不提及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18世纪后期，英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多达1500万磅。在英国人离不开这种饮品的同时，英国经济也开始依赖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21]3。例如，1784年前的多数年份，英国财政部对茶叶征收的税率高达100％以上。但茶叶消费的大众化导致英国的白银急速流出，1710-1759年间英国向中国支付了2600万英镑的白银，而其出口所得仅为900万英镑[22]21。然而鸦片贸易的出现开始改变英国的财政困局。1773年，鸦片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带来了3.9万英镑的利润。20年后，每年向中国出售鸦片所获利润激增到25万英镑。英国依靠毒品开始扭转中英贸易不平衡的状态。在1806-1809年间，中国为鸦片支付了700万两白银[22]23。1814-1838年，仅流至印度的白银，每年从132万余两猛增至614万两。1833年，英国议会废止了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垄断特权。随着所有商人都可以经营对华贸易，一年之内，出口到英国的茶叶翻了4倍，为平衡茶叶贸易而进行的鸦片贸易也急剧增长。1834年，1.8万箱鸦片从印度运到中国，3年之后升至3万箱。鸦片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而鸦片战争“留下了西方几个世纪以来以无耻的手段对待东方的永久的、令人难堪的象征”[22]26、序言2，英国标榜的“自由贸易”是以坚船利炮作为交易尺度的。正如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自由发展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5]227、720。

　　三、条约通商体制的形成

　　在国际体系中，国际机制是民族国家在国际互动中为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与安全，协调彼此关系而建立的各种规则和制度，而条约作为正式的国际协议对国家行为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在安全、经济和环境领域，条约成为广泛的国际规制中的一个核心结构性元素。英国为避免因“军事费用过大”，“帝国战线太长”，“直到最后被完全拖垮”[23]624的窘境，通过国际条约来维持既有的国际秩序是重要的选择④。因此，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接受清政府的和谈要求是体面的做法。

　　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及随后于1843年签订的细则性附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中国被迫开放贸易并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原则建立通商口岸和租界，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口岸开放通商。后为国内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所迫，清政府面对英国、法国、美国领事联合在各自租界征收关税的事实，设立了海关总税务司，并在各口岸的海关设立一个外国税务司。这一海关体系的建立，为条约通商贸易体制提供了一种制度化的保证[9]33。

　　尽管条约是主权国家平等协商、相互妥协的产物，但仍然掩饰不了强势国家的意志与利益，因为国家的实力（尤其是工业和军事实力）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实力弱的一方必然在国际上受制于强国。条约通商贸易体制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丧失了主权独立，使中国的商品市场被纳入由英国构建的西方世界经济体系：在各口岸设立的外国税务司，职位与中国的海关官员相同，但事实上掌握着更大的权力；原先的公行制度废除后，各口岸一时洋行甚众，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据统治地位，它们通过支配和控制买办阶层来开展在华进出口贸易；在关税征缴方面，英国进出口货物应缴纳的税率须由双方议定，即协定关税。英国对华输出商品的税率，总体上“值百抽五”，其中棉花、棉纱、头等和二等白洋布、本色洋布、斜纹布等平均税分别定为5.56％、5.56％、6.95％、5.56％、5.56％、6.01％，只相当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自定税率的1/4，这对于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中国损害极大[24]。由于英方不同意，清政府始终未能自主调整自己的海关税率。更为严重的是，英国等列强还享受较大的治外法权，各通商口岸皆准许英国派军舰一艘驻守，保护英商对华贸易，此后更发展为在许多中国口岸设立租界。五个口岸城市均地处东南沿海，为清朝内外交通的要道，且多为历史文化名城，商贾繁昌，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控制这几个战略要点不仅能够在这些富庶区域开辟市场以获取显著的经济收益，而且占据了能够发挥自身强大的海军优势、从海洋进攻大陆腹地的军事跳板；更深层次的影响还在于，这些口岸素有开放贸易的传统，民众也被认为更易“归化”，在中西文化交汇中更易接受西方“自由贸易”等代表资本利益的价值观念，更易将西方的市场交换规则移植至东方农本经济的体系中，进而传播并敦促东亚国家效仿“日不落帝国”样板的辉煌与发展道路。有学者指出，国家层面的领导权，是一个支配国引领多个国家组成的体系向预期的共同利益方向发展，这导致支配国领导权和财富分配权的膨胀[14]32-33，从而大大降低了军事征服成本。

