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凌云 黄平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阈下毛泽东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新时代新征程，“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过程，生动地诠释了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表明了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充分彰显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视角，重新回顾毛泽东在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难之际，不懈探索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艰辛历程，有助于牢记党的初心使命、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有助于为新时代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坚持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提供有益借鉴。
一、以大历史观看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时，曾用“六个时间段”系统地梳理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以大历史观看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背景，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就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首先，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看，可以说，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列强入侵、任人宰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抵御外辱的斗争史，是一部有识之士不断寻求救国之路和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探索史。中国人民奋起救亡，不断地抗争、不停地探索救国救民之道，掀起了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不过，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开明地主绅士领导的洋务运动、康有为和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以失败而告终。无数的中国先进分子苦苦向西方寻找革命真理，经历了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单纯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到进一步学习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尝试了各种改良和革命的方案，都没有找到改变中国悲惨命运的有效路径。
出身于近代中华民族遭受深重劫难时代的毛泽东，和那一代的其他先进分子一样，致力于寻找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阅读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书籍《盛世危言》和《校邠庐抗议》，这些书打开了他的视野。1910年，他在新式学堂东山小学读书，从《新民丛报》里读到了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后，感触颇多，不禁写下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如今日之英日诸国”，并表示赞同康、梁主张的效仿英日等国的“君主立宪制”。第二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到长沙，考入驻省湘乡中学，眼界顿时开阔，第一次看到革命派办的《民立报》，读到许多革命言论。当看到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的消息时，他深受触动，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当即决定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新文化运动以后，毛泽东成为《新青年》等刊物的忠实读者和追随者，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五四运动之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这使毛泽东更加深入地思考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在领导发起“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过程中，他认识到，“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经过同新民学会会员的一番交流探讨，他得出一个结论：在山穷水尽、诸路不通的情况下，只能走俄国人的路，“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最终认识到革命要“走俄国人的路”，从而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其次，从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来看，农民起义在王朝更迭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的封建时代，统治阶级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地主阶级的利益依靠剥削和压迫农民得来，一旦这种压迫过度，加上天灾人祸，就会使农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加剧，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不免会发生。从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唐末的黄巢起义、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明末的李自成起义，直到晚清的太平天国运动，几乎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兴替，都与农民起义有关。
毛泽东从小生活在闭塞而贫穷的湖南农村韶山冲，对农民所受压迫深有体会。毛父治家谨严，对子女要求严厉。毛泽东６岁就开始干农活，识字之后晚上还要帮父亲记账。他14-15岁时曾辍学两年多，在家务农，每天跟长工在一起干活。为了避免父亲的打骂，他不得不仔细记账，还经常跟长工抢重活干。两年的务农经历使他深深地体会到了农民的疾苦。毛泽东上学的时候不喜欢经书而爱看史书，重点读过《公羊传》和《左传》等史书，尤其偏爱被塾师们称为“杂书”“禁书”的古代传奇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水浒传》里的“打抱不平”的思想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毛泽东回忆道，这些小说颂扬的主人公都是文臣、武将等人民的统治者，唯独没有种田的农民，这些统治者都控制着土地，迫使农民替他们耕种。17岁那年，听闻长沙饥民暴动惨遭镇压，许多农民被斩首示众，毛泽东对此深感悲愤，开始同情农民起义。他后来说这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参加革命后，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革命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所以特别强调“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他还特别提醒说“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再次，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不论是1871年法国的巴黎公社革命，还是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走的“城市中心”的道路。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城市工人用革命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是工人阶级武装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创建无产阶级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提供了道路指引。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在列宁的领导下，彼得堡工人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反动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先是建立起城市的苏维埃政权，然后把革命推向农村地区，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了现实，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它唤醒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在欧洲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为之迅速高涨，也给正在苦苦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带来了新曙光。与此同时，十月革命所采取的以城市工人武装暴动为主的革命模式，对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最后，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失败之前，这一时期全党都是把城市作为工作中心。建党初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组织都主要在城市从事工人运动，先后领导发动了香港海员、京汉铁路工人等大罢工，推动中国工人运动掀起第一次高潮。1923年，恽代英曾写信联系毛泽东，邀请他一起去农村搞乡村教育，毛泽东觉得，“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一时还顾不上农村。国共合作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直到大革命后期，党内也只有少部分人，初步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1925年2月，毛泽东真正开始注重农民运动。毛泽东离开上海回到家乡韶山养病，他一边养病一边考察农民运动情况，同时还组织农民协会，成立农民夜校，建立了中共韶山党团组织，发动农民开展了“阻禁平粜”和争夺教育权等斗争。这期间，毛泽东在西乡向佃农张年初调查了解佃农家庭的支出与收入情况，并在1926年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期间，将这些调查材料加以整理，写成《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一文，揭示了“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的事实。在广州农讲所，毛泽东除了向学员讲授农民运动的理论课程外，还特别注重社会实践，组织学员到农村去调研和实习，考察农村的实际状况。他曾在学员中组织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并拟定了36个调查项目，要求学员对家乡的情况进行调研。毛泽东在对这些调研材料进行深入分析和理论加工之后，组织编写了《农民问题丛刊》。在此前后，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写下了一系列理论文章，提出“分清敌友”和“农民问题”分别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与中心问题。这些认识，为他后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
