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丰碑——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100年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封建帝王专制制度，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新历史。

　　100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继承和发展了辛亥革命的事业，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行了改革开放，创立、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展现了伟大的中国精神。

　　作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大门，是中国历史上一座伟大的里程碑。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专制统治腐败没落，人民灾难深重，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

　　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逐渐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他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从鸦片战争的毒品贸易战至辛亥革命的70年间，中国平均每隔10年就要遭受一次大规模侵略战争的蹂躏。其中，英国侵华的第一次毒品贸易战（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英法侵华的第二次毒品贸易战（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法国侵华的中法战争（1883—1885）、日本侵华的甲午战争（1894—1895）、英俄日法德美意和奥匈帝国等八国侵略军侵华战争（1900）。这些侵略战争抢占了大片中国的国土，掠夺了巨额中国财富，野蛮践踏了中华文化，强逼清政府拿出巨额资金，以“赔款”之名进行疯狂的抢劫。

　　在一系列的侵华战争中，侵略者实行了极其残酷野蛮的烧杀抢掠。英法侵略军侵占北京，将百年的皇家园林圆明园洗劫一空，纵火烧毁。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在旅顺屠城四天，2万多中国人被残杀。八国侵略军占领天津后，纵火屠杀，当地居民或死或逃，百万人口的天津仅剩10万余人。北京城也遭到他们的野蛮抢劫和烧杀。中国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的秋瑾，面对破碎山河，发出“瓜分惨祸迫眉睫”、“天涯漂泊我无家”的悲愤呼号。

　　从毒品贸易的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以抢占我土地，勒索我巨额白银为目的“不平等强盗条约”多达22个。其中主要有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日《马关条约》，以及清政府与英法俄日意德美奥西荷比11国签订的《辛丑条约》。这些所谓的“条约”，是用“法”的形式使侵略者的侵占和掠夺合法化的强盗法权。

　　根据侵略者的这些强盗条款，中国被强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3个法国的面积。其中，香港岛被英国侵占，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被日本侵占，东北和西北边疆地区的大片领土被俄国侵占。

　　中国被逼付出巨额“赔款”。这所谓的“赔款”，正是帝国主义者抢掠中国的罪恶铁证。据粗略统计，仅八次主要“赔款”，连本付息的金额多达19亿多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财政收入的16倍。《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款”四亿多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每个中国人“赔”一两。帝国主义强盗抽尽了中国人民的脂膏，给中国套上了沉重的枷锁，使中国人民陷入了地狱般的境地。

　　在清王朝最后的10年间，帝国主义侵略者控制了中国铁路的93％，进出中国船舶吨位的84％，对外贸易完全掌握在外国洋行商号手里。中国成了侵略者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和抢劫的场所。

　　179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对中国进行毒品贸易，即鸦片贸易。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将大量毒品输入中国。仅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即毒品贸易战（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增到四万多箱，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而英国侵略者从毒品贸易中攫取了大量的中国白银。英帝国对中国百余年的毒品贸易，残害了民族，腐蚀了政权，毁坏了文化，摧残了精神，使中国沦为“病夫之国”。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且最恶毒的毒品“贸易”。什么“贸易”？假“贸易”之手，实为杀人、灭族、灭国的罪恶！

　　帝国主义侵略者还在中国强行攫取了国家主权的诸多权力。其中包括驻军权、领事裁判权、海关行政管理权、海关税款保管权、内河航行权、租借权等政治、经济、军事等特权。1845—1911年，英、法、美、德、日、俄、意、比、奥等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福州、重庆等16个城市，强迫清政府设立了30多个租界。所谓租界，就是治外法权，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实施侵略设置的“据点”和“桥头堡”。

　　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清政府就像是“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沦为“洋人的看门人”。有爱国志士在当年的《四川》杂志特刊上疾呼：“经济既尽，国家随亡，于是分割土地以为殖民地，中国完结矣！”此时的中国，已是“民之不民，国之不国”。

