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斯尔尼塞克首次提出“平台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平台资本主义是对作为生产资料的数据进行提取和控制，以实现资本快速增值的经济模式。平台是资本收集数据的主要渠道，平台资本家通过数据分析使一般数据成为数据商品，实现了数据的资本价值，是数据的主要占有者和获益者。消费作为社会总生产过程的最终环节，是社会生产的目的和前提。“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全面促进消费”，“发展信息消费、数字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平台资本主义对用户消费数据的占有极大推动了资本主义商品流通和交换，加速了剩余价值实现的进度。马克思曾通过分析异化劳动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对导致消费异化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展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平台资本主义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但与此同时，平台资本主义的消费异化也达到了工业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深度和广度，对人类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也远甚以往。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产生及内在逻辑进行追问，探寻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具体表征，在此基础上探寻我国平台消费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时代主题，也是研究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现实意义。
一、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学理探源
平台资本主义是数字资本主义平台化、集约化的集中展现，是当代数字资本主义“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平台资本主义一般通过包括广告平台、工业平台、云平台、精益平台和共享平台在内的各类平台，意图在算法的技术支持下“提取和控制大量数据”，以期实现资本迅速增值。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学理探源主要从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垄断本质、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在逻辑三方面展开。
（一）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垄断本质
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现实原因。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缓解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极大地推动了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平台资本主义的到来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和支持。因此，平台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意图通过人工智能和数字算法等技术手段形成的资本主义新型商业模式。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把资本主义世界大多数行业纳入平台模式中，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经营方式的数字化转变和平台化运营，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资本贪婪地占据了数字技术创新带来的胜利果实，“资本主义文化变得沉迷于创新的力量。技术创新成了反映资本家欲望的一种拜物对象”。
加速崛起的数字平台承载着壮大资本权力的使命，数据是平台的核心资源。斯尔尼塞克认为，“从最普遍的层面来说，平台是数字的基础设施，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能够进行互动。它们将自己定位为将不同用户聚集在一起的中介，这些用户包括客户、广告商、服务提供商、生产商、供应商，甚至实物。通常，这些平台还提供一系列工具，使用户能够构建自己的产品、服务和市场。”平台充当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智能机器，由此将所有用户转化为巨大数字界面的庞大数据，而这些数据原料经过大数据技术和智能算法统一处理，成为具有高度商业价值的数据商品，被平台用来分析市场或作为商品出售给广告商，获取超额价值。平台重构了资本主义社会，与支配利益无关的人与物都被纳入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但被排除在平台权力之外，成为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型生产资料。