二、毛泽东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由此可见，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根本前提就是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开始于大革命失败之后。1927年，在国民党血腥屠杀的白色恐怖中，党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从而给党指出了新的出路。
（一）回答“红旗能够打多久”的疑问，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曾拒绝瞿秋白的邀请，不去城市工作，而“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的“上山”主张，为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埋下了伏笔。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就提出，“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武装保卫革命”，继而又在八七会议上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还在当时的党中央强调利用国民党左派旗帜的时候，毛泽东就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秋收起义原定的计划是攻打长沙，由于敌强我弱，行动严重受挫^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他审时度势，力排众议，果断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决定率领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转移。这是党的工作由城市走向农村的一次重要战略转折。此后，毛泽东引兵井冈，开始了创建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
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开始认识到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战略意义，并且注意从理论上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进行系统的阐述。
首先，面对党内和红军内有些同志的悲观情绪和怀疑，毛泽东深刻地回答了“红旗能够打多久”的问题。在总结井冈山艰苦奋斗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分析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即：第一，从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来看，红色政权存在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全国大部分是自给自足的分散的农业经济，另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全中国划分了不同的势力范围，因而造成了“白色政权长期的分裂和战争”，这在全世界也是特有的情况。第二，从群众基础来说，红色政权必然首先在湘、粤、鄂、赣等经受过大革命影响的省份发展起来。第三，从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来看，则取决于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相互之间的矛盾是否会继续导致分裂和战争。第四，必要条件就是要建立“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因为只有武装才能反抗武装，只有正式的红军才能对付正式的白军。第五，党要把自身建设好，形成党的坚强领导，就是使党组织坚强有力并且保证“它政策的不错误”。
其次，毛泽东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必须坚持“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回答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如何进行土地革命的问题。第一，武装斗争是主要形式和中心问题。毛泽东指出，“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没有武装就不能建立根据地，没有武装也不能守卫根据地。与此同时，毛泽东特别强调，红军与旧式农民起义部队以及军阀的雇佣兵不同，红军肩负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基本任务，即不仅仅只有军事任务，还有政治、经济和帮助地方革命发展的重大任务。第二，土地革命是基本内容。必须开展“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通过发动土地革命，进行阶级斗争，给广大遭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农民分田地，乃是革命获得农民支持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支持，武装斗争就注定会失败。第三，根据地是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基地。毛泽东曾形象地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有了根据地，红军才有休整的基地，才有后勤和兵源的补给基地，才能得到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源源不断的支持。毛泽东特别批评了旧式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批评了不愿意做建立根据地之类艰苦工作的错误思想。
（二）破除城市中心论，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
毛泽东的探索之路充满了艰难与曲折，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最好注解。造成艰难与曲折的原因有很多，既有外部因素，如地理条件和生存环境的恶劣，也有来自内部的一些因素，甚至来自内部的因素可能更多一些，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党内根深蒂固的城市中心思想。苏俄十月革命走的是城市中心的道路，辛亥革命和国民大革命也是先夺取中心城市。大革命失败后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还有以攻打长沙为目标的秋收起义，走的也是城市中心道路。
就在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探索革命新道路之际，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指出要使城市暴动成为农民暴动的“指导者”和“先决条件”。这次会议认为，在秋收起义中，湖南省委违背中央策略，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而毛泽东同志作为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更为严重的是，1928年3月，在井冈山，前来传达中央会议精神的湖南军委特派员周鲁，竟然把给毛泽东的处分说成是“开除毛泽东党籍”。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无奈成为了“党外民主人士”，只能当师长。这对毛泽东无疑是政治上的沉重打击。
破除城市中心论的一个巨大阻碍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指导上，习惯于运用十月革命城市中心的经验，对这种农村武装割据的做法提出怀疑。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批评这是“乡村中的游击主义”，认为农民游击战争“是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强调农村暴动必须与城市相配合。同年６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同样反对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共产国际领导人担心无产阶级政党在农村长此以往会变成农民党，从而失去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因而主张红军走州过府、流动游击，要求一定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重视发动和开展工人运动，配合做好城市的斗争。
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的“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解决了共产国际所担心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农村会变成农民党的问题。毛泽东针对中国农村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特点，指出农村以家族聚居为主，宗族势力影响很大，因而农村中的党组织容易产生地方主义，“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庭会议”，此外还存在土客籍矛盾、投机分子反水问题等。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提出在思想建设上要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在组织建设上果断进行洗党，解散了永新、宁冈两县党组织，重新登记，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限制。党员人数虽然减少了，但是党的战斗力却显著增强了。1929年12月，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着重批评了党内和军内存在的八种典型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并且进一步分析了这些思想的来源及纠正的办法。古田会议解决了如何在农村根据地武装斗争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问题，着重强调了从思想上制度上建设党。
