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坦桑尼亚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则是其中的一面旗帜，在非洲和世界范围内都产生过较大影响。虽然“乌贾马”道路并未引领坦桑尼亚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和繁荣富强，但其取得的建设成果，特别是蕴藏在失败背后的关于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现代化探索的宝贵经验教训，以及被长期奴役和压迫的非洲人民在追求自力更生与文明振兴的艰苦奋斗中形成的独特思想和价值理念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资本主义体系危机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和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回顾“乌贾马”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从非洲现代发展的结构性困境中重新审视其成败得失，将那些未被重视但至今仍保留在公共话语和基层实践中的“乌贾马”遗产重新引入当代坦桑尼亚乃至整个非洲的现代化议程，对于打破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探索真正适合非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以中非携手现代化推进全球南方现代化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复兴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乌贾马”社会主义的历史得失
“乌贾马”社会主义是坦噶尼喀/坦桑尼亚非洲民族联盟（Tanganyika/TanzaniaAfricanNationalUnion）党主席、坦桑尼亚国父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Nyerere）在后殖民社会历史条件下探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道路的积极成果。尽管在实践上遭受失败，但不论是“乌贾马”社会主义政策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还是作为一种非洲本土化社会主义理念的“乌贾马”本身，对今天坦桑尼亚和非洲的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什么是“乌贾马”社会主义？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民族解放浪潮的重要结晶，现代坦桑尼亚国家的建立是泛非主义与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相结合的典范。然而建国之初的坦桑尼亚，社会经济形态依然带有明显的殖民地特征，深受三重结构性矛盾困扰：第一，宏观经济结构呈现“双轨制”——城市经济以殖民时期建立的简单进口替代工业为主，而广袤的农村地区则固守传统自然经济模式；第二，社会结构沿袭前现代特征，多数人口生活在传统部族社会体系中，部族网络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单元；第三，社会阶级分化不明显，但群体间矛盾暗流涌动，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占比甚微，农民阶级保持着较高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上述三重结构性矛盾深刻制约了坦桑尼亚的现代化进程。肃清殖民主义遗毒，彻底改变原始的社会结构、落后的经济形态和薄弱的物质基础，成为坦桑尼亚必须尽快解决的历史任务。
虽然早在1962年国家刚独立时尼雷尔就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当时推行完全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础不足，且可能招致前宗主国英国的外交干预，尼雷尔政府遂选择渐进式改革道路，逐步稳固政治和经济主权。经过第一个“三年发展计划”，坦桑尼亚不仅工农业生产增长明显，合作化经营方式得以推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而且通过“非洲化”政策，国家机关中的本土干部比例明显提升。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富农与城市工人阶级、贫农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新生官僚和精英集团的不满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抗议。为了避免国家重新陷入动荡，在巡视全国、体察各地民情的基础上，尼雷尔起草并发布了新的纲领性文件《阿鲁沙宣言》（TheArushaDeclaration），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自力更生”（socialismandself-reliance）的政策新目标，其核心是通过实施“社会主义的农村政策”实现国家的自力更生，逐步建立“一个由社会主义农场和村社来主导农村经济的国家，并在全国统一社会模式”，确保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平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在以往学界的研究中，通常将尼雷尔选择以村社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坦桑尼亚的自然禀赋、部落酋长家庭出身的尼雷尔对传统村社生活模式及伦理的认同以及他对国家发展形势的判断（为保证国家政策的独立性和社会主义性质，须避免对外部援助和资本的依赖，但由于缺乏发展工业的资金，只能依靠农业积累国家财富）。