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应旺：“战胜外寇，复兴中国”
——探寻毛泽东初心的民族心
“战胜外寇，复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写给邓宝珊信中的这句话，代表了毛泽东初心中的民族心。毛泽东的这颗民族心，就是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的同民族敌人血战到底、光复旧物，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1925年他在《政治周刊》发刊词中提出的“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复兴中国，第一步是要中华民族从殖民地半殖民地中解放出来，实现民族独立；第二步是要变贫弱的中国为富强的中国。走好这两步以至走得更远，都要重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发扬好，走好这两步之前更要认识清楚中华民族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一、“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因为是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夺得了革命胜利，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由此，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但从历史、自然和社会根基上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根基上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广袤多娇的山河大地上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1944年3月，对英国记者斯坦因“‘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的问话，毛泽东答道：“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根基上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彭湃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写过一首诗：“磊落奇才唱大同，龙津水浅借潜龙，愿消天下苍生苦，尽入尧云舜日中。”鲁迅曾写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轩辕黄帝和炎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开创性人物。“大同”是《礼记·礼运》中记载的孔子总结的中国先人的思想观念。“尧云舜日”被看成古代大同社会的榜样，还有舜时的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开创了生存地域。大同观念、炎、黄、尧、舜、禹等，是彭湃也是毛泽东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根基。
毛泽东在1917年8月致黎锦熙信中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表达了“大同”就是他心中的目标。同年，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又写道：“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可见，中国古代的大同观念早已深种于毛泽东心中。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也曾用“大同”来表达共产主义。1937年3月，毛泽东和史沫特莱谈话时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
炎、黄、尧、舜、禹的故事早已深藏于毛泽东的记忆。1936年3月，毛泽东撰写《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称：“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这段话既阐明民族国家是国人存身之地，日本侵入国土，国人只有团结抗敌才有生存之地；同时也表明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的地域是大禹治水开辟出来的。毛泽东的“六亿神州尽舜尧”诗句既是歌颂中国人民的，也是对尧舜的平等观念、公道待人等品德的赞扬。《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已有对尧舜禹事迹的赞扬，如“大禹惜阴”“手足胼胝”；“尧一生大德在一个敬字，舜一生大德在一个孝字”。
毛泽东生平和著述证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提供了肥田沃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原本就有的追求平等和向往大同社会等基因。正如艾思奇所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而与“共产主义”近似的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很多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到孙中山先生，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养料，而从中华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因为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成了“活的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者虽然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句子背得滚瓜烂熟，但由于只知道从外国出发而不能从中国实际出发，只知道“言必称希腊”而不知道中国的历史文化，就永远只能在天上飞、落不了地。可以说，“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首先体现在历史文化根基上。
“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体现在中华民族山河大地的自然根基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土地和劳动力是形成财富的两个因素，缺一不可，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保持协调的比例，才能取得好的效益。《商君书·算地》认为“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管子·牧民》强调“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孟子把土地看成诸侯三宝的第一宝，因为有了土地就能生产粮食，人民就有饭吃。孟子认为大禹治水的第一个贡献就是解决了耕地问题，“中国可得而食”。毛泽东认为日本侵略者打到中国来，破坏中华民族的自然根基，剥夺中国人民的衣食之源，无论何党何派何人，都面临民族危亡的问题。因此，他指出：“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
中华民族山河大地的自然根基，不仅是中国人衣食住的生活根基，也是中国人气质襟怀的根基。孔子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从一方面道出了仁智与山水的联系。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曾记：“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毛泽东相信“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也爱山爱水、喜欢登山游泳，罗霄山、武夷山、乌蒙山、昆仑山、太行山和滚滚长江、滔滔黄河成就了毛泽东的气质和襟怀。“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英雄中的英雄。他们不仅是以百姓心为心、以天下为一家的英雄，也是誓死捍卫中华民族每一寸土地、千方百计为中华民族大地母亲添彩的英雄。
中华民族山河大地的自然根基，还表现在山川形势对军事、对抵抗外来侵略的作用上。毛泽东认为“持久战”的根据之一就是，“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持久战的一个关键支撑是敌后游击战，因为敌占区“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居其大半”。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之后，八路军开赴前线，太行山最先成为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黄河成为阻挡日军西进的天然屏障。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始终怀感激之心、敬畏之心。1948年3月，毛泽东过黄河时曾动情地说：“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呵！”“不谈5000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呆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中，黄河替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
