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成：从忧患意识到底线思维：党的几代领导人的坚持和发展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中源远流长。先秦时期是我国思想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忧患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先秦儒家的忧患意识最具代表性。儒家经典著作《尚书》被看作我国古代最早的历史文化典籍，其中就包含居安思危思想。《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晋悼公大臣魏绛曾经引述《尚书》中的“居安思危”一语规劝悼公：“《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意思是说，处安定时要想到危险，想到了就会防备，有了防备就没有祸患。儒家的另一部经典著作《周易》更是弥漫着浓厚的忧患意识。《周易·乾卦》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君子整天勤勉努力，即使晚上也不敢懈怠，虽处危境，但并没有太大的灾殃。《周易·既济卦·象辞》说：“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意思是，君子提前考虑灾祸，预先防止它的发生。《周易·系辞下》记载：儒家代表人物孔子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意思是，君子处在安定的时候不忘记可能出现的危险，国家保全的时候不忘记可能灭亡，国家大治的时候不忘记可能出现的祸乱，这样自然身家性命安全，国家也可以保全无虞了。先秦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则对忧患的重大意义作出深刻阐述，他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成为千古名言。先秦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和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也主张提前防备危乱。老子强调：“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第六十四章）墨子强调：“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懈怠。”（《墨子·非命下》）

　　先秦之后，多数学者以史为鉴，从历史的治乱兴衰中吸取深刻教训，不断深化对忧患意识的认识。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的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提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思想，强调从历史角度把握事物盛衰规律。西晋著名史学家陈寿指出：“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强调提前防止祸患的重大意义。唐代名臣魏征指出：“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理忘乱，所以不能长久”（吴兢《贞观政要·政体》），劝戒统治者引以为戒。北宋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欧阳修联系五代史上的治乱兴衰教训，指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新五代·伶官传》）。清末著名学者魏源通过读史深悟治乱循环之道，指出：“治久习安，安生乐，乐生乱；乱久习患，患生忧，忧生活。”（《默觚·治篇》）

　　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传统忧患意识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忧患意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意识和执政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饱含忧患意识，时刻防备出现“最坏的情况”。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前后认真考虑各种“最坏”情形，宁可把形势想得更复杂一点，把挑战看得更严峻一些，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力争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形做好充分的预判和准备。他在这一时期反复提及要“准备最坏局面”，并以此作为想问题、办事情、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结论时讲到“准备吃亏”问题，专门讲可能要面对的困难。他连续讲了17条困难，一再提醒大家要充分估计困难，明确指出：“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可能性有两种，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应对突然事变时强调：“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准备对付最坏局面”，“要在最坏一点上来布置工作”。1962年5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现在还设想不到的困难。要准备迎接困难，克服困难。否则，对克服困难我们就会精神准备不够，这是危险的。”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常怀忧患意识，在居安思危中不断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1988年6月3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江泽民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居安思危，忧党忧国忧民，千万不能高枕无忧、歌舞升平。”胡锦涛强调：“我们必须有足够估计，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宁可把风险和困难估计足一些，也千万不要因为估计不足而在风险发生时手足无措，陷于被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再强调，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他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等党的几代领导人“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把困难估计充分”等思维方式，对领导干部明确提出“坚持底线思维”的要求。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引述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列举的17条困难，把毛泽东的观点看作“守住底线”的重要思想方法。2018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到毛泽东所列的17条困难，并就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作出专门论述，从8个方面列举了16条需要高度重视的风险，强调指出：“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风险。”2019年1月21日，党中央专门就“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个主题，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2020年4月8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时，再次强调底线思维，要求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2021年11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的集中表达。

　　从实质上看，毛泽东等党的几代领导人提出的“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准备对付最坏局面”等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忧患意识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相结合的成果，是中国传统居安思危理念的具体化。习近平把党的几代领导人的相关思维方法提炼为“底线思维”，明确指出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方面应当守住的“底线”，这是对中国传统居安思危理念的进一步具体化和细化，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这就是说，对于任何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出现最坏情况来做准备，这样的准备就是最周详、最充分的，有这样的充分准备“打底”，再努力往好的方向争取，往往能得到好的结果。概括地说，底线思维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思维方法。

