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夏汀 郭小良：延安时期的新闻实践与延安精神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大型综合性中央机关（日）报。该报的创刊，建立在两大基础之上，一是党早期开展革命实践中领导新闻宣传工作的经验，二是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宣传工作。《解放日报》创刊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年来领导新闻宣传工作承前启后的标志性实践成果。《解放日报》创办时，党内“左”倾思想抬头，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的阶段。

　　面对严峻的内外形势和任务，创刊后的《解放日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努力呈现党报作为思想斗争武器的作用。报纸刊发的社论、评论等对世界政治局势、中国抗战的时局作出重要论述和判断，阐明了党在内外斗争中的基本立场，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以来，以新闻宣传工作推动党的建设和革命工作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宣传实践，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使之成为新闻事业发展的“定盘星”和“压舱石”。从早期创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到1921年党成立以后的《向导》《红色中华》《新中华报》，再到党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以党报为中心的报刊宣传系统，都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方向，并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本土化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都是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新闻宣传历史实践和基础，而延安精神也正是从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实践中走来，是伟大建党精神在延安的升华。

　　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作为延安精神的重要内涵，要求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探索事物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解放日报》改版工作，使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健康发展。改版前的《解放日报》存在脱离群众、缺乏党性、文风八股不鲜活等问题，脱离了陕甘宁边区的客观实际，陷入主观主义的窠臼。为此，党中央决定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以增强报纸的党性、群众性、组织性和战斗性。从1942年4月1日发表社论《致读者》开始，到1944年2月16日发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延安《解放日报》用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一张“不完全的党报”到一张“完全的党报”的转变，实现了从“清凉山人办报”到“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转变。

　　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构成，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实质上就是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过程。1942年3月中宣部下发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针对《解放日报》初期出现的问题，党内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座谈、有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都是党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事业发展的体现，也是党在思想上逐步走向成熟的体现。

　　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是党报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改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影响深远。它解决了报纸党性不纯、群众性不鲜明、文风八股不鲜活等一系列问题，铸就了党报发展模式、锚定了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方向。从本质上来说，改版是党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新闻宣传实践并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延安时期新闻宣传工作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党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性质、功能、发展规律的认识走向成熟的表现。历史地看，《解放日报》的改版历程融汇于党在延安时期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嵌入在延安精神形成的历史周期里，是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新闻宣传领域的具体贯彻，是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历史实践。

　　群众办报的基本内涵包括“为群众办报”和“让群众办报”两层。其中，为群众办报集中体现了党领导的新闻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新闻宣传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在群众，坚持新闻工作的群众性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要求，也是党在长期新闻宣传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

　　《边区群众报》是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一份大众化的读物，曾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创立初期毛泽东就曾表示，要在“群众”二字上下功夫、做文章。把群众的需求作为报纸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延安《边区群众报》的创办与文艺大众化和陕甘宁边区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相连，其编辑方针集中体现“群众”二字，是新闻事业群众性的有力践行者。1946年4月，在《边区群众报》创刊6周年之际，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贺信中指出，“这个报纸是陕甘宁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为什么好？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群众服务，当得起‘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

　　另外，为了普及科学卫生知识，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生活，《解放日报》增设《卫生》专刊。如听到一个学生读了《卫生》专刊关于“为啥不敢喝冷水？”和“怎样防止上吐下泻？”的文章之后，一位老先生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报上登载的这些治病救人的新道理，这样的药方多给我们介绍些。”有时候群众遇到犹豫不决不能立刻判断的事，就会习惯性地“要听报上怎么说”。这也说明党办的报纸在群众心中已经具有一定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群众对于信息的接收和选择具备了一定的能动性，开始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性接受信息。在判断力资源非常有限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这无疑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动新闻宣传实践。

　　陕甘宁边区生态环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相当落后，新闻事业发展面临巨大困难。面对经济封锁，如何建立满足革命形势需要的纵向和横向新闻宣传体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解决问题、实现突围的重要精神利器。比如，陕甘宁边区面临缺乏纸张的局面，造纸工人用延安当地的马兰草生产出了马兰纸，解决了报刊印刷缺纸问题。经过长期努力，党在延安时期的新闻事业成就瞩目，媒体不同层次地分布于陕甘宁边区各个地区，不同程度地发挥着新闻宣传、思想教育和社会动员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延安时期新闻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从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探索和建立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各个层级全面覆盖的新闻宣传体系。

　　延安时期的新闻宣传实践过程艰苦卓绝，成果重大，影响深远，铸造了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模式。这一过程是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内生动力和实践构成，同时也受延安精神的指导。党在延安时期领导新闻宣传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推动了延安精神的形成；新时期的新闻宣传工作更要增强历史的主动性、思想的自觉性，从延安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做好舆论引导，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和时代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教育研究”（21BXW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