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史学是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及其理论和方法的学问。二战以后，许多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史学随着共产党的衰落而逐渐被弱化。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美两国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却十分“活跃”,并且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源于两国共产党曾经在政治路线、意识形态以及受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方面的经历相仿，体现在研究方法、理论主张和发展进程上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基于这些相似之处，讨论英美共产主义史学自二战以来的发展历程，不仅有助于掌握其理论动态、阵营流派，而且有助于展现史学的争鸣和自我省思，同时为分析英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问题、 拓宽共产主义史学研究视野提供参考。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美共产主义传统史学的理论主张
在英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30年间，英美两国涌现了大量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性和新闻性著作。虽然其中不乏具有持久价值的政治作品，但鲜见史学研究的相关成果。直到20世纪50年代，英美共产主义史学的系统性成果才开始涌现，并在70年代之后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论，形成了传统主义与修正主义两大互争雄长的阵营。
英美共产主义传统史学(以下简称“英美传统史学”)源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冷战学派，它发展于50年代并于60年代主导了当时的话语体系。虽然当时也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撰写了官方版本的史学著作，如时任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约翰·高兰的《英国共产党三十年》,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威廉·福斯特的《美国共产党史》,但是由于政治氛围向冷战转变，其成果并未像英美传统史学那样在国内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英美传统史学家基于反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并受乔治·凯南“遏制战略”的影响，撰写了一批学术成果，掌握了叙事主动权。在英国，以文学院院士亨利·佩林、政治活动家莱斯利·麦克法兰和劳工运动研究专家沃尔特·肯德尔为代表的学者，分别出版了《英国共产党：历史概况》《英国共产党：其起源及至1929年的发展历程》《1900—1921年的英国革命运动：英国共产主义的起源》等著作。在美国，以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西奥多·德雷珀为代表的学者受到“共和国基金会”的资助，出版了“美国生活中的共产主义”系列丛书(共十本),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包括《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美国共产主义的衰落》《前共产党证人：事实调查四则》《共产党人与学校教育》等。英国传统史学著作的观点颇具争议,美国传统史学系列丛书的论证则“存在重大疏漏”,具有局限于个人经验、占有的“档案材料极为匮乏”等缺陷。
历史学要成为科学性的学科，首先应以史料佐证为条件，同时以公正的立场为基础。然而，在冷战背景下，英美传统史学为了迎合反共政治需要，忽视了这些条件和基础。首先，史料选择决定历史图景，英美传统史学选择性地支配历史材料，将本国共产党描绘为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令的“提线木偶”。例如，佩林、肯德尔等人用“最具冷战色彩的表述”强调共产国际决定并主导了国际共运的全部政策，忽视了英美共产党自主探索的经历以及研究的整体性视野。其次，英美传统史学带有明确的反共政治目的，偏执地将英美共产党形容为国外敌对势力的代理人，或者接受苏共资金资助进而武力推翻两国政权的颠覆性力量，有违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客观性原则。例如，麦克法兰和德雷珀等英美传统史学家的著作，在定性共产党人参与社会运动的动机时存在错谬。再者，在占有极不可靠的二手文献的基础上，错误地认为二战期间许多英美共产党员都是苏联间谍。以《前共产党证人：事实调查四则》为代表的著作，则颠倒黑白地认为共产主义威胁是冷战爆发的原因。
历史的书写是史学家选择的结果，但史学家的责任在于客观讲述史实。英美传统史学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却对自身的政治动机视而不见，阻碍了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知。此外，英美传统史学将反共产主义作为党派斗争的武器，为政客的需要呐喊，利用阴谋论以及“夸大、扭曲甚至完全虚假的证据”污蔑共产党人，不仅严重损害了历史研究的公正性，而且推动了对其进行批判的时代的来临。
二、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美共产主义修正史学对共产主义传统史学的批判