上述观点更多体现了领导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众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选择“村社社会主义”模式的客观原因。基于农业农村的社会生产和交往关系对后殖民时代非洲现代化发展的结构性限制是广泛而深刻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传统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主要以松散的部落社会为主，土地兼并问题不突出，小农家庭享有较高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这种状况即使进入殖民历史阶段也未曾发生根本改变。掌握土地、自给自足的非洲小农家庭没有接受政府管理的必然需求和历史惯性，正如萨米尔·阿明（SamirAmin）指出的，打破传统的农业部门结构和生产方式，将人口规模庞大的农民阶层纳入日常管理并有效吸纳农业生产剩余，从而实现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在全国层面上的扩大生产和集体利用，对于后殖民时代的每一个志在发展社会主义的非洲进步政府而言都是必须解决的核心任务。
然而，现实中这项任务却面临多重困难：一方面，由于科层体系和技术手段的落后，非洲民族国家在建立之初，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和交换都未被官方纳入计量，这为政府科学制定农业农村发展政策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在官方和农民之间并未建立稳固的权力关系，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寄希望于通过价格激励、行政监督、政治教育等现代手段实现对相对原始的非洲农村地区的全面、有效管理是根本不现实的，国家不得不通过一些直接的政策和物质利益倾斜获取农民的支持。如何将广大农村和农民纳入现代生产和货币交换体系，彻底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状况，为国家工业建设提供足够的原始资本和剩余劳动力，是贯穿坦桑尼亚和整个非洲现代化进程的中心议题。因此，尼雷尔以农业农村建设为先的社会主义发展方针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同时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那些先验地假定非洲国家政府能够充分行使其权力（尤其是对数量庞大的农民阶级），因而认定本土化社会主义政策的失败完全是由于政府无能和腐败或外部干预的观点，是武断和不科学的。当然，尼雷尔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农业农村政策在规划和执行中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但必须强调的是，在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并不只有胜利者和统治者才能决定政治现实”，其发展进程同时受到有权力制定和执行宏观政策的精英阶层与有能力退出国家管理的农村民众的共同制约，这种情况在当代非洲现代化语境下同样有效。
（二）怎样建设“乌贾马”社会主义？
尼雷尔强调，“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思想态度”。因此，发展以村社为中心的本土化社会主义，首先是要构建一套适用于村社生产生活的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和伦理规范。在尼雷尔看来，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态度内生于非洲的传统村社生活之中，他将其概括为“乌贾马”三原则，即平等、民主、人人参与劳动。“乌贾马”社会主义“反对以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的哲学观为基础建立美好社会的教条社会主义”，主张恢复和发展普遍的“大家庭关系”并将之从村社扩展至国家、非洲大陆乃至整个人类世界。坦桑尼亚发展之初并未形成成熟的现代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阶级矛盾不是影响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因素。针对广大农村地区前现代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交往形式，尼雷尔主张淡化阶级概念、强调大家庭理念，对于巩固多民族国家团结、凝聚人民力量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这对于今天的坦桑尼亚政治团结、泛非统一、全球南方合作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就具体措施而言，“乌贾马”社会主义政策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生产经营上，计划首先在全国农业条件较好的地区集中规划和筹建新的“乌贾马”村社并渐进地推进合作化生产。虽然规定土地由村社共有，但最初阶段每个家庭仍会被分配一定数量的土地用于独立经营以满足基础需求，剩余少部分未被分配的土地再直接作为公共土地由村民合作经营。随着合作经营的土地展现出更高的生产效率，村民将自发地扩大合作经营土地的规模，直至家庭土地全部转化为合营土地、农业集体化生产方式彻底建立，在此基础上再有序探索多元化产业并为国家发展现代化大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提供各种支持。二是在日常管理上，建立村社大会制度以履行基层民主，村干部和村委员会由大会选举产生并负责制定具体的生产计划以及组织协调集体事务，政府只派遣财会和督导人员协助生产经营有序推进。三是在政府职能上，原则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不应干涉农村具体事务，除非是“需要政府的场合，比如筹建学校时安排教师，或者某项决议会影响到其他村社的利益的时候”。尼雷尔村社社会主义构想中的空想元素正是体现在上述规划中，这些计划在实际执行中都未能有效落实，这也成为“乌贾马”社会主义实践逐渐走向失控的关键。