平台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依赖数字技术控制足够多的用户，用户规模越大，平台对用户就越重要，平台的价值就越大。平台控制者通过向不同社会群体提供平台，将自己置于群体所有交互活动的中心，由此，平台控制者拥有对信息交换双方的绝对控制权，平台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商业模式，最终成长为一个数字技术加持下“赢者通吃”的垄断市场。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平台还为人类生活制定了规则，所有用户都必须按照平台制定的规则生存，平台据此不仅榨取了资本主义商业价值链的最高利润，也因此成为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的霸主。平台领域的不断扩张和平台权力的不断集中巩固了资本主义的平台化趋势，那些控制了世界最尖端数字技术且拥有巨额资本的巨型平台凭借其资本优势和技术垄断大肆侵吞传统市场份额，在世界范围开疆拓土，不断增强其平台权力和辐射广度，以期利用数据和技术优势挟制和打压竞争对手，由此以资本主义巨型平台为主导的新型垄断格局正在逐步形成，相较于传统垄断组织，平台资本主义的平台权力范围更大。
（二）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形成过程
消费本质上是一项主体性活动，是消费者为了满足自身需要的自觉、自发、自愿行为，然而这项主体性活动在一定的条件也会被异化，并被平台等特定主体作为一种与消费主体相异化的外在力量反过来控制消费者。消费异化是指消费走向了人的对立面，被异化的消费不仅不受人的支配和控制，反而依照商品的性质控制和奴役人。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时认为，“对人的蔑视，表现为狂妄放肆……即仿佛他的无节制的挥霍浪费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决定着别人的劳动，从而决定着别人的生存；他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做自己无度的要求、自己突发的怪想和任意的奇想的实现。”
消费活动的开展需要一定的载体与空间，平台架构了数字时代的消费活动。随着数字技术发展起来的数字平台是一种交互性场域，消费活动通过平台得以进行，数据信息通过平台发挥作用，数字资源生产者、占有者、消费者通过平台得以串联。通过平台进行的消费活动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具有即时、精准、高效的特征，可以说是平台为消费形成规模效应提供了条件。平台发展早期一般是免费的，这种免费服务是为了抢占用户数据信息，争取更多新用户，平台的获利方式在于以数据优势操控市场；因为具备占有、分析和使用大数据的优势，平台逐渐地吸引了诸多商家和垄断公司，并由此成为聚合大量生产、消费组织和个人的大型消费平台；随着技术的进步，平台进一步通过给消费者、广告商和商家提供不同的工具从而把平台消费的各个要素串联起来，帮助消费者选择商品，帮助生产者定位市场。显然，“平台不是从根本上建立一个市场，而是提供基础设施来调解不同的群体”。平台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信息了解用户的消费习惯和喜好，向其推送个性化定制产品，消费者逐渐对平台产生依赖。平台成为用户消费活动的基础设施，记录和掌握了消费者的每一次浏览记录，商家、广告商、消费者不得不依靠平台，甚至成为平台的附庸。但平台并不完全是冷酷的剥削者，平台可以凭借其数据优势为商家提供相关服务，如通过数据算法计算消费者的购物倾向并及时反馈给商家，为商家调整销售策略提供数据支持。平台还可以根据数据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商品服务，也可以在消费者购物的同时，推送同类商品及同类买家关注的商品类型，为消费者提供具有倾向性的商品推送服务。
在平台资本主义时代，平台消费跃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消费方式，平台资本家为了在消费领域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充分利用技术优势攫取消费数据，并以此对消费者实施更隐蔽的剥削，使得平台资本主义的消费异化比传统资本主义时代的消费异化更严重，程度更深，手段更残酷。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场景下，除了商品、消费者和生产者以外，平台成为超越以上所有消费要素最重要的权力要素。大型消费平台像一个线上消费场所，消费者和商家通过这一场所交易，看起来是把线下实体商场搬到了线上，平台制定了交易规则，并作为第三方对交易行为起监督作用。问题在于：买卖双方交易产生的资金会受控于平台，平台作为超级网络商场则拥有难以估量的流动资金；另外，消费者和商家交易的所有信息数据受控于平台，平台免费获得了大量消费信息，成为控制消费环节诸要素的锁链。平台因为拥有强大的流动资金和大量数据信息建构了新的消费秩序，商家一旦远离这种秩序，必然会被市场淘汰，以往的独立生产者和商家现在不得不依附平台。平台的这种架构能力甚至发展为一种普遍权力，如人们消费过程中对支付二维码的使用已逐步成为习惯，这意味着消费者和商家被迫加入数字平台建构的消费秩序，拒绝平台规则意味着消费无法完成。因此，资本主义通过平台建立了让每一个消费主体都无法逃脱的消费网络，并且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全方位扩张，这种资本主义消费秩序将资本的影响力扩展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中。
