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蒂·迪恩(1962—),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美国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在其学术生涯中，迪恩教授提出了诸多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如“交往资本主义”“新封建主义”等。她的主要著述包括《资本的坟墓：新封建主义与新阶级斗争》(The Grave of Capital:Neofeudalism and the New Class Struggle)、《民主与其他新自由主义幻想：交往资本主义与左翼政治》(Democracy and Other Neoliberal Fantasies: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Left Politics)、《博客理论：驱力回路中的反馈与捕获》(Blog Theory:Feedback and Capture in the Circuits of Drive)、《共产主义的地平线》(The Communist Horizon)、《同志：关于政治归属的论文》(Comrade:An Essay on Political Belonging)等。
一、交往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及新态势
○(王寅、常雨桐，下同)乔蒂·迪恩教授您好!“交往资本主义”这个术语由您在21世纪初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作为当今的一种全球性现象，交往资本主义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其内在运行机制和价值意涵是什么?
●(乔蒂·迪恩，下同)“交往资本主义”是民主理想与资本逻辑相互融合的产物。理解这一概念的一个关键切入点就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所设想的理想交往状态，其核心在于包容性、理性讨论、互惠性以及保障每个人都能自由发言的权利。互联网作为实现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关键工具之一，正是这种交往理想在当代的重要载体。它也成为当今资本主义运作的核心模式之一，因为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无处不在的传播网络试图将全球人口纳入其体系。这种包容性至关重要，如同接入现代传播网络一样不可或缺。传播网络的设计目标，一方面在于让越来越多的个体和公司能够接入市场并提升竞争力，另一方面则旨在提升参与度，从而在形式上促进民主。于是，民主进程与资本主义实践的这种结合，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失去了被质疑的理由。因此，如果我们试图理解当前这个交往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阶段，就会发现，恰恰是那些表面上完全相同的民主程序和实践，正在被资本主义所吸纳和形塑，形成实质上的资本集聚和资本垄断，民主就成为被资本裹挟的工具。
○您将交往资本主义视为民主理想与资本逻辑相互融合的产物和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与以往的资本主义模式相比较，数智社会的交往资本主义有哪些突出特点?您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您的交往资本主义理论存在什么样的关联?
●就像我上面所说的，交往并非一种新事物，它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基础上。当今的交往资本主义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它存在于数字化、智能化的现代交往网络循环回路中；另一方面，它指向一种将公共领域和政治参与彻底吸纳进资本主义循环的经济—政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大量的、无休止的交往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新形式，但这种交往是空洞的、被捕获的，它非但没有促进民主，反而削弱和替代了有效的政治行动。这个问题涉及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免于支配、无限制且非强制的交往理念。他认为，这种公共讨论和规范验证是实现社会理性治理的必要条件。民主辩论的交往理性本应奠定公共生活的规范基础。在我2002年出版的《宣传的秘密：技术文化如何利用民主》(Publicity’s Secret:How Technoculture Capitalizes on Democracy)(距今已有20余年，但我认为，它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批判仍具前瞻性)一书中，我提出哈贝马斯所阐述的并非理性社会的标准，而是一种“技术文化”的意识形态，亦即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由个性化数字通信大规模应用构筑而成的、无所不在的社交媒体形态。我们拥有持续的沟通、持续的批判，但这并未导向更自由、更平等、更理性的社会。恰恰相反，它催生了一批科技亿万富翁，助长了极右翼势力的抬头。在无休止的质疑、批评与挑衅中，我们看到的是信任的瓦解、普遍的孤立与孤独感的蔓延。直白地说，为什么有人会认为，让每个人随时随地都能畅所欲言，就是理性论证有效性主张或民主治理的公式?因此，我对交往资本主义的理解，是从物质层面解读哈贝马斯，即审视使其理念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具象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技术条件。在数字技术中，交往与资本主义相互融合，却彼此损害。
更具体地说，交往资本主义指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其中那些被标榜为民主核心价值的理念(如开放接入、包容、讨论与参与),通过全球电信网络的扩张、强化与互联互通得以物质化实现。然而，这并未带来财富与影响力的更公平分配，也未促进生活方式与自由实践的多样性。视觉盛宴的洪流反而持续削弱着全球大多数民众的政治机会与行动效能。
二、数智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再封建化”
○您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动态是什么?西方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重点体现在哪些方面?