“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之心，正是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根基和山河大地的自然根基上产生出来的。
二、为中华民族独立而战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参战国和战胜国，可是只帮了帝国主义的忙，自己的半殖民地地位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加深了。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中华民族才走上独立解放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是为中华民族独立而战的民族英雄、人民领袖。
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凝心聚力、共同战斗，结成威力强大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而获得独立，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看到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北伐战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蒋介石为实行独裁统治，使两党的统一战线破裂，招致“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的失败，外患乘虚而入。
毛泽东早有“磨砺以待日本”之志，就在蒋介石一次次“围剿”红军时，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却一次次真诚表达共同抗日的主张。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9月25日，毛泽东同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号召共同抗日。1932年1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后，毛泽东起草《对日战争宣言》，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后，不断向华北扩张。1月17日、3月3日、4月15日，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多次发表在停止进攻红军、给民众以自由和武装民众等三个条件下，准备同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但是，蒋介石置外患于不顾，继续对红军实行血腥的“围剿”政策。
1935年是中国共产党“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转折之年。遵义会议结束了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支配地位，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一年是中华民族对日本侵略者绝地反击的开始之年。《义勇军进行曲》开始传遍大江南北。这一年也是毛泽东“磨砺以待日本”宝剑锋出的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突出强调了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他批评与统一战线策略对立的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
这之后，毛泽东通过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掉转枪口对准日本；通过对围困陕甘红军的其他国民党军将领和地方实力派做工作，积极开展对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抗日工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社会氛围日趋浓厚。毛泽东还通过“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的政策转变，努力影响蒋介石的抗日决心。西安事变“内战吟成抗日诗”，到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出现了国共合作为抗日救亡而奋斗的新局面。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进攻卢沟桥，中国军队被迫反击，开始了全民族全面抗战。不久，红军改名为八路军、新四军，开始了艰苦卓绝、作用巨大的敌后抗战的历程。毛泽东很快提出了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的“三个坚持”方针。坚持抗战就是主张抗战到底、反对任何妥协。坚持统一战线就是全国团结到底，发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抗战。坚持持久战就是反对亡国论和速胜论，通过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以实现战略的持久战达到最后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建立农村根据地、依靠农民开展游击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找到的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又一法宝，即武装斗争。全面抗战后，这一法宝所包含的传统经验成为抗日的基础之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
全面抗战爆发10个月后，毛泽东写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认为虽然敌强我弱，但由于敌小国我大国、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敌人占领的地方，实际力量只能到达城市而不能到达广大乡村，可以依靠农民建立敌后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他将持久战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个阶段，游击战是持久战的关键支撑，在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阶段是重要的辅助手段，在实现由弱到强转变的关键的战略相持阶段则是主要的手段。当时，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打的是正规战；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战场，打的是游击战。毛泽东将武装斗争这一法宝又称作“游击战争”，要大家不要看轻这“游击战争”四个字。
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异常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投降日本，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蒋介石也开始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转变。日本侵略军由1937年和1938年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改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集中主要力量保守占领区，向敌后抗日力量发动了一次次残酷的进攻。这时，毛泽东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指导抗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抗击了95%的伪军和大部分侵华日军，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1944年4月，毛泽东指出：“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解放战争面对的是美国人出钱出枪支持蒋介石进攻解放区。与美国人支持的蒋介石军队作战，同样是为民族独立而战。毛泽东领导制定的土地改革、保护民族工商业，极大调动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在武装斗争上，党领导从战略要地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惜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求争取达到敌我力量的平衡并超过它。