（三）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内在逻辑
平台资本主义是资本逻辑裹挟信息技术社会的结果。平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流通形式和商业模式，其消费异化是资本主义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相互促进的结果。
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的不变追求，而消费是获取剩余价值的关键一环。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消费和传统资本主义相同，并不以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要为尺度，其真实目的也是加速资本流通，实现资本的不断积累，因此，平台资本主义的消费是被制造的消费，这种被制造的虚假消费需求不以消费者的生存发展为根本目的。只有不断制造消费需求，促使消费者不断消费，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产品才能变成利润，资本家才能实现资本财富积累，这种被资本异化的畸形消费需求加剧了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资本驱使下的消费使人的消费需要与消费者的主体性相背离，消费成为他者期望的消费。平台资本主义的消费异化不仅没有给消费者带来任何获得感和幸福感，反而沦为被资本操纵的欲望。资本通过平台以几乎免费的方式获取消费者的数据，又通过技术优势和数据的可复制性实现资本剩余价值的无限反复增值，还进一步通过消费数据的叠加积累及联动交叉使这种增值以几何指数级速度不断发酵，资本的加速扩张目的由此实现。
平台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把消费者降格为资本增值的牟利手段。“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平台资本主义创造了新的场域，缩短了商品流通时间，加速了利润回报，并通过空间重构的方式全面接管资本主义消费活动，消费者仅仅作为资本平台的资源和工具存在。“在数字化时代，人的一切被还原为数据。移动设备接入互联网不但使得‘万物皆可连’正在成为现实，同时也使得所有的数据痕迹都可被记录。零散的数据通过被记录而汇集为大数据，对数据的选择和占有则成为专有的权力”。
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是资本主义技术逻辑的深刻体现。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变革突破了平台资本主义发展的技术瓶颈：首先是平台巨量数据资源的存储问题得以解决；其次是云计算作为量化分析工具为平台海量数据提供了可能性；再次，智能算法提高了平台消费的精准度和效率；最后，数字技术使平台准入门槛不断降低，进而使平台在资本主义消费领域的普及成为可能。另外，随着智能移动终端设备的大范围普及，各种平台应用程序附着其上，大大拓宽了平台的生存空间，平台消费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主流，这些技术条件都为平台成为主宰消费者的异在力量提供了可能；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增强了平台资本主义资本逻辑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具有绝对技术优势的互联网平台通过消费数据收集和分析预测消费需求，实现动态定价和库存的数字化管理，技术逻辑为资本主义平台精益生产提供了动力，加速了资本流通和增值。除此之外，数字技术还通过平台复刻了一个虚拟消费空间，破除了资本扩张的地理界限，这一虚拟空间为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提供了无限可能。
在平台资本主义技术逻辑的作用下，平台消费越来越按照技术逻辑的机制、特点和功能不断宰制消费者。各种各样的产品通过平台进入人们的生活，各类产品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迭代更新，消费者被技术逻辑裹挟，忘记了自己的真正需要。通过对消费者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平台甚至比消费者自身还要明白他们需要什么商品，从而能够诱导消费者进入资本逻辑设置的消费陷阱。平台资本主义还以效率最大化原则通过技术分析将没有价值的地区和消费者排斥在平台之外，实现精准布局，以此不断调整完善消费结构。另外，平台资本主义还以追求数据为目标，“把数据作为必须提取的原材料，用户的活动是这种原料的天然来源。就像石油一样，数据是一种被提取、被精炼并以各种方式被使用的物质”。这就是说，平台资本主义时代，谁占有了数据，谁就拥有了话语权。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占有和分析数据的机会和能力，只有那些掌握了资本和先进数字技术的巨型平台企业才具有生产数据产品的能力，这些数据平台是他们收集提炼数据的矿井。
概言之，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根本制度，以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为内在逻辑，在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双重作用下，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成为禁锢消费者自由全面发展的枷锁。