历史不是单纯地记录，而是不断质疑与重建的过程。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美学界诞生了一批修正史学家，他们在对英美传统史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重构了史学话语，并挖掘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价值，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包括英国的凯文·摩根、尼娜·菲什曼和美国的莫里斯·伊瑟曼。摩根等人的著作不仅将美国修正史学的内容当做典范来吸收，而且在观点、立场方面与其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大西洋两岸修正史学的相似性不在于它们拥有像共产国际那样的共同指挥机构”,而在于它们对英美传统史学的批判在诸多方面具有共通之处。
(一)批判的历史背景
在反共产主义甚嚣尘上的冷战时代，英美两国却迎来了对传统史学进行批判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出现并非无迹可寻，而是牵涉多方面背景。
第一，到20世纪70年代，反共产主义对英美传统史学的影响已经随着麦卡锡主义丧失合法性而逐渐被削弱。与此同时，70年代相对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使得许多英美学者开始反思反共产主义这一抱有敌意的意识形态对史学公正性的损害，他们注重改变英美传统史学对共产主义的教条式否定，推动了新的史学阐释的产生以及修正史学流派的形成。
第二，英美传统史学对共产主义历史的书写，本身有失偏颇。由于英美传统史学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英美政府冷战的政治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并没有如实描绘英美共产主义的真实历史。而且英美传统史学对共产主义历史的判断，往往是将特例普遍化，执一隅之说而拟天地之全。这种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将一时一事作为全盘否定基础的研究范式，削弱了英美传统史学的权威性，增强了英美修正史学重构共运历史叙事的动力。
第三，大量遭受政治不公并寻求为自己生平正名的共产党员的自传、回忆录的出现，为英美修正史学改变共产党人被传统主义所建构出来的消极形象提供了条件。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美国《信息自由法案》的通过，与共产主义运动相关的文献资料、政府档案、私人收藏得以公开，也使得英美修正史学可利用的材料越加丰富。
第四，英美两国的新左派学者加入修正史学阵营，进一步推动了对英美传统史学的批判反思。有研究认为，许多英美修正主义者都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新左派人士,他们在转向修正史学之后十分关注反共受害者和弱势群体的境遇，并且有强烈的意愿挑战英美传统史学的权威地位和话语霸权。此外，许多英美修正史学家从英美社会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现象中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因而更愿意挖掘共产主义的历史价值，为本国共产主义运动辩护，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共产主义持积极看法，并拥有《过去与现在》《新左派评论》等刊物抢占史学阵地。
(二)对英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的批判
在研究方法上，英美修正史学一是强调要摒弃先验主义，避免预先设定的观点和看法影响人们对共产主义运动性质的判断。例如，摩根的《反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英国共产主义政治的断裂和延续》强调要放下对共产党人的敌意，避免英美传统史学家对共产主义的恶意攻击和有意误导。二是反对英美传统史学将“贴标签”的做法运用到共产主义历史研究中去，后者以为这样就能解决问题而不再进行进一步的阐释和说明。例如，伊瑟曼的《老左派的消亡与新左派的诞生》强调不能为了否定和虚无共产党人的功绩，就对其贴上红色威胁的标签，有意地忽略共产主义运动追求自由和解放的进步性。三是批判英美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过于关注‘高层政治’以及对共产国际控制的僵化理解”。例如，菲什曼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并于90年代出版的博士论文《英国共产党和工会》就强调要淡化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作用，并认识到共产国际指导的有限性以及自上而下研究视角的局限性，主张运用自下而上的视角描绘共产主义的发展图景。
在理论观点方面，英美修正史学家同样对传统史学进行了一系列批判。一是批判了英美传统史学机械的、千篇一律的对两国共产党人的污蔑，强调两国共产党不是颠覆力量，而是致力于维护工人阶级利益、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势力；与此同时，认为共产党员具有高尚的人格、宽广的心胸，他们冒着遭受政治迫害的风险，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拓展人类自由，建立更加美好的社会。二是反对将本国共产党人视为苏联政策的奴仆或者被莫斯科支配的喉舌，强调本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认为英美共产党是本土激进运动的产物，而非外国的创造物，它们在行动上和日常事务的管理上都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并且自始至终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三是反对将共产党人视为非法力量，认为英美共产党不仅推动了本国社会进步，而且在二战期间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冷战期间对共产党员的打压，完全是一种政治迫害以及对人们追求自由、解放的崇高理想的破坏。
(三)批判的成效与不足