（三）“乌贾马”社会主义政策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和失败原因
1967年，“乌贾马”村社化运动（UjamaaVijijiniOperation）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项运动旨在将广大农村人口从分散的定居点迁移至由政府选址规划的新的大型村社，从头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当然村社的具体筹建由迁移来的农民自行完成。最初，政府本希望通过政策号召实现村民的自发迁移，然而结果并不理想，遂不得不逐渐扩大强制手段以在1976年前全面完成迁移工作。农民对迁移和建设新村态度冷淡，因为新村庄的原始开发状况和政府极为有限的财政支持使得农民放弃原有家园迁入新村后需要为创造新的生产生活条件付出极大的时间和精力，得不偿失。此外，为了快速推进这项工作，地方政府在耕种季节强制要求农民搬迁，造成了大规模生产停滞和重大农业损失，加上后续许多村社选址并不科学，反而不利于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协作。实际上，迁居运动不仅极大消耗了农民在早期对政策的热情，而且在带来巨大物质负担的同时浪费了生产时间。在国家强制推行“村社化运动”期间，不论是国家的总体农业产出，还是农业生产能力及合作化水平都没有明显的改善，导致尼雷尔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交替的水旱灾害面前捉襟见肘，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最终不得不依赖外部援助、受制于人。
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然而，尼雷尔政府没有将本就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发展农业生产力（如添置机械化设备、优化育种、扩建农村基础设施等），而是用在人口迁移上；没有将农村劳动力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耗在从头开始的拓荒上，导致迁入新地的农民只能专注于家庭土地的生产以保障基本生活所需，根本没有余力耕种集体农田。在新的“乌贾马”村社中，集体农田的比例不但没有如预期那样逐步扩大反而日渐荒废，合作化生产方式完全没有建立起来，这暴露出尼雷尔土地政策的失败：虽然村社土地在名义上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但实际使用权仍主要掌握在家庭手中。在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不论是私人耕种还是合作耕种，农业产出并不会有明显的差别，但家庭土地的产出可直接由家庭支配，不像公共土地产出除了要被额外抽成外还必须通过国营渠道以低价出售，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农民自发地扩大合作化生产是不现实的。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仅中央决策存在严重失误，地方领导能力的短板也暴露无遗。官僚精英阶层的出现是非洲现代发展史中最为关键的社会现象之一，这些官僚中只有少部分接受过殖民政府的现代教育，而地方官僚大多为解放运动参与者或部落领袖，缺少基本的行政素养且对待农民态度高傲，他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帮助文化程度很低的农民充分理解国家政策，更没有办法指导农民科学开展生产建设工作。地方官员借助政策指导的名义直接干涉村社事务，催生了地方官僚主义和腐败。农民阶级的内部分化进一步加重了社会矛盾，历史形成的富裕农民与地方官员的关系更为亲密，富裕农民借助官员的庇护额外占有土地并联合形成“富农乌贾马”（kulakUjamaa）裙带关系以发展私人财富。这种现象鼓励了农村地区私人经济的发展，随着国家逐渐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黑市交易日渐兴盛，国家供应体系失效，国营经济模式难以为继。在粮食短缺和债务压力之下，尼雷尔最终不得不放弃村社社会主义政策，以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为代价换取援助，其结果是国家发展道路改弦易辙——随着跨国资本不断涌入，坦桑尼亚在新自由主义道路上越陷越深。
二、“乌贾马”社会主义的主要影响
今天，仍有许多非洲国家在名义上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理想，在宪法中仍保留社会主义原则，坦桑尼亚便是其中之一——虽历经14次修改，但宪法依然明确规定国家“遵守民主与社会主义原则”、奉行“社会主义与自力更生政策”。然而，后尼雷尔时代的坦桑尼亚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历经40年发展依然问题重重。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乌贾马”社会主义遗产重新活跃在国家公共话语和基层实践中，成为人民审视国家现行政策、探索更具平等和包容性的新发展路径的重要财富。
（一）后“乌贾马”时代坦桑尼亚的发展困境