二、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具体表征
平台资本主义消费改变了传统消费模式，数字技术逻辑使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愈加普遍和隐晦。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具体表征为对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客体性透析、生产性批判、社交性审视和监控性解蔽。
（一）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客体性透析
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把消费者从主体异化为客体，看似自由无束的平台消费只是平台塑造的假象，平台算法逻辑对人类日常活动的数字计算使得消费者的主体地位产生异化，消费者被平台数据影响和控制，平台成为外在于消费者的主体力量。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的深度融合使资本主义平台获得了渗透消费者日常生活的权力和力量，消费者与真实的生活世界日益疏离，沦为资本再生产的工具和手段。
平台资本主义开创了全新的消费模式，大量商品和服务涌入平台，平台以其沉浸式、交互式体验刺激消费者的感官和欲望，生产符合资本增值逻辑的虚假消费需求，消费者由此被异化为平台资本主义的消费客体。平台有时把娱乐明星、网络红人等包装为代言人，让他们为平台宣传，诱导消费者盲目跟风消费。平台还推出各种“购物节”“狂欢节”“打折季”等吸引消费者疯狂消费，使自身获取巨大销售利润的同时赚取更多流量；无休止的“买买买”正诱导消费主体进入平台资本主义建构的消费陷阱，为资本生产的消费欲望买单。一些平台为了诱导消费者，利用消费者的猎奇心理不断夸大渲染消费场景，使消费者对其产生盲目崇拜，将消费异化为消费者宣泄情绪和填补情感空虚的工具和手段。在平台资本主义建构的消费氛围中，消费者无法基于理性自主消费，消费者的真实需要被资本制造的虚假消费需求掩盖，这种虚假消费越多，消费者的内心就越空虚。与此同时，平台资本主义还诱导消费者通过分享奢侈品消费等方式彰显其个人价值和社会地位，资本通过平台塑造了一批追求符号消费的个人。
平台资本主义的资本加速逻辑将消费者的一切生活都纳入平台，使整个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快节奏运转。平台将所有价值领域纳入资本统治的平台加速运动中，资本为了在加速运动中领先，通过消费品的不断升级和更新换代把消费者固定在价值链的完成环节上，而消费者在资本加速中几乎完全丧失了尊严，被迫融入资本加速运动中。为了实现这种加速，平台想方设法与金融资本和银行合作，把移动支付构建为平台消费的关键环节，不仅使平台消费更加便捷，还解决了消费者因支付能力有限无法继续消费的难题。平台往往通过分期付款、网络小额贷款等方式获得消费的持续性，使自己既成为商品的销售方，又成为借贷方。“随着消费信贷的发展，每个人（包括工人和学生）都能获得消费者信贷（其中一些是掠夺性的）”。平台信贷以牺牲消费者的未来生命劳动为代价换取自身的繁荣，具有明显的掠夺性，消费者在消费——生产——再消费的怪圈中循环往复。平台资本主义使消费主体把生命预先让渡出去，资本的力量越强大，资本的加速度就越让人难以承受，人们在无穷无尽的诱惑中来不及思考就已经投身消费，不仅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也给消费者带来昂贵的物质成本。消费者疲于追求忙碌而充实的消费生活，被资本拖拽着前行，无法按照自身的尺度和需要“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
（二）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生产性批判
阿尔文·托夫勒首次使用“产消者”这一概念。被平台资本主义异化的消费者恰如阿尔文·托夫勒提到的“产消者”，平台资本主义的消费者在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新型的、被剥削的数字工人。平台被众包给消费者，消费者的劳动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消费异化变得更加神秘。
平台模糊了生产和消费的界限，用户的个性、创造力和时间可被纳入平台生产体系，平台利用消费者生产的消费数据生成有针对性的广告或产品，精准投向细分市场，通过营销手段获取超额利润。平台资本主义消费过程中，数据是整个消费过程的核心要素，数据体量是实现产消转化的关键，资本通过数据快速增值。与劳动这一生产要素相似，“一般数据并不是具体的某种数据，它代表着所有数据的抽象层面”。消费者作为数据的提供者也参与了生产环节，生产者与消费者在传统经济循环中的时间差在平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消失了。平台资本主义将经典价值链模式融入平台消费中，从严格控制资源的生产模式转变为生产者与消费者协作的“消费—生产”模式，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嵌入了一个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平台网络。消费者提供的消费数据是一种更加隐蔽的生产方式。“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并且因此，它和物质生产一样并非一种个体功能，而是即时且全面的集体功能”。这样的免费劳动被平台的免费性、快捷性与娱乐性特征掩盖。平台将这些数据用于大数据构建或打包出售，获得丰厚利润，但消费者对此一无所知且没有获得任何报酬，反而在貌似愉悦的消费体验中越陷越深。