历史须不时重写，因为对历史研究中的错误了解越多，就越需要用更好的记述来代替旧的。英美修正史学不是从偏狭而是从公正的角度记述历史，不仅将共产主义历史研究拉入了正轨，而且使反共产主义成为“蒙昧时代的残余产物”而被多数学界同仁所抛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英美修正史学的研究完全成熟。相反，它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在批判和回应间谍推论、冷战起因的研究方面少有涉及，有待完善；二是囿于缺乏苏联原始档案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经验，导致其忽视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作用以及对历史的整体性把握。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历史的产物，尽管存在这些不足，但是在冷战时期，英美修正史学为共产主义所作的价值辩护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理论思维“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苏东剧变及国际共运历史档案公开之后，英美修正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内容在不断的争鸣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三、苏东剧变之后英美共产主义史学的进一步争鸣
苏东剧变之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RGASPI)有关国际共运的历史档案得以开放。这些档案包括共产党的活动报告、政治局的会议纪要以及各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往来信件。档案的开放为英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有的英国学者前往俄罗斯搜集整理了部分档案，有的还结合曼彻斯特国家劳工历史博物馆与共产党相关的档案进行了综合研究；而美国学者则依靠国会图书馆从俄罗斯购入了美国共产党历史档案的缩微胶卷副本，并对其作了数字化处理。档案的开放，一方面使得此前的研究只能通过零星的材料片段、散碎的报刊报道、带有主观性的个人访谈来拼凑历史的情况得到了改观；另一方面使得历史学家对共产党的了解比以往要多得多。这些档案本应成为凝聚史学共识、终结某些争论的基础，但由于受到各自政治立场的影响，苏东剧变之后直至21世纪初，英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不仅没有达成共识，反而继续分化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阵营。
(一)英美传统史学对已有观点的辩护和深化
新档案的出现并没有引发史学革新，相反，英美传统史学根据新的历史档案作了旧的解读，认为这些档案巩固了既有论点，使修正史学在论战中处于守势。
英美传统史学家一是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为英美共产党提供资金支持的事实在历史档案中得到了确证。他们认为这些资金不仅证明英美共产党是苏联的工具，而且间接印证了苏联支持英美共产党暴力颠覆国家政权的猜想。二是强调共产国际是注重集权而忽视民主的政治组织。共产国际不仅在确立和撤销共产党的领导人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对党的策略、日常活动甚至所有重要工作都进行了干预。三是认为英美共产党人确实存在参与间谍活动的问题，因此反共产主义的政治镇压具有合理性；同时，他们将冷战爆发归咎于苏联，认为共产主义力量是当时英美资本主义生存发展的最大威胁。
苏联解体之后，英美传统史学陈旧的贬损之辞以及诋毁性的学术研究沉渣泛起。新的传统主义者，如英国的基思·莱伯恩、迪伦·墨菲，以及美国的哈维·克莱尔、约翰·厄尔·海恩斯等，通过《红旗之下：英国共产主义历史》《内部敌人：英国共产党的兴衰》《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疾风骤雨》《美国共产主义的秘密世界》等著作，延续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美传统史学的观点，并在新的时代利用新的档案延续了反共产主义话语，为新的恶劣政治镇压辩护。令人惊讶的是，英美传统史学家公开承认其对新的档案的使用“完全服务于特定的反共政治目的”,而且他们对这一指控“供认不讳”。
(二)英美修正史学对相应观点的回应
英美修正史学家，如英国的摩根、安德鲁·索普，以及美国的艾伦·施雷克、伊瑟曼等，认为英美传统史学的研究既不学术也不严肃，而其他修正史学家也结合新公开的历史档案，对英美传统史学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第一，对英美传统史学利用新公开的历史档案佐证反共政治观点的行为进行了批判。摩根和菲什曼认为英美传统史学的档案研究受到个人好恶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断章取义。美国学者爱德华·约翰宁斯迈尔亲赴莫斯科查阅资料后认为，美国传统史学对新公开档案捕风捉影式的研究具有过度联想的特征，并不会危及修正史学以前得出的结论。英国学者杰夫·安德鲁、美国学者迈克尔·丹宁等人则强调，英美传统史学站在党派政治的角度研究新公开的历史档案，带有严重的偏见；这类研究不是历史，而是用档案包装的反共政治宣言，并不能影响共产党人为提高最低工资和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的进步性，以及追求社会正义、为大众创造美好世界的崇高性。
第二，认为资金资助不能证明英美共产党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工具，更不能证明其从事颠覆活动。例如，丹宁和英国雷丁大学现代史教授马修·沃利就强调，二战时期英美苏三国是盟国，苏联、共产国际提供资金支持英美两国共产党，目的是培养干部、发展队伍，而非颠覆英美政府；与此同时，不能将苏联的资金资助与它的领导权和暴力意图挂钩，因为这些档案既没有证明美国共产党对苏联的从属关系，也没有证明这些款项是否用于从事颠覆活动。
