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1年举行的德国第二十届联邦议会选举中，德国绿党获得了14.8%的得票率、118个议席，仅落后于社民党(25.7%的得票率、206个议席)和联盟党(24.1%的得票率、197个议席),不仅时隔16年后重新成为联邦议会第三大党，而且与中左翼的昔日盟友社民党以及右翼的自民党成功组建了“交通灯联盟”,占据了包括外交部长在内的五个内阁席位。对于绿党来说，这无疑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好选举战绩；对于德国来说，这种模式的联合政府也属首次。
德国绿党在这次选举中的成功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在有的西方学者看来，德国绿党胜出并参与执政，可能有助于弥合西方国家的社会撕裂，阻止政治极化趋势，因为它是超越左右、支持进步、拒斥极化的温和派。而有的中国学者则认为，具有左翼色彩的绿党上台，可能会给中德乃至中欧关系带来负面影响。那么，德国绿党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在经历了长期边缘化后，它为何能在这次大选中脱颖而出?“交通灯联盟”缘何成功组建?绿党在对华关系方面又会采取怎样的立场、发挥何种作用?对此，本文拟在议会政治的分析框架下逐一进行分析，以期对绿党参与的德国新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走向作出理性判断。
一、从边缘左翼到温和中间的德国绿党
自1980年在联邦德国成立以来，德国绿党一直努力参与地方、联邦和欧洲议会等各个层级的选举，通过议会政治影响德国国内乃至欧洲的政治走向，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自我演进。如果以其是否在联邦政府中执政为界标，我们大致可以将德国绿党的发展进程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作为草根反对派。在成立之初，德国绿党和其他欧洲绿党一样，都是基于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等新社会运动整合而成的具有左翼倾向的“反政党”、“反议会”的抗议性政党，只不过其成员来源更为多元、议题更为广泛，在价值取向上坚持“生态、社会、草根民主和非暴力”原则,公开口号是“既不向右，也不向左，只向前”,目标是不求执政、只为参政。然而，在实际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德国绿党的这些立场与目标不断遭遇现实挑战，尤其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进入联邦议院和欧洲议会，甚至在州政府层面联合执政后，该党党内一度出现了坚持原教旨主义的理想派与坚持现实主义的务实派之间的争论。前者坚持“道德纯洁性”,希望继续保持反对派的地位；后者立足“选举可行性”,主张选举战绩最大化，争取通过参政体现自我力量和意志。这场争论直到务实派在1988年党代会上获胜而暂时告一段落，德国绿党也由此逐渐从抗议性政党转型为参政党，从疑欧派转向亲欧派，直至成为力主欧洲一体化的力量。然而，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受挫后，德国绿党吸纳了一些共产党和社会党成员，特别是1993年德国东西部绿党合并统一为“90联盟/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后，虽然党的力量得到了壮大，但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也进一步扩大。
第二阶段是作为执政联盟中的“初级伙伴”。经过十余年在各个层级议会活动的锻炼和力量积蓄，德国绿党在1998年大选后第一次进入联邦政府，与时任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组成“红绿联盟”,从而实现了由抗议性政党和议会反对派向参政党的转变，成为执政联盟的“初级伙伴”。参政无疑给绿党的理念付诸实践提供了机会，但也为党内分歧甚至分裂埋下了隐患。参政期间，由于对绿党支持德国参与北约对科索沃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不满，该党近三分之一的党员脱党。在2002年联邦大选前，德国绿党被迫对其基本纲领作出了首次修改，将价值取向从“生态、社会、草根民主和非暴力”扩充为“生态、自决、扩大的平等和充满活力的民主、非暴力、人权”。尽管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新建议，但是由于德国当年出现了严重洪灾，强调生态保护的绿党还是获得了议会第三大党地位并继续参与联合政府。2005年联邦大选时，绿党从德国议会中的第三大党下降为第五大党，社民党则因选举失利不得不与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达成妥协，加入了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执政联盟，组成大联合政府。自此，德国绿党与社民党组成的“红绿联盟”不复存在，绿党也开始了长达16年之久的在野历程。
