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伟：理论和实践：“历史决议”贯穿的两大线索

　　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决议，这是毛泽东开启的政治智慧和历史远见。自中国共产党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起，高度重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成为这个党始终保持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马克思主义政党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切入点首先就是要总结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脉络和历史经验，从而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现实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认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此，我们党作出“历史决议”最根本的一条思想线索，就是考察“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效如何、相结合的路径正确与否、相结合的思想结晶有哪些等。

　　（一）第一个“历史决议”，从头至尾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线索

　　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简称为“第一个‘历史决议’”。翻开这个“历史决议”，它的理论逻辑就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笔的——第一句话就写明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①。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她的一切实践活动过程，同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过程。这个“历史决议”的结尾处，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化收笔的——特别强调了毛泽东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这就点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形成及其不断深化的方向。（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此，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首先就要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思想理论主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要沿着中国化的方向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最终“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

　　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从思想理论视角切入，就是在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上解决我们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问题。决议特别指出，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方向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决议特别强调了中国产生了我们党“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强调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这样一个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从而“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这个决议指出，只要坚持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具体实际，中国共产党就能够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巩固和统一，就能够发展为“强大的革命力量”，凝聚起一个强大的党、强大的队伍，从而取得伟大的成绩。

　　第一个“历史决议”在批判党的历史上不懂得“相结合”而发生过的各种错误时特别提到，那些宗派主义者和执行“左”倾路线的人的一些做法，就是不懂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打击和阻挠“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一批判，恰恰说明，高悬在少数人口中的、只拿“本本”说事的、干瘪无味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只有结合鲜活实践并有创造性的、“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才是“行”的马克思主义，也才是能够“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

　　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线索，第一个“历史决议”进一步揭示了我们党历史上曾经犯错误的重要原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到中国来当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也就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这个决议批评这些人的所谓“理论”是与实际脱离的，其领导和群众是脱离的。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决议明确指出：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因此决议要求全党：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普及和深入到全党中去。这个决议告诉全党同志，在纠正这些错误，批判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错误方面，毛泽东为全党作出了榜样，对毛泽东在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方面所从事的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国内外党内外现实情况及其特点的工作，对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践的工作等，都作了充分的肯定。

　　第一个“历史决议”也明确地提醒全党同志“警觉”：党内思想上要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短期内的事，“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因此，这个决议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

　　我们党在延安时期作出这样一个“历史决议”，从思想理论角度上说，就是为了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代表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这个决议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全党思想，不仅推动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而且加强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一致，从而为夺取全民族抗战最后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由邓小平直接领导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的历史上第二个“历史决议”。这个“历史决议”在谈到“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时，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也就是为了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政治基础和根本保证。

　　“四项基本原则”中，清晰地表达了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条基本原则。也就是说，要顺利地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掌握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如果没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特别是如果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良好局面。

　　第二个“历史决议”要解决的最主要、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全面深入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人物和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问题。用邓小平的话说：“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的，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①。这里讲的“最核心的一条”，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根本问题。这个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决议重点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过程中方方面面的“创造性”，特别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这个决议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以下凡引这个决议的内容不再单独作注。。在阐述实事求是问题时，这个决议特别强调了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第二个“历史决议”还特别提到毛泽东在他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指出毛泽东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最光辉的范例”，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丰富和发展，不仅具有多方面的内容，而且形成了“独创性的理论”。

　　当然，第二个“历史决议”也直面我们党所犯的错误。在分析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的问题时，恰恰是从偏离马克思主义正确轨道角度讲的。这个决议明确指出，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轨道，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左”倾错误论点，必须把这些错误观点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理论逻辑起点和展开，始终贯穿着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线索。在简略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前28年党领导人民进行斗争的历程时，一开始便点明了我们党是什么样的党、是从哪里来的，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理论属性和实践方向；在最后结尾时，这个“历史决议”又清楚地表明我们党要做什么、要到哪里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为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这一“来”一“去”，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关。这个决议清晰地表明：只有中国化了的、具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我们的实践；只有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最基本的历史结论。

　　重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党作出第二个“历史决议”最大的政治成果，从此我们党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正因如此，我们党才能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下，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起点，与时俱进地开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新征程。

　　（三）第三个“历史决议”，强调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起草组组长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总结了我们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重点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用较大篇幅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形成的原创性思想、推进的变革性实践、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这样做的目的，是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坚定信心、聚焦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