　　（一）何谓底线

　　底线思维所讲的“底线”又可称作下限、红线、警戒线等，包含一定价值内涵，通常是对社会事物或社会事态而言的，指的是社会事物向不好状态转变的界线。在日常生活中，底线往往指谈判双方讨价还价时心里可以承受或能够认可阈值的下限，或者指进行某项活动前设定的最低期望目标，或者指不容侵犯的警戒线，等等。突破或逾越诸如此类底线将造成行为主体不愿看到甚至难以承受的后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看，社会事物在现有质态下，既有可能通过质变向高层次质态“飞跃”，也有可能通过质变向低层次质态“坠落”或“蜕变”。所谓“底线”，就是社会事物保持其现有质态的“度”的下限，往倒退或坏的方向质变的临界点，一旦突破此“下限”或“临界点”，社会事物就陷入更低一个层次的质态，甚至坠入不堪设想的可怕境地。底线之所以不可逾越，就是因为它是向坏的质态蜕变的临界点。比如，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就突破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底线，蜕变为前社会主义社会。一个干部如果突破廉洁自律的底线，就滑入“违纪违法”状态，甚至坠入“犯罪”深渊。

　　有学者指出，“底线”概念在不同场合有不同含义，概括地说，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目标底线，即主体确定的在实践中应该达到的最低期望；二是行动底线，即为保障最低目标，主体划定的行为界限，如需要遵循的实践原则以及什么决不能做、什么又必须要做等具体行动规范等。”这个概括有一定道理。确实，“底线”在不同领域有不同体现，在有的领域表现为我们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行动规范，这主要是一种定性的划线；在有的领域表现为行动主体依据客观情况确定的最低期望目标，这主要是一种定量的划线。在政治、思想文化和国际关系等领域，“底线”主要表现为必须坚守的原则和规范。比如，在政治领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是必须坚守的政治底线；在思想文化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必须坚守的意识形态底线；在国际关系领域，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特别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是必须坚守的国家安全底线。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底线主要表现为根据客观情况科学地设定的最低目标。比如习近平明确提出各领域各部门的最低任务目标，“18亿亩耕地红线绝不能突破”；“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金融领域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社会保障领域要“保基本、兜底线”。习近平还用“军令状”来明确脱贫攻坚和反腐是必须完成的刚性任务，指出“明确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我们党立下的军令状”；反腐“必须除恶务尽”“军令状不是随便立的，我们说到就要做到。”

　　（二）做好最坏打算、争取最好结果

　　习近平指出，坚持底线思维，要“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由此可见，坚持底线思维包含“从何处着眼”“做什么样的准备”“如何努力和争取”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是“知”与“行”、“有守”与“有为”、“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结合。

　　“从最坏处着眼”，就是要预想事情滑向“底线”即走向最坏情况的各种可能性，预估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强化这种预想和预估，实际上就是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就是居安思危。这种“从最坏处着眼”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是古人所谓“居安而念危，则终不危，操治而虑乱，则终不乱”（宋祁《直言对》）。由此可见，底线思维首先是一种“以退为进”的防范型思维，在思想上和策略上重视预测风险、防范潜在危机，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忧患型思维。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忧患意识思想在现代思维方法中的自然延伸与逻辑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看，底线思维实际上是辩证思维的深化和拓展。2012年11月30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两点论’，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既要看到国际国内形势中有利的一面，也看到不利的一面，从坏处着想，做最充分的准备，争取较好的结果。”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由此可见，底线思维强调凡事从坏处着想，就是告诫我们要善于运用矛盾的观点来分析客观形势，不仅要看到积极因素、有利因素，更要看到消极因素、不利因素，在追求“好”的结果的时候，更要有“事情变坏”的思想准备，而且还要把不利的方面看作矛盾的主要方面，把预防“事情变坏”作为思考问题的基点，否则不仅容易陷入安于现状、夜郎自大、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更有可能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

　　“做最充分的准备”，就是针对预想的最坏情况和预估的风险，做好应对的充分思想准备和工作预案准备。有备才能无患，才能遇事不慌，才能牢牢把握主动权。有备首先是心理、思想上的准备。毛泽东指出：“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把困难估计充分，不是为了制造紧张气氛和悲观失望情绪，而是为了沉着应对挑战、有效战胜困难。习近平也一再告诫全党“要坚持底线思维，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有了心理上、思想上的防范，就不会对危机到来感到意外，也能有效减轻危机猝然爆发时的心理恐慌。有备，更重要的是应对之策的准备，以应对预案之备来求得“无患”。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形势，习近平在指出要“尽可能把各种可能的情况想全想透”的同时，更强调“把各项措施制定得周详完善”。他指出：“对已经看得清的方面，要深入研判、早做谋划、从容应对；对暂时难以看清的方面，要密切跟踪、未雨绸缪、灵活应对。”有了对策准备，才会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有条不紊，而不致进退失据、茫然失措。

　　总之，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是坚持底线思维的核心。有“最充分的准备”打底，如果事情真的走到最坏地步，我们就能够果断使出已经准备好的招数去解决，坚决守住底线，促使事情转危为安。这也就是说，就算真的出现最坏情况，我们也可以从容不迫地应对，做到心中有数、处之泰然，从而掌握处理风险或危机的主动权。而如果事情没有走向最坏的情况，那么我们为出现最坏情况所做的充分准备，对于应对这种非最坏的情况就绰绰有余了。