第三阶段是作为在野党的反思与调整。面对选举上的失利和重回在野党的失落，德国绿党进行了自我反思，试图将党内一直存在的理想派与现实派的观点整合为统一的“激进现实主义”。同时，德国绿党也开始利用在野党的地位进行各种调整：一方面，利用社民党因参与联合政府而导致左翼形象不断弱化和受损的契机，争取其中间偏左的政治空间，吸纳社民党的传统选民；另一方面，在州一级尝试参与不同形式的执政联盟，不仅在巴登-符腾堡州与社民党组成“红绿”联盟，而且在黑森州与基民盟组成“黑绿”联盟，同时还在图林根州与社民党、左翼党组成了“红红绿”联盟。也就是说，德国绿党在政策上越来越务实和灵活，既接受与中右、中左的联合，也接受与激进左翼的联合，甚至还在2017年尝试与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就“牙买加联盟”进行过谈判。尽管此次谈判由于自民党的退出而夭折，但还是提升了德国绿党的政治地位。同时，德国绿党还在2009年、2014年和2019年的三届欧洲议会选举中收获颇丰，不仅在欧盟成员国中始终保持着第一大绿党的地位，而且得票率和议席数也持续攀升。尤其是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德国绿党一跃成为德国在欧洲议会中仅次于基民盟的第二大党。
经过40余年的发展演进，就政治光谱而言，德国绿党初创时的左翼和理想主义色彩逐渐褪去，中间派的务实作风渐浓；就政治地位来看，德国绿党已从原来反政党、反议会的边缘力量逐渐成长为德国政坛乃至欧洲议会中的关键角色。
二、德国绿党不断发展壮大的主客观原因
在西方议会政治中，一个政党最终要通过参与选举来体现其影响，而选举结果又深受客观环境和主观选择的影响。德国绿党经过16年的积淀、反思和调整，在2021年的联邦大选中取得了不俗的战绩，这一胜利的背后当然也有其主客观原因。
(一)西方社会饱尝政治极化之苦
长期以来，欧美国家一直以民主自由秩序自诩。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进入“民主衰退”时期，经济危机、社会分化、政治极化等问题集中爆发、日趋严重，各国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纷纷攫取国家建构的话语主导权，为西方所津津乐道的自由秩序开始“礼崩乐坏”。作为西方社会的旗手，美国在唐纳德·特朗普时期的政治极化可谓达至历史巅峰。特朗普政府对内强调“白人优先”,奉行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结果造成社会撕裂和种族冲突，民主政体的社会基础被抽空，社会也失去了安定的基础；对外强调“美国优先”,拥抱保护主义，不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大打贸易战，而且不断“退群”,破坏了全球经济秩序。可以说，由特朗普推高的右翼民粹主义和政治极化风潮在大西洋两岸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这种存在让欧美各国民众见证了政治极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乱象。作为回应，他们期待重建秩序。近年来，欧洲国家也确实有重回温和政治的迹象。
比如，在法国，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率领自己创建的共和国前进党，不仅在201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击败了旗帜鲜明地反移民、反难民、反全球化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候选人玛丽娜·勒庞，而且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这次欧洲议会中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新党。2020年，马克龙更是通过宗教新政打击国内极端宗教分子，对宗教极端主义坚决说“不”,从而有力地捍卫了国家共识，同时也赢得了德国、荷兰、意大利、塞浦路斯以及欧盟的支持。马克龙的成功以及欧洲国家对他的支持，说明法国乃至欧洲开始对极化政治进行反思和反击，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持续蔓延的趋势。