　　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昏庸，使中国广大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陷入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不愿忍受奴役和压迫的中国人民，在屈辱和苦难中奋起反抗，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抗争。1902年至1911年的9年间，全国发生的各种抗争多达一千多次，救亡图存、变革社会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势流。

　　近代中国的农民阶级，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最为深重。19世纪下半叶，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加速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崩溃，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和封建专制统治的巨大力量。

　　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开明人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自强”“求富”，推行洋务运动，兴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枪炮厂等几十个军工和民用工厂，形成了中国早期近代工业。

　　晚清时期，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开始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催生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其中的上层代表人物，与清王朝中的改良派相互影响，力图用改良的办法，借封建专制制度的外壳，来推行资本主义的制度。1898年6月至9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光绪皇帝进行了103天自上而下的“戊戌变法”。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在经济上主张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和交通采矿业，改革财政，广办邮政；在文化教育上提倡西学，主张翻译外国书籍、奖励创办报刊等等。即使这样的改良运动，最终还是遭到以慈禧为代表的清王朝顽固派的残酷镇压。

　　事实说明，无论旧式的农民起义，还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改良变法，都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所不容，都被它们的联合围剿所绞杀，都无法挽救民族的危亡。

　　中国人民在不断反抗和斗争中逐渐觉醒，要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必须推翻封建帝王专制制度。清王朝是中国封建势力的总代表、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彻底推翻腐朽的封建帝王专制制度，中国就没有希望。辛亥革命就是在中国社会不断积累这种斗争的认识，不断凝聚这种革命精神的背景下发生的。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必然结果。

　　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人民的一大觉醒，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精神和意志。

　　辛亥革命是伟大的爱国革命，也是伟大的人民革命！

　　辛亥革命是伟大的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加快，规模迅速扩大，呈现出地域集中的趋势。1858—1911年，民用工矿企业达近千家，其中1901—1911年的10年间，就增添了六百多家。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其中江浙、两湖和广东就有三百多家，占上述地区所有企业的一半多。这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中国革命的许多先驱者，早年也曾尝试采用和平的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变革。1894年，孙中山北上京津向李鸿章上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北上的过程中，孙中山看到清朝的腐败和昏庸比他原来了解的更甚，于是他确信“和平方法，无可复施”，决心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同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了具有政党雏形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初步形成了推翻清王朝、“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

　　此后，中国的革命派纷纷组织革命团体。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人在长沙成立的华兴会，陶成章、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等。1905年，孙中山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并阐述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准备了必要的政治力量。

　　辛亥革命前，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具有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新式学堂和报纸如雨后春笋，海外留学之风越刮越盛。据统计，1903—1909年间，全国新式学堂从七百多所发展到近六万所。1868—1907年间，江南制造总局所属的翻译馆翻印的西学书籍已有一百多种，一千多卷。1894—1906年，中国出版的中外报刊已从七十多种发展到两百多种。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在1898年已超过了外资报纸的种类。清末留学生，从1901年的两百多人发展到1905年的八千多人，仅1911年有三千多人，十年合计达四万四千多人。像黄兴、邹容、陶成章、廖仲恺、何香凝等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都曾经是留学生。

　　欧美思想文化的介绍和引进，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歌颂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的口号。陈天华在《警世钟》和《猛回头》中，宣传“改条约，复关税，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等民主革命思想。

　　是主张革命变革还是主张和平改良，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两种思想成为当时争论的焦点。始于20世纪初，革命派与改良派围绕要不要结束封建帝王制的革命，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是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大争论。在长达数年的论战中，孙中山先生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而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商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论战的结果，改良派“气为所慑，口为所箝”，而“革命论盛行于国中”，“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这场论争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准备了必要的思想文化条件。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积极发展组织，宣传革命思想，制订革命方略，筹备和发动起义。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爆发前，同盟会在国内21个省份设立支部和分会多达69个，在全国19个省份设立革命团体多达110个，多次联络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906年萍浏醴起义，１９０７年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１９０８年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１９０９年的镇南关起义，１９１０年广州新军起义。特别是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７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黄花岗起义，这是武昌起义爆发前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这些起义，积累了革命斗争的经验和人才，拉开了用革命的方法武装推翻清王朝的序幕。

