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时期两种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模式探析

　　在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信奉全能主义政治模式,该模式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存在难以解决的悖论,导致民主理性在较长时期内都未有实质性进展｡这标志着国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失败｡同时,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的发展壮大,共产党逐渐主导和引领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

　　一､中国国民党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败局

　　国民政府民族国家建构思想源于孙中山｡在其晚年的政治生涯中,孙中山政治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一改早期倡导的多党竞争型民主政治体制,而转向威权型非竞争性政党体制,由此奠定了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思想源流｡该体制表现为由一党实施国家治理,统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政党力量向社会肌体全面渗透的全能主义政治模式｡在一党专制体制下,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呈现一元化的发展取向,但全能主义政治模式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存在二律背反,即一种政治体系的初衷与效果之间的悖论,从而导致败局｡

　　(一)中国国民党全能主义政治模式的悖论

　　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需要现代文明各因子之间建立有组织的相互联系和呼应,以产生整体效应;匹配政治多元化的格局,施予法律和制度的合法性保障｡当时,为迅速改变权力分散和政治无序的现状,建立统一有力的中央政府,从而以高度集权方式实现现代化､促进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国民党的全能主义政治模式应运而生｡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产生的直接根源是20世纪初期中国面临的全面危机所引发的社会革命｡革命结束后全能主义政治成为国民政府国家重建的首选方案｡这在国家重建初期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并未被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导致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失败｡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民党通过高度动员的政治体系进行社会整合,建立以党治为核心的政治集权秩序,希冀以此克服民初以来一直存在的权威危机和权力危机｡在克服权威危机方面,一方面,国民党把三民主义作为强化政权的道统资源,当然这已不是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同时,利用了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程序说,即在训政期间由国民党代替国民治理国家,将所谓军事合法性与现代合法性结合起来,形式上实现了北洋政府一直未完成的权威的理性化､世俗化转移｡在克服权力危机方面,国民政府通过军事和政治的两手,将权力与资源逐渐从地方收归中央,加强中央集权的凝聚力,尤其加强了蒋介石作为国民党领袖的权力中枢地位｡另一方面,在清党分共之后,国民党割断了自己与社会革命的联系,政治权力自上而下渗透,扩张到民间社会和各个层面,一度相当活跃的中产阶级和知识群体的活动受到限制｡但是,权力的集中并非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由于革新政策所引起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将导致新集团要求进入政治体系,并要求扩大体系的容量｡在第三阶段,即现代化后期,体系的扩大将可能促成体系中权力的重新分散｡”[1]

　　国民党的全能主义政治模式,在权力的凝聚与分散两个层面同时犯错｡首先,在国民政府统治大陆时期,其行政权力的集中化､分层化和制度化始终未彻底实现,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权威长期面临党内外的严峻挑战｡由于国民政府偏重于从地方收缴权力,而不注意决策的分层化,因而在中央能够控制的权力网络内,大小决策过分集中于行政中枢尤其是蒋介石个人手中,造成了往下各层权力普遍的效率低下｡身负执政使命的国民党既不能实现向现代法理型政党的结构转变,又丧失了“革命党”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在意识形态内聚功能减弱､组织结构涣散和政治权力既无内部制衡又无社会监督的情形下,逐渐趋向腐败低能,丧失了领导现代化的政治功能｡其次,在分散层面,当国民政府在本应集权的行政层面无力支配权力时,却在本应分权的社会层面强化了政治对社会的控制,使得民间社会严重萎缩,政府系统过于膨胀,现代化的资源配置出现空前的失衡,被剥夺殆尽的民间社会失去了推进现代化的基本动力,而控制主要资源的政治权力又忙于应付合法性危机,无暇承担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使命｡