●最新趋势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科技巨头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正全力投入人工智能的霸权争夺中。这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导致经济停滞和崩溃的结果。资本冀望人工智能重振经济、推动经济增长并巩固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各大科技巨头纷纷入局，为政府承诺的巨额投资兴奋不已。然而，他们的目标只是私人利润和美国全球霸权，我对这场人工智能热潮保持深度怀疑。数百万个工作岗位将被淘汰(每周甚至每天均有报告警示高危行业)。教育领域将彻底被颠覆，教育工作者已对学生阅读、写作以及总结、解读等认知能力下降深表担忧。人工智能对环境的影响也是极为巨大的，造成了对水电资源的海量消耗。而特朗普政府已确保未来十年内不会对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任何约束。整个进程正以无政府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式推进，这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
我们应将此置于住房危机(不仅在美国，全球许多地区都面临可负担住房短缺和无家可归者激增的问题)、气候灾难(特朗普政府系统性地拆解了所有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反而通过向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公司提供巨额税收减免来助推化石燃料的扩张)以及公共基础设施整体衰退(在纽约和费城等大城市，地铁系统已严重老化，同样，我们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也面临人员不足、设备陈旧且可靠性日益下降的问题)的背景下。讽刺的是，我们从未听闻人工智能被用于解决这些紧迫问题——根源仍在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与帝国主义本质。
○当前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势与您在《博客理论：驱力回路中的反馈和捕获》一书中所强调的“注意力经济”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是否有导向“新封建主义”的倾向?
●当时我并未直接使用“新封建主义”这一概念，但在分析中已经隐含这一理论的雏形。一方面，交往资本主义揭示了对传播的榨取性利用。数字媒介攫取创造力、批判精神与社会性，将其转化为资本积累的资源与手段。此过程加剧了财富集中与不平等，催生了“科技领主(tech-lords)”的崛起和新封建式服务的扩张。另一方面，《博客理论》聚焦于传播变革在主体层面的深层冲击。我借鉴了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理论，特别是关于驱力理论和“象征效率的衰落”。前者旨在解析社交媒体中无休止的反思性与循环交流，以及它们对用户的裹挟机制。例如，争议议题永无终结点或解决方案。取而代之的是，由万千个体主动生成并传播的普遍性质疑、猜忌与怀疑，不断侵蚀信任与常识。谎言与真相传播得一样快，甚至更快；完全不可比拟的议题与事件被等量齐观，在同一空间中交替传播——时尚与种族灭绝、体育与饥荒，都是如此。“象征效率的衰落”正是网络化交往驱动形式所带来的。这一术语指代词语或符号丧失其先前的明确性与可辨识度。举例来说：我的学生日渐丧失辨别讽刺的能力；他们很难从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反而坚持认为没有人应该替他人发言，且词语对不同人意味着不同含义。概括化的认知活动受到质疑、但这些都是复杂社会中必要的技能和习惯。造成的后果是一种“部落化”现象——人们依靠亚文化和身份认同相互依附，以求在特定圈层中获得某种程度的承认，即总有其他人能理解自身。这便指向了新封建化所体现的碎片化。因此，人工智能与博客理论中的驱力循环回路有内在的一致性和规律性。
○数智化社会形塑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是否有走向“新封建主义”的端倪?
●我将“新封建主义”理论化为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种趋势，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所催生的一种形态。资本主义的增长率正在日益降低。随着经济日益依赖于租金、服务和金融，资本积累正逐渐脱离实际生产。服务型经济通常具有停滞倾向(正如大量文献所论证的那样),而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恰恰都以服务业为主，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由于在生产过程中无法再创造过去那样的利润和增长率，其结果便是“由政治驱动的财富向上再分配”——这个术语我引自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资产持有者，即统治阶级，越来越多地利用国家机器来直接为自己牟利。显而易见的例子包括美国的特朗普和马斯克，以及印度的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和莫迪。
更广泛地说，我的分析聚焦于四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国家、阶级关系、空间性与主体性。国家层面，我们看到碎片化加剧，主权被宗主权取代。阶级层面，科技巨头和庞大的服务者阶层取代了传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空间层面，其特征是腹地化或边缘化，城市被废弃荒地所包围，生活其中的居民被忽视、遗弃。主体性层面，则弥漫着一种普遍性的焦虑与偏执，一种挥之不去的灾难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再阐释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进行了新解读，即《共产党宣言的新解读》(The Communist Manifesto:With a New Introduction)。您为何决定撰写这样一篇新的解读文章?