由于“乌贾马”社会主义政策实践全面失败，尼雷尔不得不于1985年黯然辞去总统职务，仅保留坦桑尼亚革命党党主席职务。为了获得经济援助以度过危机，革命党副主席阿里·哈桑·姆维尼（AliHassanMwinyi）接任总统后即刻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结构性调整方案，开始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然而，从结果来看，自由化转型并未取得预期中的效果。虽然国际贷款配合财政紧缩政策快速缓解了政府收支压力，私有化和市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经济活力并吸引了部分外资，但国家的整体经济质量和生产能力并未实现质的提升，相反却面临新自由主义转型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国有资产流失、官僚腐败、公共服务萎缩、通货膨胀、城乡和贫富差距扩大、结构性失业、劳资矛盾激化等。鉴于坦桑尼亚的发展水平和生产技术本就落后，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除了那些最富裕的城市家庭，大多数人较之尼雷尔时期反而遭遇了明显的福利损失，农村地区的减贫脱贫之路更是遥遥无期，广大民众对经济状况的不满情绪逐年高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非洲推动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方案的核心是实现从“国家塑造社会向市场塑造社会”的转型，要求政府解除对生产资料与交换手段的控制并从营利性经济活动中退出，只履行“维持法律秩序与契约执行”的职能，其目的是通过所谓的权力下放促进民间组织的发展、以市场化的新兴主体填补国家退出后的治理真空。然而，事实证明这一过程充满混乱，其愿景必然破产。随着转型疲态尽显，坦桑尼亚革命党逐渐意识到只有重构发展理念才能维持其执政地位。1999年发布的《坦桑尼亚发展愿景2025》（TheTanzaniaDevelopmentVision2025）标志着“以人为本的国家发展”重新成为国家政策旨归。2015年，约翰·马古富力（JohnMagufuli）就任总统，次年接任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任职期间他重申“乌贾马”与自力更生理念的时代相关性并推行改革以强化政府主导作用，实现包容与普惠性发展。然而，全球新冠大流行沉重打击了坦桑尼亚国家经济，其制造业和农产品出口大幅下降、旅游业百废待兴。截至2023年，以国际贫困线标准衡量，坦桑尼亚贫困率高达43.5%。虽然后疫情时代国家经济已逐渐走出低迷，但实际状况与《坦桑尼亚发展愿景2025》中提出的“从最不发达国家晋升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从低生产率的农业经济转变为以现代化和高科技为引领的半工业化经济”的目标仍相去甚远。如何彻底跳出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窠臼，找到一条真正适合坦桑尼亚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善治和人民高质量生活，仍是摆在坦桑尼亚革命党与政府面前的终极课题。
（二）坦桑尼亚公共话语中的“乌贾马”回响
在坦桑尼亚开始执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方案的最初几年里，国民经济快速止跌回稳，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又再次陷入停滞，对于“乌贾马”时期的怀旧和呼唤开始重新进入舆论视野中。在1999年为尼雷尔举行的国葬上，“成千上万的人们自发聚集在灵柩行进的路线上”表达哀悼。虽然尼雷尔本人及其主导的“乌贾马”社会主义政策一直受到西方的批评，但他对于国民集体福祉的承诺和对非洲文化独特性的坚持以及由此形成的鲜明的社会主义执政理念还是赢得了坦桑尼亚人民发自内心的认同。
1992年，坦桑尼亚改行多党制。由于执政党坦桑尼亚革命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国家发展方面几无建树，引发群众不满，反对党借机利用尼雷尔的形象和政策在国家大选中造势。2005年民主与发展党（ChamaChaDemokrasianaMaendeleo）竞选人弗里曼·姆博伊（FreemanMbowe）宣称，“随着尼雷尔的离世，革命党已行将就木”，而自己愿带领人民重建“乌贾马式公平”。2010年该党新任竞选人威洛德·斯拉（WillbrodSlaa）承诺若当选总统将重新“考虑尼雷尔的立场，确保医疗卫生和教育公共服务由国家承担”，并表示将“追随尼雷尔富有意义的领导足迹，引领国家走向更好未来”。除此之外，面临社会福利锐减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大量在原国营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失业的工人也常常使用“社会主义劝勉话语”书写抗议信，或在抗议集会中高唱赞颂尼雷尔的歌曲以获取舆论支持。
作为对上述以追随尼雷尔为名义的政治反对派或抗议分子的回应，坦桑尼亚革命党不得不将尼雷尔及其倡导的“自力更生”与“公平正义”理念重新纳入官方叙事中，并试图通过设立尼雷尔哀悼日，建造尼雷尔青铜像、博物馆等措施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以及国家在发展挑战面前的团结与统一。现任总统萨米娅·苏卢胡·哈桑（SamiaSuluhuHassan）在2025年的总统竞选演讲中屡次提及尼雷尔，表示坦桑尼亚革命党当下的“政策、战略和纲领都体现了他的思想。坦桑尼亚革命党致力于建设一个自力更生、包容繁荣的国家，让发展对每个公民都有意义……目前推进中的项目正在将他的理想转化为真正的进步”。当下，尼雷尔的思想和哲学，特别是其中关于“自由、团结、自力更生、勤劳和民族独立”的内容，再度成为官方叙事的一面旗帜，既代表着坦桑尼亚革命党领导下的国家和人民追求包容性发展的愿景，也体现了其对具有“坦桑尼亚特色的社会主义”内涵的理解。