随着人民解放军由劣势向优势转变，党领导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由占领乡村向占领城市转变，三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领导的为民族独立而战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发挥的威力，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密切相关。党的建设是锻铸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保证党和人民命运与共的法宝，是法宝中的法宝。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做群众的向导发挥领路作用，是党的政治建设的突出特点。在农民成分党员占绝大多数的历史条件下，抓整风学习、进行经常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解决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是党的思想建设的突出特点。重视民主集中制，深入人民群众之中抓基层组织建设，把支部建在连上，重视遵守纪律，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是党的组织和纪律建设的突出特点。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艰苦奋斗来提高全党的素质，是党的作风建设的突出特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时，毛泽东总结道：“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毛泽东是运用“三大法宝”为中华民族独立而战、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仍面临维护和捍卫民族独立的问题。毛泽东对任何大国无视中国独立、危害中国独立，定要针锋相对、坚决反击。
为捍卫国家独立，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在美国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毛泽东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一开始，许多领导人都不赞成。因为1950年美国GDP是中国GDP的近百倍，“美强我弱”，双方差距非常大。我们刚刚建国，立足未稳，在那样的情况下做出那样的决策极不容易。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战场上去，原因之一是要说服大家，让大家接受这个决策。毛泽东的儿子上了战场，毛泽东作出表率，大家都心服口服。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打出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事实证明，抗美援朝对捍卫新中国的独立，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同样，当苏联霸权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时，毛泽东也做出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决策。1958年赫鲁晓夫无视中国的独立主权，提出“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毛泽东顶了回去。在原子弹研究方面，苏联于1959年6月撕毁协议，中国就将原子弹研制的代号定为“596”，表达了独立自主搞出原子弹的决心。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决策，对苏联解体时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一枝独秀”，同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为中华民族富强而谋
毛泽东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中华民族在独立的基础上富强起来，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毛泽东在延安有一句名言，“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生产力怎样才能向上发展，一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社会制度，二是要变农业、手工业的小生产为工业化的运用机器的大生产。后者是生产力自身的变化，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变化。
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认定工业化是使中国强起来不受人家欺侮、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关键所在。他发动的大生产运动虽然主要战场是粮食生产，却与推动工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说：“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他在致秦邦宪的信中提出：“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陕甘宁边区1938年开始有了一点工业。上海利用五金厂主兼经理沈鸿，在汉口同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后，把机器、物资和职工运到离延安70里的安塞县，边区开始发展机器工业。五年后，产业工人由700人发展到12000人。毛泽东多次夸奖由沈鸿搞起来的边区工业的发展。1944年4月12日，他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要大家切不可轻视边区工业的发展。他认为这12000人搞工业的经验，对学习管理城市工商业有重大意义。“我们要在根据地内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机关，否则到了那时将无所措手足。”“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时又说：“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
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生产力，关键是应用与发展科学技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虽是“小米加步枪”，但却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尤其重视情报信息的运用。抗战时期，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院，由负责大生产运动的李富春兼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延安还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毛泽东在该会成立会上要求“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毛泽东在延安还写信叮嘱他的两个在苏联的儿子“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重视工业、重视机器、重视科技，是毛泽东党的七大系列讲话的重要精神之一。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赞扬陈云提出的进城后要保护好机器的主张，并从工业基础和地理位置上要大家特别关注东北。他提出：“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他论述了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与富强的中国的关系：“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鉴于工业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毛泽东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日思夜想的最大问题就是谋划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
毛泽东对于当时中国只能造桌子椅子、茶壶茶碗，只能种粮食、磨面粉，只能造纸；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局面，极为忧心。他深知这种状况的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的农业国，在这样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富的，也谈不上什么强的，还是要受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欺负的。因此，毛泽东号召中国人民要为工业化的目标只争朝夕地奋斗，号召全党同志要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钻原子能。在毛泽东心目中，小生产的农业国的状况不改变，中国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这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面对中国经济技术落后急起直追的决心。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就是部署怎样急起直追的一次会议。
