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价值观作为文化的灵魂与精髓，是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支撑。而亚洲价值观作为亚洲文化的核心，不仅是亚洲人民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更是亚洲文明在世界舞台上独特身份与魅力的鲜明标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经济强势崛起，李光耀、马哈蒂尔·穆罕默德等探寻符合亚洲文化传统与发展需求的价值坐标，提出以集体主义为内核的“亚洲价值观”。进入21世纪，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国际权力结构加速重塑，世界越来越期待“亚洲声音”。2018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紧密结合亚洲地区发展实际以及全球治理的现实需求，围绕亚洲价值观进行系统化阐发，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有着独特的生成背景、明确的价值取向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日益成为解决亚洲地区面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冲突、安全困境等共同挑战的重要指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重要论述的生成背景与演进脉络
在经济全球化与文明互鉴深度交织的当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的重要论述已超越单一文化议题，成为洞察非西方文明现代性建构机理的重要理论坐标。系统考辨其生成背景与演进脉络，不仅是准确把握其思想精髓与理论价值的学理前提，更是构建具有东方智慧的全球文明对话范式的实践需要。
（一）生成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重要论述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迫切的现实需求与鲜明的文化指向。这一论述既继承了亚洲文明多元共生的传统精髓，又体现了对当今世界格局变化的深刻洞察，更顺应了亚洲各文明文化价值主体性重塑的内在诉求，展现出高度的历史自觉与时代担当。
首先，亚洲文明多元共生特质源于其独特的物质基础与漫长的历史演进，是亚洲价值观生成的历史根基，也是习近平总书记阐发亚洲价值观的历史渊源。从物质基础来看，亚洲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亚洲文明的多元共生形态。亚洲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条件禀赋相差极大，因此亚洲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东亚，黄河与长江流域的肥沃土地孕育了以农耕为核心的华夏文明，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塑造了中华民族勤劳坚韧、重视家庭与集体的文化基因；在南亚，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独特的地理环境催生了古老的印度文明，其宗教文化与哲学思想深刻影响着南亚民众的价值观念；在中亚，游牧民族在广袤草原上逐水草而居，形成了豪放勇敢、崇尚自由的性格；在西亚，两河流域作为人类文明摇篮之一，在商业贸易与城市建设上成就斐然，培养了当地民众善于交流、勇于创新的精神。从历史演进来看，尽管亚洲各文明发展历程各异、历经兴衰变迁，但亚洲文明从未彻底中断，这种延续性为各民族交流融合提供了坚实支撑。在历史长河中，亚洲各民族跨地域相处与交融频繁。古代丝绸之路与海上香料之路，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是文明交流的桥梁；佛教传播与伊斯兰教东进，促进了不同宗教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正是在这种交流融合中，亚洲各民族逐渐形成了广泛而深厚的价值共识，这些共识成为亚洲价值观形成的源头活水。尽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价值共识处于萌芽状态，尚未得到完全的理论阐发，但已经深深扎根于亚洲文明多元共生的历史土壤之中。
其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是习近平总书记阐发亚洲价值观的现实依据。当下，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世界各国联系愈加紧密，日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一大变局中亚洲地区既迎来难得发展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亚洲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新兴经济体不断崛起，区域经济合作日益紧密，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亚洲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亚洲智慧和亚洲方案。另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在亚洲地区有着具体而深刻的表现。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冲突时有发生，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给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面临着诸多挑战的亚洲各国，迫切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来凝聚各方、指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察觉到亚洲价值观作为深植于亚洲文明传统与现代实践的价值体系，在凝聚认同基础、深化合作机制、激发发展动能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适时阐发亚洲价值观，是对亚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时代命题的主动回应，旨在推动亚洲国家在百年变局中把握历史主动，通过协同共治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
最后，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亚洲各文明正经历文化价值主体性重塑，呼吁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文明叙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阐发亚洲价值观的文化背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亚洲文明处于“被表述”的被动地位。近代中国就是典型代表之一，“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西方却以其自身价值观为标准来解读和定义亚洲文明，导致亚洲文明的真实面貌和价值被扭曲。但随着西方现代化模式在亚洲“移花接木”后出现水土不服，一些亚洲国家意识到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难以完全适配本国社会发展需求；而且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所暴露出的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裂等问题，让亚洲国家认识到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单纯以西方社会经验推导亚洲现代化发展路径的理论逻辑，其现实解释力正逐渐式微。基于此，亚洲各国开始对自身文明记忆进行自主重构，尤其注重有意识地剥离殖民色彩、强调本民族的独立自主。经过几代人的探索，亚洲人民对西方文明的心态逐渐改变，在与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与对比中，逐渐建立起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为各国家、各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促使亚洲各国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文明叙事，从亚洲文明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探求亚洲价值观的基本内涵，这成为习近平总书记阐发亚洲价值观的重要文化背景。
