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三句话不是随意地排列，而是有着严谨的内在逻辑。第一句话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第二句话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性”或“民族性”，而第三句话“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则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与“民族性”有机结合的最高体认。这里讲的“新的飞跃”与毛泽东思想实现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的新的飞跃，具有重大的不同。不同之处，就在于提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命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其思想伟力在于其背后的中华文化之力与中国精神之力，以及两者在伟大新时代实践中融合一体而表现出来的强大的理论牵引力和实践指导力。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伟力与中华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力量的叠加，决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含有中国文化与精神元素，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具有非常强的契合性和相通性
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正因如此，古希腊古罗马都曾历史性地接受过中国文化，特别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和哲学。中国儒家思想经典著作被引入欧洲许多主要国家。曾一度，“中国热”在欧洲很盛行，“中国学”成为欧洲显学。显然，轴心文明时期发展起来的西方思想文化成果中因文明交流而体现出不少东方文明的元素。因此，从文化思想的继承性上说，具有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所植根的西欧传统文化与精神中也不乏有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因子。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其学说过程中，都把历史的中国和当时的中国，作为观察和思考的对象。比如：马克思对我国古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革命口号就有过敏锐的观察。他说：“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不仅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其部分精华。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和发展从一开始就已打上了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印记。
因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天然就具有契合性和相通性。对此，英国学者李约瑟作过非常中肯、理性和客观的评价，他说：“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真是妙极了！这不就像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了！’”“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
作为一种伟大思想，应该越是民族的才能越是世界的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根本不存在没有民族性而具有世界性的伟大思想。世界性寓于民族性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之所以具有世界性，不能脱离当时的欧洲文化与精神，是当时欧洲文化与精神的时代精华。它除了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等文化与精神进行扬弃和超越外，还有对“犹太-基督教”的传统、形而上学的传统、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传统、科学主义的传统的扬弃和超越。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和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基础之上实现的革命性转换，进而实现科学世界观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超越。马克思恩格斯是古希腊以来到近代西欧正统哲学和文化思想的继承者、弘扬者和创新者。作为当时欧洲文化与精神的时代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其思想伟力的影响又不仅仅局限在欧洲，而是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而拓展到全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伟力由民族性向世界性的转变、由一域（西欧）向全球的传播也随之而成。
马克思主义是这样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这样的。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来的伟大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内蕴的中华民族精神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成了包括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在内的中国精神。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显微镜”与“望远镜”来观察新时代、把握新时代、引领新时代，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精髓融会贯通，从哲学高度抽象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伟力的彰显，就在于其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民族性，与作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因具内在通约性而有机地融为一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论断的提出，一定意义上隐喻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性”（即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前提下，要敢于、勇于、善于突破经典马克思主义一些个别论断的条条框框，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发展和新的时代要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创新出更多具有民族性的、原创性的原理性思想，讲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的新话，开创出马克思主义新篇章。毕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环境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其学说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实践环境有着很大差别。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许多探索可以说是带有实验性的，实验出来的理论成果可以说是带有“民族性”或“中国性”，而这些“民族性”或“中国性”的理论必具原创性。在今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我们需要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加大“民族性”或“中国性”的分量，更多地体现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从这一点上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说是探索出了新路。
作为一种伟大思想，应该具有跨越时空的伟大价值
不具有时空跨越性的思想，则不能成其为伟大思想。思想越是伟大，其跨越时空的价值就越大且越持久。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中叶的西欧，但它早已成为世界性且具永恒价值的人类思想史上最为伟大的思想，完全超越了时空界限。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是这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这样。这里讲的“时”，主要指历史，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眼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历史和文化、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和文化、新中国70多年历史和文化、改革开放40多年历史和文化、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历史和文化；着眼于正在进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以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实践；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至共产主义实现的伟大实践。“空”主要指地域或地理范围，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单单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具有强烈的民族性；而且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更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明显的世界性马克思主义的属性。民族性、世界性、马克思主义性在时空跨越下完美结合而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地做到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贯通结合，中国与世界的有机结合。这“两个结合”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而是两股相互交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耦合紧密的一条鲜明的主线，其前进方向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乃至更远的共产主义目标。
作为一种伟大思想，离不开这一思想创立者的文化情怀
伟大思想不会横空出世，与其主要创立者的文化情怀分不开。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立者马克思是在近代启蒙主义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他总是能够及时捕捉到当时欧洲文化和精神中的精华。6岁时，马克思受洗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少年时，在家庭“犹太-基督教”文化氛围熏陶下，他确立了对人性的关怀和人的价值的追求，在17岁（1835年）完成的高中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把“最能为人类而工作”作为自己未来的职业选择。青年时，受当时“原子论”思想文化影响，23岁（1841年）写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开始了哲学层面上的对世界的整体思考。之后，马克思把启蒙运动所体现的怀疑、反思、否定、批判等精神，内化为自己的一种品格和气质，并拿起笔来对当时的社会制度进行无情抨击，同时，开始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为了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博览群书，不仅深入了解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知识，而且深入了解和研究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努力从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汲取养料。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在广泛的阅读与思考中，马克思养成了为人类而工作的文化情怀，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是这样，习近平同志也是这样。习近平同志生活在一种无形的“革命家庭的红色文化场域”中，自幼就接受良好的家风教育以及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熏陶，这为其后来的文化情怀奠定了良好基础。16岁（1969年），习近平同志来到梁家河开始7年的知青生活。其间，他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深受乡土文化影响，并集中体现出无私奉献、吃苦耐劳、团结互助、自强不息的带有当时时代气息的知青文化。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就已形成的“为老百姓办好事”的从政文化，为从正定到福建、浙江再到上海的为官一地、造福一方提供了最佳注脚。习近平同志的文化情怀也突出体现在他的“视读书为一种生活方式”上，他也是在博览群书中涵养出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情怀。他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读中外历史、读外国名著等，阅读面非常宽。他不但酷爱读书，而且善于读书，最为重要的是能把书本上读到的古今中外的知识、智慧、思想等浓缩并融会贯通到“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的治国理政的思想和实践当中，浓缩并融会贯通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当中。
（作者：贺新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选自《新湘评论》2022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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