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历史视阈中观照党的七大的重大意义
对党的七大的评价，需要将之置于党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中看待，换言之，党的七大制定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是基于对党成立以来20多年历史的总结，当然，六大以来的17年是重点，其成为重点不仅仅是因为两次大会相隔时间长，关键是其间中国革命跌宕起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自党创立以来，按照党章规定每年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次。但是，1928年党的六大以后，在国民党日甚一日的白色恐怖下，一年召集一次党代会难以实现。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曾提出“必须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准备工作”。[3](P3)但事实上，中共中央再次提出召开党的七大已经是进入全民族抗战时期了。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作出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初步拟定了大会议程，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陈绍禹（王明）为书记的准备委员会和毛泽东牵头的秘书处，且提出“准备期限不能过长，应尽可能地在较短时期内召集大会”。[3](P3) 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了召集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张闻天于3月10日拟出《中共中央为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党同志书》，指出党的七大“就是动员全国人民为争取民族抗战最后胜利的大会”，“动员全党同志在神圣的民族抗战中发挥先进阶级先进政党的先锋的与模范的作用”的大会。[3](P10)之后，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汇报：“为着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总结十年来斗争的经验，中共中央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4] 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9年6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党的七大代表的“数量质量及各地名额”发出通知，并于25日向共产国际报告拟于10月召开大会。自1939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就代表选举和代表来延安的时间问题与各地函电往还，大会召开时间因战争环境等因素不断延后，先是推迟到1940年1月，接着是1940年3、4月，然后是1941年5月、1943年底、1944年12月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国共关系波澜起伏，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壮大、影响与日俱增。
经过长期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军事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的关系，在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与具体实践的关系、党与中国社会各阶级各政治力量尤其是与国民党的关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与历史上曾经走过的弯路相比较，更能昭示未来胜利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会的不断推迟，在客观上起到了保证会议取得空前成就的作用，客观上造就了这次大会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胜利的密切关联。
党的七大的主要议题或中心任务是如何保证抗战的最终胜利并赢得战后中国的光明前途，简言之，即着眼现实，谋划未来。但是，新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离不开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吸收，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让历史照进现实、远观未来。事实上，党的七大所以能够开成党内公认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当然，毛泽东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的军事报告，虽然有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但文字不多。对党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主要体现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结论和讲话中，体现于党的七大代表的发言中，可以说，结合历史谈对党的七大路线的理解构成代表发言的鲜明特点。
实际上，党的七大原定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虽然，共产国际于1938年指示“党的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5](P138)但是，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看来，不弄清历史问题，辨明路线是非，澄清模糊认识，则难以统一思想，难免重犯历史上的错误。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党内主要是高级干部对党史的研究和检讨更趋深入。事实上，自1941年9月开始，作为整风运动的前奏，高级干部便开始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回顾历史，讨论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可以说一直是高级干部整风的主线。直至1944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才决定改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并形成决议，党的七大报告不再专门讲历史问题，以便大会集中精力讨论当前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即如何争取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事实证明，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由于建党以来不断发生的“左”右倾错误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惨重损失，许多同志遭受打击，许多同志牺牲生命，因此在讨论历史问题时，许多人气愤难平，言辞激烈。朱德说，代表们对算旧账感兴趣，要防止。毛泽东也指出，历史上的错误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那时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现在大家觉悟了，如果使用大会这个武器，势必要扯上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目标。[6](P657)为此，毛泽东等领导人一方面组织和引导高级干部回顾和检讨历史，鼓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搞清楚“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内容、表现形式、主要责任人、一般执行者等等；另一方面，强调检讨历史的目的在于认识犯错误的原因，汲取经验教训，搞清楚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什么，以统一思想、团结一致，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战后中国的光明前途。