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一个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不仅要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做支撑。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心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深刻凸显了精神力量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
学界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界定本质内涵，认为精神力量是“主体对实践活动和社会存在的主观能动反映”,体现了人的精神自信、精神自觉和精神自由，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是民族复兴所包括的民族自我肯认和整个精神状态；二是探讨生成逻辑，对此学界多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展开，一方面强调理论指导，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强调实践奋斗，认为党的百年奋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三是分析具体来源，学界从理想信念和具体精神出发，认为“共产主义理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同时充分肯定了“红船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作用；四是提出实践路径，学界从理论武装、文化发展和精神弘扬等出发，认为精神力量肇始于理论创新力，要“以建设文化强国着眼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在精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总的来看，当前学界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主要侧重于本质内涵、生成逻辑、弘扬路径的探讨，既有研究未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结构、根源与动力机制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厘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内在结构、形成根源与动力机制，是研究阐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前提所在，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本质内涵和形成机理，从而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努力，又要满足不同主体的多样需求，还要求系统内部各要素的有效运行，以实现系统的不同功能。为此，解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这一复杂系统的内在结构，需要从主体、动力和功能等三个维度展开，科学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内在结构。
人具有自然和精神双重属性，在生产自己所处的物质世界的同时，也生产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主体归根结底是现实的人，这一精神力量一般从个体、群体和民族三个层次体现出来。在个体层面，这一精神力量源于中国人民的个体力量。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类社会历史的主体是进行现实社会生产活动的个人，从而表明了中国人民在推进民族复兴伟业中的主体地位。在群体层面，这一精神力量本质上是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但个人无法创造历史，马克思反对片面夸大个人作用的英雄史观，揭示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为此，只有将中国人民的个体力量凝聚为群体力量，才能形成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合力。在民族层面，这一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力量。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必须“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马克思民族观主张民族的大联合，指出“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只有通过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联合及不同国家之间民族的国际联合，才能形成对抗资产阶级的强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为此，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各族人民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才能形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个人、群体和民族的力量，共同构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共同作用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一方面，个体、群体和民族之间呈现出量的积累关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不同表征。其中，个体是群体和民族的最基本单位，群体和民族是个体的集合，民族则是范围更广的群体，没有个体就无法形成群体，而个体若不能将自身组织起来形成群体，则力量也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个体、群体和民族的力量之间又呈现出质的变化关系，体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质量提升，在力量的累积中达成有机统一，在力量的叠加中实现高度凝聚。聚水成流、汇川成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伟大梦想，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期盼，只有汇集个人力量的涓涓细流，才能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精神伟力。
需求是人的本质规定性，马克思指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人民群众的物质、心理与精神需求，激发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其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源于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物质决定意识，只有通过物质需求的满足来维持肉体的延续，精神才得以承载，进而有发挥作用的空间。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此，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就是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需求。其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源于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表明，人们除了有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外，还有安全、情感、尊重等强烈的心理需求。实现民族复兴不仅是物质需求，也是心理需求，中国人民渴望通过民族复兴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从而激发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其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源于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精神需求同物质需求构成了人的需求的两个基本层面，激发出个体进行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源源不断的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深刻体现出中国人民基于自身的物质、心理和精神需求，在主观精神世界中的强大创造力。
人的需求是多层次和多样的，中国人民的物质、心理和精神需求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人的需求具有多样性，这些需求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在马克思看来，人活着既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自我实现，人们的生产方式也不仅是为了维持肉体存在而与自然界发生的活动，同时也是为了自我实现而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发生的社会性活动。因此，即使是在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时代，个体也会有安全、社交等心理和精神上的多重需要。另一方面，人的需求受社会发展阶段的约束而体现出层次性。在原始社会中，生存的困境使得人们的需求集中表现为对物的依赖。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温饱问题的解决使得人们更加注重心理和精神上的享受，个体的需求逐渐转向更高级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此外，同样的需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在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中，个体的物质、心理及精神需求明显具有更高的要求。马克思将个体需求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演进联系起来，即人们的需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得以满足，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不断进步，个体则不断挣脱外在的条件束缚，进而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总的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是在人们不断追求物质、心理和精神需求满足的过程中被激发出来的，这些需求的不断满足是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精神力量的动力之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是人的意识和观念的集中展现，从这种力量的功能和作用来看，主要体现在为民族复兴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引领力、精神凝聚力、精神创造力和精神战斗力。其一，精神引领力体现在为民族复兴事业提供根本的方向指引。个人无法创造历史，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个体行动具有自发性，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是遵循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的群众力量，所以能够引领全体中国人民自觉投入到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中。其二，精神凝聚力体现为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纽带，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力量凝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合力，把个人的力量转化为创造历史的强大精神动能。其三，精神创造力是实践主体对主观精神世界的能动改造能力，集中体现为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伟业中的理论创新，也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正是通过精神创造力，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其四，精神战斗力体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推动力量，一个民族只有具备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勇往直前、无往不胜。