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启东：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逻辑

　　在表现形态上，思想政治教育总是致力于调和解决不同群体不同性质的思想观念冲突，而这些冲突不过是根源于物质利益矛盾的意识形态冲突。正是因为物质利益矛盾造成的阶级对立和意识形态冲突不可避免，统治阶级又总是要为自身统治提供辩护、培养人才，总是要力求缓和解决这些对立冲突，才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被发明出来同样不可避免。既然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普遍存在的实践活动，那么无论这个活动在僧侣贵族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的学说建构中被抽象、歪曲或者美化到何种程度，都不会影响从宗教虔信、道德教化到理性启蒙和资本支配的全部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没有一个不是把现实个人的生命活动作为实际开端（尽管它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就是说没有一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是围绕现实个人的物质利益及其主要矛盾来展开的，即便它看起来是再纯粹不过的“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那也只是因为这种词句批判的主体、内容、形式、激情和信念受到了纯粹物质利益的动机驱使。

　　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思想总是人的思想，思想关系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能够存在发展起来，并深度嵌入时代结构和社会生活，是因为它凝结着、调节着人们社会生活的诸种关系，其中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缘起、性质和形态具有最终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们在一定社会时代形成的经济关系和物质利益。这个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是如何发现的？原来所谓“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的一定的个人”[2]524，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是思维思想，而是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第一，这些个人的实际活动“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2]524进行的，因而在这些活动中形成的交往方式、生产关系，也是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前提和条件，后者既是历史的一定前提，也是一定历史的结果。第二，这些客观存在的交往方式、生产关系构成人们普遍交往的经济关系和现实基础，无论是作为前提还是作为结果，都制约着现实个人物质的、生命的和精神的生产活动，使得这些个人产生的关于他们对自然界关系、对他们之间关系、他们自身状况的各种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而不管这种表现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2]524。第三，当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主要致力于精神生产和思想调节的实践活动在历史中出场，不仅它生产的用于传播和调节的思想观念内容，而且它自身在从事这种生产和调节时所采取的阶级立场、形态方法，都要由一定时代的经济关系和现实基础来决定和说明。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有传统和现代之别，更有阶级、民族与社会制度上的鲜明差异乃至根本对立。宗教虔诚和骑士热忱祝福了僧侣贵族联合专政的权力王座，正如启蒙的骄傲、人权的幌子掩盖着资产阶级奔走于全世界，贪婪抢夺金苹果、无耻诱窃黄金鸟的利己主义本质。思想政治教育集中体现着一定社会时代、一定阶级集团的经济关系和物质利益，只不过它根据经济基础自身性质和发展需要的不同实际而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颠倒或者实证的体现方式，但归根到底都是在辩护和实现着一定的阶级利益。

　　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产物。在没有阶级斗争的原始社会，虽然神话传说、祭祀仪轨、经验传授、技能培养、族群联合等社会现象中存在诸多教育元素，尽管也是在服务于族群整体和成员个体的现实利益需要，但至多算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孕育和雏形，还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它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产物，也没被运用于尚未出现的阶级斗争。完全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根源于阶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到何种程度，不过是表明阶级斗争到了何种程度、采取了何种形式。那么，为何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用阶级属性来定义自身本质？这个问题还可以理解成，为何思想政治教育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必然要采取阶级利益的集团形式？难道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冲突、利益矛盾不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调节吗？当然需要，不过既然社会由个人产生，个人既是“特殊的个体”，也是“具体的整体”，那么说个体之间需要并能得到思想政治教育调节，实质上就是在说思想政治教育采取了阶级斗争和社会制度形式，而这只有分工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最终导致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私有制出现的历史阶段才是可能的。在这之前由于生产力低下、生活资料极其有限，氏族部落成员一起进行劳动、平等分配产品、共同管理事务，尚未发生“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的矛盾”[2]536，既没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也没有调节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冲突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但是扩大的分工和私有制把这种需要制造了出来，因为它“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2]535。这个现实一方面导致了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分离对立，使得阶级斗争激化到一定程度不得不采取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2]536，掌握了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履行公共职能，就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另一方面导致了意识“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于是“意识形态家、僧侣的最初形式”及其“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2]534活动同时出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也就被发明出来，但是它并不专门为统治阶级服务，正如统治阶级也不是用它来专门对待被统治阶级那样。统治阶级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是因为它要对被统治阶级进行镇压和教化，并要对内部成员进行管理和教导；被统治阶级或者说革命者等级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是因为它要对内部成员加以培养和凝聚、对社会其他阶级成员进行说服与联合，在揭穿统治阶级的虚假意识和剥削实质中，开展反对统治阶级、致力于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

