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和灵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核心支撑。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其在认知—解释、价值—信仰、目标—策略三个层面的科学性和客观真理性奠定了党和人民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无疑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其独创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们提供了穿透历史迷雾、解释现实困境、预见未来趋向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创建和阐发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试图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和学说很多，但这些理论和学说要么从虚幻的神意出发、要么从抽象的人性出发，终归会因脱离人类社会的现实基础而在“幻象、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在物的枷锁下日渐委靡消沉”,无法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开历史之先河，打破了以往纯粹在思想领域中探讨人类历史演进的唯心主义窠臼，建构了“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的全新认识方式，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方式。马克思运用这一全新的认识方式审视人类社会演进历程，发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交互作用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并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揭开了人类历史演进的神秘面纱。正是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人民的信服，为人们认同和确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打下了基础。
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创建和阐发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陆续步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开启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纪元。马克思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人类发展历程中的革命性作用，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与此同时，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缘何能够创造如此巨大生产力的秘密，即“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这种以榨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实现的资本积累会导致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最终结局将是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基于此，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性论断。这一科学论断坚定了党和人民群众接续努力、矢志奋斗的信心与勇气，为党和人民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体系，必然蕴含着特定的价值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十分关切人类社会发展，其从创立之初就将理论立足点置于人民群众身上，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
其一，明晰了人的首要前提定位。关于人类历史前提问题的思考与解答是揭示人类历史奥秘的重要线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种“有生命的个人”并非“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抽象的个人，而是“现实的个人”即“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个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人类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遵从以“现实的个人”为原点的基本规定。
其二，确立了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在马克思之前，以往的哲学家关于人类历史的考察往往“置现实的人于不顾”。马克思将关于人类历史的考察落脚到最基础的人，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充当着“剧作者”和“剧中人”的双重角色，是创造历史和推动社会发展的绝对“主角”。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承继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历史主体地位的认识，将人民视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展现出了对人民的深切关注与尊重。
其三，锚定了人类解放的终极旨归。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意识形态“替谁说话”是决定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初，就内蕴着为人类求解放的价值追求，其根本目标在于“寻求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不仅关注终极意义层面的“人的解放”,同时也指明了现实生活中亟需获得解放的正是那些处于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广大人民群众。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以往虚假的意识形态相比，能够获得更为坚实的道义支撑，从而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占据全人类的道义制高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遵循实践性原则，在占据真理和道义制高点的同时，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图景，指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实践路向。
一方面，描绘了共产主义理想图景。马克思主义深入考察整个人类发展史，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描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为人类勾勒了共产主义美好未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明了共产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是“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赋予人的异化理论以唯物史观意义，认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实现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将共产主义的特征概括为“消灭私有制”。概括来讲，在共产主义条件下，联合起来的个人实现了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实现了自主活动同物质生活的一致，实现了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理想追求，具备引领民众勠力同心、矢志不渝追求共产主义的内在条件。
另一方面，指明了共产主义的实践路向。马克思主义并非“书斋中的理论”,它是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实践斗争中孕育生成的，其创立本身就是为了服务于广大被剥削、被压迫人民改变历史命运的需要。马克思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的鲜明表达。共产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其生成于实践，运用于实践，同时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共产主义的实践本性，指明了在实践中化共产主义理想为现实的根本途径。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注重自身的实践性转化，要求自身的孕育与滋长以实践为导向，并长期处于实践过程之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力量根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无法脱离特定的历史文化土壤，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础之上的“摩天大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文化“母体”资源，是党和人民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文化根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本”和“源”,是中华民族的身份标识，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有力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党和人民之所以能够树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经由5000多年历史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谓“居功至伟”。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这突出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重要价值。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较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言，是作为一种先在的力量存在于中国人心中，其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精华，是涵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源泉。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扎根中国实际，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智慧和价值理念，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铸就了厚实的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革命文化孕育和成长于革命岁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曲折艰辛的探索实践中形成的璀璨文化景观，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崭新文化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具有基础性价值。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可以说，革命文化坚守理想信念、洋溢革命激情，其蕴含的顽强斗争、艰苦创业、团结奋斗等精神元素是激励党和人民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的宝贵精神养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重要源头。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相似性，二者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均以共产主义为理想追求，革命文化的兴起能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增添新的支撑。具体来讲，一是革命文化具有鲜明的红色特征。大力弘扬革命文化能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注入红色基因，构筑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红色底本”,从而为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灌注新的活力。二是革命文化具有突出的斗争品格。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时无刻不在遭受各类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与侵蚀，坚持和弘扬革命文化，能够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各类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斗争意志，为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扫除阻力。三是革命文化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革命文化从诞生之初就是为了适应革命需要，动员人民群众投身革命而生成的。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致力于确保革命文化始终处于“保鲜”状态，主动运用革命文化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为理想信念而团结奋进、开拓进取，为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汇聚了强大的人民力量。
文化具有积极先进和落后腐朽之分，积极先进的文化推动社会进步，落后腐朽的文化阻碍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汲取革命文化精髓，代表了社会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题中之义，亦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指导思想和理想目标、价值取向和时代方向、教化功能和实践路径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同时启动、同步发展的，它们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可以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形成过程就是党和国家占领和巩固意识形态阵地、不断充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过程。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整合多元文化，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也捍卫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巩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文化基石。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事实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领导人民在思想理论、物质技术、制度建设、精神文化等方面取得了瞩目成就，充分证实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为党和人民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提供了现实凭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早在党的筹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就反复比较各种主义和思潮，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局部执政经验基础上，坚定地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指导思想，并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一规律性认识，在奋斗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一次结合”的基础上，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第二次结合”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的伟大历史任务，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可以说，新中国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史。