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品论天涯网

李毅：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强调“两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创性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丰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认识的新提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重要思想标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一、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反映，更是其思想丰富发展的标志

　　“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延伸和拓展，是“第一个结合”发展的必然结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时代的现实需要，是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一条主线。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同各种所谓“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恩格斯曾总结说：“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他认为：“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针对许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而在实践中竟成为非辩证论者的人，列宁在多篇著作中强调，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不敢正视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立场观点方法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再表明，自己的理论不是教义，而是行动的指南，“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在一定意义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具体实际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转化为实践的力量。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前，在党内，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不顾实际、“刻舟求剑”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等同志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主张受到错误指责。所谓“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一时成为影响走什么道路的主导思想。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经过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也成为“相结合”的逻辑起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当然，中国共产党得出“相结合”的结论也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党成立之初，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对于“相结合”的认识还不自觉、不深入。“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正是“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才真正达到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完整的、统一的了解，从而领导中国革命步步胜利，并以独创性的内容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张闻天也讲过，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后来就连王明也不得不承认：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问题——马列主义理论民族化，即是将马列主义具体应用于中国，是完全对的。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贡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经过实践探索包括总结失败教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成功的原因，也是我们党深化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规律性认识的标志。它说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不可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没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样不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正像《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的：“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其世界观方法论是统一的，它强调的是一般规律而不是具体结论和词句；它肩负的使命是立足实际、追求真理，而不是抱守一成不变的教条。我们不能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奉为亘古不变的“真知”，用心中形成的“郑人买履”之尺，硬生生地“裁剪”鲜活的实践发展。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具体实际出发，从现实问题出发，从时代需求出发，基于客观规律得出科学认识、作出正确回答，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我们的实践。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只有植根历史文化沃土，才能根深叶茂。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的广泛传播，自然要面对中国文化的思想土壤，而且传播越深入，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交织越紧密。在一定意义上，这一碰撞融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可以肯定的是，“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必然植根于本国的文化土壤之中。也就是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国人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说中国话”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诸如天人合一、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厚德载物等这些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要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就不能脱离中国一百多年伟大社会变革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以坚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

　　“相结合”既是结果，也是过程。这即是说“相结合”的思想，是经过实践认识过程得出的结论。同时，“相结合”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是在发展中与时俱进的“结合”。在一定意义上，什么时候结合得好，我们的事业发展就顺利，反之亦然。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之时，毛泽东同志提出进行“第二次结合”。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毛泽东同志“以苏为鉴”，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1960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十年总结》中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里所说“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正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路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深刻认识到，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必须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党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党实现了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深化“两个结合”的过程。“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共同的前提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于时代条件不同，“第一个结合”侧重强调的是客观现实社会实际，“第二个结合”侧重强调客观历史文化实际。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要内容，着重在其经济社会的具体实际。其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基本内容也是如此。“第一个结合”中的中国具体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条件，也是结合的对象，中国历史和文化作为土壤包含在这个具体实际之中。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中，也同样内在地包含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继承。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是经济社会的反映。“第一个结合”所包含的文化要素是广义的，“第二个结合”中的文化是狭义的。充分肯定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正在于我们认识到文化是更为基本、更为深层、更为持久的影响力量。文化一直是“无形胜有形”地深深扎根于经济政治社会领域之中。文化对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是单向线性的，而是呈现作用与反作用的相互作用关系。先进文化作为思想积淀，更加以润物无声的形式影响人、影响社会。文化通过政治、法律、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发挥作用，渗透的是文明的价值，引导的是行为方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文化之“化”、以文化人更多表现出的是，文化以多种形式形态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而可以肯定的是，民心所向的文化必然引起人们的共情共鸣。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更加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既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确证；既是“让马克思说中国话”的深化，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焕发生机活力的标志；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理论发展的必然结论。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看，“相结合”的内容和内涵需要与时俱进和丰富发展。明确“第二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总结，反映了新时代的发展成就，体现了思想认识的新提升。

二、明确“第二个结合”，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担负的是历史和时代的责任。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设计过、尝试过，但均以失败而告终。有人曾绝望地发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哀鸣。正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犹如喷薄的日出，让遭受苦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重新站立起来的希望。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满足了中国仁人志士的迫切需要。而这一实现民族复兴的大任，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秉承人类发展之大道，承继中华民族复兴之伟业，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使命，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同时也是成功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一如他们在革命实践上的创造才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完成中国人民所课予的各种历史大任。”毛泽东同志1937年所著的《实践论》《矛盾论》，既是对主观主义尤其是对教条主义的理论清算，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总结。其中，结合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思想阐释，具有标志性意义。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中强调：“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今天，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起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我们党对理论创新深化认识的过程，更是我们党自信担当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加强理论创新、理论创造的历史。这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既向世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这是文化自信、文明自觉，更是历史主动、精神主动的体现。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不断从中国历史经验和国外发展经验中汲取智慧和营养，形成新的理论创造，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愈加认识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要义所在和价值所在。只有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才能固民族历史伟业之本；只有真正做好“两个结合”，才能更好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一百多年来，我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实现，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使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具备了这种资格、自信和能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过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践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同样也改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改造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只有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化在中国。实际上，从一百多年来党的历史实践中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文化糟粕最彻底，继承传统文化精华最正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根本改变中国社会，只有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致性，并非体现在字义或形式上，而更多体现在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能结合”与“结合好”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先锋队，理应是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而且也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担负这样的使命。这是历史继承性必然性的体现。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上审视，传统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在建立、发展、完善上层建筑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要继承。”比如，“关于道德的要求，从古代就存在，有些现在还适用。封建社会也有不少道德家，他们的成就也是我们的精神财富。我们不去利用这些财富是愚蠢的。我们不能因批判旧道德而否定旧道德中的好的东西。旧道德中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能继承？否则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不能解释”。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更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都以科学的认知和海纳百川的胸襟，审视民族传统文化、世界各国文化，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来丰富发展自己。在前进路上，中国共产党人也必将担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者、弘扬者的时代大任，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更加绚丽多彩。