自1944年5月至翌年4月，开了11个月的六届七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一致。显然，没有对历史的回顾和总结，便不可能有党的七大对毛泽东作为全党领袖的由衷拥戴，对毛泽东思想的坚定尊奉。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对农民革命的高度重视和陈独秀右倾妥协退让的比较，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道路和“城市中心论”的比较，毛泽东的农村根据地建设和军事指挥与“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比较，长征作战在遵义会议前后由被动转向主动的比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思想的比较等，事实胜于雄辩。正是有了对党的历史上路线是非的长期讨论和深刻认识，才保证了党的七大的成功，才有了会议代表对党的七大路线方针政策的高度拥护和自觉贯彻执行。如前所述，综观党的七大代表的大会发言，结合历史谈对党的七大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构成鲜明特点，但是这种历史回顾不再聚焦于历史问题本身和责任者，而是重在以史为镜、总结经验，重在说明党的七大路线的历史正当性，而正是在党的七大路线的指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最终胜利。
二、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的全党领袖、党中央核心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根基
党的七大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确立毛泽东的全党领袖、党中央核心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根基。
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核心地位是历史地、逐步地形成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38年7月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明确表示，中共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2](P200)之后，经过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事实上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延安整风更进一步增强了全党对其领袖地位的认同。
1943年8月，阔别三年后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7](P613-614)任弼时在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上发言，坦率地承认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在抗战以后，看到了《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和关于战略问题的小册子，看到了“皖南事变后毛对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使我产生了佩服和信赖。”[6](P660)在党的七大开幕典礼的讲话中，他又指出：“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8](P382)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我们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9](P377)彭德怀在党的七大上发言说：“从党的全部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是中国人民的领袖。”[3](P316)李富春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五年斗争中，产生了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这个领袖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对我们来说，是什么东西呢？在中国这样条件下，领袖就是力量，领袖就是胜利的保障。”[3](P433)张闻天在大会发言中提出：“我们党今天有了我们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实是我党二十五年来的最大胜利。这胜利也是中华民族的胜利。苦难的中华民族，在百年来长期的与流血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产生了一个能够引导他们走向最后胜利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找到了一条能够引导他们走向最后胜利的路线——毛泽东路线，实是中华民族的幸福与光荣。”[10](P179)实际上，其他大会代表的发言均用不同语言从不同方面表达了对毛泽东作为全党领袖、党中央核心的衷心拥戴。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所言：“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领袖，这就十倍百倍加强了党的团结，这就标志了党已经成熟，标志了它是将要胜利的党。”[1]
毛泽东的领袖与核心地位是和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作为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阐述得到全党越来越广泛的学习，毛泽东思想是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为正确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越来越成为全党共识，特别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历史决议，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贡献进行了梳理。党的七大上从理论方面对毛泽东思想进行阐述，首推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其次是张闻天的大会发言。
刘少奇提出：“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产生了、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9](P389-390)他从九个方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即“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 [9](P390-391)
张闻天的发言用了长篇幅结合自己的实际讲“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他提出，我们必须“抛弃这样一种错误观点，以为中国不能产生马克思与列宁这类伟大人物与马克思主义这类伟大的思想。其实，这种思想本身，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精神的”。[10](P177)“二十五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已经给了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做了证明，使我们有完全的根据说：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10](P178)“毛泽东同志不但继承了，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在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中放进了特别的与新的东西。”[10](P178)“我们党今天有了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即民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10](P178)