“公平正义”和“自力更生”是尼雷尔留给坦桑尼亚人民最宝贵的价值追求，是人民审视国家政策和发展实效的标尺，在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人民富裕之前，尼雷尔及其“乌贾马”社会主义理念必将持续回荡在坦桑尼亚公共话语与集体记忆之中。然而，尽管坦桑尼亚革命党坚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宪法也仍以“民主与社会主义”为目标，并且自马古富力以来官方更加频繁地提及尼雷尔及其政策理念，但目前国家整体发展策略的内核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面向未来，坦桑尼亚革命党应当充分汲取自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切实肩负起对人民集体福祉的承诺，放弃新自由主义方案，立足国情重新建立一套系统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划，珍惜宝贵的社会主义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
（三）坦桑尼亚乡村实践中的“乌贾马”遗存
后尼雷尔时代，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进，“至1995年时主导坦桑尼亚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已然是资本主义那一套”。但幸运的是，“乌贾马”时期的乡村制度和习惯在转型过程中仍然得到了部分保留，并成为普通村民应对新自由主义冲击的一大保障。
村社的民主管理和合作化经营是尼雷尔村社社会主义政策的基本主张。其中，村社大会是民主管理的体现，它在转型过程中得以保留并继续作为村民协商纠纷、表达诉求、争取利益的重要平台。“乌贾马”时期规划建成的新村社成为原本散居的各族裔的新聚居区，但得益于1964年酋长制度的废除和“乌贾马”社会主义理念对身份平等的强调，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时期，种族/族裔政治化现象几乎未出现在坦桑尼亚的农村地区。相反，来自不同族裔的农牧民非常积极地参加村社大会，并经常援引“乌贾马”社会主义时期的村社原则来表达和维护自身诉求，甚至用手机记录大会情况以向无法出席的人传达。
虽然村社大会的存在保留了一定的农村民主自治空间，但政府对农村事务的干预也更加频繁，特别是在土地使用问题上。地方政府对农村行政管理权的不断扩大源自村社化运动以及人口强制迁移工作的需要，而这一趋势延续到了后“乌贾马”时代，且伴随更加严重的官僚化问题。1998年坦桑尼亚中央政府将自身对农村事务的管辖权移交给了地方政府，仅保留监督和指导职能。地方行政官员由此获得了更多直接干预村社事务并对村干部施加纪律处分的权力，这给新自由主义时代本土和跨国资本贿赂地方行政官和村社干部以违规获取土地提供了便利。1999年新修订的《土地法》重新划分了全国不同性质的土地，将“村社土地”（villageland）授权村社土地委员会（VillageLandCouncil）管理的同时保留了国土部门更改土地性质的权力。原本村社土地对外转让需要村社大会3/4多数表决通过，但新《土地法》颁布后国家可直接变更土地的性质以出售给外资，这导致坦桑尼亚一度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土地抢购潮中的热点地区。坦桑尼亚至今仍未实现明确的土地确权，这不仅影响了农村土地的开发和利用效率，还常常引发土地纠纷以及由此导致的暴力冲突，给许多坐落在农村地区的对坦援助或外资/合资开发项目的建设和运营造成影响，涉及土地开发的纠纷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发展为大规模集体抗议事件并引发媒体关注和公众谴责。当代坦桑尼亚的土地政策不仅威胁到乡村实践中“乌贾马”遗产的存续，还可能持续阻碍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
如前所述，非洲后殖民时代特殊的“三农”历史条件决定了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的现代化转型是非洲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然而遗憾的是，尼雷尔领导的村社社会主义政策实践并未完成这一任务。行政科层体系对农村事务的管理与农村基层民主之间的协调，以及基于土地确权对农村土地的科学统一规划、开发和利用，是坦桑尼亚自建国以来就一直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国家既未实现社会主义高效的中央统筹，也未实现基于农村自治的集体化合作化发展，不同制度、政策之间的模糊甚至冲突反而造成了生产和管理的低效。坦桑尼亚建国60余年，经历了村社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却始终无法改变广大农村地区的严重落后状态，更遑论农业现代化和为其他现代产业提供物质和人力支持了。村社大会是一个良好的基层制度，合作化经营方式（特别在林牧副渔业领域）也在许多农村地区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坦桑尼亚政府应珍视这些“乌贾马”遗产，明确权责、保护生产、统筹规划、科学指导，有序推进具有坦桑尼亚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农村建设，早日实现减贫脱贫目标，否则国家将在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的泥潭中止步不前。
三、关于坦桑尼亚和非洲现代化道路的思考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坦桑尼亚只有科学总结国家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切实传承社会主义时期保留下来的精神、话语和制度遗产，从思想和行动上实现对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西方现代文明的祛魅，才能真正把握历史主动，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繁荣。坦桑尼亚的案例对非洲整体及各国的发展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一）正确处理产业关系、科学规划发展路径