接着，毛泽东在1930年1月写给林彪的信中，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剖析了国内存在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特点，系统论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批评了党内存在的那种害怕农民运动发展壮大起来的错误思想，以及对革命前途悲观的情绪。毛泽东明确指出，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也是促进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农村革命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前扩大发展，然后才能取得全国的政权。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摆脱了城市中心论，形成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
然而，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在当时并没有为全党所认同和接受，尤其是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城市中心论大行其道，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遭到排斥和否定。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意见和主张被指斥为“狭隘的经验论”，红军则被扣上了“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的帽子。1932年10月3日，在宁都小源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批评毛泽东是“上山主义”，指责他诱敌深入的方针为“右倾主要危险”，还说他不尊重领导机关，对党中央攻打城市的命令消极怠工，并且基于上述理由，决定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毛泽东被迫离开了他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这既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也使得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1935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才逐步取代了城市中心论，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后终于成为全党的共识。
（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但是具体怎么开展武装斗争，当时并没有成功的经验。贺龙曾回忆说：“组织上叫我搞根据地、苏维埃、游击战争。但是，怎么搞？没有指示。怎么搞红军，发动群众，发动起来后又怎样组织？都不清楚。”八七会议后，湖南、湖北、广东、江西，以及陕西、河南、直隶等省的党组织都领导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经过这些起义，党内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开始认识到要深入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战争。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湖北省委书记的罗亦农较早提出发展游击战争，造成农村“割据”局面。1927年10月1日，罗亦农起草的《中共中央对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中强调，当前发展土地革命是最重要的任务，必须“普遍的发展游击战争与没收地主的土地，……依两湖农民暴动的形势，某几县的农民可握得某几县的政权，以发展各地的农民暴动”。此后，长江局下属的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委关于农民运动的文件，都提出造成农民割据局面。比如《中共湖北省委工作计划决议案》中提出，“在力可以攻城或者可以占据数县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争取“创造一独立割据的局面”。11月18日，《中央通告第16号》明确提出，要尽量发动农民暴动的游击战争，建立“固定的革命区域”的苏维埃政权。12月19日，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论武装暴动问题》一文，强调游击战争必须建立“革命区域”并使之扩大，同时还提出了建立根据地的思想。12月21日，中央在写给朱德部的指示信中，明确提出了创造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1928年初，参与领导广州起义的恽代英，在《苏维埃的建立》一文中较完整地揭示了苏维埃的含义，指出苏维埃政府是“由工农兵平民自己的代表直接掌握政权，所以苏维埃是最高形式的民主政治”，并详细阐述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分别列出了乡、区、县、市、省苏维埃建立的步骤，同时指出，在某一区域内“虽然我们还没有能完全驱逐消灭敌人，我们可以在暴动已获胜利的地方”先建立起苏维埃政府，以此作为根据地来号召该区域的工农兵群众。由此可见，到1928年，党内几乎都认识到了发动农民游击战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必要性。
此后，党内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作出进一步发展的是周恩来。1928年9月，针对红四军内部存在的争论，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无疑是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在根据地实行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肯定。同时，指示信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作出结论，支持毛泽东复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从而对在12月下旬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产生了重要影响。1930年1月，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信中批评说“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指出中国的农民革命斗争必须先建立红军和农村武装割据，经过波浪式的扩大和发展，来促进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初步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问题。可以看出，周恩来起草的“九月来信”，对毛泽东探索革命道路具有重要影响。后来，周恩来在1944年3月所作题为《关于中共“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认为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就是要建立农村武装割据区域，其实质“也就是以乡村为中心”。
总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率先到农村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依靠群众，勇于探索，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破解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路的难题，回答了“红旗能够打多久”的疑问。他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毅然引兵上井冈，创建了全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实践证明，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在这条正确道路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世界政治格局为之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三、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经验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学习党史要“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就是“坚持中国道路”。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基本经验，为当下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借鉴。