后来，吸取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大跃进”以钢为纲引起经济失衡的教训，党和国家确立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谈道：“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邓小平多次讲，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的。
20世纪60年代以来，毛泽东结合反对霸权主义进一步思考、研究了发展问题。他认为近代中国累累挨打、累累失败，“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针对第二个原因，毛泽东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关于怎样发展，毛泽东提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就发展内容来说，就是要发展经济特别是工业和技术，发展文化科学教育，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就是要发展体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还要发展国防，突破尖端，使霸权主义不敢欺负我们。就发展的空间布局来说，既重视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又重视利用沿海工业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开始还进行了中西部的三线建设，为后来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重要基础。总起来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基本上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兼顾了东西部发展，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研制出“两弹一星”，极大提高了自身捍卫民族独立的能力和反霸实力，为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以及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进行建设，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的步伐加快了。中国已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已不再是五个人中就有四个是农民的“小生产的农业国”；已有了世界上发达的高铁和高速公路；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尽管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是发展中国家，不少方面仍有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差距，但中国的经济技术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当年毛泽东眼中中国经济技术“不像样子”的状况已得到根本扭转，他所渴望的“当惊世界殊”已成为现实。
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发扬好
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战、为中华民族的富强而谋中，毛泽东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弃其糟粕、取其精华，重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发扬好。毛泽东的伟大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
在决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中华民族历史遗产的两种学习任务。他批判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不看作行动的指南，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割断开来的教条主义并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认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他呼吁“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两年后，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脱离中国历史和现状“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者，称他们“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学习运动推倒了教条主义，发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接通了中国地气和中华历史文脉。
毛泽东是怎样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第一，毛泽东重视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尤其重视从儒家、道家、兵家包含的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文化观念中吸取智慧。
对孔子、孟子，毛泽东吸取了他们的治世智慧。毛泽东将《论语·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写进《水调歌头·游泳》诗中，传承了孔子只争朝夕的时间观念。毛泽东发起学习运动时，要求“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传承了《论语·述而篇》孔子好学上进的学习观念。毛泽东强调理论“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传承了《论语·述而篇》等孔子重视“躬行”的观念。孟子对毛泽东的志、道、本、智、文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孟子·尽心上》“志于道”的观念，学子毛泽东早已笔记于《讲堂录》中。《孟子·告子下》“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平等观念，被毛泽东化用成“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孟子·公孙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观念，被毛泽东写进了《论持久战》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中。毛泽东多次引用和发挥《孟子·滕文公上》“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观念，阐发了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从特殊性出发的思想方法。
对老子、庄子，毛泽东吸取了他们的哲学智慧。老子的辩证法给毛泽东以重大影响。毛泽东常常引用“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不为天下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观念。毛泽东对庄子辩证法的运用，可以说体现在“积”“齐”“分”三个字上。《庄子·逍遥游》说，“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庄子·人间世》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毛泽东重视庄子的这个“积”，强调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认为“积”做好了，才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庄子·齐物论》说：“道通为一”“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毛泽东既重视“不齐”的一面，认为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也肯定庄子“齐”的一面的道理，指出“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他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说：“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庄子·秋水》讲了宇宙无限大的一面；《庄子·天下》讲了物质无限可分的一面。毛泽东认为：“‘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