再比如，欧洲议会选举是欧洲政治的风向标，而与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相比，在最近一次的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国家的大多数绿党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出现了“绿色浪潮”,尤其以德国绿党的表现最为突出。如果说德国绿党的得票率(席位)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相比2009年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反欧洲一体化的极端政党主导了选举进程,那么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反欧或疑欧的民粹主义力量整体表现有限，而亲欧的中间自由主义政党和生态主义绿党表现更为突出。这表明，欧洲民众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绿党已经褪去激进左翼和理想主义色彩的改革者形象。
除了传统主流政党的地位进一步下滑外，作为反击极化政治优等生的马克龙的成功以及欧洲议会最近一次选举中“绿色浪潮”的兴起还有一个共同原因，就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极端政党越来越不受欢迎，民众希望出现有别于制造对立和分裂的、具有不同政治风格的温和派政治家和政党。在欧洲大陆出现这样的氛围，对于日益走向温和中间立场的德国绿党显然是有利的。
(二)德国国内政治中心出现空心化态势
长期占据德国政治舞台重要位置的政党首先是中右翼的联盟党。在经历了默克尔长达16年的执政后，民众对其已有厌倦情绪，尤其是弱势边缘群体对其近年来敞开国门接纳海外移民并用德国纳税人的钱来救助其他欧元区成员国的做法大为不满，由联盟党主政的联邦政府渐渐失去民心。在2017年的选举中，有49%的德国公民对政府表示不满，而这一比例在2021年则上升至57%。可见，绝大多数选民都有求变心理。这种求变心理促使选民更倾向于支持能够更好地规划未来的政党，而绿党在他们看来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此外，自默克尔卸任党主席以来，联盟党一直未能出现一位维持党内团结的政治人物，党内权力斗争激烈，裂痕加深。声望与资历都难以服众的阿明·拉舍特之所以当选为联盟党总理候选人，主要就是得益于内部斗争。种种不利因素使联盟党的传统选民大量流失，其中大约有92万原联盟党选民转向了绿党，成为绿党所有迁移选民中的最大来源。
其次来看中左翼的社民党。21世纪以来，德国联邦政府有过三次大联合政府(2005—2009年、2013—2017年、2017—2021年),均为联盟党主导，社民党处于从属地位。在十多年的联合执政过程中，联盟党和社民党不断相互妥协，尤其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社民党愈来愈难以定义自我，选民无法判断其立场。在关于政党立场的选民认知调查中，社民党的形象最为模糊，仅有41%的选民能够确认其立场；接着是联盟党，这一数据为42%;而绿党是唯一一个有半数以上选民能够清晰判断其立场的政党(56%)。所以，在这次选举中，重返第一大党地位的社民党，其选民流失的唯一趋向便是绿党，有26万原社民党选民在此次选举中选择了绿党，这成为绿党迁移选民中的第三大来源。
最后再看一些虽然并不处于德国政治中心、但仍发挥重要作用的极右翼或极左翼政党。比如，近年来在德国政治舞台上快速崛起并一度成为德国第三大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择党，其选民主要在经济相对脆弱、年轻人口外流严重的德国东部各州，继续留在那里的人因担心自己的工作岗位被外来移民挤占而支持选择党，但是随着移民问题的淡化，其支持率也逐渐下降。此外，长期在德国权力结构中发挥平衡作用的自民党是这次选举前联邦议会的第四大党，该党自2017年放弃“黑黄绿”联盟谈判以来逐渐转向右翼，从此便与选择党拥有了类似的选民基础，支持率也有所降低。而作为原东德统一社会党的继承者，德国左翼党也饱受内部派系争斗的困扰，不仅“共产主义纲领”(KPF)派与“民主社会主义论坛”(FDS)派之间矛盾重重，而且领导层内部的分裂也愈演愈烈，前党主席卡佳·基平、伯恩德·里辛格与前议会党团主席莎拉·瓦根克内希特及其丈夫、前党主席及议会党团主席奥斯卡·拉方丹之间，也因在移民、欧洲一体化和选民基础等方面的政策立场不同而长期公开争斗，互相攻击，导致左翼党难以取得选民的信任。再加上大选前的最后几周，联盟党故技重施，再次利用“红袜子运动”攻击极左翼政党，并警告选民“左滑”可能带来的灾难，这让本就为历史包袱所累的左翼党受到不小影响。因此，同属左翼阵营、但立场更为温和的社民党和绿党吸收了不少左翼党的迁移选民。民调显示，此次选举中有48万原左翼党选民选择了绿党，成为绿党迁移选民中的第二大来源。
(三)德国绿党在选举前积极准备
综合来看，有利的国际氛围以及德国政治中心空心化为绿党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空间，这些是外因，而真正能够让这些外因发挥作用的还是来自德国绿党自身在选举前所做的多方准备。