　　第三个“历史决议”同样蕴含着清晰的理论深化线索。在谈到起草这个“历史决议”的一些考虑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要“深入研究”一些重大问题，其中就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条重要线索，即：“深入研究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掌握”①。（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正因为如此，第三个“历史决议”在讲到我们党百年奋斗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时，都特别提到要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我们党所开创的一个个新局面，都与党不断用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有关。伴随着一个个新局面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断实现了“历史性飞跃”或“新的飞跃”。因此第三个“历史决议”特别强调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②这个决议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以下凡引这个决议的内容不再单独作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个“历史决议”用“十个明确”系统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科学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和重大意义。这是第三个“历史决议”的一个突出亮点和理论重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揭示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创性贡献和创新性发展成果。第三个“历史决议”充分肯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上的原创性贡献及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方面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一切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在深入人民群众的鲜活社会实践中不断实现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真正实现的内在要求；始终坚守科学理论指导和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奥秘所在。这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一点，也突出地反映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发展线索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在解决新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过程中，原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因此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第三个“历史决议”与前两个“历史决议”在确立党的指导思想和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上是一脉相承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清晰地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表率，为党的理论创新树立了榜样。因此，“两个确立”反映的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愿望。

　　总之，党的历史上作出的三个“历史决议”，在确立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方面，在解决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特别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①方面，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②，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方面，其一脉相承的“根脉”和思想理论深化线索都是一致的。

　　在我们党作出的三个“历史决议”中，对一定历史时期内党和国家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根本任务”“基本任务”等及由此决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根本问题、基本问题等，都有明确表述；对主要任务的确定和工作重心的转移等也有清晰论述。准确地确定并坚定地承担起这些历史任务，并紧紧抓住需要着力解决的根本问题，从而一以贯之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这就是我们党的“历史决议”中贯穿的最根本的实践探索线索。

　　在前两个“历史决议”中，对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都作出过描述，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分析我们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原因时，也清晰地从思想根源上指出有关在“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上出现的“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这就清晰地指明了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的关联。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我们党清醒地看到了主要矛盾的变化，进一步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问题。这点也清晰地反映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指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我们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准确地判断主要矛盾，也就明确了我们的主要任务。第三个“历史决议”更为系统、清晰地概括了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这些主要任务，就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承担的历史重任，一路走来并归结起来，其基本线索和主题就是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主要矛盾所决定的主要任务以及反映的实践线索和行动主题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还明确了自己所要解决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这些“根本问题”，也比较系统地反映在我们党作出的三个“历史决议”中。下面我们重点从第三个“历史决议”来观察其中特别明确的五个根本性问题。

　　（一）贯穿在初心使命中的实践线索

　　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主题和“历史决议”贯穿的实践探索线索，首先折射的就是这个党的初心使命，就是她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因此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结合我们党主动承担的历史重任，最明确地提出了这个“根本问题”。这个决议“序言”的第一句话就点明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初心和使命；这个决议在最后一个部分阐述“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在第二个百年要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时，开宗明义地又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要求我们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善于把握历史发展大势，特别是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进程中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善于从过去的弯路挫折中吸取历史教训，这就是第三个“历史决议”所强调的：“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从三个“历史决议”中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出初心使命这条清晰的线索。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就从根本上明确了自己的初心使命，就清楚了自己“是什么、要干什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一条贯穿于我们党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奋斗的不变红线。

　　（二）贯穿在核心力量中的实践线索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具备无比坚强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坚强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说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自己的历史命运，在长期斗争中一步步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并继续开创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也是第三个“历史决议”着重强调的一个“根本问题”。这个“历史决议”特别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对这个根本问题都作出过相关论述。在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强调了党的正确领导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强调了党的领导对于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如果没有这个党的领导，没有这个党在长期斗争中同人民群众形成的血肉联系，没有这个党在人民中间所进行的艰苦细致的有成效的工作和由此而享有的崇高威信，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必然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而四分五裂，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就只能被断送。”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中，进一步强调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并特别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提出，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全党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总结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时，第三个“历史决议”总结的第一位的经验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可见这个根本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对这个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①历史事实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充分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就失去了根本，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就失去了根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失去了根本。因此第三个“历史决议”在阐述这个根本问题时特别指出：“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

　　（三）贯穿在确立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中的实践线索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指导思想。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确立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确立党的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党历来重视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我们党1945年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和1981年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来看，其中都把这个根本问题作为最大的政治成果。对这个根本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在谈到第二个“历史决议”问题时曾反复说过，并特别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②。

　　“确立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贯穿在我们党带领人民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中，同时也贯穿在我们党作出三个“历史决议”所达成的共识中。早在我们党作出第一个“历史决议”时就特别指出：“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第一个“历史决议”还在结尾处强调，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后，“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两个确立”既是党和人民在实践探索中的逻辑发展，也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作出的理论总结；既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保证。因此，第三个“历史决议”从“根本性”和“决定性”意义上明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贯穿在根基依靠中的实践线索

　　在我们党的一切实践活动中，在“历史决议”贯穿的实践线索中，都有一个依靠谁、以谁为中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这个党的根基在人民群众中，力量在人民群众中。因此“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根本的问题”。所以第三个“历史决议”在总结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时，特别强调了“坚持人民至上”这条根本经验。