平台消费者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日益模糊，导致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对个人生活空间和时间的全面侵占。平台技术把生产和管理扩展到人类活动的每一缕空间，所有的文字、图像、声音都可以转化为数字代码，消费不再受地域空间限制，生产空间不断侵蚀生活空间，平台技术把整个社会变成生产工厂。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的出现使平台技术侵占了人类生活的大部分时间，甚至造成人们的生理时间被压缩，平台消费成为人们的闲暇活动之一。这些消费活动产生的数据经过平台的挖掘和分析成为大数据，不仅能准确描述人们已经发生的消费行为，还能预测和引领人们可能发生的消费行为。基于这些大数据进行的产品研发能够更精准、更有效地吸引人们持续在线消费，如此循环往复，个体的生理时间和闲暇时间被消费活动填充，消费时间不断侵占生活时间，人的自由发展时间正在实质上被免费用于剩余价值生产。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为“对非生产性时间的一种消费”。原本可以用来实现消费者个人提升和全面发展的非生产时间被异化为生产时间。例如，亚马逊作为资本主义巨型平台，消费者实质上通过购物行为已成为替该平台无偿生产数据的免费劳工：因这些数据被亚马逊平台加工成数据产品出售给广告商，广告商利用这些数据分析再反过来通过亚马逊平台进行精准产品投放；亚马逊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中介，充分利用数据优势诱导消费者完成平台设定的消费行为，并对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全程监控，以期吸引更多消费者和生产企业，实现价值持续增值。
（三）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社交性审视
平台资本主义的价值增值模式使其消费异化具有明显的社交性特征，导致平台资本主义社交关系异化。平台的可移动性、交互性和虚拟性特征为人们的平台交往提供了便捷条件，人们的平台虚拟交往越普遍，耗费的时间越多，平台就越有可能质变为一种超越单纯社会交往的社交性消费，人们在平台的虚拟交往数据产生的价值就越大。“社交电商就是要实现社交与购物的深度融合，充分利用消费者的消费分享欲，促使电商发展内涵化、社交化，将电商融入社交，增强用户黏性，在社交裂变中将消费者变成‘分销商’。同时，微信小程序、软文营销、QQ空间、朋友圈的广告植入、直播购物等，涉及各种领域、涵盖多个年龄群体，层出不穷的购物样式把人们的购物欲、好奇心充分调动起来，使用户从认识网购到习惯网购再到依赖网购”。平台资本主义时代，消费者在闲暇时间的社会交往对象往往不是现实中的亲人和朋友，而是平台上的主播、卖家、玩家等，现实生活中具有强烈社交需求的个体或因自身年龄、知识水平、能力等原因无法进行平台社会交往而被排斥在平台之外。日常生活中人们与手机形影不离，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在平台进行消费和社交，平台的热闹和喧嚣与现实社会的沉默和疏离形成了巨大反差，而平台则利用消费者的社交数据对消费用户进行筛选和智能匹配，向其精准推送符合其心理和消费标准的商品。
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社交性特征使人们越来越依赖平台，人们在平台消费活动中形成数据商品把这一活动分割成具体的数据块和数据样本，消费者由此被剥离出现实语境，被物化为抽象的数据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由此产生了福克斯所称的“逆向商品拜物教”。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传统商品拜物教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者直接面对货币和商品，被商品逻辑异化为被消费的对象。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消费异化与之不同，美国大型平台脸书（Facebook）作为大众熟知的社交平台，以掌握大量社交用户数据为优势，利用交叉补贴方式与广告商等客户进行数据买卖，脸书（Facebook）以凸显平台的社交性维度掩盖其商品交易行为，正是走向了与传统商品拜物教不同的方向——逆向商品拜物教。虚拟社交在平台资本主义时代成为被资本操纵的对象，资本通过智能手机和软件平台的GPS定位系统和传感器等技术设备全方位监控消费者，消费者的虚拟社交数据不仅成为资本价值增值链上的重要环节，还被资产阶级政客利用，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政客相互斗争的有力武器。平台资本主义甚至突破了地缘政治统治的时空限制，使资产阶级政治斗争和资本剥削扩张至全世界民族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平台垄断资本对全世界人民的精密监控和终极压迫，因此，消费者在资本主义平台的消费越多，其虚拟社交越多，被操控的风险就越大。
（四）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监控性解蔽