三、明确“第二个结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逻辑，强化的是民族复兴必然伴随文化复兴的自觉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民族要复兴，文化必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带来文化复兴，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要增强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发展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文化复兴也必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近代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变革再到思想文化革命，是中西文化碰触以来的现实逻辑，也是中国志士仁人的思想逻辑。近代以来，在“古今中西”之争中，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和以西化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尽管观点不同，但都反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前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不能“蹿升”，后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代表西方文化。“两个结合”是对“古今中西”之争的深刻回答。“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融汇不是自发的，更加表现的是我们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明确“第二个结合”，强化的是历史自信，彰显的是文化自觉。

　　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根本上说首先是文化和文明的复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拥有14亿多人口而且在精神上文化上又高度团结统一的国家，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历史从未中断过，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追求统一，已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也是我们的价值观。统一的价值观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缘由，也是我们自信的结果。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讲，“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真理。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遵循的是规律。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最大的底气和力量。

　　任何一种理论从生根发芽到取得成功，都不能脱离实际的、历史的、文化的土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具体实际。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体现。“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化发展的本质就是创造，创新是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文明是国家和民族的血脉，是流动的血脉，需要不断兼收并蓄。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本身就是一个理论创新的过程，实现更大范围更大深度的结合就更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中国文化和文化传统并非图书馆里经史子集静止的文字，而是民族生产生活方式活的烙印，是社会的共同财富。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以反作用的方式渗透于和作用于经济政治社会领域之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的重要原因所在。在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本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明确“第二个结合”，有力彰显了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文化精神生动展现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深层动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战胜艰难险阻的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14亿多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无不彰显了中华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未来路上，我们要进一步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和创造精神，进一步拓宽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视野和路径，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四、明确“第二个结合”，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两个结合”的过程，是双向互动互进的过程。我们党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也已成为融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基因。明确“第二个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源头活水和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两个结合”，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只有在改革中守正创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改善自己，才能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中国特色的形式呈现出来，才能真正地“具体化”和“中国化”。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大路上，我们要解读好、传承好、运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内在的基因密码，“要理直气壮、很自豪地去做这件事，去挖掘、去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而“做好这件事”的重中之重，就在于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

　　一是围绕需要结合的“是什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为“优秀”上做文章。（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2）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曾受过无数来自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和来自外部的挑战与威胁，如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王朝更替、外部入侵等，但中华民族却一次次战胜灾难，一次次渡过难关，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究其内在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产生和形成了为整个民族共同认可、普遍接受而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优良传统。“比如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我们的先哲很早就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这是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刚健有为、勇往直前的内在动力。古代神话中流传的‘精卫填海’、‘女娲补天’、‘愚公移山’，孔子倡导的‘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汉使苏武的饮雪吞毡，以及文王拘而演《周易》、屈原逐而赋《离骚》、司马迁忍辱而作《史记》等等，无不体现出中华民族刚强坚毅、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3）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自古以来，中国先贤在对待民族、邦国的关系上，倡导以‘协和万邦’即和平共处为邦交原则，以‘天下大同’即共同社会理想为追求目标。”“又比如维护国家统一的优良传统。历代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春秋时期，孔子修订《春秋》，包含‘大一统’思想。到了秦汉时期，‘大一统’已成为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主流。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民都把维护国家统一看作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与责任。”（4）具有时代价值的思想和理念。“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身处当代中国，我们应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不“远”，也不“旧”，更不“虚”，它超越时空，蕴含着丰富的时代价值。我们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就要从中汲取思想精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扬光大。这既是思想传承的特质，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更是民族精神的魅力所在。

　　二是围绕“为什么”结合，坚定正确方向。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问题，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各种交织着的思想关系，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在这当中，全盘西化的历史虚无主义要不得，“西体中用”“中体西用”和文化保守主义是不行的。“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在认清西方“普世价值”真面目的同时，构建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色的价值体系，倡导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两个结合”过程之中的新形态。我们的现代化不同于西式现代化，也不同于儒式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在“两个结合”中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这既是文明的自觉，也是时代的需求，更是让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化传统的归宿。文明既反映物质生产成果，也反映精神生产成果。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包含物质形态，也包含精神形态，是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的积淀，结合实践时代需求，创造出的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整体形态。“中华文化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里，是文化的DNA。”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得益于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品格、崇高的价值追求、共同的道德理想所提供的丰厚滋养。同样，我们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须继承好、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最有效的继承就是与时俱进地将其不断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机械重复和模仿，而是实现其再生，既要“推陈”，扬弃不适合今天需要的东西；更要“出新”，激活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三是围绕“如何”结合，在实践中转化创造。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释义的过程，而是社会实践的创新创造过程。“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传统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文化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就不可能有文化的积累，也就更谈不上继承创新。所以，有人说，传统保存于当代中，离开了当代就不是传统。从这样的意义上讲，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际上也是在社会实践中发挥应有作用的过程。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只是一个阐扬其价值的理论问题，而是有赖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践问题。我们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发挥更大作用。“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实践需要，挖掘其蕴含的价值理念、人文精神等，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要求，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使其焕发出历久弥新的思想之光。这是我们的任务，更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以更强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精神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永葆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作者简介：李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2期

发布时间：2023-03-10 10:5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