　　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到并力求克服物质利益矛盾及其导致的阶级冲突。从思想政治教育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来看，无论统治阶级还是革命者等级，他们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意识到了并力求克服现存的物质利益矛盾、阶级对立冲突。思想政治教育在统治阶级和革命者等级那里，有着共同的思维能力和意志追求，却产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后果和思想政治教育行动，而且经常是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这是为什么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意识形态形成根源和产生机制的深刻论述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形式的形式。”[3]595既然时代变革表现为阶级斗争，经济基础变更意味着阶级利益冲突，那么意识形态自然也有双向性：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他们意识到经济领域的现实冲突是为了粉饰、掩盖并力求调和这个冲突，因而经常采取颠倒方式和抽象原则来行动；对于革命者等级来说，他们意识到这个冲突是为了公开、激化并力求消除这个冲突，加剧时代变革成为统治阶级。对立阶级在“意识到并力求克服现实冲突”上的巨大差异，是他们物质利益、阶级原则、政治要求真正对立的集中体现，这种对立也在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行动中体现出来：统治阶级总是力求缓和这种对立冲突，革命者等级则总是要求破除这种对立、用冲突终结冲突，尽管后者取得统治地位后又会造成新的对立冲突，除非这种统治是要破除阶级统治。

　　围绕物质利益冲突进行的阶级斗争把思想政治教育发明出来之后，就将自身物质外壳和利益灵魂注入其中，不仅规定了阶级本质，而且赋予其影响社会治乱和时代兴衰的特殊重要作用，建构了相对独立发挥这个作用的意识形态结构。

　　意识形态没有独立的历史却能深刻地影响历史。黑格尔讲过，斯宾诺莎提出“上帝是唯一的实体”命题引起了时代激怒[1]12，因为这个命题不仅取消了实体与主体、本质与形式、思维与存在的冰冷对立，而且破坏了自我意识的能动属性和独立原则。但是一方面，这种激怒也只能在资产阶级兴起背景下引起，因为人类信仰正在从“天神时代”向“物神时代”过渡；另一方面，这种过渡意味着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优势不复存在，正如关于“上帝是唯一的实体”的断言看似承认上帝存在，实则揭示了上帝并不存在，这表明斯宾诺莎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哲学信仰解构了神学体系。这种信仰过渡和体系解构之所以能够发生并完成，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逐渐替代自然经济，就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3]51。由此可见，一方面意识形态确实没有独立的自身历史，围绕它开展的斗争历史不过是在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活的改造而改变；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嵌入并影响历史，革命意识形态总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力求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文艺复兴、宗教解放、启蒙运动等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不过是在信仰领域进行的反对僧侣贵族的革命活动，既为资产阶级争得统治地位准备了舆论支持和合法性辩护，也为它在废除上帝虔信后确立起关于自身神话的尘世信仰建构了思想原则和寓言信条。