　　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湖北武昌成为当时革命力量最为集中的地方。受同盟会影响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尤其是在武昌的新军中有很大的发展，二者成员加在一起多达5000余人，约占湖北新军人数的三分之一。革命力量比较雄厚，革命思想宣传工作较为广泛和深入，起义组织工作比较细密和完整，这是以蒋翊武、刘公为代表的武昌首义者能够一举成功的重要条件。

　　正是由于民主革命思想有了广泛传播，革命力量有了迅猛发展，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才会有关内18个省中的13个省和上海立即奋起响应，各地纷纷成立支持革命的军政府或都督府。当时，在包括湖北军政府在内的十几个省级的地方革命政权中，担任都督的革命党人就有9人。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在武昌爆发，随即燃起了整个中国的烈火，烧遍了神州，震惊了世界，这是人民革命的力量。东方睡狮觉醒了，中华之龙腾起了。武昌首义，是中华民族声震环宇的呐喊。

　　辛亥革命是一座里程碑

　　辛亥革命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大变革，开启了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打开了改变旧中国黑暗社会性质和人民悲惨命运的大门。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思想的一次大解放，中华民族的一次大觉醒。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亲手规划和描绘了“建国大纲”，成为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伟大旗帜。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王专制，开启了近代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大门。武昌起义后，湖北成立军政府，公开宣告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随即，除了建立军政府或都督府、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的十多个省份之外，直隶（今河北省）、河南、山东、奉天（今辽宁省）、吉林、黑龙江、新疆、甘肃、内蒙古等省也相继爆发了武装起义。

　　1911年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建立革命政权的省份和上海的代表共39人会聚南京，召开各省代表会议，筹建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临时大总统。

　　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回国，并于1912年1月1日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接着，经过南北议和，清帝退位，统治了中国268年的清王朝土崩瓦解，结束了封建帝王专制。

　　毛泽东同志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推翻清王朝之后，孙中山先生又提出反袁、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继续革命的号召。俄国十月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他以新三民主义把革命思想与实践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孙中山先生病重临危之际，他仍念念不忘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嘱咐革命同志必须“唤醒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要继续“和平、奋斗、救中国”。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在艰苦卓绝的辛亥革命中，许多爱国之士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行列，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甚至献出了生命。当时著名的仁人志士有陆皓东、郑士良、黄兴、章太炎、邹容、陈天华、宋教仁、朱执信、廖仲恺、蔡元培、胡汉民、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熊成基、赵声、吴禄贞、刘公、蒋翊武、张培爵、陈去病、柳亚子、居正、于右任、李烈钧、蔡锷、焦达峰等许多革命者，他们为辛亥革命建树的功绩，应该永远受到人民的称颂和纪念。他们为革命牺牲奋斗的高尚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学习。

　　辛亥革命是一次历史性的思想大解放。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实现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与创建民主共和国实践的结合。近代中国人经过革命的洗礼，开始从思想上冲破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各种政党、社会团体和报刊杂志进一步涌现，民主共和的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渐树立起来。中国同盟会早在《革命方略》一文中声明：“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封建意识形态从此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抨击，民主共和成为中国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与趋势。民主共和观念的深入人心是辛亥革命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从此，谁想在中国实行帝制，谁就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唾弃。无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结果莫不如此。

　　辛亥革命是一次人民的大解放。中华民国建立后，临时政府立即改革教育制度，发展普通教育。《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各项学堂改称学校，监督、堂长改称校长，初等小学校可男女同校。