（二）演进脉络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重要论述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到逐步深化、从零散观点到系统阐发的发展过程，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脉络。
2018年至2022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思考和阐发亚洲价值观的起始阶段，表现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展单边和多边亚洲外交活动时，呼吁重视亚洲价值观的重要价值，引发亚洲学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马哈蒂尔时赞赏其多年来倡导亚洲价值观，主张独立自主、积极推进东亚合作，以及坚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2019年正值中马建交4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与马哈蒂尔再次会晤，指出马哈蒂尔所崇尚的亚洲价值观在当前形势下对于倡导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种中马双方互动中基于亚洲价值观的理念共鸣，是习近平总书记阐发亚洲价值观的重要契机。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多个周边外交场合中对亚洲价值观的重要作用予以充分肯定。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莱出席“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其中讲到中国与东盟友好合作关系的第一点重要经验就是“相互尊重，坚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强调多年来双方“照顾彼此重大关切，尊重各自发展路径，以真诚沟通增进理解和信任，以求同存异妥处分歧和问题，共同维护和弘扬亚洲价值观”。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稳固且深入的友好合作关系，恰恰说明国家独立自主发展模式与多国区域合作路径完全可以相辅相成、有机统一。这种基于区域合作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与智慧，为中国探索这一跨文化、跨区域的重大议题提供了极具借鉴价值的实践范本。
2023年是这一论述内涵深化的关键时期，突出表现在对亚洲价值观内涵的进一步明晰和广泛传播。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向纪念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提出10周年国际研讨会发表书面致辞强调，“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将赋予亲诚惠容理念新的内涵，弘扬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为地区团结、开放和进步提供新的助力”。这一表述明确提出了亚洲价值观的核心是“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亚洲地区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共同的价值标杆，有助于凝聚亚洲各国的共识与力量。次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时，再次提及亚洲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中日“两国应立足更高站位、秉持更广阔视野，弘扬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弘扬开放的区域主义，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2023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越南《人民报》发表题为《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开启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明确指出“10年来，亚洲人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共同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弘扬和平、合作、包容、融合的亚洲价值观，才能融入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潮流”。该论述进一步阐述了亚洲价值观与亚洲地区发展、人民福祉以及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紧密联系。
2024年，亚洲价值观的重要性在国际舞台上得到进一步彰显。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和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延多的两场外事活动中，都表示亚洲价值观在促进亚洲各国间交流与合作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倡导文明多元共生、和谐包容，践行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推动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互学互鉴中共同发展”，“作为发展中大国、新兴市场国家和全球南方主要成员，中国和印尼要共同弘扬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引领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自强，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可以说，通过一系列重要活动和讲话，亚洲价值观在亚洲地区发展与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得到进一步凸显。
2025年4月，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关于亚洲价值观的最新论述，为亚洲地区的发展与合作提供了更为明确而全面的价值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为共同愿景，以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为理念方针，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同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时，表示中方愿与东盟一道“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回应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展现了亚洲价值观在国际关系中倡导合作、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发展的基本立场。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的最新论述融入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整体战略布局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周边外交理念。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