尼雷尔提出的以村社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路线可以看作对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次探索，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错误的产业发展规划，即将发展的“鸡蛋”全部放在农业农村社会主义化这一个“篮子”里，忽视了支撑现代国家平稳运行的工业基础。马克思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恩格斯也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自己不能满足（哪怕是大部分）自身对工业品的需要，那末，它现在在各文明民族中就不可能占据应有的地位”。当然，在发展的起步阶段，优先发展农业是正确的，因为工业部门的发展需要一定水平的农业生产率为其创造剩余劳动力和粮食储备，但农业部门较低的利润率和农村地区薄弱的产业集聚效应注定其不可能成为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因此，正确的做法应是集中力量将农业生产力快速拉高到一定水平后立即发展工业，再利用现代工业体系反哺农业、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历史一再证明，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就注定无法实现经济自主、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难免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依附者。
（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定本民族文化自信
道路决定命运，落后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取决于能否找到一条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坦桑尼亚及众多非洲国家在后殖民时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无疑是正确的历史选择，但却因未能科学解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而纷纷失败。“乌贾马”社会主义虽然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但却缺乏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对现实动态的准确把握，在曲折前进的发展道路上进退失据，失去人民的支持。当“乌贾马”政策未达预期时，尼雷尔并未及时调整、科学谋划，而是向世界银行和跨国资本妥协，放弃经济自主权；其继任者姆维尼更是全盘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彻底转向新自由主义路线。直到今日，坦桑尼亚仍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社会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坦桑尼亚的道路迷失和发展困境在非洲语境下具有普遍性，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首先要做的是重拾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立足国情、扎根人民、走自己的路，只有如此，方能把握历史主动、突破现代化困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家园，在现代化道路上“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非洲大陆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然而殖民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非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还几乎摧毁了其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在文化帝国主义话语霸权下，非洲本土文化价值被彻底否定，发展叙事被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垄断。当非洲教育和媒体系统被有意识地操控，当代非洲年轻人“对西方的认知甚至远超对自身物质条件的理解”，沦为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俘虏。对于非洲国家而言，当务之急便是要打破西方现代话语体系的桎梏，找回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实际上，许多非洲社会主义领导人都对此付出了努力，如尼雷尔的“乌贾马”、利奥波德·桑戈尔（LéopoldSenghor）的“黑人精神”（Negritude）、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Nkrumah）的“良知主义”（Consciencism）等，不过这些理念都随着他们各自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而被边缘化，但正如当代坦桑尼亚公共话语实践所展现的那样，这些思想仍因其价值取向和本土亲和力保留着对人民的感召力。如何将符合本国国情和时代潮流的科学发展理论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结合，用实际行动打破“西方道路”的神话、重塑非洲尊严，是摆在非洲各国面前的历史性课题。
（三）在联合中实现集体可持续发展与自力更生