　　民国元年一年内，由中国人办的全国性报纸就从清末约一百种增至五百多种，总销量达到四千多万份，使社会言路大开。

　　1912年1月2日，孙中山通电各省都督，宣布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即公元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中国从此使用了公历纪年。

　　在孙中山先生的倡导下，临时政府“扫除官僚式的繁文缛节，无论官阶大小都着同样制服”。临时政府还特发通令，宣布凡政府官员都是“人民公仆”，绝非是“特殊之阶级”。通令革除了中国旧官场讲排场、摆架子，以“大人”、“老爷”相称呼的官场恶习，政府内一律以官职相称，社会上则以“先生”相称。跪拜、请安等陈规俗礼被鞠躬和握手而代之。他还以临时大总统名义连续发布命令：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限期剪除发辫、禁止赌博、劝禁缠足、禁止蓄娼、禁止迎神赛会，革除各种有害人民和社会的陋俗恶习，“作新国之民”。

　　为保护人民的权利，孙中山先生还多次发布命令，宣布“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国家社会的一切权利，包括如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民主参政权；私权如人身、财产、营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信仰的自由等；并禁止贩卖人口出洋，保护华侨；禁止买卖人口；改变各类“贱民”的身份，允许他们享受一切公私权利；参议院还通过了女子参政权的议案，破天荒地赋予妇女与男子平等的各项权利。

　　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的初衷就是“救亡”，即让中国挣脱西方列强的魔爪，所以他响亮地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通过十余年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在辛亥革命中，推翻了帝国主义工具的清王朝，这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是沉重的打击。

　　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和对世界民族主义的进一步理解，革命派将前期的“排满”口号修正和落实为“五族共和”，“中华民族”的名称从此确立。国内各民族从一个自在的生命共同体，转变为自觉的生命共同体。民族平等的目标，促进了各族人民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成为全体炎黄子孙的共识和共同的精神家园。

　　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提出了“扶危济倾”，即帮助亚洲各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解放，为世界受压迫人民“打不平”的外交方针。所以当时革命者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根本区别于王朝时代的“忠君”、“效忠朝廷”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是维护国内民族团结，捍卫国家主权，反对不公不义和世界霸权，建立人类大同世界的宏大抱负。

　　列宁在1913年，把中国、土耳其、波斯的民主革命称为“亚洲的觉醒”，指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四年之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过了两年，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又过了两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翻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辛亥革命的继承和发展

　　辛亥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和深远的影响。尽管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性，但这不影响辛亥革命作为一座历史的丰碑而永垂史册。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响应过武昌起义的许多地方，后来都涌现出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骨干，很多都参加过辛亥革命，如陈独秀、董必武、朱德、吴玉章、林伯渠等，经历了从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孙中山先生也始终把中国共产党当成自己的亲密朋友。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和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把自己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志士为我们描绘的美好蓝图逐步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思想为己任，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史诗。

　　孙中山先生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活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海峡两岸都把孙中山先生作为自己的先行者，都视复兴中华民族为己任。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两岸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

　　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就是重读这段历史，从中认识中国近代发展的道路和经验，认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和任务，认识这段历史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它告诉我们，团结、统一、自强、奋斗，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之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惟统一、团结、自强、奋斗，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任何损害统一、团结的言行都是伤害中华民族之本，断折中华民族振兴之翼。辛亥革命百年来的中国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任人宰割、欺凌，蒙受痛苦、屈辱的悲惨一幕，绝不能重演！中国的统一大业，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中国一定要统一、团结、自强、奋斗，这是史鉴，是中国之命运。

　　历史是曲折、复杂的，云谲波诡，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靠自己，走自己的路，中华之神舟就一定能达到彼岸。孙中山先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是至理名言。中国未来发展之路还很长，且艰难曲折。我们既要大胆探索，又要谨慎前行。

　　100年前，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为我们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新路径。让我们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志士“振兴中华”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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