亚洲作为世界上文明形态多样、文化传统深厚的地区之一，其价值观具有复杂性与独特性。作为立足亚洲本土实际、基于亚洲文明发展规律而形成的自主思考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的重要论述涵盖“和平、合作、开放、包容”四重精髓要义，既深度汲取了亚洲文明千年传承所积淀的深厚文化智慧，又紧密呼应了当代亚洲国家求同存异、携手共进、共谋发展的强烈集体意志，为亚洲的共同繁荣以及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引领。
（一）以和平为根基：筑牢亚洲安全的基础保障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的重要论述中，和平占有无可替代的首要地位，是亚洲安全得以稳固的基础性保障。践行这一价值理念，就要坚持以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以和平手段妥善处理亚洲域内问题以及亚洲同外部世界的各类争端。这不仅是因为和平是时代潮流的首要特征，更是因为“今天的亚洲，和平稳定是大势所趋”，体现了亚洲人民的共同期待。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的重要论述，在亚洲和平问题上展现出独特且深刻的安全理念。一方面，强调过程导向与关系治理。提出通过常态化对话与沟通消弭信息不对称，规避“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依据国际法，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问题，以对话增互信，以对话解纷争，以对话促安全”。另一方面，秉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原则。这里的“同”聚焦于“坚守道义”与“依据国际法”，而非从实力的角度出发。各国作为安全主体，肩负着维护自身及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责任，依赖外部“安全同盟”绝非长久之计。亚洲自主探索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建立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合作组织等对话平台，通过解决突出问题与历史遗留问题，强化亚洲和平的韧性。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的重要论述还蕴含着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价值导向，揭示了和平与发展的内在辩证关系：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这是维护亚洲和平持续性与韧性的根本路径，亚洲各国追求的和平是兼顾当下与长远利益的理性选择。解决亚洲“和平赤字”，既要标本兼治、溯源治理，又要通过发展做大亚洲合作蛋糕，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保和平，筑牢亚洲安全的基础保障。
（二）以合作为路径：打造亚洲发展的共同体模式
亚洲发展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重要论述的重要内容。合作是亚洲各国摆脱孤立发展的必然选择，“共赢合作是亚洲发展的必由之路”。这种合作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形成发展合力，推动亚洲实现整体性、协同性的发展。亚洲各国在地理上紧密相连，是“搬不走的邻居”，因此当各国将发展权置于优先地位时，合作就从利益交换升华为文明共生的战略选择。这种以发展为导向的共同体创新，既是对世界现代性困境的回应，也是对亚洲文明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亚洲地区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便是合作成效的生动例证。据亚洲开发银行相关数据，“1960—2018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4.7%，位居全球各地区之首。”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经济转型和减贫表现，已经充分彰显了传统文明智慧与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所产生的强大效应。可以说，由于发展需求在亚洲语境中天然带有集体行动的属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重要论述所强调的合作本身就是生存逻辑与文明逻辑的辩证统一。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发挥亚洲价值观在改变当前不公正、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关键引领作用。2025年4月16日，在同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会谈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要“以开放包容、团结合作抵制‘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和滥征关税，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回应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亚洲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应对世界的不稳定和不确定”。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亚洲国家正在通过团结合作来抵制西方“脱钩断链”的胁迫，致力于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
（三）以开放为引擎：亚洲共同繁荣的动能再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的重要论述所蕴含的开放理念，不只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务实路径，更体现了立足自身文明传统、探索亚洲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思考。“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经济全球化深度重构与亚洲复兴进程交织的当下，开放作为亚洲文明的鲜明基因以及亚洲现代化发展战略，正重塑亚洲共同繁荣的动力机制。传统开放范式易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国际分工陷阱”，被锁定在全球经济分工体系的低附加值、低技术环节，难以向高附加值、高技术环节跃升，无法真正发挥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亚洲各国迫切需要探寻新的发展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开放纾发展之困、以开放汇合作之力、以开放聚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享之福，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增强各国发展动能”。这不仅为区域经济动能生成机制革新指明了方向，更构建起一种兼具文明自觉与历史纵深的新型开放范式，成为破解亚洲现代化转型难题的战略支点。
更为可贵的是，开放不仅是价值共识，还落实到行动中，亚洲开放已进入“规则重构”新阶段。亚洲各国作为开放经济的受益者，推动开放从政策型要素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迈向更高水平和更强稳定性。中国更是以身作则地主动“推动各国各方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其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作为全球最大自贸协定，RCEP通过原产地累积规则、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等制度创新，构建了适应发展中国家特点的规则体系。如今，亚洲各国正将“开放促发展”升级为“开放即发展”，使开放本身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