　　思想政治教育是深刻影响历史的意识形态结构。黑格尔非常赞赏斯宾诺莎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认为“他的哲学在欧洲说出了这种深刻的统一性”[4]98，近代哲学“要么是斯宾诺莎主义，要么不是哲学”[4]104。在前人对“上帝是唯一的实体”命题感到激怒的地方，黑格尔看到了“神在向着精神过渡”，把蕴含在斯宾诺莎“实体”中的自我意识（包括斯宾诺莎讲过的“规定即否定”原则）进一步发挥出来：“而且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者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1]12上帝当然不是什么实体，但是上帝不仅被把握为本原、前提和开端，而且在关于自身的创世救世、牺牲复活等思辨胡说中成了“活的实体”和“真正的主体”。现实想象的东西成了支配现实的东西，人的意识形态支配了意识形态的人，人的本质力量外化为奴役人的异己力量。这个从意识形态（作为“实体”）建构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主体”）的支配逻辑，在古代社会是僧侣贵族遵循上帝的意志牧羊子民，在现代社会则是资产阶级按照资本的真理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前者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后者是“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2]4。我们说两者没有根本区别，既是说两者在谋求思想独占和权力独霸时遵循的意识形态逻辑、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具有同一性，也是说两者用来对社会成员实施思想支配和观念塑造的意识形态结构没有根本区别，都在实证地表明：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却能影响和改变历史，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直接性的物质力量却能制约或创生物质力量。这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实践着的意识形态结构，既能让“思想力求成为现实”，也可以让“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2]13，使“理想的意图”转化为“理想的力量”，把“历史的思想”同“现实的个人”结合起来，也就能现实地影响和改变历史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具有特殊重要作用。意识形态不只是观念想象，就像人从来就不是在纯粹中想象现实，而是在纯粹的现实中想象，没有自身独立历史的意识形态不代表没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正如虽然历史没有按照意识形态的理想和原则展开，但并不代表历史展开过程中意识形态的理想和原则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说到底，意识形态是人在想象观念而不是观念在想象人，它要求在人的实践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展现自身思维的现实性及力量，特别是当它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后，就会渗透到政治、经济、法律、宗教、道德、哲学、教育等各方面各环节，在社会运行的整体系统中构建出符合这种统治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结构，将自身理想和意志贯彻到政治制度、法律规约、教育体系、伦理信条等公共事务之中，非常现实地影响一定社会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和整体水平，甚至能在政权转换、时代治乱、文明兴衰的关键时期起到影响全局的特殊重要作用。这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明确指出的：“如果从观念上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5]170封建堡垒的神圣瓦解，苏东剧变的意识形态惊悸，颜色革命的道路演变，哪次不是对这个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确证和补充呢？同样，即便“东升西降”的百年变局不可逆转，西方世界仍然想要牢牢掌控全球话语权并且愈发频繁地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不也正是说明它们深谙马克思提出的这个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吗？只不过它们从来就不肯承认偷学了马克思的真理，或者说尽管没有认识到，但它们已经这样做了。

三、思想政治教育是国家支配个人的意识形态力量

　　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产物，国家是阶级斗争激化到一定程度后，社会不得不发明出来的政治机关。正是国家的出场，思想政治教育才获得了支配人的强制形式和权力加持，才能得以围绕国家政权而嵌入社会并影响历史。

　　国家是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这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提出的经典论断：“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越独立。”[6]307-308不同于黑格尔立足“伦理的实现”把国家理解和设定为“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7]294，马克思恩格斯从经济基础和市民社会来理解国家机关及其阶级统治。国家的根据不是理性的力量和意志，而是物质利益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形式，因此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被社会发明出来的阶级统治工具，既不是神秘主义的创世传奇，也不是玫瑰色的主奴浪漫，而是充斥着冰与火的镇压和反抗，血与泪的控诉和长歌。但是国家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它之所以成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主要有三个因素使然：第一，国家的活动本质是阶级统治，执掌政权的阶级需要为自身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论证辩护；第二，国家需要从事公共管理，对内发展生产、维护社会稳定，对外防止侵略、领导各种战争，必须统一思想意志，培养人才和塑造团结；第三，国家又总是力求从社会中不断独立出来，成为“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6]189，似乎超越了阶级斗争的物质局限和观念窠臼，造成自身本质不再是“野蛮的阶级统治”而是象征“文明的公共权力”的意识形态假象。于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国家需要预言和神殿，封建国家需要宗教和神学院，现代的资产阶级国家则既需要“普世价值”的夸夸其谈，也需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符合资本主义永恒性信念的各种盟誓、担保和“雄辩”。