第三，强调虽然共产国际会影响英美共产党的人事和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是忽视民主的组织。一方面，以索普为代表的英国修正史学家认为，共产国际对共产党施加影响的手段是谈判而非发号施令，共产国际给予各国共产党表达意见的权利，它们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各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令并不是因为强制，而是因为国际共运的许多方针、政策乃至战略部署都是世界共产党人共同制定的，它既尊重了各国共产党的意见，也符合各国共产党的自身经验以及对本国政治斗争的理解。英美传统史学夸大了共产国际对英美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影响。在实际运动中，共产党人很少屈从并机械地套用共产国际的决策，而且他们的斗争策略是随着本土实践而不断改变的，因此“党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第四，以艾伦·施雷克为代表的修正史学家在《麦卡锡主义：罪行累累》中认为，英美政府对极个别共产党员的间谍定罪完全是因为司法胁迫、司法不公，而且英美传统史学家没有在历史档案中找出共产党人参与间谍活动的实质性证据。而其他学者则表示，他们虽然承认极少数党员参与了苏联的情报工作，但强调这些工作与颠覆性的间谍活动毫无关系；那些参与情报工作的党员，完全是基于支援盟国苏联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为争取世界和平贡献力量的朴素情感。
第五，共同强调冷战爆发的原因是美西方刻意制造的“红色恐慌”而非苏联共产主义威胁。二战后，苏联最迫切的事情不是威胁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伤亡4000多万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巩固政权、恢复生产。因此，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指控，本质上是为麦卡锡主义翻案并掩盖其对无辜者的政治镇压。对此，英美修正史学家一致呼吁反对传统史学“凭借新解密的档案资料……改写参议员麦卡锡及其主义历史定论”的行为。
综上，苏联历史档案的公开引起了新的争论和对立。虽然英美传统史学家根据新的材料撰写了新的论著，但并没有改变已有的偏见使其脱离固化范式的牢笼；相反，它再次为历史研究打上反共产主义的烙印，继续捍卫教条为右翼政治服务。英美修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仍然始于对传统史学既有观点的质疑以及所谓权威范式盲从的反对，并基于新的史料、新的视野对英美传统史学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巩固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确立的主导地位。然而，如前所述，英美修正史学在分析苏联、共产国际与英美共产党的关系时，仍然存在忽视系统性关联的现象。不过这些缺陷并没有成为史学发展的障碍，反而推动了21世纪以来英美共产主义史学的反思和新探索。
四、21世纪以来英美共产主义史学的反思与新探索
国际共运历史档案的公开，无疑使学界对英美共产党有了越来越详尽的了解。然而，这些历史文献本身并不足以引发一场史学革命，因为从双方的史学争论来看，英美传统史学困于反共产主义政治话语，导致其观点狭隘和偏执；英美修正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批判，对共产主义历史价值进行了挖掘，但又刻意忽视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主导作用。进入21世纪，部分历史学家认识到英美共产主义史学持续几十年的争论，虽然为认识其中的重要问题提供了材料，但并没有优化人们理解共产主义历史的思维方式。因此，为了实现新的突破，他们进行了反思并“尝试批判性地处理、调和并融合不同的方法”,在多个方面提出了新的探索框架。
(一)英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的反思
史学研究最大的危险是范式和方法的公式化。1999年美国学者雅各布·韦斯伯格发表的长篇评论《没有终结的冷战》指出，史学研究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了共产主义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但继续受制于传统史学简单化、公式化的争论，对于书写更加多元全面、客观科学的共产主义历史没有意义。为了写出更好的共产主义历史，英美史学家对以往研究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新的探索路径。
第一，共产主义史学不能局限于档案阐释，忽视研究范式的转变。历史档案对推动共产主义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但历史档案只是整个历史的一部分，而且这些档案史料在呈现出来以前已经被滤筛。研究范式的转变是史学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它能够扩大史学研究的途径和视野，弥补档案研究的不足。二战以来，西方史学发展的节奏是“约30年发生一次范式的转变”。2005年，克莱尔在《一位传统史学家的反思》一文中指出，苏东剧变之后，新档案的公开虽然丰富了研究内容，但新的研究范式的形成仍待推进。英美史学家认识到史学革命不止于档案史料的发现，更在于史识变革和范式创新，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史学家也认为，是时候摒弃档案崇拜转而采取平衡新旧资料的方法或者新的研究范式，更新对共产主义历史的书写。
第二，共产主义历史研究应当坚持公正、客观的立场，避免反共意识形态的干扰。当英美政府开始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干扰历史结论的形成时，人们就不再探索真相，而是守护被简化的教条。虽然人们承认意识形态和已有的政治见解会不可阻挡地在研究中呈现出来，但英美史学家认为，问题不是认识到人们会受到这些观念的限制，而是要从更客观的视角获得一种对共运历史日益深刻的理解。进一步讲，要采取更轻的党派立场、更超然的态度来看待共产党的历史，从更长的时间纵深、更宏大的研究视野诠释共产主义史学新的重大理论问题。