平台资本主义个人数据的商品化加速了平台资本主义的监控性特征。消费者的消费数据成为平台资本主义数据商品的原材料，平台消费使消费者的个人数据被越来越多的资本家掌控和利用，消费者生活在资本主义的严密监控中。福克斯认为平台技术的进步直接促成了资本主义监控社会的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微软（Microsoft）等大型平台获得的用户信息搭建了全球范围的“监视—工业联合体”。平台对消费用户数据痕迹的全方位记录使人类快速进入了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平台操控者不仅使消费者越来越依赖平台，还让消费者更进一步顺应算法惯性，成为平台算法控制的对象。平台通过数据记录和分析熟悉用户消费习惯和行为模式后，采取有针对性的诱导策略引导用户改变自己惯常的行为方式，进而做出符合资本和算法希望的行为，如在某人周日晨跑结束诱使其购入一双新的慢跑鞋等。这种机器控制主义突破了传统“投其所好”的客户战略，转而开始控制消费者的行为，如通过限时使用优惠券调整咖啡店的阶段性客流重塑社会再生产。平台的这种机器控制主义对消费者的监控会越来越严密，正在使整个世界臣服于平台技术权威，谁掌握了数据和算法，谁就掌握了全部的权力。
平台消费者处于被高度监控的环境之下，平台在给消费者提供无处不在的服务时，也掌握了消费者的活动轨迹和生活习惯，通过算法监控实现动态定价，获取超额利润。随着算法操控平台动态定价，传统消费市场上发挥价格调控作用的价值规律一度失灵，而体现为资本利用算法技术进行的掠夺性定价，因此，算法是体现资本意志的工具。平台资本主义的动态定价是资本意志的体现。这种动态定价的实现以平台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与支付能力的掌控为基础，平台根据用户信息绘制画像，获取消费者的保留价格。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监控性还体现为“大数据杀熟”模式，资本垄断平台消费者数据，并且以此向消费者推送符合其心理预期上限的商品和价格。换句话说，平台为消费者提供符合其心理预期的个性化商品价格，这种个性化推荐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者购买物美价廉商品的实际需求，而是为了驱使消费者在自身能承受的最高价格范围消费更多的商品。与传统的地域或行业价格垄断导致的价格歧视不同，平台资本主义塑造的价格歧视以隐秘的“一对一”形式展开，其剥削手段更加隐蔽。
平台资本主义对消费者的严密监控侵犯了消费者的基本权利。资本主义平台企业通过“隐私同意告知”等形式变相迫使消费者让渡其在平台消费中产生的数据资源，同意平台企业收集且拥有自由使用消费者私人数据的权利。平台为此向消费者提供了枯燥、冗长且晦涩难懂的隐私政策，消费者由于认知局限或缺乏耐心难以完整阅读和理解，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并不知道这些数据将被平台企业用于何处，将如何使用，也不知道这些使用可能给自己带来哪些影响，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体现为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犯。不仅如此，平台消费过程中消费者的平等交易权也被算法权力与平台垄断打破，平台通过算法技术实现对消费者个人数据的强制侵占，那些诸如“优先”“分类”“过滤”等平台隐私条款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是平台强制逻辑的体现，与资本的紧密结合，使得平台自身与消费者在地位上极不平等。另外，平台资本主义消费还使消费者的数据自主决定权受到极大影响，消费者要想在平台消费就必须放弃数据自主决定权，否则就无法进入平台消费
三、对我国平台消费健康发展的启示
“生产之于人的建构性意义同样适用于消费。消费并非完全被动的，消费的对象与消费者呈现双向建构的关系，人们总是在生产中、同时也在消费中把自己‘生产’出来”。对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研究对推动我国平台消费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规避平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负面效应，发挥消费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既要积极拥抱平台资本主义技术创新带来的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也要防范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平台消费的异化。具体来说，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平台消费秩序，防止平台资本野蛮生长；推动平台技术创新，加强对平台消费者数据信息的保护；增强消费者对平台消费的理性认知，摆脱平台权力桎梏。
（一）建立科学合理的平台消费秩序，防止平台资本野蛮生长
平台资本主义虽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但其导致的消费异化对人的剥夺和宰制充分展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分析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基本框架，为我们提供了批判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背后资本逻辑的立场和方法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社会主义平台消费，彻底铲除消费异化产生的资本逻辑，确保消费回归人的合理需要。