（四）以包容为旨归：维系亚洲团结的整体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重要论述中的包容理念，是维系亚洲团结整体格局的重要支撑。作为亚洲各文明和谐共生的关键要素，包容贯穿于各国文明交流互鉴与共同发展的全过程，意在打造一种文明间平等对话的亚洲范式，从而推动亚洲国家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确保亚洲价值观在多元中保持活力与凝聚力。具体而言就是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一方面，“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是这一范式的重要基石。亚洲地区汇聚了儒家、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基督教等多元文化与宗教形态，“各种文明在这片土地上交相辉映，谱写了亚洲文明发展史诗”，是世界文明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因此，各文明在深入挖掘本文明深厚历史底蕴、独特文化特色以及丰富精神内涵的同时，更应充分尊重其他文明的基本价值、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欣赏和学习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进而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这不仅为文明的交流互鉴创造良好的氛围，更是构建多元文明共存的亚洲家园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是这种包容理念的进一步升华，强调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形成多元共生、和谐共荣的文明格局。从亚洲文明振兴的角度来看，多元共生的文明格局能够激发亚洲文明的创新活力，以亚洲文明的整体振兴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多元共生、和谐共荣的文明格局亦有助于推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繁荣和进步。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重要论述的四重精髓要义，体现了从基础保障、发展路径，到动能引擎、整体维系的逻辑演进关系。这四个方面相互关联、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亚洲国家实现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指引。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在当今世界格局深度调整、亚洲发展面临新态势的背景下，亚洲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备受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亚洲历史文化的洞察与现实发展的把握，围绕亚洲价值观展开的系统思考和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对亚洲和平与发展切实负责的理性表达，为亚洲价值观的传承、创新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推动亚洲价值观的理论发展与逻辑框架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的重要论述是基于亚洲文明传统智慧与近现代探索成果的深度整合，为亚洲价值观从经验形态到理论形态的学理跃升、从区域性概念到全球性范式的体系化建构提供了重要基础，逐步构建起兼具亚洲特色与全球意义的价值范式。
从内涵发展维度看，这一重要论述推动亚洲价值观从经验描述到理论建构的跃升。和平理念突破传统思维的局限，升华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将安全内涵从军事领域拓展至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生态保护等多元场域，形成立体化的安全治理体系；合作理念则从经济领域的“互利共赢”，升级为政治、安全、文化全领域的区域共同体建设，构建起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架构；开放理念在传统贸易互通基础上，与解决发展难题、促进国际合作、激发创新活力以及实现共享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系统性战略，既保留互通有无的开放本质，又融入创新驱动、共享发展的时代要求；包容理念从文化差异的简单尊重，升华为对不同制度模式、发展道路的“求同存异”与“美美与共”，形成了更具包容性的文明观。这种转化不仅保持了亚洲价值观的文化连续性，更赋予其强大的现实解释力与行动指导力，直接推动了亚洲价值观的现代化转型，使其从传统经验形态升华为具有现代性的理论形态。
从体系构建维度看，在继承传统与回应时代需求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亚洲价值观以新的内涵体系，并形成紧密逻辑框架。其中，和平是价值根基，旨在解决“安全困境”这一历史遗留难题，为亚洲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保障；合作是实践路径，用于应对“发展赤字”的现实挑战，通过区域共同体建设实现共同发展；开放是发展动能，助力破解增长瓶颈的结构性矛盾，通过持续扩大制度型开放激发发展活力；包容是共生之道，致力于消弭文明差异而引发的价值纷争，构建多元共生的文明生态。这一内涵体系通过亚洲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等实践路径具体化，让亚洲价值观既彰显亚洲独特性，又为全球贡献智慧。
（二）拓展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亚洲语境下的区域化实践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的重要论述打通了亚洲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界限，同时回应了20世纪以来对亚洲价值观的质疑。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主流舆论将危机归咎于亚洲价值观，认为其导致了“威权政治”“裙带资本主义”等制度缺陷。更有甚者否定亚洲价值观的合理性，认为亚洲地区文化背景复杂多样，难以概括出统一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的重要论述恰恰回应了这些质疑，并在实践中展现出亚洲文明强大的生命力与适应性。亚洲各国以合作互助实现共同发展，以睦邻、安邻、惠邻维护亚洲和平，以亚洲文明的独特韧性调和自由与权威、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从而为世界文明提出了包容性发展路径，为传统文明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亚洲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重要论述的内核与全人类共同价值高度契合，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亚洲文化沃土上孕育出的本土化智慧结晶。从内涵剖析，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中的亚洲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内在统一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区域化表现形式和实践范式，是在亚洲文化土壤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体而言，和平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论述中占据首要且核心的地位，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具有根本性、统摄性的价值范畴。