另外，朱德专门就毛泽东军事思想做了大会发言，一些军事领导人也结合革命战争的亲历谈了自己的理解。实际上，朱德在大会上的军事报告的主要部分，就是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长期的武装斗争经验，阐述“人民军事路线”，这条路线不仅适用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且适用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刘少奇在大会上提出：“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 [9](P393) “从思想上准备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9](P393)历史证明，毛泽东思想不负众望，完成了这样的历史使命。
三、党的七大科学谋定了战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党的七大是一次务实而又具战略远见和安排的大会，不仅围绕如何实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而且（毋宁说主要）聚焦于战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毛泽东曾谈到《论联合政府》报告对抗战问题讲的不多，代表们对此也有反映。实际上，《论联合政府》报告的重心在于结合抗战即将胜利的新形势，将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主张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如毛泽东所言“这个纲领以前大部分是有的，现在加以综合及发挥。”[11](P272)由此，党的七大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11](P303)毛泽东解释说，“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组织我们的队伍”；“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党”；[11](P287)组织队伍是为了打败敌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11](P303-304)
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毛泽东在大会上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 [11](P305)党的七大代表的发言，很多讲到农民的重要性。他们结合自身的革命经历，谈对毛泽东关于农民是革命主力军、无产阶级领导权主要落实在领导农民上等思想的认识，认为“左”右倾错误的重要表现就是无视或者低估农民的革命性。他们指出，仅仅认识到农民的重要性是不够的，还必须认识农民的特点，以符合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实际的方式开展工作，既要依靠农民，同时又要引导农民、改造农民；走群众路线，空喊政治口号不行，必须从群众具体生活出发，解决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此过程中引导农民把具体利益的实现和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从而达到经济与政治的结合，等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几次讲话，均程度不同地通过历史回顾和全面抗战以来的实践，说明党的领导对于中国革命曾经的失败、挫折和发展、胜利的决定意义。怎样保持党对革命的领导权，成为大会发言中的一个热点。这个话题的言说特点，一是联系统一战线的实际尤其是联系与国民党又斗争又合作的具体实践展开，一是联系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抗战初期出现的“投降主义”和“关门主义”教训展开，核心内容是围绕毛泽东统战思想的精髓要义，讲如何坚持独立自主，敢于斗争，处理好斗争与合作的关系。各根据地的代表，结合本地区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生动而具体地说明了“斗则必胜”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分析了中间派的态度和争取中间派的经验，等等。
实事求是地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国内外环境和需要处理的政治关系比中国革命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复杂，国际上有一个对苏、美两大国的关系，国内有一个对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其他政治派别的关系，有一个对地主、富农、知识分子、中小民族工商业者等阶级阶层的关系。总括起来，就是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复杂交织。越是复杂的社会环境、政治关系，越能磨砺一个政党。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迅速成长成熟起来，在政治经验、政策策略等方面渐趋炉火纯青，这对于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是不可或缺的“软实力”。陆定一在大会上发言说：“今天我们党已经成熟了，已经由青年成熟到了成年。对于中国客观情况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和掌握了。因此，我们就有了胜利的保证。”[3](P405)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历史研究者，这一点确凿无疑。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颇能说明党的成熟，其中关于党员出身与政党性质的分析，对于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的论述，关于党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论述，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论述，关于干部问题的论述等，既有正面的系统深度阐明，又有反面的思想与行为分析，既有宏观判断，又有个案说明，既有历史回顾，又有现状分析，既提出问题，又说明解决的方式方法。没有长期的实践和经验积累，没有高深的理论修养，不可能有这样的报告。就党的建设而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的最后部分阐述的三大优良作风，实际上既是对党建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未来党的建设指针，从而能够使“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有效保证中国革命伟大事业的成功。