　　“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防止事情滑向底线，即努力防止出现最坏的情况，这样再经过努力往好的方向争取，就有可能取得最好的结果。因此，坚持底线思维绝不是听天由命，绝不能靠“心想事成”。要把可能变为现实，取得尽可能好的结果，需要的是切实的主观努力。为此，在部署各项工作时，习近平总是不忘提醒全党：充分估计最坏的可能性，同时通过工作确保不出现最坏的情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看，这种思维方式是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的运用。前面说过，底线实际上是事物从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倒退的临界点，防止事物滑向底线并在事物滑到底线时坚决出手守住底线，实际上就是坚定不移地把事物控制在“度”的范围内，守住事物的现有质态。凡事从底线出发考虑，就有最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对策略准备，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努力追求好的结果，最终往往会有好的收获。因此，善于运用底线思维，不是守着底线无所作为，而是以“保底”作为可靠的保证，从而更有信心和决心去追求更好的结果。因此，坚守底线并不是底线思维的核心价值目标，力求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取得更好的结果才是底线思维的核心价值取向。这是“有守”和“有为”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善用底线思维，在改革的政治方向、经济工作、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建设、军队建设、党的建设以及外交工作等方面都预设“底线”，并做好应对策略的充分准备，在立足“底线”的基础上，努力争取好的结果。

　　（三）守住“底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习近平在讲底线思维时总是与讲防控风险连在一起，强调要充分估计最坏的可能性，要通过工作防止出现最坏的情景，坚决守住经济、政治、民生、生态环境、外交等领域的各种底线，特别是要重点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风险，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风险意识。

　　习近平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年轻干部要到重大斗争中去真刀真枪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重要场合一再强调我们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他还把进行伟大斗争摆在“四个伟大”之首，可见重视之程度。习近平是从社会矛盾分析角度来认识斗争的，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要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才能取得胜利。2019年9月3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的主题就是“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特别是面对危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等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我们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胜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厚重的忧患意识，尽管这种传统忧患意识对于维系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一是中国传统忧患意识以及作为其核心的居安思危理念基本上还属于“警世危言”范畴，不属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论范畴，尽管经常能起到令人警醒的作用，但可操作性不强，既没有提出准确识别和判断危机到来的方法，也没有提出防备和化解危机的预案或具体办法。二是尽管中国古代许多国家和社会治理精英不乏忧患意识，其忧患意识或许确实有助于延缓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到来，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找不到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的根本之策，无法使中国社会从根本上摆脱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率。

　　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传统忧患意识相结合，对传统忧患意识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居安思危理念作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底线思维”方法。如前所述，底线思维方法属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具有清晰内涵、较强的可操作性，包括精准识别底线、按照坚守底线的要求做好预案或应对准备、争取最好结果等明确的操作步骤。

　　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还把底线思维与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相结合，对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课题进行深邃思考，为我们防范化解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治乱循环这一根本性的风险挑战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很早就开始思考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在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毛泽东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总体思路是“走民主新路”。那么，怎么走民主新路？一方面要让人民监督政府，另一方面还要靠人人起来负责，即人民参政议政。我们党创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这一初衷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较早就开始思考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并且高度重视毛泽东提出的“走民主新路”。早在1989年1月，习近平在《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一文中，把毛泽东对如何克服历史周期率的回答理解为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走群众路线”。习近平富有创意地把走群众路线看作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路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对“走民主新路”的思考，拓展为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他运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方向，把握历史规律，提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并作出系统部署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的一个大方向，一个根本之策。“走民主新路”实际上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跳出历史周期率课题的一个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还必须解决保持党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问题，必须解决长期执政所可能产生“懈怠”问题。这主要靠党的自我革命，靠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党的自我革命的主要手段是全面从严治党，这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的重要法宝。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是搞好党的建设，所以习近平强调，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这“四个伟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制度层面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作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证，也就是作为自我革命的重要制度保障。这个制度体系有三个方面：一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二是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三是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这个制度体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治党方式的现代化，实现“依规依纪依法治党”的现代政党治理方式。总之，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和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并且党的自我革命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有重要的引领作用。这也是“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内涵。通过“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双轮驱动，我们党一定能够在解决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上迈出坚实的步伐，创造出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千秋伟业。

　　总之，通过对跳出历史周期率课题的深入思考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举措，习近平的底线思维使蕴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忧患意识具体化和细化，具有较强的实际可操作性，使传统的居安思危理念和智慧在新时代获得新的生命和力量。

　　（作者：杨玉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