一方面，有别于德国选择党的民粹主义言论和基民盟/基社盟的排他性政治话语，德国绿党采取了新的政治话语，主张积极的接触、沟通和互动，倡导一种乐观主义的、而不是悲观和恐惧的话语策略，以呼应选民的情绪变化。为了保持自身鲜明的政党特色，绿党在竞选纲领中重申传统价值观，重塑环保议题，主张生态经济，促进气候友好型发展。2021年8月3日，绿党在其提交的《拯救气候，保护人类：下一届联邦政府的气候保护应急方案》中提出了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将淘汰煤炭提前到2030年、将联邦预算转变为气候预算、使欧盟成为气候先锋、推进气候外交等10条计划，从而有效地稳固了本党的传统选民。可以看到，此次选举中有82%的绿党选民都是由于赞成其竞选纲领而选择了绿党。此外，在坚持环保等传统议题的基础上，德国绿党还注重吸取经验教训，改变过去对自由市场的怀疑态度和一味强调“禁止”的简单做法，转而倡导与企业合作推进环保，并强调要在保护生态与保护市场之间寻求平衡，避免以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来保护环境。这样一来，德国绿党就“将伦理意义上的责任政治理念与促进公民物质福祉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消除了党内一直存在的“道德纯洁性”与“选举可行性”之间的派别之争，表现出更为果断且统一的形象。这种清晰、统一的政党形象成为绿党吸引选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为了增强党内团结，德国绿党于2021年4月19日推选了党内务实派成员安娜莱娜·贝尔伯克和罗伯特·哈贝克担任联合领导人，并推选前者作为总理候选人，力图将争吵不休的党内各派别统一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当然，作为绿党总理候选人，贝尔伯克也有较为明显的弱点。比如，相比联盟党和社民党推举的总理候选人拉舍特和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贝尔伯克更年轻，缺少从政经历和政府工作经验，还涉嫌履历造假、著作抄袭等丑闻，绿党的支持率也因此下滑。但是，民调显示，仅有10%的绿党选民认为总理候选人的表现对其投票有重要影响。也就是说，贝尔伯克个人的弱点并没有对绿党的选举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
三、“交通灯联盟”的成功组建
近年来，德国政党格局空心化、碎片化程度加深，联邦议会由以前联盟党、社民党和自民党的三足鼎立发展到现今六个政党并存。根据德国宪法，在联邦议会中取得半数以上议席的政党或执政联盟才可以组阁，而如今议院中政党的碎片化使单一政党、甚至两个政党联合组建政府变得越来越困难。就2021年大选结果而言，由于联盟党与社民党均无意再次与对方合作组成大联合政府，三个政党联合组阁已是必然选择。因此，在大选刚结束时，社民党与联盟党都寻求主导新一届政府的组建，紧随其后的绿党与自民党成为了“造王者”。而社民党最终选择与绿党、自民党合作并成功组阁，主要基于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合法性因素。两德统一后，德国还从未出现过联邦议会第一大党组阁失败、从而由第二大党牵头组阁的先例。这次大选虽然社民党只以微弱优势超过联盟党，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反映了选民更倾向于支持一个由社民党主政的联邦政府。如果绿党与自民党选择与在选举中失败的联盟党合作，那么不仅会对自身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还会动摇民众对民主程序和联邦政府的信心。因此，对于绿党和自民党来说，优先与社民党进行谈判才是更具合法性的选择。
二是历史经验因素。在联邦政府层面，绿党唯一一次参与执政，便是1998—2005年与社民党合作组成“红绿”政府。在州级层面，绿党目前共参与了10个联邦州的执政，其中与社民党合作的联邦州有5个，与联盟党合作的联邦州有3个，同时与社民党、联盟党合作的联邦州有2个。因此，就执政经验而言，绿党与社民党联合执政的经验更丰富，合作模式也更成熟。此外，2016年5月，社民党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议会选举中获胜，随后与绿党、自民党组建了第一个州级的“交通灯联盟”政府。在5年后的又一次选举中，社民党再次获胜，州政府仍保持“交通灯”模式。这一模式在联邦州层面的5年经验使这次大选后的三党组阁谈判有了基础和信心。
三是执政纲领因素。在德国政治光谱上，三党并不一致，尤其是社民党、绿党同自民党之间更是相去甚远。但是，在这次大选中，三党的竞选纲领都有所调整，而且相向而行。有学者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两个维度对德国各主要政党的竞选纲领进行了区分。在经济政策的“左右”向度上，绿党与社民党较为接近，都更支持国家干预，而自民党则处在除选择党以外的最右端，更加强调市场自由。在社会政策的进步与传统两分法中，三党较为接近，都更追求社会变革。然而，与自身2017年的选举纲领相比，社民党与绿党在追求改革的同时，都开始略微偏向支持市场自由。与此同时，自民党则在支持市场自由的基础上倾向于支持国家干预。三党纲领在整体方向上的趋同以及定位上的接近增加了三党组成“红绿灯联盟”的机会。