　　总体而言,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现代化进程非但没有得到大力推进,反而至抗战中期趋于停滞｡1949年以前传统经济部门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在近四十年的民国时期,整个工业部门的产值在国内总产值的比重变化甚微｡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工业部门仍是弱小的[2]｡1936年至1937年“国家的新气象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一些表面的和短暂的现象”,“透过这些表面现象,就可以觉察到,甚至在南京政权这十年的后期,它们仍然是一个复兴国家的靠不住的和运转不灵的工具｡文职官员依旧是低效的和腐败的｡政府机关内充斥着靠裙带关系塞进来的人,他们从事管理工作的资格,即便不是没有,也是少得可怜,政府机构中到处都是游手好闲和自私自利之辈”[3]｡甚至在当时,蒋介石也感到这个无能的官僚制度是个“腐败黑暗､行贿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愚昧的机体”[4]｡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形成了全能主义政治,这种政治模式本应属于政治发展的过渡阶段,国民政府却把它当做终极目标,未能实现政治体系的重新分权,致使其政权带有低制度化､强控制性､权威主义和城市性政权的特征,现代民族国家政权机构所应具备的科层化､职能化要素十分不足,早期现代化的经济政绩十分有限,最终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换言之,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全能主义政治模式是其革命范式的延伸,在造就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后,却无力推进现代民族国家的全面构建,形成两者之间的悖论｡

　　(二)中国国民党改组与阶级基础的缺失

　　在国民党的“一大”上,确立了联俄联共的改组方针,以增进该党的革命精神,改造其社会基础｡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把国民党改组成为一个与下层社会广泛联系､具有现代化高效率权力体系的革命政党｡改组后的国民党不但成为一个新的政治体制和权威的象征,而且是一个动员民众进行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政治大革命的领导核心,有力地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迅速开展｡中国国民党改组就是要加入工农运动,以工农阶级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基础,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代表了工农阶级的利益｡尽管孙中山对群众力量有所体认,并依靠共产党改组了中国国民党,使之因共产党人和广大工农的参加而获得了新生,但因改组不彻底,最终导致了中国国民党的政治蜕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改组前中国国民党内部思想不统一｡早在孙中山酝酿改组中国国民党期间,邓泽如､林直勉等党内老右派就联名上书孙中山,大肆攻击国共合作政策,居正､冯自由､谢持为代表的顽固派更主张,宁可投靠到北洋军阀的门下当走狗,也不参加国共合作,他们从根本上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化｡

　　第二,改组后的内部结构复杂｡不仅存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且保留或新加入一部分地主买办阶级分子和军阀､官僚政客｡因此,党内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右派是大资产阶级,中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左派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三派中,左派要求反帝反封建,坚决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党的进步势力;中派也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但表现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很快发生分化;右派则是中国国民党中的保守势力,从合作一开始,就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由于国共合作初期联俄联共的呼声很高,改组国民党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右派斗争也较坚决,特别是作为总理的孙中山享有巨大威望,反对者不敢公开活动,所以,当时国民党内真正有势力的右派组织尚未形成,公开反对孙中山联共改组中国国民党的人处于孤立地位,尚不能左右大局｡

　　第三,中国国民党领袖魅力型政党的局限性｡从兴中会､同盟会开始,孙中山就一直是党的最高领袖,其领袖的绝对地位甚至在中华革命党时期,以党的规章形式作了严肃确认｡国民党“一大”更强化了孙中山的绝对领导地位｡可见,国民党始终是一个魅力型政党｡“衡量一个政党的制度化力量,首先就看它能否闯过其缔造者或首先使它登上权力宝座的魅力领袖离开之后这一难关｡”[1]378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国民党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随即尖锐起来｡国民党右派把孙中山的“容共”任意篡改为“溶共”｡以理论家戴季陶为首形成了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右派反共的思想武器“戴季陶主义”｡随后,国民党内逐渐形成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总体而言,大革命后期,由于国民党右派违背了孙中山的革命宗旨,背叛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背叛了紧密合作的中国共产党,致使孙中山呕心沥血依靠共产党改组而获得新生的国民党,也因此蜕变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成为代表列强势力､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保守集团,成了反革命组织｡一个社会阶级基础狭小的政党组织难以获致执政地位所需拥有的社会认同｡因此,社会基础代表性不足无疑成为国民党未能从革命党向执政党成功转型的症结｡