　　英国在条约通商体制下获得了惊人的利益，但这一利益主要通过鸦片贸易而取得。《南京条约》生效后，英国商品蜂拥至中国，对华出口总量和货值陡然增长。1842年为96.9万英镑，此后连续增长至1845年的239.5万英镑[5]721-722。英国商人无视中国市场的实际需求而倾销各种商品，甚至包括钢琴和吃西餐用的刀叉，最终导致英国商品在华滞销严重，对华出口从1846年起呈现连年下降的趋势，同时由于江南大部分富庶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的河运网为太平军攻占，各口岸无法开展正常的国际贸易，1854年曾跌到100万英镑。而《南京条约》第4款规定“以洋银六百万圆偿补”鸦片贩子，相当于变相纠正禁烟销烟的“过错”，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地位；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明确规定了鸦片进口税率及交易范围，意味着鸦片贸易为合法贸易。资料显示，英国对华鸦片贸易数量连年攀升，1842年为33508箱，1845年为39010箱，1849年为43075箱，1852年为48600箱，1853年为54574箱，1854年为61523箱，1855年为65354箱[25]626。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4年，英国出口中国的商品占中国进口商品的7/8。但从商品结构来看，1870-1890年间，中国每年进口的鸦片价值约800～1200万英镑，是最大的单项进口货物[14]252、249，“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仅要依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还要依靠这种贸易的不合法性。”[5]719

　　客观上分析，条约通商体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口岸为中心的近代区域市场的发展和近代市场关系的形成。尽管各口岸均是传统的地区商业中心，但这些地区的商业繁荣是建立在封建农本经济的小生产基础上的，而一口通商与公行制度更是束缚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条约通商体制的形成，确实在国人的观念和传统贸易体系中出现了基于市场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关系和工商经济，在行会组织的基础上产生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秩序与贸易规则，进而为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近代产业工人的储备创造了条件。

　　条约通商体制对近代中国的深远影响，不仅在于对制定该条约主导权的控制体现了崛起的英国霸权的利益和意志，成为其攫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一国在获得霸权地位后，即开始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这是因为霸权国占有最领先的技术，最具比较利益的优势，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产国，因而也就成为国际经济体制中自由贸易的最大受惠国；而且在于该条约标志着经济意义上的朝贡贸易体系解体的契机已经来临，尽管该条约及1844年的《中法黄埔条约》属于双边条约，但经过以后的《中日马关条约》等扩展，条约通商的关系具有了多边的性质，并且亚洲国家间也开始签订一些通商及友好条约[9]30-31，从根本上改变了朝贡贸易体系的制度框架，开始演变为条约通商体制；更重要的是，作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该条约深刻地动摇了清王朝在东亚体系或东亚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体系内外的挑战，长期以来维持东亚体系的国家之间的等级秩序走向瓦解，国内传统的经济秩序与原有的社会生活遭到重大挑战和破坏，包括“中国在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发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5]692等，迫使封建权贵资本集团的部分先进分子开始思索探求社会变革之路。恰如历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所言，19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长期以来自身经历着重要变化的中国，一个充满最基本的矛盾与冲突的中国”[26]142。

　　四、结论与启示

　　“一个国家将通过领土、政治和经济扩张得来的谋求国际体系的变革，这种努力要到为进一步变革所付出的边际成本等于或大于边际收益的时候才会停止。”[15]17随着英国的经济强盛和军事发展，不仅会追求与其国力相称的政治影响力（包括控制他国的领土和行为以及世界经济），也能够通过发动大规模霸权战争来挑战东方固有的朝贡体系，获取“战争工业化”的巨大收益。鸦片战争及条约通商体制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经济根由。马克思曾深刻地分析过欧洲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17]860-861。事实上，霸权国家的殖民扩张不仅有血腥的军事侵略，更多的是打着诸如“自由贸易”、“自然秩序”等旗号进行经济侵略，近代中国从朝贡贸易体系向条约通商体制的变迁历程，便是最好的注解。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张，“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17]874。贸易形态的演变，本质上是劳动方式或生产方式变迁的表现形式。

　　“近代化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化”[27]，条约通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机器大工业的要求，反映了一些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的普遍规则，对近代中国的市场发育、近代民族工业的诞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西方霸权国家通过主导和控制市场规则的制定权，动辄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迫使落后国家接受和遵从其设定的“游戏规则”，无视落后国家关于变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合理要求，“合法”地控制和把持着世界财富分配权，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注释：

　　①费正清在1953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中，将朝贡制度（tribute system）阐释为一种与西方“条约体系（treaty system）”相对应的“国际体系”；日本学者滨下武志从经济贸易角度出发，甚至称朝贡制度为“朝贡贸易体系”，将其与近代西方的自由贸易体系相提并论。

　　②清顺治12年（1655）至康熙22年（1683）实行过较严格的海禁，康熙56年（1717）至雍正5年（1727）在部分地区实行过海禁。有学者指出，西方殖民帝国抢劫中国商船、掳掠人口、刺探情报等侵害中国主权的活动日益猖獗，导致清政府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不断制订各种限制和防范措施。参见汪敬虞.论清朝前期的禁海闭关[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2）.

　　③最初清政府在沿海设置江、浙、闽、粤四个海关。乾隆22年（1757年），清政府以口岸分散恐生弊端为由，关闭江、浙、闽三个海关，独存粤海关，仅留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门户，并对广州口岸贸易颁布了许多限制措施。

　　④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寻求国际规则对自身利益的保护，而几乎所有国家在国际交往或采取某种重大国际行动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援引某种国际规则或国际法来证明其行为的合理性。

　　

　　网编：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