四是选民心理因素。根据德国民调机构迪麦颇公司(Infratest Dimap)2021年10月7日发布的调查报告，63%的选民认为社民党候选人朔尔茨会是一位优秀的总理；与此相对，只有14%的人认为联盟党候选人拉舍特能胜任总理一职。关于各政党未来的组阁情况，“交通灯联盟”获得最高期待值，有53%的选民支持。而对于“牙买加联盟”,多数人持不看好的态度。为回应选民诉求，绿党与自民党理应将民意纳入组阁谈判的考虑中。
五是政党意愿因素。社民党重返第一大党的机遇来之不易，距离其上一次主政已过去了16年之久，因而在大联合政府中处于从属地位的社民党当然格外珍惜这次组阁机会。对于绿党来说，当然更愿意参与社民党主导下的政府，因为两党有过联邦政府联合执政的经历，而且在价值理念上也比其他政党更为接近。自民党曾在2017年大选后中途退出与联盟党的组阁试探性谈判，导致新政府“难产”,这不仅给其自身形象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也给两党关系留下了阴影，因此自民党也会倾向于选择与社民党结盟，并在谈判中更愿意求同存异，以避免上次谈判失败的教训。所以，当选举结果出来后，绿党率先与自民党展开会谈，并于10月6日正式宣布与社民党开展组建新政府的试探性会谈。10月15日，三党就组阁问题初步达成一致。10月21日，“交通灯联盟”开启正式谈判。11月24日，三党公布联盟协议内容，组阁谈判顺利结束。最终，12月8日，社民党候选人朔尔茨宣布就任总理，绿党领导人哈贝克任副总理兼经济与气候保护部部长，贝尔伯克任外交部长，新一届德国政府正式亮相。
四、德国绿党的对华政策主张
在德国本次大选中，中国成为各参选政党激辩的重要议题。联合执政的绿党、社民党和自民党都表达了对中国的关注，也不同程度地批评过默克尔对华“过于软弱”和“经济至上”。但是，比较而言，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明显，对华立场更为强硬。这一点可以从该党竞选纲领中的对华政策主张及其各种言论中窥见一斑。对此，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
首先，在对华基调上，绿党明确将中国定位为德国和欧洲的“竞争者、合作伙伴和系统性对手”。这是绿党在竞选纲领中以及该党两位联合主席在不同场合都一再明确和强调的基本立场。绿党在竞选纲领中明确表示，推行捍卫人权、保障和平的价值观外交，并在对外政策章节将中国单列出来，视为系统性对手。此次在德国新联邦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一职的绿党主席贝尔伯克，在作为总理候选人接受采访时就曾表示，德国必须争取对中国采取“对话和强硬”政策。她认为，德国虽然难以简单地断绝与中国的关系，但必须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在选举结果出来后三党会谈达成的协议中，尽管没有就对华政策进行明确定位，但却表示未来将“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多边合作，特别是与那些分享我们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密切联系”。显然，强调基于民主价值观的联盟已成为三党的共识，而中国是处于这个联盟之外的“异己”。
其次，在经贸关系方面，德国绿党希望继续发展对华贸易关系，为本国投资争取最佳的市场准入和竞争环境。包括绿党在内的德国各主要政党都充分认识到，必须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并在经贸领域寻求合作，与中国搞好经贸关系已经成为德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但是，绿党又片面夸大中国在价值观上的异质性，以及在科技、经济等领域的影响力和不公平竞争。德国绿党联合主席贝尔伯克在竞选过程中曾多次明确表示，若德国绿党参与组建新政府，将收紧德国和欧洲的对华贸易政策，强调贸易必须与环保和“人权”挂钩，扬言“没有人权就不做生意”。显然，这会对未来的中德经济合作形成干扰，给《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落地带来阻挠，甚至导致其流产。
再次，在中国的内政方面，德国绿党坚持从所谓的人权原则出发，不断指责中国。另外，绿党的主要票源地巴伐利亚州是“东突”分子在德国境内的主要活动基地，未来由绿党参加的新政府也许会在涉疆、涉藏等问题上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