对孙武、孙膑，毛泽东吸取了他们的军事智慧。毛泽东运用和发展了《孙子兵法·作战篇》“兵贵胜，不贵久”的智慧，在以弱战强时，用战役和战斗上的速决战推行战略上的持久战。毛泽东运用和发展了《孙子兵法·谋攻篇》“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智慧，《论持久战》把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几个敌我之间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做了比较研究，是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毛泽东运用和发展了《孙子兵法·虚实篇》“以十共其一”“以众击寡”的智慧，在战略上“以一当十”，在战术上“以十当一”；以一个个战术上的“以十当一”去推动实现战略上的“以一当十”。毛泽东运用和发展了《孙子兵法·军争篇》“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智慧，创造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法。毛泽东运用发展了孙膑“围魏救赵”的智慧，并将其写进《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读《智囊》时，毛泽东对“围魏救赵”战法写下12字赞语：“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第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结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也与这两个相结合密切相关。
“实事求是”源于班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往上追溯，实事求是就是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绝四”精神和“躬行”“讷于言，敏于行”的思想。“实事求是”就是重视实践，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非常赞赏和重视“讷于言，敏于行”。他将两个爱女，一个取名为李讷，一个取名为李敏，盖源于此。往下寻找，实事求是与明朝王阳明倡导“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学风，与长沙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院训，以及与明朝杨继盛的“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之间，均有密切联系。
毛泽东总结出的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虽不是直接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骨子里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分不开的。汉字“國”，就有边界，有人民、土地、武装的意思，已经包含三大法宝的简单因素。《论语·颜渊》中孔子讲了“足食、足兵、民信”。“足食”，要发展农业生产，让人有饭吃。这也是“得人”这个统一战线和“足兵”这个武装斗争的物质基础。“足兵”，要发展武装部队，能守土卫国。你没有力量，人家总是要欺负你，吞并你的。“民信”，就是老百姓相信你（诸侯、君主）。党的建设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民相信党。人民相信党，才会跟党走，党才能发挥领导作用。《孟子·尽心下》讲：“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人民”这一宝与统一战线是相通的，统一战线就是要“得人”。武装斗争的主要参加者是农民，依托的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立足之处是根据地。这与孟子“三宝”中的“土地”这一宝是相通的。“党的建设”这一宝，与孟子以处理土地、人民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政事”这一宝更是相通的。从一般意义上讲，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孟子的“土地、人民、政事”，已包含了三大法宝的基本元素。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不从思想流派而从事业载体角度看，最突出的表现在中医文化和治水文化两大方面。毛泽东对这两大方面文化的运用和关注，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了极大影响。
毛泽东认为中医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一个突出的珍贵品。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关注中医、重视中医，红军医院“用中西两法治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他认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他尤为重视针灸，指出：“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
中医传递着什么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从毛泽东的谈话和讲述中可以看到“中”“本”“预”三方面内容。“中”是中道的“中”、阴阳平衡的“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本”是本来、本源、根本的“本”。《黄帝内经》分《素问》《灵枢》两部分，《素问》就是本问。毛泽东终生都重视这个“本”字，重视医人医病要把本来的情况搞清楚。他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预”就是预防，医国医人都是“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就提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毛泽东不仅重视传承中医，而且重视创新和发展中医，提出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毛泽东早年就已看到：“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新中国医学发展中，毛泽东既肯定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又提出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毛泽东关于中医的论述对创造中国新医学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屠呦呦团队研究中医药学，发现青蒿素，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救了许多患者的命，得了诺贝尔奖，是一个证明。
毛泽东认为治水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一个突出的珍贵品，他尤为关注和重视运用大禹治水的文化观念。《韩非子·五蠹》讲：“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中国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重视弘扬大禹治水不辞辛苦、“劳身焦思”的精神。1939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时说：“历史上只有禹王，他是做官的，他也耕田，手上也起了泡，叫做胼胝。”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以身作则参加生产劳动，这不正体现了“手足胼胝”的劳动精神吗？
《孟子·告子下》讲：“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毛泽东重视弘扬大禹平等待人、公道无私的治水精神。这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讲的一段话上，“湖南有十万失业军政人员和广大的孤寡没有人管，如果只管共产党的孤寡就会出乱子，那就不是大禹治水，而是伯鲧治水了。因此要统筹全局，要使干部懂得一有前途，二顾全局”。
《淮南子·原道训》说：“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大禹是按着水道、水性去治水，而不是背着水道、水性主观蛮干。毛泽东重视传承大禹“因水以为师”的方法，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时，毛泽东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他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毛泽东坚信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作者：曹应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8期
发布时间：2023-03-01 1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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