其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的蓬勃发展不断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赋予新的内涵，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获得了长足发展，凝聚起了党和人民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广泛共识和强大动力。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体系，其没有自身独立发展的历史，伴随社会存在的变化而潜然地发生变革。这决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生成无法脱离现实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指明了物质技术、经济基础的繁荣兴盛是推动思想文化繁荣兴盛的决定性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理，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也不可能建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壮举、实现了全面消除绝对贫困问题的千年夙愿、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上述系列成就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效性的最好诠释，是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重要佐证。如今，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中国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新中国70多年来的物质技术成就离不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保驾护航，而雄厚的经济基础、强大的国家实力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状态转化为可感知的“社会存在”,极大地补足了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之“钙”。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成就的取得具有深层的制度动因。1956年，随着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确立，这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和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恢复和整顿原有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说服力和话语权提供了强力制度支持。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这一重要论述强调了社会主义制度相较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党和人民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提供了充分理由。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底，我国“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为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奠定了坚实基础”。制度体系的日益成熟、日益定型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精神文明的重要作用，开创了中国特色精神文明建设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汇聚了诸多正能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方针，推动中国文化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繁荣发展营造了良好文化氛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中央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先后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主题教育、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战略目标、开展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活动等，上述系列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价值魅力，促进了人们的观念更新和素质提升，加强和巩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置于治国理政的高度，一方面注重推动已有精神文明成果融入民众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积极创建新的精神文明成果，如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全人类共同价值等理念均是新时代的原创性精神成果，这些精神文明成果的创建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强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既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赋予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厚重的精神底色、更深邃的精神内涵、更磅礴的精神滋养。
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实践中积累的意识形态建设经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内在底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意识形态立党、以意识形态看家”,推动意识形态建设经历了奠基与起步、探索与挫折、创新与发展、臻善与提升的光辉历程，概括提炼了丰富的意识形态建设经验。这些意识形态建设经验在助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蓬勃发展的同时，积蓄形成了丰富的意识形态自信因子，为党和人民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注入了强劲动力。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稳步推进、有序发力。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将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事业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充分发挥了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把脉定向作用。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强调：“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体现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针对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一方面以“破”为前提，坚决批判和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等旧社会意识形态残余，另一方面以“立”为目的，组织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印刷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而在全社会建构起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确保了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主动加强和改进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引领意识形态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引擎”和思想保障。新时代以来，我们党“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推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综上所述，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繁荣发展的成功密码，是党和人民树立和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的先决条件。
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突出特性和显著优势，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赢得广大人民群众信任、支持和拥护的核心秘诀。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换言之，“利益规定性为意识形态天然之禀赋”,真实的利益享受和利益满足是提升人们意识形态自信的根本之道。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深谙共识凝聚离不开利益维护的道理，始终代表人民利益、积极回应人民诉求，着力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虚”同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之“实”的有效对接，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将人民置于心中最高位置，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坚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实践中开创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鲜明表达了党从群众利益出发，依靠群众，并为群众的利益着想的价值理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扎根人民群众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致力于“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为此，我们党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从而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主张同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相结合，彰显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民立言”“为民分忧”的价值旨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视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引领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事业遵循人民至上原则，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正是在这样的利益维护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向心力得到显著增强。
制度管根本、保长远。制度作为组织内部成员共同遵守的刚性约束，与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具体来说，社会制度的建构是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理论先导和价值根基，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无法做到自然保质保鲜，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尘褪色，久不滋养就会干涸枯萎，需要通过制度构建来确保意识形态建设行稳致远、基业长青。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制度化探索，注重以制度形式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将“宣传”同“工人组织”“工人学校”“对现有政党的态度”等内容共同列出并提出明确要求，以《决议》的形式指明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制度化倾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纳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快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制度化建设的步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拨乱反正，摆正意识形态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定位，明确提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动意识形态制度化建设逐渐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思维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坚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为根本制度，积极构筑包括“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度、问责与监督制度、学习制度、规范制度”在内的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意识形态领域制度体系，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制度化进程迈入了新阶段。在百余年的制度化探索和制度化建设中，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插牢了制度之“翼”,构建起了以根本制度为统领，以专项法律法规为支撑，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坚实制度根基。
意识形态的创新发展犹如意识形态的坚硬外壳，故步自封的意识形态会因丧失创新外壳而暴露柔软内核，最后只能落入任人宰割的境地。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把握意识形态建设新趋势、构建意识形态建设新格局、探索意识形态建设新路径，不断开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物变化”的新境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要求，引领全党形成了“第一个结合”的意识形态建设原创性思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做出了“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论断，要求开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原创性贡献，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结合”式创新发展的基调，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服务于改革开放的发展大局，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命题，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幅提升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影响力和国际传播力。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创新始终是贯穿我国百余年意识形态建设史的一根红线，是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的奥秘所在。
意识形态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乎人民精神富足、关乎社会共识凝聚、关乎国家意志统一的基础性要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积极运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国家事业发展、指导人民生活实践，取得了思想理论不断丰富、物质技术日益厚实、制度建设臻于定型、精神文明愈发繁荣的伟大成就。历史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是党和人民对内形塑“自我”与对外区别“他我”强大现实性力量。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政治动荡、政权更迭的危局。值此关键时期，我们更需要厘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优越性的内在依据，确保我们在意识形态层面自信的有理有据，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堡垒，注入意识形态自信力量。
作者简介：梁大伟，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倬，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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