　　(三)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对民主政治的悖逆

　　从中华革命党秘密组织革命起义,到中国国民党公开在广州创建旨在以党治国的党国政制;从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到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接连不断的革命运动,熔炼了孙中山以党治国的党国理论,使之最终成为国民党全力贯彻执行的政治方针｡孙中山以党治国的理论立论于他自同盟会时期一直倡导的革命方略———“革命三程序论”｡1924年1月,孙中山起草《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更详细规定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国民的权利､义务与互动关系｡《大纲》提交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审议及大会议决原案通过的本身,充分表明孙中山与国民党一致认同按照革命三程序论实施以党治国的原则｡这一原则概括说来,就是军政时期“以党建国”､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宪政时期“还政于民”｡

　　在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孙中山主张实行以党治国的党国政制｡这当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由中华革命党及后来的中国国民党单独执掌一切军国庶政;二是通过宣传教化,使全国人民都遵行党的主义,即三民主义｡在落实前一涵义方面,中华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党纲文献及革命方略都确立了该党全面夺取与执掌国家政权的指导性原则｡孙中山在决定联合共产党人改组国民党之后,鉴于国民党内腐败涣散的状况,对以党治国双重涵义的主次有所调整,他强调:“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5]｡孙中山主张国民党员优先执政,还是为了在组织上确保“以党治国”｡

　　按照孙中山的论述,民权是党治的最终目的,党治是民权的必由之路;在实施宪政之前,民权须受党治的指导和制约｡孙中山反复申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道义上的政治主权;政府一切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拥有实际行政的职能｡因此,国民党革命的目的就是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使人民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真正成为国家主人｡可是,鉴于“现在人民有一种专制积威造下来的奴隶性”,“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来教训他”,“逼着他来做主人”[6]｡在军政､训政时期,国民党必须负责一切军国庶政,训练和督导人民逐步行使民主权利｡由于人民尚未觉悟,选举､罢官､创制､复决等四种直接民权只适用于县自治,人民对省和中央的政府官员行使间接民权｡无论是直接民权还是间接民权,都必须在国民党及其政府指导制约下进行｡即使是基于分权制衡构想而设立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之治,也要置于国民党总理兼总统的督率之下｡孙中山以党治国的理论,反映出他本人在深刻反省辛亥革命让位弃权的失败教训之后确立起来的革命党必须独掌政权的执著信念,起着激励和维系国民党各派骨干分子跟随孙中山革命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促使他们在尝试西方议会式的“政党政治”失败之后,转而认同苏俄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形式,赞成联俄联共政策｡孙中山说:“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7]103-104,以党治国的理论有助于引领国民党转向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但是,这一理论也潜伏着阻碍革命成功后建设民主政治的消极因素:

　　第一,孙中山在宣讲“以党治国”时,对政党､政权､国家三者关系的论述模糊不清｡例如,他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既主张学习苏俄革命成功经验,“把党放在国上”似乎是在谈论政党和国家关系;又认为“现在并无国可治”,“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再去爱之”[7]104,此又似乎是在谈论政党和政权关系｡理论上的混沌对于在野时期的国民党或许无关紧要,一旦该党成为统治全国的党,当真“把党放在国上”,将政党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党国政制的质变在所难免｡

　　第二,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期间,虽然主张将党治重点转移到党义教化的基点上,可是由于国民党员执政的政治布局已定,该党又缺乏训练全体党员放弃权利思想､使之真心从事革命的有效措施,党内争权夺利的趋势不仅不会根本消失,反而会随着革命的胜利发展而加强,从而成为颠覆革命的致命隐患｡

　　第三,“以党治国”凸显国民党力图在中国建立一党专政､按照自身的世界观改造中国的强烈意愿｡国民党统率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力量在五四运动以后复苏振作而终归涣散溃败的状况,却使这一意愿处于力不从心的尴尬境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也日益发展成为钳制和阻止这一意愿在中国实现的强大力量｡这样,以党治国的党国政制在国民革命时期就具有两重性:从取代军阀统治意义上具有进步性;从建立国民党一党政治意义上具有保守性｡党国政制的保守性最终导致国民党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反动,这已为孙中山身后的历史所证实｡孙中山以党治国理论的消极因素以及国民党的党国政制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恶劣影响,值得后人加以警惕和努力纠正｡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曾提醒共产党人要消除以党治国的消极观念｡“‘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8]作为执政党所应具备的民主理性,中国国民党在较长时期内都未有实质性进展｡对民主要旨的悖逆,预示着中国国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失败｡