最后，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方面，绿党希望与中国开展建设性对话，同时强调不能以牺牲第三国或“人权和公民权利”为代价。在德国与中国开展的建设性合作中，生态保护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要解决绿党和执政盟友所关心的气候变化、碳中和等全球性议题，需要中国的合作，这也是绿党领导人之所以强调“不能与中国切断联系”的根本原因。但是，绿党在强调“共同努力”、“遵守可持续生产标准和透明路线图”的同时，也强调目的是为了“应对中国的气候危机”,暗指中国对环境保护的国际责任；同时仍然不忘“人权原则”,“要求与中国间的合作绝不能以牺牲第三国或人权和公民权利为代价”。因此，生态环境和气候保护政策既可以成为德国新政府开启中德合作的新突破口，也有可能成为其对中国施压的又一个借口。
五、结 语
德国绿党尽管已褪去初创时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逐渐走向现实主义，但意识形态色彩仍然明显，对传统的价值观依然坚守。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促成绿党赢得选举进而参政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有可能成为推动德国对外关系调整的一个重要动力。因此，对于绿党重返联邦政府及其对华政策的影响，我们应有一个相对清醒的认识。
首先，不能因德国绿党的左翼色彩而简单地判断其上台更有利于中德关系、中欧关系的发展。事实上，在这次联邦大选中，德国几乎所有主要政党都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提到中国，相比之下，在德国绿党的竞选纲领中，对华政策的篇幅最大，态度也最为强硬。该党片面夸大中国在价值观方面的异质性以及在科技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力，这种态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德国民众和其他政党对中国的看法，甚至会直接推动德国政府乃至欧盟调整现行对华政策，并趋于强硬。这一点已被包括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在内的多个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所确认。
其次，德国绿党对华强硬并不意味着亲美。实际上，绿党多次呼吁德国和欧盟不要过度依赖外部力量，这里的外部力量既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在德国绿党联合领导人哈贝克看来，欧洲是社会—生态市场经济，与中美都有差别。只不过与中国的差异，除了政策上的，还有价值观上的，因此将中国视为系统性对手。同样，德国绿党对中俄的态度也是有区别的，相对而言，它提及俄罗斯时更为强硬，而提及中国时，则在表达强硬态度的同时，也承认与中国开展对话合作的必要性。显然，德国绿党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强大的、能够有效抵御危机的欧洲价值共同体，以减少对外部势力的依赖，而不单单针对中国。
最后，德国绿党竞选时的强硬态度与其执政后的施政方针没有必然联系。从其选举策略上看，竞选时对中国的重视和强硬，更多地是出于争取选票的考虑。一旦执政，德国绿党就必须面对政治现实，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基于“价值观原则”,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另一方面，面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疫情、恐怖主义、移民等问题，又不得不与中国合作，况且德国经济发展本身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已经连续5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德国绿党不能平衡好这两方面的关系，就会出现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所说的“将价值观简单地置于现实利益之上的‘道德外交’的局限性”,更不可能像西方学者所期待那样，为分裂的西方民主国家走出政治极化困境提供出路和示范。
有鉴于此，德国绿党参与执政并占据了外交部长席位后，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或将面临调整甚至重构，同时也有向好的可能性与努力空间。这种可能性和空间既来自其参与执政后的现实需要，也来自两国在相关理念上的共识，例如，可持续性发展、向往和平、非暴力等主张。（注释略）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分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2022年第3期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