在亚洲发展进程中，以共同发展诉求为基石，催生出“合作型增长”的亚洲发展范式，为地区繁荣注入强大动力。公平正义在亚洲社会治理中具象化为“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则，强调各方平等参与、共同决策、共享成果，推动亚洲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的重要论述彰显的包容特质，蕴含着对国家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多样性的深刻尊重。这种包容理念不仅体现了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与维护，也为构建和谐稳定的国际关系提供了价值基础。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的重要论述天然蕴含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因，并结合亚洲社会实际形成了适应亚洲文明的表达体系。这一系统论述以实实在在的效用，突破了文明价值中立的虚幻想象，有力超越了西方“普世价值”的狭隘局限，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富有智慧和借鉴意义的亚洲方案。
（三）为破解“文明冲突论”提供亚洲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的重要论述不仅准确揭示了亚洲文明的内在特质，更通过倡导多元共生文明观，为破解文明困境、构建合理文明秩序提供了亚洲智慧，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超越了“文明冲突论”的狭隘范式。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的重要论述为亚洲各国弘扬亚洲文明、深化文明互鉴提供了重要遵循。亚洲文明体系本质上是“和而不同”的共生系统。以中华文明为例，中华文明在与其他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中走向发展与复兴，中国始终是亚洲价值观的拥护者、实践者与推动者。“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的重要论述强调文明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互动共生、协同演进的关系。这种思维从根本上超越了“文明冲突论”，倡导不同文明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共同发展，为亚洲乃至全球的文明交流与和谐共生提供了更加坚实的价值基础。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的重要论述深度重塑区域秩序建构的规则体系，在亚洲治理实践中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影响力，成为推动亚洲乃至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因素。国际关系中的不少问题是价值观认知层面的差异所导致的。“‘文明冲突论’本质上是以傲慢和偏见蒙住理性之眼、以蛮横无理的方式推行文化霸权。”中国作为亚洲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和合共生的理念，与众多亚洲国家携手，逐步构建起一套化解文明争议与矛盾的“亚洲方案”。这一方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的重要论述为内核，强调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为亚洲地区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处提供了有效路径。早在1954年，中国就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又通过平等协商，同14个陆上邻国中的12个国家签订边界条约，妥善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地区热点问题，中国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为推动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阿富汗问题、缅甸问题、伊朗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积极贡献中国智慧。这一系列实践突破西方现实主义权力政治逻辑，有力驳斥“文明冲突论”，也引发全球文明认知的革命性转变，让世界看到亚洲价值观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的巨大潜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的亚洲智慧与力量。
最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的重要论述在处理文明间关系和南北关系中展现出中国智慧，对弥合不同文明间的分歧进行了有益探索。一方面，这一论述既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坚守文化主体性，在吸收外来文明精华时强调以我为主、抵制文化霸权；同时积极主动搭建不同文明交流的桥梁，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核心基点，构建“价值同心圆”。另一方面，这一论述为全球南方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破除西方现代化迷思、捍卫文化主体性与文明多样性提供了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的重要论述把握了亚洲文明强调集体利益、道德伦理，注重社会秩序的稳定等重要特点。这种对文明特质的精准把握与灵活运用，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为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探寻符合自身发展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参照。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的重要论述作为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理念，具有丰富的学理内涵与重大意义。这一论述不仅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亚洲文明内在特质与发展规律的精准把握，更是对“世界怎么了、人类往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的深刻回应，是引领亚洲文明进步、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智慧结晶。中国始终秉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价值观重要论述的精神内核，以身体力行的姿态，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对外工作格局。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区域合作、促进文化交流等一系列举措，中国自身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提升，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愈发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正在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6期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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