路线确定了，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彭真等人均在大会报告和发言中比较集中地谈到干部问题。而干部话题的焦点是干部队伍的团结。党的七大召开之际，党的干部队伍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老干部与新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以及不同“山头”干部之间的关系，成为干部队伍建设中的突出问题。这其中，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是核心或具有统领性。老干部是指全面抗战爆发前参加革命的干部，新干部是指全面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的干部。据刘少奇估计，除陕北外，“军队的和地方的老干部合起来，只占百分之七八，或者百分之六七，抗战后入党的，占百分之九十二三。”[3](P515)一般说来，老干部主要是工农干部、外来干部、军队干部，他们经验多、资格老、功劳大，但文化程度较低；新干部主要是知识分子干部、本地干部、地方干部等，他们文化程度较高、对地方经济社会情况了解较深，但是资历浅、斗争经验少。此外，由于历史上和现实中，军队和根据地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不同军队不同根据地干部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问题。党的干部队伍来自五湖四海，是在革命进程中形成的客观实在，是一种优势。但是，如果对存在的问题不加以解决，则会影响这一优势的发挥甚至变成劣势。代表们针对这个问题的发言，虽然具体侧重不同，但是核心原则高度一致，那就是在党性基础上团结起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其中老干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新老干部的团结，是决定于老干部……老干部的态度正确了，领导正确了，就决定了新老干部的团结。”[3](P517)
陈云在大会发言中，以七年组织部长的经验提醒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谨防“骄气”。他指出“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12](P398)综观大会发言，自我批评构成一大特色。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地区领导人，从党政干部到军事将领，从犯过错误到没有犯过明显错误的干部，均对自己革命中的思想与行为进行检讨，说明在某些时期某些问题上的不足。事实表明，拥有一支紧密团结、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干部队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事业最终胜利的不可或缺的“硬实力”。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结论”报告中专门阐述了领导就是预见的观点。以历史的后见之明看，党的七大提出的“两个转变”战略思想，即由分散的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是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的最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方略。关于第一个转变，朱德在大会上的军事报告、大会代表中军事将领的发言均有程度不同的阐述，他们还结合全面抗战初期在由运动战转向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说明这次转变的重要性以及从思想到装备、技术、战术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正因为对这一转变的充分认识和贯彻落实，在日后的解放战争中党指挥人民军队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局部内战和全面内战，赢得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关于第二个转变，讨论更热烈。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和大会结论中均特别强调了这一转变的重要意义和需要注意的问题。由于党的七大召开之际，国民党军政力量远离华北、华中抗日前线，而八路军、新四军则在华北、华中广大乡村开辟和发展了广大根据地，在抗日大反攻中，中国共产党接受和占领华北、华中的大城市不但需要而且可能。
事实上，早在1944年6月，国民党在豫湘桂作战中大溃败之际，毛泽东便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提出在思想上组织上政策上准备“里应外合地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以便最后驱逐日寇”的任务。[11](P159)陈云在党的七大上发言，谈到经济工作和城市工作时说：“现在我们快由乡村转到城市”了，“同志们一到城市里面，千万不要把机器搞坏了，那时候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3](P397)毛泽东对陈云的发言很重视，两次在大会上提及，指出将来我们要搞大工业，“陈云同志讲不要打烂机器，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11](P366)“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11](P406)任弼时在大会期间写的发言稿，专门有一部分讲“建设事业的重要”，批评有些同志轻视经济和建设工作，提出“建设工作是一种细致科学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比破坏旧的更为复杂困难，需要利用和培养大批干部。”“当我们进入大城市后，要善于争取和利用旧的技术干部”，“要争取大批知识分子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要反对不保护器械财产，随意破坏和浪费的现象”等等。[9](P486-487)聂荣臻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乡村转到城市经济工作是核心，要思考和解决具体问题，例如货币问题、是否统制外贸问题、敌营和私人工商业的处置问题，是否实行计划经济问题等，[3](P390-391)表现出一个战略地区领导人的远见卓识。
彭真专门就敌占区城市工作发言，他系统分析了城市与农村经济社会的不同特点，说明了里应外合以外力为主收复大城市的方针，以及积极发展力量，审慎发动斗争，隐蔽精干，非法与合法斗争形式相结合，把争取“老一代工人”作为发动和组织工人的首要，重视瓦解和争取伪军伪警，广泛组织地下军等策略。综观彭真的发言，可以看到，对城市社会阶级构成，党的主要依靠力量，党应采取的政策策略，可能遇到的困难和破解之道等，均有着清醒认识和判断，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城市工作的想当然和冒险政策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也鲜明地标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的成熟。虽然，由于客观形势的迅速变化，中国共产党并未在日本投降后占领大城市，但是，对经济建设与城市工作的基本认识与基本方针，对于在解放战争后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接管好城市，起到了思想上和方针政策上的准备作用。
总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立毛泽东全党领袖和党中央核心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战略转变等一系列悠关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上作出正确决策，从而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鉴往知来，我们希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党代会像党的七大一样，铸就党代会历史和党史上新的里程碑。
注释：
[1] 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N].解放日报，1945-06-14（1）.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4] 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1938年4月14日）[J].党的文献，1985，（4）.
[5] 王稼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传（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8] 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0] 张闻天文集，第3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11]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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