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喜林：清末新政与满清政权的败亡

　　1901－1911 年， 遭受八国联军重创的满清政权在内外交困中， 开始了一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自救”运动，是为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是以慈禧为代表的满清政权幻想效法英、德和日本，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在维持旧有统治秩序合法性的基础上，通过政治制度的变革以挽救行将倾倒的“满清大厦”。 然而，事与愿违 ，新政的实施不仅没有给改革的主导者带来成功的喜悦， 相反满清政权却在痛苦被动的应付中走向了败亡。 这种结果与初衷的背离主要是因为在改革最佳时机丧失的前提下， 新政的推行激发了各种社会矛盾，而清政府本身却无力整合社会危机，整个政权最终在分崩离析中走向了败亡。

　　一、痛失良机的改革必定失败

　　中外历史经验表明， 一次成功改革的首要条件是改革的主导者具有深邃的眼光， 能在社会矛盾初露时发现其潜在的危机， 通过适时的变革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从而引导社会的正常发展。 对晚清政府而言， 康乾盛世的艳阳高照早已变成了夕阳的余晖，只是青山依旧，风光不再； 西方殖民势力的东侵更使晚清政府的统治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然而， 由于传统社会的巨大惰性和小农经济上积聚起来的夜郎自大的民族心理，长期侵润在“天朝上国”梦幻之中的满清王朝对急剧变革的时代潮流视而不见， 一次次与难得的革新机遇擦肩而过。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强烈震撼了闭关锁国的老大帝国， 但满清统治者却在须臾的伤痛之后依然冥顽不化。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 “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地方督抚为主要推力的洋务运动虽已艰难开启，但“中体西用”的“体”、“用” 观使洋务运动所取得的些许物质成果在中日甲午战争的较量中灰飞烟灭。 甲午战争的创伤剧痛，终于警醒了封建的老大帝国，“人人言变法、 家家议维新”，世纪之末的戊戌变法似乎昭示着沉睡已久的中国即告别中世纪而迎来世界文明的曙光。 但“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再次宣告在 “搬张桌子都会发生流血事件”的中国革新举动步履维艰。 作为后发外生型的国家， 近代中国所受最大的挑战来自西方列强。 洋务运动、特别是戊戌变法， 正是历史赋予中国改革的最佳时期，此时西方列强或忙于自己内部的统一、或致力于领土的争夺、或忙于制度的修补，………清政府尚有充裕的时间和能力在自己掌控的范围内主导社会的变革。 然而，由于 “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和对中国思想体系的陶醉感”使他们“对外国的事务视而不见，进而横加蔑视”，满清“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虚幻来欺骗自己”， 古老的中国依然循着固有的轨迹缓慢向前。 终至八国联军入侵，创剧痛深，实与亡国无异。 当遭此沉重打击的满清政府再次举起改革大旗的时候，中国面临的却是一个风云激荡、炙热躁动的社会。 “官乱于上，民变于下；海外党徒、长江会匪、东三省马贼，环伺而起”，“万里神州，几成乱薮”。 清政府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危机。

　　为了扑灭熊熊燃起的烈火，1901 年1 月 29 日， 流亡西安的慈禧发布变法的上谕；4 月， 清政府成立了变法和改革的领导机构——督办政务处， 正式开启了清末十年的政治改革。 然而，新政仓促实施的种种措施，如奖励实业、废科举、编练新军以及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 必然促成传统因素的解体、现代因子的滋生，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社会与政治整合机制。 但此时处于危机四伏中的满清政府的政治整合能力已极度地衰弱，无法从制度和精神上将这些新兴的社会因子纳入到传统政治体系之中， 结果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失范和整合危机。 1905 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满清政府因财穷力竭，无法安置这些失去制度归依的传统读书人，使他们成为制度之外的游离分子。 作为传统社会基石的士绅集团的瓦解，加剧了政治和社会机构的解体， 其中一部分人如蔡元培、黄兴、胡汉民等从科举制度中游离出来的传统仕人因对清廷失去信心而投身革命， 加入到推翻满清政权的行列。 清政府创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的举措， 在近代中国造就了一批不同于传统士绅的具有新知识、 新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 虽然他们以“匡扶天下”为己任， 但满清政府吸附功能的有限性使他们因找不到政治的归依而成为现行体制的反对者。 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指出：“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改革开始的时刻”。 诚然，最危险的时刻，也是改革最容易获得各方认同的时刻。 但是“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 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艰难”。 如果改革者不能把握历史机遇、 没有娴熟的改革技巧和驾驭各种风险的能力、改革不仅可能会因为被动、仓促而难以凑效， 而且极有可能会诱发各种潜在的矛盾而埋葬发动改革的政府。 正是由于清政府因顽劣愚钝而错失改革良机，所以，在新政启动之后，满清政府既无力将变革的程度控制在自己所掌控的范围之内， 又无力将现代化变革中所催生出来的新鲜事物和新的社会力量纳入到传统威权政治之中， 其结果是导致各种矛盾激化。 喧嚣一时的新政，也最终葬送了满清政权。

　　二、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改革失败的关键原因

　　一场成功的改革， 除了准确把握改革的时机之外， 地方与中央在改革上的共识也是关键性的因素。 只有改革目标和宗旨的一致， 中央的改革措施才能在地方势力的支持下得以顺利推行。 改革实质上是一场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由于当时政治权力的严重失衡， 在改革宗旨上，中央和地方更是分道扬镳。