　　二､中国共产党逐渐主导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多方面努力,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和成熟,其领导的革命运动､其所主张的现代化发展新范式,日渐凸显蓬蓬勃勃难以抗御的态势｡这一切都是因为契合中国国情并与“民心所向”相一致｡党的成熟及其力量的发展壮大,使其具备了在中国实现有效政治治理模式的现实可能性｡这既是赢得民心的前提条件,又是民心所向的结果,因而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循环,并逐渐主导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历史进程｡

　　第一,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来加速推进｡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重建方案,提出了“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9]的方针｡这一共和国的国体最初表述为“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统一战线的政权”,后表述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的主体,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就是在普选制的基础上产生人民代表,然后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职能, 选举各级人民政府, 制定法律, 监督政府依法处理一切事务｡该方案实质上是保证各种社会力量对自身利益的诉求, 以及民众对决策的参与及政府行动的制约,同时确保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性和区域性的权力, 把权力集中于立法机构手中, 这就保证了强大而有权威的政府的建立｡

　　第二,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历程中, 始终高度重视其自身的建设｡经过延安整风和新式整军､ 整党运动, 党自身加速成熟和发展壮大｡这个党的多数成员具备了对历史必然性(革命的胜利､ 共产主义的实现及中国的独立､ 统一､ 自由､ 民主､ 富强即现代化的必然性) 的信仰和道德的纯洁性这两项真正革命者必备的素质｡这个在当时绝大多数成员都很年轻的党,不仅在思想上和实践中易于接受新事物,而且把其坚定的信仰内化成强大内驱力与精神凝聚力,并以其身体力行的道德品性构成强大的社会感召力｡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内,建立了一种以平等为主的新型人际关系,形成了一种具有现实和直接风格的社会公正主义的民主形式,通过“知识分子干部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的思想改造运动,在中共党内形成了以“三大作风”为主干的新型政党伦理｡一批生气勃勃的年轻革命者,在荒凉贫瘠的边远山区和内地农村,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而且逐渐征服了广袤的中国内陆｡党员素质之高､信仰之坚定､团结联系的社会阶级阶层之广泛,都是空前的｡这一切,使共产党在中国赢得了道义的力量,由乡村到城市,由农民､工人到知识分子､工商业者……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逐渐坚定了这种信念:中国共产党人是一批德行高尚､主义纯正､既有热情也有能力拯救民族危难的志士仁人;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中国统一､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安乐幸福的所有新希望｡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建立,党赢得了“民心”,拥有了充当中华民族凝聚中心的实力,具备了控制社会的足够权力资源｡

　　第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和主导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在抗战期间也逐渐发展成熟｡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集体智慧结晶,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对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内化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和革命进程的创造性突破与发展｡作为一种具有很高的原创色彩与较高水准的意识形态,它不仅为党领导的革命提供思想武器,统一整合了全党的利益与意志,更切合当时中国社会与现代化进程发展的需要,真正成为本民族的､走向现代化的思维范式｡因此,它在价值上或利益上逐渐得到中国社会的普遍认可,并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内化于中国社会,成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思想文化上的合法性基础｡

　　第四,抗日战争的胜利,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成为能与国民党具有平等竞争地位的强大力量｡解放战争的胜利,更为国家和民族造就了一批优越卓异的新型领导人｡总之,中国共产党将革命从中心城市转移到被国民党所忽视的广大农村地区,实现了革命领导力量与革命主体力量的有机结合,找到了民众自动参与和组织动员参与的政治集合点,从而开启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门｡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体现了一种理想与现实､价值与工具的高度统一,由此赢得了“民心”,也拥有了承当民族凝聚中心的自信,真正成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主导力量｡

　　参考文献:

　　[1]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142.

　　[2]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57.

　　[3]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81.

　　[4]北华捷报[N].1936-9-16.

　　[5]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孙中山全集(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283.

　　[6]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401.

　　[7]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0-12.

　　[9]毛泽东.论联合政府[M].中原新华书店,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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