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精神战斗力的培育，坚持补足共产党员的精神之钙，构筑起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不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精神引领力、精神凝聚力、精神创造力和精神战斗力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深刻体现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对民族复兴实践的强大作用。一方面，必须把“四力”置于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解，意识与物质的辩证关系为我们提供了把握“四力”的基本尺度。马克思批驳唯心主义，把精神理解为一种脱离实体的超自然、超现实的存在，强调“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同时，马克思又肯定了精神对物质的作用，认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因此，精神引领力、精神凝聚力、精神创造力和精神战斗力在内容上是主观的，但在本质上是客观的，深刻体现了物质生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从“四力”的内在关系看，一种精神力量只有具备精神引领力、精神凝聚力和精神创造力，才能形成强大的精神战斗力；一种精神力量只有彰显出自身的精神凝聚力、精神创造力和精神战斗力，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一种精神力量只有具备了精神引领力、精神创造力和精神战斗力，才能发挥凝心聚力作用；一种精神力量只有具备了精神创造力，才能不断实现对自我的突破和超越，从而永葆精神引领力、精神凝聚力和精神战斗力。精神引领力、精神凝聚力、精神创造力和精神战斗力相辅相成，成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共有精神力量，推动民族复兴伟业的实践不断走向新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是实践主体对社会存在的主观能动反映，这一力量的形成具有深厚的物质根源、思想根源、制度根源和文化根源。为此，解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形成根源需要从物质、思想、制度和文化四个层面展开，科学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产生机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有无与强弱问题，只有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够形成强大的精神战斗力。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这一时代课题，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所奠定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国家经济实力大幅跃升，取得了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从落后时代、赶上时代到逐渐引领时代的伟大转折，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一系列伟大成就。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创造了前提条件，提供了根本保障，使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物质与精神的辩证运动总是呈现出“物质基础—精神力量—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另一方面，坚实的物质基础是强大精神力量的根本保障，要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就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形成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伴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中国人民更加团结一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不断铸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竞相迸发，为此，党的二十大发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伟大号召，意味着我们将进一步夯实物质基础，激发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
精神力量是人们思想观念的集中展现，党的科学理论作为实践中党领导人民的智慧经验的结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重要思想根源，具有强大的精神引领力。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创新成果，党的科学理论宝库得以不断丰富。一方面通过党的创新理论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这深刻影响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正确方向。“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始终秉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主题，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人民群众行动的正确方向，凝聚人民群众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再一方面，党的创新理论是为实践所证明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彻底的理论，因而能够正确指导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在马克思看来，理论要转变为物质力量，必须首先为群众所掌握，而理论如果有道理，就能说服人。在探索中国革命、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也曾出现过思想理论层面的错误，错误的思想理论因为不能正确指导实践，最终为人民群众所摒弃。党的创新理论则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并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最终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和高度认同，从而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凝聚民族复兴精神力量的思想基础。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筑牢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根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我们才能牢牢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主动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任何科学理论都无法穷尽真理，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才能正确反映不断变化的客观存在，从而引领民族复兴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才能始终发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精神引领作用，夯实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根基，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社会制度的科学性、先进性、优越性是能否形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被实践所证明的先进制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重要制度根源，能够发挥出强大的精神凝聚作用。纵观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国人民对古代制度文明进行了深入探索，凡盛世王朝无不具有国家制度体系的优势，比如，商鞅变法建立县制，从而奠定强秦之基，董仲舒变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巩固了汉武帝时期的大一统。而中国历史上的禅让制、分封制、郡县制、行省制等则规范了各级管理行为和社会秩序，维系了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行，在保持社会安定、推动文明教化、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其先进性，为当下的治国理政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而从当今世界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实践来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遵循资本主导的制度逻辑，无法摆脱物的依赖性并实现自由个性，无法克服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因而在面对突发的社会公共事件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西方国家第一时间不是致力于问题的解决，而是将其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多党制带来的不同政党相互推卸责任、效率低下的严重弊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植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华悠久的文明史，吸收了古今中外国家治理的宝贵经验，在达成社会共识、整合社会思想、凝聚社会力量中彰显出巨大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在制度理念上，始终秉持价值立场的人民性，这是凝聚实现民族复兴精神力量的逻辑前提。一种社会制度要发挥出凝聚民心的作用，首先必须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同，进而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充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制度实践中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广泛认同。在制度设计上，始终彰显国家治理的科学性，这是凝聚实现民族复兴精神力量的关键。随着我们党对制度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和其他方面的具体制度构成的整个制度体系越来越完善，覆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及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体现了这一制度的科学性、先进性和优越性。在制度的落实上，始终具有操作层面的可行性，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从应然走向实然。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任何一种制度如果难以执行就只是一纸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发展，能够在实践中高效配置各方资源，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彰显出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进而有效凝聚起全体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文化滋养，为民族复兴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创造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孕育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发展史中，深刻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精神价值追求，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和为人处世之道。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抵御列强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近代以来，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孕育了宝贵的革命精神和文化传统，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我们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激励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向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激发全国各族人民文化创造活力的重要源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重要文化根基。