一是防止平台资本野蛮生长，促进我国平台消费健康发展。资本逻辑推动了资本主义平台的加速扩张，也推动了资本主义平台技术创新，大大提高了资本主义平台的竞争力，拓宽了资本主义平台消费的时空范围。与此同时，资本也引发了平台垄断，严重影响了平台的健康发展。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对资本逻辑进行规制，“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归旨引导发展我国平台消费。平台资本主义是数字资本主义平台化发展的集中体现，从根本上承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运行逻辑，严重侵害和剥夺了消费者自由消费的权利，应当限制资本对消费者数据的私人占有、分析和使用，防止资本通过垄断控制、剥夺、奴役消费者。为此，应构建数字时代公正的分配制度，打破平台资本主义对平台消费数据的私人垄断和强制占有，让我国公共数据资本参与分配，使消费者成为数据资本的实际持有者，从根本上保障消费者享受新科技、新产品、新文明的权利，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二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平台消费秩序。当前我国正处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平台消费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平台在促进商品流通，服务传统生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越来越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此外，平台还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重要推手。因此，既要重视和研究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导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避免我国平台消费发展过程出现的如恶性竞争、数据霸权、赢者通吃、平台垄断等问题，也不能因此因噎废食，无视平台消费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数字平台并不是如斯尔尼塞克所指认的那样仅仅是数字经济流通的中介和资本化，其同样具有规范网络社会生产结构运行的作用”，发挥平台经济“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要作用，有利于保持我国平台消费发展以人民性为根本属性，“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二）推动平台技术创新，加强对平台消费者数据信息的保护
数字技术加速了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形成，平台资本主义充分利用数据效能展开精准营销，给全球消费市场带来新的增长动力。与此同时，算法权力异化了平台消费者的主体地位，平台通过技术垄断滥用消费者数据形成支配力，全面提升了平台资本主义的控制力。在我国平台消费全面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推动平台技术创新是逐步摆脱平台资本主义国家平台垄断的必然选择，没有平台技术的不断创新，我国很难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攀升至价值链顶端，难以阻止平台资本主义国家以平台消费为契机，通过技术和平台垄断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全面控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平台技术领域起步早，率先掌握了全球市场中平台消费的主导权，进而以风险管理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借口，打压发展中国家平台经济发展，又通过剥削全球平台价值链低端的人民，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只有坚持科教兴国战略，推动平台技术不断创新，加快大数据、智能芯片、操作系统等数字平台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平台技术人才培养，才能打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台技术垄断和封锁，才能为我国消费者创造公正有序的全球性消费平台。
一是加快构建新时代平台消费新秩序，努力为消费者提供公正有序的消费平台是当前推动平台技术创新的迫切需要。平台本是服务于消费者的工具和中介，并非资本敛财的手段，资本逻辑把平台异化为消费者美好生活的阻碍，还导致大量资金被投入到高回报率和高收益率的平台，而消费者真正需要的、能满足美好生活需求的平台往往被搁置。国有资本要大力支持平台研发能力提升和平台基础设施建设，防范平台技术在私有资本驱动下异化为消费信息掠夺和数据垄断的工具，通过培育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民族平台，逐步打破西方跨国集团巨型平台的垄断。依靠技术创新推动平台消费高质量发展，精准分析消费者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推动个性化、定制化生产，不断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动态性的美好生活需要。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更多有利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消费平台。推动平台为人们美好生活服务，打破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共谋形成的全球垄断格局和利益囚笼，是建构新时代平台消费新秩序的迫切选择。