● 与其说这是一种新的解读，不如说它是将《共产党宣言》引介给新一代英语读者的努力。我的目标在于证明《共产党宣言》与时俱进的实用性，证明它在今天甚至可能比在19世纪更为重要。从资本流通的强度、阶级斗争、革命到政党的领导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一切在当下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我所做的，只是将他们的分析置于交往资本主义的语境中，以阐明这一点。
○您对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观点有着怎样的认知和理解?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自认为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因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要求我们应该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继续向前发展。自19世纪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否动摇了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否改变了我们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理想的认知?我认为这并未改变“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对我而言，这一原则始终是共产主义社会承诺的核心：我们每个人都尽己所能参与建设和维系让所有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或许当下气候变化的现实促使我们更多地将这种发展置于生态平衡的背景下——尽管马克思本人早已关注工业化对土地的影响。
如果我们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运动，那么就必须关注自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如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都广泛动员了农民阶层、在产业工人阶级最强大的国家革命却未能取得成功、俄国革命成功了但苏联却最终崩溃解体……所有这些——以及更多——因素都必然影响我们对革命性变革以及建设共产主义所需条件的理解。我对分析与服务行业相关的工作特别感兴趣。例如，在美国，教师和护士在劳工斗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们有力地论证了其工作条件与全民福祉直接相关。
归根结底，我认为共产主义需要通过公有制和计划来消灭阶级社会，并且它无法在单一国家中独自实现，因为所有国家都相互关联，一个地方的发展会影响其他地方的发展。这正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
○您在《同志：关于政治归属的论文》一书中所描述的“同志”理论，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有哪些启示和意义?
● “同志”(comrade)这一术语承担着三重功能：它既是一种称谓形式，亦是一种期许载体，同时还是身处同一政治斗争阵营者的归属象征。这个术语至关重要、不可或缺，因为它使我们得以辨识同志关系的特殊性。这种关系迥异于朋友、亲属、邻里或公民之间的关系。当我们以“同志”相称时，意在凸显彼此的工作与行动承载着共同的政治目的。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传统中，此目的即为建设共产主义事业。维护和培养同志关系对于一切致力于建设共产主义的努力而言都至关重要。
○您在《同志：关于政治归属的论文》一书中所强调的“构建平等互助、团结友爱的同志关系”,对于推动实现共产主义有哪些指导作用?
●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探讨了实现共产主义所需的人与社会的变革。他指出：“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1)同志关系是培养这种习惯的途径之一。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立足于竞争与利己主义。家庭和朋友关系则囿于私人领域且具有局限性。如果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仅限于这些形式，就永远无法发展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当我们在日常实践和互动中受到感召而相互提供团结和支持时，我们便为共产主义创造了社会条件，而共产主义亦由此成为自由的形式。
○通过您在中国的游历与观察，您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哪里?
●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上，以及对共产主义作为最终奋斗目标的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如此庞大社会的能力是无可比拟的。它能够确立发展目标和标准，其执政效能远超美国(尤其在当下美国社会陷入极端分裂、不满情绪极度高涨的背景下)。依我的理解，中国对于市场激励与竞争机制的运用，深度嵌入以集体福祉为终极目标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框架。在此框架内允许个体的发展和富裕，这并非基于西方意义上的“首要权利”概念或单纯的善意表达，而是作为一种旨在推动社会整体进步的政策工具。作为一名美国访客，令我尤为震撼的是中国展现出的前瞻视野与建设未来的姿态。相比之下，美国的领导层仍然停滞于过去。
○在您的理解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模式相比，有哪些共同点和不同点?
●我必须坦承，我的专业领域并非现代化理论，因此我的回答将较为抽象且基于直觉，源于我个人在美国的经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具有无政府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特质。就前者而言，它是在缺乏规划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个体逐利的竞争所驱动，完全不顾及生命、社区和生态环境。帝国主义因素令人联想到列宁所描述的“世界领土划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依赖于殖民和征服，与系统性遏制他国发展密不可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这一点体现在服务于美英利益的全球金融秩序的构建上，体现在美国无休止的战争和军事扩张上。与此对照，中国的道路截然不同。中国对市场机制的运用是在有计划的框架内进行的，中国的发展也不是建立在殖民扩张的基础上。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12期）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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