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是一张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网络，传统主义与修正主义两大史学流派皆不能描绘英美共产主义历史的发展全景。具体来讲，一方面，英美传统史学过度强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绝对主导地位而忽视了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性或者说个性和独立性，而修正史学家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又低估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英美共产党的影响，“仅仅关注共产党员在基层的所作所为，不足以解释共产主义运动中权力是如何被协商和分配的”。另一方面，英美传统史学对共产主义的敌意阻碍了其对历史的科学分析，而修正史学家将英美共产党人从非法指控中拯救出来的急切之心又降低了他们对历史材料的整体性把握。将复杂历史简化为单一因素的决定论，不足以描绘历史的全景。新一代史学家认为，研究英美共产主义历史既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将苏联和共产国际作为整个森林而忽视树木，也不能像修正史学那样孤立地看待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传统史学需要剥离敌对的意识形态，关注英美共产党的自主性，客观地呈现共产主义历史；修正史学需要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重新纳入叙事，以呈现历史的完整性。无论是传统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都不能忽视研究的整体性视野，双方都应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主导性以及英美共产党的自主性纳入叙事，从历史合力的角度整合分析共产主义历史。
(二)英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的新探索
第一，搭建学术平台，促进英美共产主义史学交流。历史学要想取得进步，就必须放弃个体主义。进入21世纪，为了推动共产主义史学向更高层次发展，英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小组、社会主义历史学会以及美国共产主义史学家协会，开始在期刊搭建平台以促进交流，包括《社会主义历史》《劳工历史评论》《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共产主义历史》。它于2002年创办，虽然名义上致力于本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但也吸收英国、德国、加拿大的学者共同探讨英国和美国的共产主义历史，刊发了《周边视野：英国共产主义史学》《英国共产主义史学述评》《美国共产主义史学：悬而未决的领域》《美国共产主义史学再思考》等重要成果。由于《美国共产主义历史》接受国际投稿，英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的共同体得以形成，也为推动共产主义史学交流，促进新的辩论并凝聚共识奠定了基础。
第二，不断更新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一是推动比较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历史比较研究是理解历史现象的钥匙。通过比较研究，既可以考察英美共产党、英美共产主义运动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政党以及社会运动的独特性，也可以避免孤立地看待英美共产主义历史，有利于综合分析英美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在选民基础和政治倾向方面的特点和不同。除此之外，21世纪以来，英美学者还通过担任《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研究》等期刊的编委发表前沿成果，推动共产主义历史的比较研究，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方略提供新的见解。同时，不断跟踪研究成果，如美国劳工史学家彼得·迈耶·菲拉尔，2001—2023年发布了《美国与比较共产主义历史书目》《美国共产主义历史书目》,推动了比较共产主义史学交流互鉴。更为重要的是，部分研究跳出英美两国共产党，拓宽视野并吸引他国学者参与到共产党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推出了《共产主义比较史研究：1933年以前的英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不同颜色的红?新西兰和美国共产主义社会基础的比较》等学术成果。二是提倡共产主义史学的跨学科研究。英美共产主义历史研究的僵局与该学科的条块化、分割化导致的跨学科交流减少有关。进入21世纪，英美共产主义历史研究专家不仅强调在各自的领域深耕细作，而且认为应当从其他学科获取新的灵感来源；而强调跨学科研究不仅使英美共产主义史学叙事的视角更为丰富，也使得更加具体和多维的史学研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近年来，融合跨学科理论产生的重要成果有摩根的《英国共产主义政治文化，1920—1991》、约书亚·莫里斯的《美国共产主义的多重世界》等。这些著作结合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甚至文化学的理论，丰富了理解共产主义历史的维度。三是提倡新的研究方法，如文献史学和口述历史。其中，文献史学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英国学者约翰·卡拉汉的《英国共产主义：一部文献史》、大卫·科普的《英国共产党文献目录》。前者细致地描绘了英国共产党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的面貌；后者则详尽地列出了公开出版的与英国共产党相关的研究资料。口述历史成果中最为突出的当数2023年纽约大学塔米门特图书馆编辑并数字化的“美国共产党口述历史集”以及华盛顿大学“民权与劳工历史联盟”2005年以来主导的视频口述历史。前者收录了美国共产党40多位领导人和积极分子的访谈；后者则整理了二战结束之后共产主义历史人物的历史记忆，这为进一步深化共产主义史学研究提供了材料基础。