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因此，必须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建设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发展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方针，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兴盛；要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党的百年革命斗争史淬炼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孕育了革命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要在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的过程中增强敢于斗争、迎难而上、勇毅前行的信心和勇气；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更有力地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坚持守正创新、开放包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只有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才能切实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要把中国人民个体、群体乃至中华民族整体的实现民族复兴的原初精神力量激发出来，让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源源不断地持续迸发，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得以不断增强，都需要正确引导、有效激励和大力宣传，构建起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动力机制，促进不同动力机制的协同高效运行。
引导动力机制是指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生成出发，把不同主体的精神价值追求和物质利益需求引导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际行动上来，进而激发出主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原初精神力量。
利益和需求反映了个体行动的目的和动机。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为此，利益需求驱动就成为激发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原初精神力量的重要机制，只有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把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动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际行动，才能激发出中国人民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精神力量。一方面，要紧扣人们的需求所在，明确如何引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的需求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生活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启示我们，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需求，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同时还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价值追求，扎实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需求和精神价值追求转化为实现民族复兴的积极性和行动力。另一方面，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复兴伟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明确谁来引导。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探求救国良方，各种主义、团体不断登上历史舞台，但都没能取得成功。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民族复兴的原初精神力量被不断激发出来。同时，党通过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领导力量，更是重要精神支柱，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内在支撑，更是发挥这种精神力量的方向主导。历史充分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无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科学把握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文化需求，实现中国人民个体需求同中华民族整体价值追求的同频共振，才能不断激发出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原初精神力量。
激励动力机制是指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调动出发，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和追求，激励不同主体主动、自觉地投身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宏阔实践中，进而激发出主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潜在深层精神力量。
理想和追求是实践主体对未来发展孜孜不倦的向往，体现了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一个人只有拥有了远大理想和目标追求，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发展；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拥有了远大理想和目标追求，才能明确前进的方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这一理想和追求指引着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前进方向，激励着中国人民自觉投身于民族复兴的火热实践中，源源不断地激发出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潜在深层精神力量。一方面，要依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有计划、分阶段地制定不同时期的目标任务，通过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来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增强信心，进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回顾历史，党领导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浴血奋战，为民族复兴创造了社会条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辛探索，为民族复兴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懈奋斗，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充满新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朝着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随着一个个阶段性目标任务的实现，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信心和决心越发坚定，实现民族复兴的深层精神力量被充分调动起来。另一方面，要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当前，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丢掉远大理想。共产主义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真理性与客观必然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激励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永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激发出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潜在深层精神力量。
宣传动力机制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供给出发，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教育不同主体，形成为民族复兴而团结奋斗的强大舆论氛围，进而激发主体持续不断地产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宣传具有激励、鼓舞、引导等重要功能，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高度重视宣传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正是基于对个体的强大影响力，宣传成为了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重要动力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要通过持续不断的正能量宣传，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激发出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一方面，要在舆论宣传中切实增进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理性认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让全国人民知道党和政府为人民做了什么、还要做什么”,要通过宣传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党取得的辉煌成就，了解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不懈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奋斗目标；要通过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能”在哪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在哪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哪里，从而坚定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信心，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另一方面，要在宣传中形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强大舆论氛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宣传思想工作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通过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中国人民的幸福梦交相辉映，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埋下实现民族复兴的种子，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感召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投身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源源不断地激发出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作者简介：王永友，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魏明勇，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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