　　就地方而言，19 世纪 50、60 年代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 曾国藩、 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官僚的迅速崛起，他们不仅在地方督抚的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而且他们分享了地方上的军事、行政、财政甚至外交大权，打破了长期形成的中央一统的局面，形成了内轻外重、尾大不掉之势。 特别是义和团运动期间，刘坤一、 张之洞、 李鸿章等发动的东南互保，开创了地方公开抗衡中央的先例。 地方势力希望的是在保证自己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推行改革。 而 “藉变法之名，以收集权之实”， 加强早已流失的权威成为满清政府推行改革的最终目的。 在 1901-1905 年的行政改革中，满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交部、新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 练兵处和财政处等 5 个中央机构，其目的是逐步将掌握在地方督抚手中的外交权、军事权和财政权收归中央。 1906 年开始仿行宪政，“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则不可”。 满清政府以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为由，再次实施了削弱地方权力的举措， 其目标不仅要收回督抚的权力，而且也要收回汉人的权力。 在接下来的中央官制改革中，清廷借机打击排斥汉族官僚，如岑春煊的被罢免、张之洞明升暗降。 在新设立的各部中，虽然规定满汉不分，实际上是满族亲贵占了绝大多数。

　　削弱地方权力的做法引起了督抚们的反感。 湖广总督张之洞第一个站出来对地方官制方案明确表示反对意见，“议复一电，一则曰财力竭蹙；再则曰经费太巨；三则曰安有余力筹款”，地方督抚的消极抵抗制约了新政措施的顺利推行。1909 年 1 月，生性懦弱、优柔寡断而成为摄政王不久的载沣，更是鲁莽行事，以足疾为由， 将握有军事重权的袁世凯逐出中枢， 最终导致整个北洋军人集团的背离，为巩固皇权而编练的新军，也就充当了满清政权的掘墓人。 所以，满清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权力之举，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严重挫伤了督抚的积极性，增加了他们对清政府的离心力。在满清生死存亡的辛亥之年， 督抚们或是协同袁世凯逼迫满清权贵交出政权，或是隔岸观火， 或是由体制内的官僚转向为体制外的革命力量， 最终成为葬送满清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立宪派的反对是加速满清政府败亡的重要推力

　　如果说， 地方督抚这支体制内的官僚集团的背离直接从内部动摇清政府统治根基的话， 那么新兴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则从思想、 舆论等方面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风向标。 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另一成果是形成了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工商业阶层，其经济上的自由发展，必然转向对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的强烈要求； 民族危机的加深和传统体制的巨大弊端极大刺激了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在他们看来，“光靠高高在上的王朝恩赐还远远不够， 而且还不乏随意性和可塑性，没有比自身参与政权更令人放心。 ”1906 年 9 月， 清政府正式拉开预备立宪的序幕，立宪派为此而欢呼雀跃。 他们的主要领军人物是张謇、梁启超、汤化龙、蒲殿俊、谭延闿等。 立宪派主张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度， 通过一个权力相对集中的国会， 以便自己参与政权的管理，分享政治权力。 他们以各省的谘议局为舞台，掀起了一股立宪的浪潮。 然而， 他们的要求同清政府有限度的立宪活动形成了对立和冲突。 1908 年 8 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将预备立宪年限定为 9 年， 立宪派为此开始了缩短立宪年限、迅速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的请愿运动。 1910 年 1 月，以孙洪伊为首，联合各省咨议局代表联名上书， 要求缩短预备立宪年限，提前召开国会，而清政府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为由，加以拒绝；1910 年 6 月，在张謇的主持下，以江苏谘议局为代表，发动了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 代表向都察院呈递了号称 30 余万人签名的请愿书，但这次得到的却是“毋得再行渎请！ ”的警告。 10 月，各省咨议局代表共同掀起了规模更大的请愿运动， 他们再次呈文资政院，要求 1911 年召开国会，但又遭清政府蛮横拒绝， 东三省学生请愿会代表温世霖被清廷逮捕并发配新疆。 1911 年，皇族内阁的出台更是激起了立宪派的强烈不满，立宪派指责朝廷“朝令夕改”，对宪政“不敬不诚”，再一次组成了国会请愿运动，但清政府依然故我，竟下令将请愿代表武装押回原籍，谕令各省督抚“严饬开导弹压，如不服劝谕，纠众违抗，即行查拿严办。 ”至此，立宪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参与政权的愿望落空， 他们公开发表宣言，指责所谓内阁“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 立宪派对清廷的思想认识也发生了质的转变，“其初恐清廷不立宪，其继愤清廷假立宪，其后乃不欲出于和平立宪， 而思以铁血立宪”。 立宪派彻底抛却了对清廷的幻想，相继从事革命反清的斗争。 “犯上作乱之事，昔出于密谋，今见之于公议；无父无君之说，昔起与匪类，今创于缙绅；世奇之变，至此已机，异日之患，臣不忍言”。1911 年 10 月， 在武昌起义的炮声中，满清政权众叛亲离，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改革也是一场革命， 其难点是在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 新政期间，传统士绅集团与新兴的知识分子、 地方督抚势力、 立宪派是影响晚清政治走向和满清政权统治根基的三股力量。 如何处理与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不仅检验着满清政府的能力， 也考验着新政主导者的智慧。 然而，由于屡遭内外各种力量的打击，满清政权已是元气大伤，缺乏创新机制和整合社会的能力， 特别是慈禧和载沣的一意孤行， 借改革之名， 行专权之实，造成了这三股主要力量的背离，并决定了满清政权败亡的不可逆转。

　　

　　网络编辑：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