　　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论述基点，始终是把“党和人民”放在一起说的，这个决议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就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党及其领导的队伍，必须“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第二个“历史决议”也特别用了“与人民血肉相连”“同人民群众形成的血肉联系”这样的比喻来描述党和人民群众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第三个“历史决议”进一步从“根本问题”角度论述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点明了“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这个决议特别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工作导向，强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代表不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就会陷入“最大危险”，就失去了根本、根基，也就没有了底气和力量。

　　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有过众多深刻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正所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①正因为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这种血肉联系，所以一切共产党人必须自觉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要求作为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我们党要过“长期执政这一关”，就必须十分珍惜和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历史前进。

　　（五）贯穿在道路选择中的实践线索

　　一个国家走什么路，是这个国家的历史客观发展和人民自主选择决定的。对于中华民族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向伟大复兴的这个重大问题，历史和现实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②这就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③（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道路问题，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问题”。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看，“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辛探索中面临并需要坚定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有关这个根本问题的实践探索结晶，也贯穿在各个“历史决议”中。比如，第二个“历史决议”特别强调中国道路问题，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个“历史决议”专门指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所走的道路和解决的主题是完全一致的，归结起来的主题就是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走的道路就是一条：“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①

　　第三个“历史决议”多次提及并特别强调了道路选择问题。其中讲到党的百年奋斗“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论述改革开放以来的道路选择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时，这个决议强调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这个决议再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道路问题直接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一路走来得出的正确结论。这条正确道路，又需要有符合中国实际的完善的制度作为保障，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和制度都是带有“根本性”的，都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对这条道路，从完善角度说，可以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远充满蓬勃生机活力”；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完善和改进，都是在既定方向上的继续前进，而不是改变方向，更不是要丢掉我们党、国家、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②。

　　对于道路问题的“根本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③

　　总之，上面提到的这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所要解决的系列“根本问题”，都决定着我们所要采取的立场、观点、方法，决定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足点、思路和目标，也决定我们“是什么、要干什么”，从哪里出发、要到哪里去等一系列重大原则，最终决定我们的前途命运。离开这些“根本问题”谈实践，我们的探索就必定会失去战略、失去原则、失去根基、失去方向。

历史和理论发展的逻辑告诉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思想根基，作为我们的根本指导思想。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一点也不能含糊。“历史决议”的理论深化线索就是要告诉我们，必须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基不动摇、方向不偏离；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①

　　同时，历史和理论发展的逻辑也告诉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成不变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生动的社会实践而不断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必须到实际斗争中去检验其成效，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因此第三个“历史决议”在总结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时，特别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任务。（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两个结合”，就是建党百年之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也是我们党解决指导思想与时俱进问题的方向。在思想理论深化的方向上，要求我们不断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一切从实际出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不断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新成果作为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沿着“历史决议”的实践探索线索，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明确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历史和实践发展的逻辑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都是围绕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展开的。搞清楚了这个初心使命，就基本搞清楚了我们党是什么样的党、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正因为她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所以她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只能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的党，才能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成为人民群众的主心骨；而她的具有远见卓识的领袖，因为其“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甘愿为大党大国担当责任、奉献自己，也就历史性地被党和人民选择为核心、确定为核心。

　　历史和实践发展的逻辑也告诉我们，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和工作的动力，把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自觉自愿地选择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正如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说的：“中国各民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了这个事实，从而在党的周围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治团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各民族人民同样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带领人民让中国由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事实，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人民自觉自愿地团结在这个党的周围，真心拥护并坚定地追随其走向民族伟大复兴。

　　（三）无论理论线索还是实践线索，其逻辑起点和出发基点都是人民，沿着这样的起点和基点，就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历史决议”渗透着“人民主体”思想

　　在我们党所作出的“历史决议”中，无论是理论线索还是实践线索，最初和最终都落在了“人民”这个基本概念上。这就是为什么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要强调我们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道理。

　　仔细研读党的三个“历史决议”我们会发现：其理论深化线索的走向，是以人民群众为对象——理论必须到群众实践中去检验、必须掌握群众，理论联系实际与密切联系群众始终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我们党的思想理论才有了活的灵魂；其实践探索线索的走向，是以人民为主体——发展只能为了人民，发展必须依靠人民，发展成果要由人民共享，（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切工作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以人民幸福为目标，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正因为我们党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才把这个党当作“主心骨”，也才会真正跟随这个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通过把三个“历史决议”贯通起来学习理解，并搞清了这些基本线索及其基点和出发点，我们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开启第二个百年伟大历史新征程的时候，需要倍加珍惜“两个确立”，更加明确我们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更为自觉地“以人民为中心”，从而紧紧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凝聚起“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坚定地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义无反顾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