　　意识形态是改造现有观念材料的国家力量。马克思曾经讲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12就是说理论能否实现、如何实现以及是否实现，都取决于国家需要。这个需要当然不应该是意识形态想象出来的，而是国家活动在现实中生成出来的。那么国家有着怎样的意识形态需要呢？恩格斯明确指出：“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6]308，这些“另外的意识形态”在政治领域采取法律形式，在“更高的即更远离经济基础”的地方则“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6]308。就像“基督教国家”需要“君权神授观”，“政治国家”需要“社会契约论”那样，国家一旦有了将自身同以往社会形式明确区别开来的意志和需要，就会对知识界提出量身定做国家学说的意识形态建构新需要。“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6]309正如我们看到“社会契约论”不过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宗教原则的形而上学改装，同时也是“原子个人”哲学假设的抽象证验那样，任何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都不是无中生有的知识天启和观念神迹，即便是关于“天启”和“神迹”的观念也有自己的意识前提和思维开端；就是说意识形态虽然没有自己的独立历史，却不能没有自己的观念前提，因而意识形态总是需要根据国家的性质和形式，去针对性地改造“现有的观念材料”，并使改造的理论结果和观念原则充分借助国家的权力加持和制度贯彻，而迅速成为在社会意识领域“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550。由于观念传统主要保持在社会成员的精神头脑和生活习惯之中，因此当意识形态完成了这种改造并作为正统和权威被人们接受认同之后，它也就成了在新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条件下支配着人们思想灵魂、塑造着生命行动的国家力量。

　　思想政治教育贯彻着意识形态力量支配个人的国家意志，遵循着从思想认知到生命行动再到精神传统的内在逻辑。国家权力的实质是支配。黑格尔曾在纯粹精神的自我运动中揭示了意识形态支配关系的国家意志和实现逻辑：“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7]289，“国家直接存在于风俗习惯中，而间接存在于单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他的知识和活动中。同样，单个人的自我意识由于它具有政治情绪而在国家中，即在它直接的实质中，在它自己活动的目的和成果中，获得了自己的实体性的自由”[7]288。一方面，国家通过意识形态力量支配个人，既是在贯彻自身意志和目的，也是在塑造个体普遍性，只不过这个普遍性是由国家来规定和倡导的；另一方面，国家要完成这个意志贯彻和个体塑造任务，就要从个体的思想认知、精神德行、伦理传统乃至情感情绪等多个方面着手，这就需要建构并借助覆盖全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来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实现国家的理想和意志。具体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在贯彻国家意志过程中遵循这样的意识形态支配逻辑：首先是统摄思想，告诉个体思想什么、如何思想；接着会嵌入制度，规训个体能做什么、如何去做；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力求塑造生命信念，引导个体为谁而活、如何去活；最后，思想政治教育会将意识形态原则化为生活习惯、注入伦理传统，使这种支配关系从一生一世绵延至生生世世。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才在不同文本中多次指出，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同传统发生的各种纠缠和历史重演，既是说明“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6]312，也是说明“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8]9而这又不过是因为“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8]9。在此意义上，或许可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理解为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

　　现实个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信仰信念的精神支撑和意义建构。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产生，不只是因为国家需要通过它来发挥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功能，同时也是因为个人需要通过它来完成社会化、寻求精神发展、建构终极关系。佛家释空见性，道家养生保命，儒家修身明伦，基督教追求天堂福报，封建头脑迷信君权神授，资本主义精神幻想历史终结，哪种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在着力塑造个人的信仰世界呢？而这又说明，哪个人不是在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苦苦寻觅值得委身其中的信仰对象呢？人们或许没有明确的信仰，但未必没有明确的信仰需要。意识形态能够影响和塑造人们的信仰对象、信仰方式，恰恰是因为国家能够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满足个人的信仰需要和精神渴望，既使信仰意识形态化，也使意识形态信仰化。那么，国家通过意识形态力量支配个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逻辑有没有可能破除？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统治、影响个人发展的历史深处，有没有可能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实现支配的需要和委身的渴望相一致？就是说，让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地发展人。