（一）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他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勇于革新理论，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以独到的眼光，胸怀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科学地认识中国的特殊国情，从而系统地论证了走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分析认为，国民政府依然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全国的广大工农乃至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受到严重的压迫，从而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民主主义革命。面对当时的军阀混战，毛泽东以世界眼光认识到，“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斗争”。他进一步分析道：“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就指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指出，决定中国革命高潮到来的因素，必须考虑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被殖民地国家之间，以及与它本国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发展的情况。国际上这些矛盾的发展，反映到国内来，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的各派反动军阀之间矛盾的激化，造成国内军阀的混战，伴随着战争而来的是赋税加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于是进一步激化，加上帝国主义的商品入侵和资本入侵，就使得国内的劳资矛盾、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加剧，因而“中国是全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光明前景，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实现，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乘势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然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格局加速演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使得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给中国和平崛起带来深刻影响。这对我们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我们必须认清基本世情和国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当前，我们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擘画了现代化建设的壮美蓝图，要求“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成功经验给予我们的一个有益启示。
（二）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坚持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
毛泽东强调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过程中，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他认为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很好的群众”，所以红色政权会首先发生在湘、粤、鄂、赣等受到过大革命洗礼的地区，“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党的群众基础比较好。他同时指出，红军是新型的人民军队，除了打仗之外，还肩负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重大政治任务。因为中国革命战争是农民的战争，必须动员广大农民参加革命。在反对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斗争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因而党在领导革命战争的同时，必须切实关心群众的生活和他们的切身利益，以得到千百万群众的拥护，果若如此，“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并且依靠人民而发展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人民就是江山，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新时代坚持人民立场，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实现人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必须使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着力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成效好坏的根本标志。新时代坚持人民立场，就是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把人民放在心里最高位置，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020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举国同心、群防群控、科学防治，打赢了疫情防控阻击战，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优越性。新时代坚持人民立场，就是要坚持走共同富裕之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必须把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放在重要位置，因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事关“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总之，相信人民、尊重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成功经验给予我们的又一个有益启示。
（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
1941年3月，在为《农村调查》所写的序言和跋中，毛泽东指出，“调查研究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毛泽东是我们党内重视调查研究的典范。青少年时期，他就提倡既要读有字之书，也要读“无字之书”。当时的毛泽东认为，要改造中国，必须先了解中国，因此就不可不读“无字之书”，读“无字之书”也就是要了解社会，参与社会实践，重视调查研究。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专门做过十几个系统的调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因为脚部受伤而回到茅坪养伤。为了全面了解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状况，以更好地指导土地革命，他在茅坪一带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此后，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也曾做过大量调查，调查对象既有农民也有城镇居民，调查内容包括土地、商业、农林等方方面面。从调查中获得的大量宝贵资料，成为毛泽东思考革命问题的重要依据。首先，调查研究为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解决好分田问题提供了可靠的阶级依据。毛泽东指出，正确的决策“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而是“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其次，调查研究为推进苏维埃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提供了可行的工作方法。正是通过对长冈、才溪等地情况的调查研究，毛泽东搞清楚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任务，以及经济建设、群众心理等问题，也才总结出了搞好政权建设和做好一切工作的正确方法。最后，调查研究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成功的法宝。党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很多同志都习惯于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中找答案和向共产国际要办法，结果走了不少弯路。对此，毛泽东作了非常深刻的反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就是说，探索中国特色革命的正确道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而实现这种结合，离不开调查研究这个法宝，正因如此，毛泽东指出，“本本”上的理论必须与实践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不时发生，各方面的风险、机遇、挑战并存。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调查研究始终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新时代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必须重视调查研究。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做好调查研究，一是要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材料，深入一线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二是要学会分析材料，“解剖麻雀”，抓好典型；三是要立足于发现和解决真问题，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确保调研和决策精准有效。
综上所述，毛泽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他曾豪迈地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民族复兴伟业中，道路问题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必须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坚持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唯其如此，才能牢牢掌握主动权，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作者简介：赵凌云，男，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华中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平森，男，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恽代英年谱长编”（项目编号：18ADJ001）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学刊》2022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3-02-10 09: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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