二是防止平台技术在资本主导下异化为宰制人的力量，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发展平台技术，避免数字技术异化对平台消费的宰制，防止技术成为宰制消费者的工具，明确技术发展以人为本的价值指向。推动算法走向公开透明，对算法暗箱行为及利用恶意算法侵犯消费者权利的平台企业严查和追责，从技术层面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政府对社会主义平台消费的组织和引导力度，加强消费者隐私数据保护，规范大数据使用方向。建立共建、共享的消费数据产权制度，加大消费数据保护力度，努力建设国家和政府主导的中心数据库。保护我国消费者在平台消费过程中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等基本权利。发挥政府在数据技术开发和应用中的主导作用，推动数据同意管理工具和消费者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研发，让平台企业在平台消费中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推动消费者个人数据“可携带权”法理研究和制度建立，通过保障消费数据的可携带性和流动性避免平台数据垄断，从而维护消费者作为数据生产者的自主权利。
（三）增强消费者对平台消费的理性认知，摆脱平台权力桎梏
培养消费者对平台消费的理性认知，引导消费主体理性消费，树立适度消费的绿色消费观，通过提升消费主体消费品位，增强消费主体理性认知和社会责任感。消费理念是人的价值观的表现，倡导绿色、适度、理性的消费理念，建立扼制消费异化的科学消费观，引导消费者自觉抵制符号消费，拒绝广告诱惑，结合实际消费需要理性消费，推动平台消费和数字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合理的消费会与生产形成良好互动，保障经济平稳运行，过度的超前消费、信贷消费必然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引发消费泡沫和经济危机，增强消费者对平台消费的理性认知是促进平台消费稳定发展的题中之义。除此之外，还要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技术观，明确技术以人为本的价值属性，数字技术的发展应该始终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需要。培养消费者的自律消费意识，增强自我约束，减少闲暇时间中的非必要在线时间，避免平台对消费者数据的非必要收集和监控，理性认识平台消费。鼓励消费者终身学习，不断提升科学文化素养，把握平台消费本质，引导消费者在平台消费过程中不断提升自我认知。概言之，消费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主体性活动，一切超出消费者自身实际需要的消费都是“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是对消费主体的异化。资本权力对物质欲望的刺激使消费者丧失其主体性，错误地将对物质产品的占有和满足视为人存在的意义。超越平台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最终目的是使消费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充分发挥消费者的主观能动性，引导消费者屏蔽外在因素对消费内容和行为的影响与控制，立足实际适度消费。
发展社会主义平台消费，摆脱资本主义平台权力桎梏，引导消费者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平台的共享和开放特征很容易招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侵蚀，导致消费观念异化，消费主义深度影响消费者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把消费者塑造成享乐主义者和拜金主义者，导致消费者对消费异化的不自觉和不自知。另外，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和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消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生存空间，引导消费者自觉抵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消费至上等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影响，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养成节俭消费和适度消费意识，引导人们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平台消费中形成高尚人格和高尚道德，实现自我提升。
文章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
网络编辑：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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