　　就第一个问题来说，答案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因为答案在这里就是意识形态规律本身的具体运用，既表明思想政治教育改变不了被国家定义本质和形态的历史命运，又指示出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运用意识形态力量支配个人过程中存在例外逻辑。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都要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2]536-537，即便无产阶级统治是为了消灭阶级和国家，也要在它夺取政权和进行统治期间，不得不运用意识形态力量、建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破除”国家及其支配人的意识形态逻辑。但是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又“破除”了这个意识形态逻辑，发现并确立了国家运用意识形态力量支配个人的例外逻辑。这就是阶级意识、科学、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实现的三者相一致，从而克服了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异化本质，重塑了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之于个体的本质联系，使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在保留对剥削阶级进行专政管理的统治功能前提下，更多精力是在致力于社会生产进步和个人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出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个人信仰培育和能力提升，所具有的引导与发展功能、所蕴含的尊重与成全价值。

　　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问题，答案是明确的：既然国家统治和思想政治教育不可避免，那么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国家支配个人的意识形态需要和个人委身于信仰的意识形态渴望才能实现具有原则高度的内在一致，对于世界历史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才真正开辟出了对少数人（剥削阶级）进行统治而对多数人（劳动人民）予以发展的新形态。但是，我们能够得出这个答案，不是没有历史前提的。

　　从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早期出现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比如世界性宗教，不仅蕴含着现实个人在信仰领域委身其中的意识形态渴望，而且体现着现实个人置身其中推进自身社会化、寻求自身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恩格斯讲过：“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尽管反映得很不完备,有些歪曲。”[2]651人需要信仰，就像人需要生产自己的物质生命本身那样，这是作为无限者的人对同时作为有限者的自身作出的理想超越和精神超拔，但信仰什么以及如何信仰却是由共同体在规定，因为严格来说信仰从来就是共同体的事情。人只能在一定的共同体中寻求信仰的对象、内容、意义和方式。当马克思指出：“宗教里的苦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2]14时，他或许想到了统治了中世纪、塑造了西方的基督教，一开始并不是由罗马皇帝通过敕令发布出来的，而是由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苦难民众创造和传播开来的。通过宗教的终极关系结构，人们得到精神慰藉和信仰支撑，也在社会化过程中寻求着自身的现实存在和更好发展，尽管这种信仰既是慰藉也是悲剧，人在其中悟道也在其中殉道，正如这种发展不过是“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2]157。

　　从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发展的特殊规律来看，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第一，由于无产阶级同广大劳动人民具有根本一致的利益原则，因而意识形态在这里“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不过是在实证揭示和公开表述这种根本一致，也就使得这个前提之下的国家支配个人的意识形态需要同个人委身于信仰的意识形态渴望在根本前提上高度一致，实现了阶级性与人民性、主导性与主体性的内在统一；第二，由于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阶级意识、科学、意识形态的三者一致，这就使得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既能治国安邦、也能安身立命，可以将国家意志和个体愿望充分结合并体现出来，确立起科学的信仰，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人，实现了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社会性与个体性的辩证统一；最后，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当然不会忘记阶级统治使命，但是它改造了国家机器，重新定义了这个统治使命，它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使意识形态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支配的专政功能，是由多数人对少数人共同实施的，第一次使阶级统治不再是多数人的痛苦，而是消除一切痛苦，即便是对剥削者提出的专政要求，也已经在“普遍的人的解放”世界历史意义上带有改造和新生的革命情怀了，也就实现了统治性与发展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让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促进每个人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深入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天下大同，正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逻辑，正是在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