第三，拓宽共产主义历史研究的视野。一是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信仰体系，作为理解英美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仪式和纪念活动的工具。因为部分学者认为，没有人天生就是共产主义者，投身这场运动的共产党员不仅是真实的凡人，也是受到共产主义理想驱使的信徒。二是提倡将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历史纳入共产主义史学的总体框架，因为与其他左翼政党不同的是，有关国家共产党不仅是民族性的政党组织，也是共产国际这一国际组织的分支。例如，英国历史学家玛丽·戴维斯和约翰·福斯特在《为什么他们如此害怕共产主义的影响》一文中就认为，应当将共产主义运动视为世界性的整体运动，同时将英美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以及其他共产党的互动和联系也纳入国际共运历史的整体叙事。三是主张在未来的历史研究中，分析斯大林主义对英美共产党领导层和基层活动家的影响。但如沃利等人所说，研究重心不在于分析共产党人是不是斯大林主义的辩护者，而在于理解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阐释对英美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何种影响。四是强调历史书写要处理好共产主义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的关系。例如，研究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的加拿大学者布莱恩·帕尔默就强调要将社会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相结合，因为脱离社会运动就无法理解共产主义运动，就像脱离共产主义运动就无法理解其对外部社会运动的影响一样。五是尝试将共产主义历史与工人运动的历史融合，因为英美共产党是从工人阶级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它继承和发展了工人运动中的革命传统；同时，如戴维斯所说，要注重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的叙事，因为能否根据本国国情制定具体的策略，以在工人群众中获取更广泛的选票和更大的影响力，是英美共产主义运动进程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变量”。
第四，注重分析英美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例如，英国史学家约翰·麦克罗伊提出，经验教训的总结不仅要分析英美共产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原因，还要从英美政治制度、政治结构角度探讨为什么英美共产主义没有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帕尔默也强调，要分析这种结果是否可以避免，究竟是英美资本主义的自愈能力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左翼团体的失败，还是它们自身的局限使其难以获得成功。
第五，更加注重挖掘英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贡献。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英美共产党是传统史学家诽谤的对象，在此背景下探讨其历史贡献往往极具争议。然而，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弊端不断显现之后，许多史学家改变了这种看法，开始重新评估英美共产党的工作及其历史贡献。例如，英国科学院院士、皇家历史学会会员艾莉森·莱特整理出版的拉斐尔·塞缪尔的《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生动地描绘了英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贡献和巨大声望。美国学者詹姆斯·艾伦的《在大萧条的南方组织起来：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回忆录》则肯定了美国共产党争取工人权利的努力，作者还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以及在美国南方的亲身经历，驳斥了一些文献对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诽谤。而美国学者雅各布·祖莫夫的《共产国际与美国共产主义，1919—1929》则关注美国共产党人在争取黑人解放和妇女解放运动中所作的贡献，并强调共产国际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还有部分史学家在批判麦卡锡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认识到，尽管共产主义者的规模很小，但他们是参与历史、影响历史的重要群体，共产党的斗争不仅体现了工人阶级追求自由解放的愿望，而且在追求种族平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掘英美共产党的历史贡献不仅有效地对抗了共产主义史学研究中的虚无主义，还表达了对为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奋斗的共产党人的崇高敬意。
五、结语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因为其结论会影响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认知。进入21世纪，英美史学家对共产主义历史研究中的不足进行了反思，同时对新的探索提出了框架性的要求。不过，他们能否写出更为客观的共产主义历史，从而终结相关问题的争论，还有待观察。如果遵循科学性和探究性的学术原则，英美共产主义史学就能够在思想阐释的碰撞交锋中蓬勃发展；同样，如果英美共产主义史学期刊继续充当沟通和澄清的媒介，将有助于化解共产主义历史研究中的分歧，对探索建构正确国际共运史观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真正的史学发展不只需要更新研究方法和范式，更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对于坚持反共产主义的史学著作，英美新一代修正史学家仍在持续批判；对于挖掘共产主义历史价值的史学著作，学界应持续完善。这不仅是对作出牺牲、创造美好社会的共产党员的极大尊重，也是史学家担负道德责任的重要体现。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6年第1期
编辑：慧慧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