圭亚那历史学家沃尔特·罗德尼（WalterRodney）在《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一书中指出，早期奴隶贸易和1885年《柏林条约》开启的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狂潮，不仅全面破坏了非洲原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口结构和内生性发展道路，而且通过各种殖民主义手段加速吸纳非洲生产的剩余价值，通过人为划定边界阴谋制造民族/部族矛盾，使非洲一盘散沙、分裂冲突不断、深陷系统性的不发达，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依附者。在抗击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种族尊严的斗争中，泛非主义和各种激进主义思潮如黑人马克思主义（BlackMarxism）、非洲社会主义等在20世纪非洲思想光谱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尼雷尔看来，“大家庭关系”是非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它不仅意味着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自力更生和集体福祉，而且意味着整个非洲乃至全人类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泛非主义与非洲社会主义是相辅相成的两大事业。一方面，没有联合统一，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因为分裂的非洲，每个国家只会为了争取大国支持而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相互削弱，采取任何“可能招致大国敌对的措施都需要极大的勇气，通常的后果是自我牺牲……甚至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轻松地解决任何试图破坏我们政府或宪法的颠覆活动或其他秘密活动”，如此外部环境是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与自力更生的。不管是冷战期间美苏在非洲挑起的代理人战争，还是西方主导的结构性转型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颠覆，都证明没有联合就没有独立自主，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没有社会主义作为思想旗帜，非洲统一也很难实现，没有共同的价值引领各国很难就关键利益分歧达成一致，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逻辑只会加剧国家间恶性竞争。将社会主义与泛非主义作为一项整体事业推进是“非洲人民实现繁荣的唯一途径”，否则只会深陷新殖民主义的泥潭之中。
（四）在中非命运共同体议程中携手实现现代化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发展梦想，也在反帝反殖和追求发展振兴的历史进程中结下了深厚情谊。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通过的《关于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标志着中非关系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提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六大主张”和“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投资为非洲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和中小企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然而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未来不仅要深化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为非洲发展带来直接的物质利益；更重要的是要利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平台和各层次人文交流渠道，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学习，领悟“中国之治”的密码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联系，重拾对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信心。非洲各国应认识到，只有本土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引领第三世界国家走上自立自强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与尊严。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既是造福中非人民的内在要求，也是回应时代变局的战略共识，既为全球南方合作树立了典范，也为非洲社会主义乃至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打开了大门——对于这项伟大事业，非洲各国必须主动承担历史责任，不辜负时代机遇，不浪费先辈遗产，与中国携手，共同“绘就人类发展史上崭新画卷，共同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4期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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